為簡體字一辨
廖康
自從一九五六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第一批簡化的515個漢字和54個偏旁部首以來，大陸的中國人使用這些簡化字在認讀學字、書寫印刷、普及教育等方麵節約了無數時間和油墨。大多數中文學者和廣大群眾以及外國學生都認為簡化這些漢字和偏旁是漢字改革的重大進步，既簡化了漢字，又不會造成誤解。大家都非常喜歡使用這些簡體字。半個多世紀的實踐證明，賦予這些簡體字正體字的法定地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然而，隨著電子計算機文字處理軟件的普及和大量應用，“寫”繁體字與“寫”簡體字幾乎同樣簡易，同樣省事了。隔幾年便會有人對簡體字提出政治性和貌似學術性的批評，還有一些譏諷簡體字的順口溜在網上流行。中國的政協委員潘慶林甚至建議“全國用10年時間，分批廢除簡體漢字，恢複使用繁體字。”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也表示，他一直預言中國大陸所使用的簡化字會恢複為繁體字，這種信心從未動搖。最近，著名詩人流沙河也聲稱“每一個正體字都可以證明自身的存在，而每一個簡體字都無法證明其存在的理由。”他說的正體字是沒有簡化的漢字。對於這些批評，廣大使用中文的人毫無理會，甚至多數寫批評簡體字文章者使用的也是簡體字，而從事文字研究的學者都知道漢字簡化的曆史和其嚴謹的學術過程。因此，所有這些批評本無足道哉。但許多人未必知道那些漢字是怎麽簡化的，未必知道簡化的理由和方法；再加上一些政治性的攻擊所產生的誤導，很多人，尤其是在海外的華人，對簡體字仍有很大誤解。所以，有必要澄清那些政治性攻擊的迷霧，簡述那些字的簡化過程和簡化方式，並具體討論一些受到批評的簡體字。
任何一種文字都有其發展過程。文字不是神造的，也不是某個聖人一手製造的，而是在廣大人民長期使用中逐漸形成的。大多數文字都經曆過從簡到繁，又刪繁就簡的過程，目的是便於使用，易於交流。研究文字的發展本是個學術問題，但一些人出於對共產黨的仇恨，竟然把這樣一個學術問題說成了政治問題，認為簡化漢字是毛澤東和共產黨政府摧毀了中國文字，使中國文化產生了斷層。但所有這些政治攻擊都僅僅是斷言和口號，沒有任何人詳細論證過毛澤東和共產黨政府為什麽在建國之初要故意摧毀中國文化；也沒有人說明他們發出過什麽具體指示，如何摧毀中國優美的文字；更沒有人探討過使用那些簡體字怎麽就會產生文化斷層；甚至沒有人具體討論過使用那些簡體字有什麽不好，可能產生什麽誤會。
那些提出政治性批評者不知道，簡化漢字並不僅僅是在共產黨一家領導下取得的文字改革成就；而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國民黨和各個民主黨派及無黨派知識分子，共同達成的統一認識，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水到渠成的結果。簡體字隻是在共產黨當政之初獲得了法定地位而已。雖然這一成就的確應該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功勞簿上，但是我們應該知道，簡體字早在南北朝就有了，《宋元俗字譜》裏還專門收錄了簡體字。胡適在提倡使用白話文後不久也提出漢字形體需要大改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三年後，錢玄同等人提出了一套含有八種簡化策略的漢字簡化方案。一九二八年，胡懷琛出版了第一部為簡化漢字服務的專著《簡易字說》。一九三一年，徐澤敏的《常用簡字研究》出版；三年後，他又發表了《550俗字表》。同年，杜定友的《簡字標準字表》出版。一九三五年，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采用了錢玄同所編《簡體字譜》中的324個，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雖然半年後，民國政府教育部就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廢止，但這隻是暫時挫折，也是為了更加謹慎，為了讓更多人能夠逐漸接受簡化字。隨後，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阻止了漢字簡化的進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建立，就立即組成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五年後，發展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經過六年多的反複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才決定簡化515個漢字和54個偏旁，經國務院審定並批準宣布為正體字。
那些提出政治性批評者不知道，即使在共產黨中國，簡化漢字也不是從上至下的政治運動，而是從下至上的文字改革。一九四九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複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於當年十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吳玉章為主任，胡愈之為副主任。協會成員由著名中文學者組成，包括：韋愨、丁西林、葉恭綽、王力、朱學範、呂叔湘、邵力子、季羨林、林漢達、胡喬木、馬敘倫、陸誌韋、傅懋勣、葉聖陶、葉籟士、董純才、趙平生、黎錦熙、聶紺弩、魏建功、羅常培。如果因為這些大學者中某些人沒有寫過通俗讀物您對他們不熟悉，在信息時代的今天，您隻需百度一下就可以了解他們的資曆。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這些學者在錢玄同等民國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常用漢字經過近五年的認真研究後，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該草案以“述而不作”的原則編選簡體字。也就是說，所有將要簡化的字都不是創新的寫法，而是古已有之，經審核，所有學者都認為合理而且不會引起誤解的寫法。又經過一年的討論和審定，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才於同年十二月聯合發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
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國國務院另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主任委員董必武，副主任委員郭沫若、馬敘倫、胡喬木，委員包括張奚若、茅盾、許廣平、朱學範、邵力子、張修竹、項南、徐忻、老舍、曾昭掄、鄧拓、傅彬然等。他們審訂上述草案，並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通過後，才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由《人民日報》正式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由此可見，這個方案絕不是倉促出籠，它所簡化的515個漢字和54個偏旁既不是實現某個領袖突發的奇想，也不是搞某個黨派的政績工程，而是經過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學者們近四十年的認真研究才確定下來的。那些僅憑自己的意識形態或僅僅看了兩遍簡體字表，在網上和自己有限的工具書上查了幾個字就發表攻擊和批評的人真應該反躬自省其言論是否太政治了，捫心自問其批評是否太輕率了。
這批簡化字得到大多數學者和使用者的衷心歡迎。胡適身在台灣，非但沒有因為政見不同而反對大陸學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終取得的這一成就，相反，他為之歡呼，因為這批字是依據漢字草書的簡化規律而簡化的，是參考流行數百年的簡體字而推廣的，是在白話文雙音詞取代文言文單音字之後，在避免同音字誤解的基礎上甄別鑒定的。胡適的讚賞代表了大陸以外多數有識之士超越意識形態的學術見解。當然，對簡體字不是沒有不同意見。大陸的反對派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政治打壓更是不公道。但反對者的確是少數，他們的意見無論如何也難以推翻一個事實——簡體字的確有助於普及教育。大陸中國推行簡體字僅十年後，文盲人口比例就遠低於人均國民總產值相同時期的台灣等使用繁體字的地區。反對派對簡體字的實用性和美術性雖然不滿，但他們沒有能夠提出應該停止使用哪些簡體字或簡化偏旁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們常看到的對某些簡體字的譏諷無非是：（親）親不見，（愛）愛無心，（產）產不生，（厰）廠空空，（麵）麵無麥，（運）運無車，（導）導無道，（兒）兒無首，（飛）飛單翼，（雲）雲無雨，（開関）開關無門，（鄉）鄉裏無郎。其實，這種所謂的批評隻有娛樂作用，並無學術意義。否則的話，指責繁體字的人也可以說：姦非三女所為，蝱非二蟲同行，彙與果有何幹？優與憂無關係。更不用說竈裏無火，遠不如灶有表現力，傘真羅嗦，難道要把每根骨架都畫出來才足以表現傘的形狀嗎？還有與那些諷刺反唇相譏的：（親）親不見，常打電話，不見也親。（愛）愛無心，愛本是用腦，與心無關。（產）產不生，機器出產，與生不搭嘎。（厰）廠空空，技術保密，安全生產，廠都有牆，不能敞著。（麵）麵無麥，米也可以磨成麵，不能光考慮北方的飲食習慣。（運）運無車，沒聽說過空運和海運嗎？（導）導無道，這是鼓勵獨立思考，不要盲目崇拜講壇上的大師。（兒）兒無首，人亦無首嘛。（飛）飛單翼，沒翅膀的火箭飛得更高，留一個翅膀意思一下就行了。（雲）雲無雨，雲雨本應分家。（開関）開關無門，現在開關與門有關的遠遠少於與門無關的，比如電燈開關，電器開關……（鄉）鄉裏無郎，男女平等，鄉裏有郎無郎都是鄉。
當然，這類交鋒是鬥嘴而已。但這種回防也說明，對這類攻擊可以輕易拆招並進行反擊。從學術上來說，漢字是由六種方式構成的，即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其中最重要的構詞法是形聲，《說文解字》形聲字占所收漢字9353個字的80%以上，《康熙字典》形聲字占90%，現代常用字中形聲字占85%左右。也就是說，大多數漢字的構成是用偏旁部首表示類別，另外半邊表示發音，與字義毫無關係。比如：仿、芳、防、訪；這些字和方塊沒有意義上的關聯，隻是借用方字的發音而已。又如：湖、糊、蝴、瑚；這些字與胡姓並不相幹，隻是借用胡字的發音。象形、指事、會意的造字法才與字義有關，但用這三種方法造出來的字所占比例很小。如果按上麵諷刺的言外之意來要求漢字字形必須都具有意義，能夠造出來的字就太少了。而且，我們的漢字不應總是停留在小孩子畫畫的水平上。也不應弄得跟猜謎似的。
如果我們對世界文字有點基本了解，就會知道，人類各種文字的構成在很大意義上都是拚音，隻不過拚法不同而已。大多數文字都發展為抽象的字母，如印歐語係的各種文字。而中文則是利用已知字形的發音來與不同的偏旁部首拚出新的漢字，即形聲造字法。比如元素周期表上的漢字大多數都是這樣拚出來的。即使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瑪雅人的神秘文字，得到破譯後，學者們才明白，它們其實主要也是靠拚音來構成不同的字，隻是拚法比較笨拙，非常依賴其基本的象形字而已。所以，人類文字的共同特點是用文字符號來表音，而不是通過字形來表意。漢字的發展方向應該是進一步抽象，而不是走具象的回頭路。
在我們能夠找到一種理想的方法讓漢字完全抽象以前，改進漢字的主要方式就是改進形聲字，多造形聲字，簡化象形字和指事及會意字，並進一步利用轉注和假借。一九五六年的《漢字簡化方案》非常保守，非常謹慎，因而很容易為廣大使用者接受。當然，也有很多學者認為簡化得不多、不夠。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強烈要求進一步大量簡化漢字，以便使之更容易學，更容易用。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文革剛結束後公布的第二批簡化字的下場。由於那些字的改動太大，缺乏使用基礎，容易造成誤解，廣大人民都不喜歡使用，到一九八六年就廢止了。其教訓是，我們應該堅持簡化漢字的原則，即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盡量采用已經流行的簡化字，隻作必要的修改補充。既照顧初識字人的學習方便，也照顧已識字人的使用習慣，這才有利於簡化字的推行。而且不把需要簡化的字一次解決，而是分期進行；每期簡化的字，也不是一次推行，而是分批使用，穩步前進。
廣為人民接受的《漢字簡化方案》正是這樣做的。簡化的字多為古代的異體字，應用年代多則可追溯千年，少則百年。有些是草書的寫法，都是人們見慣的字。至於必要的修改，首先，保留原字的輪廓。如簡“亀”為“龜”、簡“慮”為“慮”。其次，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而省略其它。如簡“聲”為“聲”，簡“醫”為“醫”。第三、改換筆畫較簡的聲符。如簡“擁”為“擁”，簡“戦”為“戰”。第四、另造新的形聲字。如簡“驚”為“驚”，簡“護”為“護”。第五、用同音代替。如用“裏”代“裏”，用“醜”代“醜”。第六、草書楷化。如化“專”為“專”，化“東”為“東”。第七、應用會意。如用“眾”代“衆”、用“從”代“從”。第八、用簡單的記號代替複雜的偏旁。如用“雞”代“雞”，用“歡”代“歡”。第九、采用古代異體字。如用“塵”代“塵”，用“聽”代“聽”。這九種簡化方式有八種是錢玄同最早提出來的，因而簡化字居功最偉者非錢玄同莫屬。
不難想象，最受詰難的簡體字就是“聽”。繁體字“聽”表意清楚，耳之德自然是感受聲音。但“聽”似乎是張冠李戴，明明與耳朵相關，怎麽弄了個口來？殊不知，“聽”是個古字，小篆就是那麽寫的，如段玉裁所注：“笑皃。從口斤聲”，原來是表示笑容。明代的《正字通》說這個字“俗借為聽字省文”。清朝的《說文》也釋其為“聆也”。前麵論說過，文字不是圖畫，不一定要靠字形來表意。既然古人早已用“聽”來代“聽”了，我們何樂而不為？
還有人對“聖”字發出痛心疾首的詰難，認為繁寫的“聖”表明善聞能言者為王稱聖，反映中華民族“內聖外王”的傳統理想和實踐。一旦變聖為聖，就埋葬了中華文明。這種文字改革比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的毀害更甚百倍，雲雲。仿佛全部中華文明僅僅維係於幾個繁寫的方塊字上，仿佛偉大的中華文明仰仗的就是幾個所謂的聰明帝王。這類批評者不知道“聖”是更古老的寫法，有甲骨文的基礎，其異體寫法有十三種之多。小篆就是今天這種寫法，清朝《說文解字》卷十三《土部》也是這樣寫的：“汝潁閒謂致力於地曰聖。”段玉裁注：“致力必以手。故其字從又土會意。”
對“過”字的批評似乎有道理。批評者認為原來的“過”是個完美的形聲字，其偏旁“走之”表意，另一邊的“咼”表音，而且與其它有“咼”相關的字保持一致：蝸、渦、窩、鍋。他們認為把“過”簡化為“過”毫無道理。但這些批評者應該想到，“過”字很常用，簡化後省了很多事。而且這種寫法是有傳承的；隋朝的智永，唐朝的顏真卿和孫過庭、宋朝的黃庭堅和清朝的敬世江都這樣寫過。其它那些含有“咼”的字一是因為用得少，二是因為沒有先例，所以沒有簡化。這表明了《漢字簡化方案》的合理性和謹慎之處。
在所有對簡體字的指責中，唯有對“陸”字的批評有些道理：繁寫的“陸”並不複雜多少，而且“陸”與“擊”沒有關係。何況“坴”能夠表音，保留“陸”的寫法，還能夠與“睦”右邊的字形保持一致。這個批評的錯誤之處是“陸”的右邊其實是“土”和“山”，表示高而平的大地。書法家顏真卿和敬世江都這樣寫過“陸”字。但簡化的目的是為了省事和易認，僅僅簡化了兩筆，似乎沒有太大必要。順便提一句，繁體“撃”字簡化為“擊”省略了許多筆畫。這是基於隸書的寫法，馬王堆帛書就是這樣寫的，顏真卿和敬世江也這樣寫過。“擊”這個寫法雖然有傳承，但“陸”的右邊不作“擊”解。
批評簡體字者如果肯下點功夫，查查那些簡體字的來源和發展過程，就可以看到，每一個字的簡化都是有根有據的，都是經過中國的頂尖學者們認真研究，仔細討論，慎重審查後才決定采用的。我讀到的所有對簡體字的批評都相當幼稚，都經不起檢驗。原因很簡單，批評者與錢玄同等進行漢字簡化工作的學者們相比，水平差得太遠。而且他們連最基本的研究都沒有做，有時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包括我敬仰的流沙河，他是一位很好的詩人，但他不是學者，對文字的發展變化不了解。他竟然以為文字是死東西，古人怎麽用，今人就該怎麽用，必須永遠保持字與詞的原始意義和純潔性。隨便翻翻字典，就可以知道這種僵硬陳腐的觀點多麽謬誤。詩人應該最善於創造性地運用語言，竟然會持有這種觀點，實在令人不解。至於另外一些連繁體字都不大認識，還偏愛使用並經常誤用繁體字的人，他們對簡體字的批評就不值一駁了。
簡體字易學易寫等諸多好處有目共睹。自從一九五六年公布《漢字簡化方案》以來，不僅大陸中國人受益無限，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也仿效中國，簡化了他們使用的漢字。現在台灣和香港等地也紛紛跟進，越來越多的人在使用簡體字。大陸中國早已出版了主要古代經典著作的簡體字版本，隨著電子文庫的日益充實，越來越多的古籍也有了簡體字版本。所謂文化斷層之說，不是危言聳聽，就是杞人憂天。搞美術，習書法者仍可以盡情使用繁體字，就像他們可以盡情使用更為簡練的草書一樣。而廣大人民交流思想，學習知識用簡體字有百利而無一害。我們拋棄了“龍”字，並沒有讓我們失去“龍”所代表的任何文化意蘊。近六十年應用簡體字的經曆堪用劉禹錫的兩句古詩總結：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2013年10月20日
以下小把戲其實就是鬥嘴，不說明任何問題：
“漢字簡化後，親親不見，愛愛無心，產產不生，厰廠空空，麵麵無麥，運運無車，導導無道，兒兒無首，飛飛單翼，有雲雲無雨，開関開關無門，鄉鄉裏無郎。
可巧的是：魔仍是魔，鬼還是鬼，偷還是偷，騙還是騙，貪還是貪，毒還是毒，
黑還是黑，賭還是賭，賊仍是賊！＂
“漢字簡化後，黨內無黑，團中有才，國含寶玉，愛因友存，美還是美，善還是善，雖醜無鬼，隻不過台無吉，灣無言!
窮不躬，權不佳，鞏不革。車不行田，堅不稱臣。無鹿亦能麗，無巫亦能靈，無水亦能滅，無火亦能勞，無曲亦能禮，無手亦能擊。辦事左右不辛苦，墾荒何必靠豺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