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錢鍾書，似乎有類於1949年前上海灘上為人稱道的手藝大師，諸如培樂蒙的裁縫，老正興的廚師，王家沙的糕餅師傅。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描寫一位鞋匠的小說《品質》，也許可以看作是對這類師傅的品味。倘若說，芸芸眾生當中，也同樣有聖人存在，那麽當首推這類默默無聞的匠者。隻是比起《品質》中描述的那種天然無飾的樸實，從錢氏著述的字裏行間，人們會時不時地讀到一股方鴻漸式的自鳴得意。因此，將一位廚師或者裁縫稱作巨匠，或許不無誇張。但將這樣的名稱安放到錢鍾書頭上，卻又有媚俗之嫌。正如手藝的精湛，起初源自謀生的需要。學問也經常會陷入謀生的境地。而且，學者比工匠更容易產生我執。高爾斯華綏筆下的鞋匠，做鞋做到了全然忘我的境地。從錢氏之於《管錐編》的不斷增補上，也能看出其精益求精的專注。但是否專注到了不著我相，不同的讀者，恐怕會見仁見智。
讀完《管錐編》的人們，大抵上都會感覺到，像是爬了一座由無數個字詞堆積而成的學問大山。此山並不險峻，卻碩大而連綿。爬過此山，才知道古人天圓地方的幻覺，是怎麽產生的。爬過此山，才領教了什麽叫做管錐。大汗淋漓，氣喘籲籲之際，你可以聽見方鴻漸按耐不住的竊笑。管錐兩字，不可僅作自謙訓解。這就好比練家子比武，說聲請指教，那可是要讓你吃點苦頭的意思。讀《管錐編》跟穿培樂蒙的西裝、吃王家沙的糕餅，絕對不是一回事。隻不過，倘若有人讀《管錐編》讀到了像著錦衣進美食一般的享受，那就可能輪到方鴻漸吃不消了。管錐真的變成管錐，絕對不是《管錐編》作者的本意。但作者的《談藝錄》卻是真正的談藝，不具備超凡出俗的審美觀照。這樣的談藝，北京方言稱作，侃大山。
比起錢氏大山，同時代的法國人德裏達似乎更加靈動。隻消杜撰出一個名詞，Difference，便敷衍出一整套後現代學說。人們盡可以對德裏達的機會主義不以為然，但人家畢竟也算是一種思想，並且還在世紀之交的美國校園裏，風靡一時。這可能就是思想和學問的區別所在。思想是創造性的，本質上乃是自由的實現。學問乃是憑借記憶累積的功德，在中國，又通常成為逃避自由的生存方式。有清一代的乾嘉學派，是清廷文字獄的產物。與此相應，毛底下，便有了錢鍾書的管錐。這樣的管錐，早在錢鍾書昔日的《談藝錄》裏，已經初現端倪。談論唐宋以降的詩文，錢氏會下意識地回避駱賓王討武檄文一類的激揚，又同樣下意識地略過王勃《滕王閣序》那樣的華章。王勃的才華，令錢氏難以望其項背。尤其是那蓬蓬勃勃的青春氣息和浪漫激情，在世事洞明的錢鍾書身上，天然無緣。駱賓王則火氣太大，不符合圓融謹慎的處世原則。如此的怒氣衝衝，放在毛時代，遠不啻坐在牢房裏聽蟬鳴，弄不好會招致殺身之禍。毛沒有武則天那樣的幽默，致使林昭最後成為烈士。
從某種意義上說，毛對錢鍾書的學問，乃是一種成全。錢氏自持聰明才學，博聞強記，倘若沒有外在的壓力，久而久之，很可能會流於輕浮。然而，外在的高壓，致使錢氏不得不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管錐編》作為一座學問之山，其重量可能就是如此獲得的。沒有經曆過毛時代的人們，盡可以忽略其間的重荷。但讀《管錐編》一點都不聯想毛，那麽閱讀本身就會顯得浮光掠影。再反過來說，也不能據此穿鑿附會錢氏在著述中暗藏了多少孤憤，就像有人從陳寅恪的詩詞中讀出對毛的厭惡。錢氏的《管錐編》其實是寫得很快樂的，可以說，全然忘情其中。這是一種雙重的逃避，既是生存意義上的苟活，也是存在意義上的逍遁。錢氏籍此修築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小心翼翼地自得其樂。
但也不能據此苛責錢鍾書不過是中國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邊。大凡讀過錢氏著述者，體味盡可不同，花邊一詞，卻是無從說起的。要求錢鍾書像林昭那樣成為烈士，就好比責令周作人鑽到青紗帳裏打遊擊抗日一樣荒唐。就算錢鍾書不是國寶級的人物，也得尊重其選擇生存的權利。尤其是人權鬥士，更應該具備尊重他人之人權的意識。存在，是一種自由。生存，也具有權利意義上的自由。當年逃到大後方的郭沫若，指責準備在即將淪陷的北平苦住的周作人，譴詞造句，腔調口氣，既油滑又輕佻。那樣的辱沒他人，恰好為郭氏自己後來在毛跟前的點頭哈腰作了反諷意味極強的鋪墊。自由的真正涵義，包含著對他人權利的尊重。喪失對他人的尊重，意味著自己其實並不真的很自由。
相比之下，仔細研讀過錢氏著述的胡河清，出語謙卑，彬彬有禮。同樣出自書香門弟，胡河清之於錢鍾書的處境，心有戚戚焉。以胡河清的學術根底，論說錢氏著述，並不捉襟。胡河清的謙卑在於，向錢氏一執晚輩之禮。這樣的謙卑並不意味著回避錢氏的長短，而是以恭敬他人，以持自重。無奈這貌似少年老成的胡河清，骨子裏卻是達吉婭娜式的貴族少女。既清高，又單純。尤其是他將《舊約》耶和華式的希伯萊精神、《莫比迪克》中的哈阿船長、德國古典哲學中的浪漫激情，比附到錢鍾書身上時，即便錢鍾書本人不啞然失笑，旁觀者也會忍俊不禁。好在錢鍾書畢竟不是歐根.奧涅金那樣的花花公子，在讀過胡河清論文之後的回執中，笑吟吟地回了一個“迫寇入巢”的微詞。此語回應於胡河清引用楊絳回憶，提及錢氏少年時代以及有關無錫籍貫的評說。胡河清好心好意地以少年錢鍾書的癡頑，對比於“刁無錫”一說的刁滑;結果，讓人家一句“迫寇入巢”，弄得仿佛是在隔靴掻癢。
評說山巒般的錢氏著述，分寸的把握，至關重要。因為這片山巒說堅固，可謂固若金湯;說脆弱，又如同精致的玻璃器皿。不小心砸碎了，顯得很沒教養。反之，貿貿然碰了壁，隻能說自取其辱。也正是這樣的特征，把許多從毛時代一路混跡過來的學人雅士，嚇得不輕。經過一個知識空前荒蕪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裏始終錦衣夜行的錢鍾書，一下子成為眾望所歸的泰鬥，絕非什麽爆得大名，而是理所應當。隻是聯想到這樣的泰鬥，曾經躬身為那個長沙師範生寫的勞什子作注編選，實在唏噓。毋庸置疑，這不是躬耕南陽式的瀟灑，而是不得不上前俯就的低聲下氣。然而，人們盡可以哀其不幸，卻不必非要怒其不爭。陳寅恪能夠壁立千仞，乃是以最終玉石俱焚為代價。錢鍾書沒有被逼入焚書坑儒的火坑，無論僅就他人個、還是就整個民族文化而言，都是一件幸事。
當斯賓格勒把文化比作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時，他無意中道出了兩種文化標本。一種是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存在標本，一種是被物化了的文明標本。斯賓格勒以此成功地提示了文化的文明化過程，他不知道的隻是，文化景觀在中國曆史上，還有一種被學問化的標本。
將文化變成一種學問，從而使思想按照學問的規範自我泯滅，這可能是中國文化特有的曆史方式。這種學問化的方式，在讓學問家自得其樂的同時，讓思想家成為異類。一部中國文化史，既是把思想做成學問的曆史，也是讓學問淹沒思想的曆史。在一個以孔子式的家禽倫理和韓非子開創的流氓哲學為特征的文化封閉時空裏，人們隻能互相攀比學問做到什麽份上，難以展示思想如何銳利。因為把文化做成學問，是被允許的快樂。而把學問變成思想，卻不得不承擔巨大的風險。於是，世故代替智慧，在知識人(過去叫做士大夫)當中，成為心照不宣的共識。任何對世故的不屑，都會同時成為對學問的冒犯。當年，嵇康不過是很不世故地得罪了一個當紅的權勢者，結果卻以冒犯學問的罪名給殺害。
並不想對錢鍾書本人以及錢鍾書的學問有什麽褒貶，不過是想籍此指出，選擇做學問乃是一種無奈，不是一種值得標榜的榮耀。在學問中的錢鍾書，其思想的自由程度是相當有限的。就以文學評論為例，同樣的評論家，美國的哈羅德·布魯姆，在其論著中顯然有著遠非錢氏可比的自由度。僅以智力相比，錢氏並不遜於布氏。區別在於，錢氏沒有思想和自由，所以隻好學問了。而布氏沒有自由思想的禁忌，因此無論在文化的景深度上，還是在審美的透視力上，都顯得揮灑自如。
語言由於其撒謊本性(參見拙著《給大師定位》有關語言學章節)，經常把思想變成學問，一如把活魚做成魚幹。學問的可疑在於，沒有了思想的鮮活。假如孔子孟子還可算是有思想的人，那麽到了朱子程子，那些思想全部被做成了道德魚幹。就錢鍾書本人而言，顯然是個聰明而有活力的學人。至於後來的做成一個學問家，並非全然是自己的選擇。相比之下，李漁的《閑情偶寄》，卻是樂於為之。倘若錢鍾書的榜樣不可質疑，那麽李漁式的快樂，卻會讓當今的中國知識人羨慕不已。知識，財富，女人，應有盡有。雖然人人皆知，《閑情偶寄》與《紅樓夢》不可同日而語，但又有多少人會像曹雪芹那樣默默無聞地辛勤筆耕?
錢氏說不出陳寅恪坦然道出的那個不字。這除了錢氏的氣度不及陳氏，還有在學識上的小家子氣。錢氏著述，旁證博引，卻很少道出一眼透底的見識。不說別的例子，僅舉陳氏有關“東晉王導功業”一文，便是錢氏再博學也無以企及的。這是有思想的學者，和僅止於學問的學者之間的區別。這與”老派學人的自重“，並沒有什麽關係。真要說自重，得了莊子真諦的施蟄存先生，倒是個自重的範例。能夠在一次次政治災難裏，得以自保，那樣的功力，很難以自重加譽之。
其次，錢氏在《圍城》裏的刻薄，是相當放肆的。也可說是汪洋恣肆。相比之下，錢氏做了毛時代的學問家，卻是如履薄冰。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形容，並不為過。與錢氏有近距離接觸的學人，私底下對我講述過一些細節。那些細節，在錢氏的著述中是不會述及的，也許僅存於錢氏的處世和為人之中。因此，讀書與讀人就很難分開了。
記得施蟄存先生說過錢氏的《圍城》刻薄。與此相應，胡河清曾在論述錢氏時，特意指出錢氏的無錫籍貫。錢氏讀了之後，特意給胡河清寫了回信，說胡“迫寇入巢”。彼此雖然都是點到為止，但其間的過招，卻也是一目了然的。錢氏的回應，在於胡指出籍貫的潛台詞：所謂刁無錫，惡常州，蘇空頭那三句俗話中的刁無錫也。胡河清私底下對我點破過這個意思。施先生說的刻薄，胡河清暗示的那個刁字，多多少少是切中錢氏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煉達之錢氏特色的。或許正因如此，錢氏才會那麽認真地給胡河清寫了回信。這就很難形容說，那是自重的錢氏，給不自重的晚輩，表示友好。至於錢氏之刁，施蟄存的回憶也可提供一個佐證。詩人王辛笛請錢氏和施氏吃飯，飯後送給他們一本王氏的詩集。錢、施二位出門之後，錢指著詩集上所印的一隻手，對施說，王辛笛一隻手在寫詩，另一隻手在幹什麽?此話乃暗示王在銀行做事的商人身份。且不說經商在如今已經成為光榮，就算是那個時代，王辛笛一邊經商，一麵寫詩，也總比後來的錢氏一麵做學問，一麵不得不把那個學術頂戴給托得牢牢的，要強一些。由此也可見，錢氏之刁還有另一麵的意思：在那個年代裏，也正是這樣的無錫風格，使其得以在夾縫裏求得了生存之地。
以錢氏在學問上的格局和為人處世的無錫風格，即便其“管錐”一詞，確實是借用了莊子的意思，但也未必具有莊子的豪氣。因為莊子敢於舍棄的，錢氏不敢舍棄。莊子不屑一顧的，錢氏不敢不屑為之。正如錢氏寫不出陳寅恪論述東晉王導那麽透徹、那麽極具洞見力的文章，錢氏也沒有莊子的瀟灑和莊子的氣度。所以，同樣的措辭，在不同的人筆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如此論說，並非將錢氏貶得一錢不值。錢氏在學問上還是很“值錢”的。這裏想要指出的隻是，就學識而言，僅有學問是不夠的。知識有時可以成為力量，有時也會成為累贅，假如沒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作底的話。至於讀書，也不能讀到字麵為止。且不說文字後麵的潛台詞是如何的豐富，即使是文字無以抵達的不言之意，也是不能不關注到的。再說，錢氏成為學術偶像，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有個知識貧瘠的年代作前提。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學問越來越變成了生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存在的需求。所謂的自重，也就隻能是各自保重了。
其實，人類迄今為止的知識，有百分之五十是作廢的(由此證明了人類是在錯誤中獲得所謂的進步的)。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有爭議的，隻有大概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價值的。中國人的悲哀在於，幾千年來，總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廢知識裏打轉。而百分之四十的爭議性知識，又是不許探討的。至於百分之十的有價值知識，則是從來不去理會的。由此，也可以想見陳寅恪和錢鍾書的區別，他們分別存在於哪個百分比裏。學人的自重當然是需要的，但問題在於，重心在哪裏。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