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飛（1103年至1142年），是南宋抗金名將。相州湯陰（今屬河南）人，字鵬舉，出身農家。從二十歲起，曾先後四次從軍，戰功赫赫。紹興十一年（1141年）被誣下獄，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孝宗時，追諡“武穆”；寧宗時，追封鄂王。盡管嶽飛一生短暫，但他與佛教之情緣卻很深長。今就史料之見，作一嶽飛信佛之敘述。
明佚名《嶽飛》。(網絡圖片）
據嶽珂所編《金佗粹編?家集》卷一○《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雲：
餘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複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嶽飛題。
這篇題記共八十一個字，抒發了嶽飛“殄醜虜，複三關，迎二聖”的抗金抱負和“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的愛國宗旨。這篇討金檄文是在當時國破家亡，金兀術大軍攻到江南的情況下題就的，充分表現了嶽飛對抗金正義事業的必勝信念和昂揚奮發的愛國熱忱。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這篇討金題記是題刻在宜興金沙禪寺的僧壁上，“得勒金石”。同時，題記中又明確寫道：“陪僧僚，謁金仙”，換句話說，是嶽飛在軍務繁忙中抽出時間去佛寺禮佛的，眾所周知，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壬子下詔令曰：“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事見《宋史》卷《徽宗紀》。所以，嶽飛在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陪僧僚，謁金仙”，去對佛的禮拜。其抗金抱負感情的抒發顯然與佛教緊緊聯係在一起。
不久，即紹興元年，嶽飛又在祁門東鬆寺作題記一篇，流露出他對遠離塵世、清淨寡欲的山林古剎懷有深厚的感情，亦即對佛教的崇尚之心。據《金佗粹編》卷一九《家集》雲：
餘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裏，過祈門西約一舍東，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鬆”。遂邀後軍王團練並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淩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甍，勝景瀟灑，實為可愛。所限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複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
這篇《東鬆寺題記》，作者以優美的筆調描繪了該寺院周邊蔥鬱成蔭的自然景觀，流露了作者向往自然的心情，同時又明確希望“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複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解甲歸田，隱居於此，聽禪賦閑的心願。這說明了佛教思想在嶽飛的腦海中已經深深紮下了根。盡管在他率部前往江西上饒的行軍途中，他仍然渴望參拜僧寺，禮佛敬佛。
嶽飛與江南名剎、江州廬山東林禪寺高僧慧海來往密切、切磋佛理，從思想上進一步加深對佛教的認識。據《宋會要?道釋》一之七雲：
（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神武後軍統製、充江南西路舒蘄州製置使嶽飛言：“臣駐軍江州，請到禪師惠（慧）海住持江州廬山東林禪寺，本僧禪學精通，戒行孤潔，欲望特與一佛心禪師師號。”從之。
嶽飛與東林禪寺高僧慧海的關係看來並非一般，否則他斷不會向高宗趙構提出賜於慧海“佛心禪師”之師號。這是嶽飛對慧海禪師的敬崇，也是對佛的敬崇。
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紹興六年四月乙巳＞條雲：
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嶽飛丁母憂，已擇日降製起複。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嶽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先是，飛母慶國太夫人姚氏卒於軍，飛不俟報，乃解官而去。上聞之，詔飛起複，遣東頭供奉官鄧琮持告撫諭，賜銀帛千匹兩，令官屬將佐、本路監司、本州島守臣日下敦請治事。翌日降製，已而琮見飛於廬山寺，飛欲以衰服謝恩。琮不報。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顯然，從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在江州時，嶽飛不但與東林禪寺住持慧海關係密切，而且他還十分留戀那裏的佛寺。營葬嶽母姚氏時，嶽飛即住在東林寺裏，高宗下詔起複，並遣臣官鄧琮前來傳詔，“琮見飛於廬山寺”，其寺很可能是東林寺。
又據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八〈紹興七年八月五日〉條雲：
嶽飛赴行在。初，嶽飛解兵往江州廬山，持餘服也。累召敦促不肯起，朝延劄下宣撫司參議官李若虛、統製王貴同去敦請飛依舊管製，如違，若虛等並行軍法。若虛等既至廬山東林寺，見飛，道朝廷之意敦請，飛堅執不肯去。若虛曰：“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堅執不從，朝廷豈不疑宣撫；且宣撫乃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撫，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宣撫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宣撫，宣撫心豈不愧？”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
可見，紹興七年因淮西軍易帥事件，嶽飛十分氣憤地向高宗辭職離開軍隊後，其隱居之地在佛寺廬山東林禪寺，所以高宗命李若虛、王貴等“至廬山東林寺，見飛，道朝廷之意敦請。”
紹興十年（1140年），嶽飛率嶽家軍離開江州後，他還特地賦詩寄贈東林禪寺住持、高僧慧海。據《金佗粹編》卷一九＜寄浮圖慧海＞雲：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誌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鬆遊。
叮嚀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這是嶽飛孫嶽珂所編《金佗粹編》所列嶽飛七篇詩文之一，是研究嶽飛佛學思想的重要資料。從這首詩文內容考察，似乎說明如下幾個問題。首先，“男兒立誌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殺敵報國，仍是嶽飛當時主要的任務。其次，“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鬆遊。”表自己功成隱退、與古寺禪師為伴，在寧靜安詳中安度晚年的心願。再次，“叮嚀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嶽飛囑咐東林寺高僧慧海修繕好禪寺，以待將來自己功成名就後再來此共論佛理。可以說，嶽飛歸隱山林，皈依佛門的思想由來已久。至紹興十年，他離開江州時與佛教的關係已經無法割斷了。
關於嶽飛上述心願，在他向高宗所上的一篇奏文中也可以得到說明。據《金佗續編》卷一《高宗皇帝宸翰摭遺》卷一〈紹興七年〉條雲：
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後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天北顧憂，臣之誌願畢矣。然後乞身還田裏，此臣夙昔所自許者。
如此看來，嶽飛隱退信佛思想早已有之。一旦殺敵報國宏願遭到高宗、權臣的壓製，難以實現時，嶽飛上述思想就表現得較為迫切。
嶽飛信佛並不奇怪。實際上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探討，這乃是儒、佛、道互補人生模式的再現罷了。宋代釋、道盛行，嶽飛不過借此獨善其身、尋求在清淨恬淡的“歸休”中慰籍內心而已。而當時中國的佛禪也是以清淨和諧為其核心的。
北宋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頗多。如歐陽修、蘇軾等。尤其令人不解的是，理學家程頤的高徒，如遊酢、楊時、謝良佐、呂大臨等“程門四先生”，在程頤死後，均“晚年嗜佛，流而為禪。”事見《朱子語類》卷五〈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義〉。即使跟隨程頤二十年而被程頤稱為“我死不失其正”的尹燉，後來也不免轉而學禪。司馬光的門人劉安世、晁說之，晚年都篤信佛教，劉世安甚至認為其師詆佛為非。事見《宋元學案》卷二○〈元城學案〉卷二二〈景迂學案〉。蘇軾在晚年“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事見《蘇東坡集》附王宗稷編《東坡先生年譜》，同時蘇軾還“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事見《宋豔》卷一二〈叢雜〉引〈善誘文〉。即使王安石，在他的晚年，因為政治上遭受挫折，退居江寧，終於皈依佛教，變成了一位虔誠的佛教徒。
北宋這些士大夫與嶽飛相去甚近，他們晚年信仰佛教，對嶽飛不無深刻的影響，所以嶽飛信佛是佛教文化對一位軍事家靈魂的成功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