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有人在街上看到愛穿旗袍的蘇青，也換了人民裝，不禁愕然。
嗬，蘇青穿人民裝，也沒什麽特別吧？當年上海灘頭，時髦女子無數，一夜之間，不都換了灰布藍布，短發齊耳，皮鞋改布鞋。穿起人民裝，蘇青就仿佛在演一出袖珍戲劇，可戲散了，人還是那個人———“儂吃飯了哇”，生活惰性往往能夠拉住理想的腿。
蘇青身上，尤其有一種市民階層婦女的潑辣和變通，她仿佛是張愛玲眼中那生活在蠻荒世界裏的女子，在任何時代都能怡然地活下去。
蘇青初登文壇，就是家庭主婦形象，她不與命運作對，她要謀生，把勁使到點子上，為日子添磚加瓦。因為對生活有熱情，蘇青反倒容易隨波逐流。這種隨波逐流，不是沒立場，沒主見，而是有點隨遇而安的意思———在生命之河順流而下，走到哪兒，她都想著采一把沿岸的吃食，填補體力，準備繼續走下去。
蘇青的政治敏感度顯然沒有張愛玲強，抗戰勝利後，張愛玲因嫁給胡蘭成而為人詬病，張愛玲雖心中不滿，卻虛晃一槍，隻對讀者聲明，並不強辯。蘇青呢？她也在有日偽背景的刊物發文章，又曾在汪偽政府裏做過事，她自然也要被罵。聽聞風聲，蘇青毫不含糊對罵過去，一點不避嫌，在那篇《關於我》的散文裏給出的理由，未免有點詭辯，可蘇青似乎總是相信，她的日常道理在任何時代都是講得通的吧。
汪偽敗退，接著國民黨敗退，一夜之間，紅旗插遍上海，改天換地。可這對於蘇青來說，仿佛沒分別，日子總還要過，她沒有像張愛玲一樣出國，倉倉惶惶的，她不是沒機會，她本可以去香港，據說她前夫的弟弟也曾邀請她去美國，可她都拒絕了，所謂家累太重，還是因為對未來的生活沒有完全喪失信心。
解放後，她依舊過著自己的日子，保持著原有的性情。1949年底，蘇青在九三學社吳藻溪的介紹下，加入“婦女生產促進會”，她的目的很簡單，依舊為了養家糊口，她仿佛一株帶著降落傘的蒲公英，落到哪，就能在哪存活似的。
蘇青的堅忍，不是堅貞不屈，大的理想於她仿佛是不相幹的，她的“理想”，都有點急迫，是眼前生活生發出來的一點兩點必需。在新社會，蘇青依舊興頭充足，香港的《上海日報》可以發文章，她便當即寫兩篇過去，也不問環境允許不允許。
1951年，蘇青參加了上海文化居舉辦的戲曲編導學習班，就此走上編劇道路，《賣油郎》、《屈原》都是極其賣座的作品。1955年胡風事件中，蘇青因一封她寫給賈植芳的信而獲罪，過了一年鐵窗生活，再出來時，人事全非，親友都疏遠了她，蘇青的生活熱情，仿佛是遭遇了瓢潑大雨，從頭到腳，漸漸冷了下來，雖然她仍努力工作，編寫了《雷鋒》、《王傑》、《詩人李白》等戲，可終究因為對於生活的脫離，而沒有顯示出強大的感染力。
文革十年，蘇青在世俗裏扮演的，不過是個小角色，她的受難，在那個時代，亦沒有特殊性。年華老去，健康走低，工資一度停發，蘇青已經完全變成一個沒有任何追求的老太太，看晚期蘇青的照片———還是一身人民裝，短發朝後梳，僅及頸項，兩手交疊著，臉上有種淡淡的謙卑的笑，這哪裏還是寫《結婚十年》的那個蘇青。
褪去繁華與鋒芒，蘇青已筋疲力盡。那個大談月事懷孕養孩子離婚的蘇青，仿佛天幕間突現的一彎虹彩，耀眼一瞬，又漸漸隱沒在白熾的男性天空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