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參觀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的魯迅故居，是在夏天。
不大的四合院，種有丁香。北麵是兩進的臥室，臨門一間偏房大概八平米左右，沿窗擺著張桌子，靠西牆設著張床，桌子上擺著一個介紹性質的小紙片，上書：魯迅母親和朱安的臥房。從1924年5月搬進小院，直到去世，朱安不曾離開過這裏。
看過朱安的照片，知道她並不美麗。眼睛低低地望著，重重的單眼皮，有一種舊式媳婦的恭順。高額頭，扁鼻子，厚嘴唇，穿一件深色元寶領的舊式棉襖，那豎起的領子把臉龐遮蓋了大半，人躲在衣服後麵似的，更顯得逼仄尖薄。
小腳、沒讀過書的朱安是舊中國的產物。留洋歸來的魯迅，從一開始，便是帶著種抗拒式的負麵情緒與她相對。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麵大旗，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觀點，魯迅何嚐不知，可他畢竟是從舊時代的淤泥塘裏走出，進而邁上新時代坦途的。舊時代的種種牽絆，仿佛是腿腳上的泥，哪能輕易甩掉。母親的“禮物”不能不收，孝敬母親是應該的，更何況，母親也需要人陪，那就先收下來吧。
魯迅對朱安的不接納，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意思，是不可改變的刻板印象。朱安是“舊”了一點，可這“舊”，在現在看來，恰恰是標準家庭主婦的絕好質量。溫良恭儉的朱安，最起碼比胡適的那個欲操刀砍人的太太，要溫婉得多。
遺憾的是，曆史不曾給她證明自己的機會，作為一個女人，朱安留給我們的印象是：太過扁平，沒什麽生氣，雖然“苦菜花”著實令人同情，可終究不是做人生伴侶的好對象。
於是乎，在新舊曆史風雲轉變的夾縫裏，朱安們隻能是時代進步的犧牲品。她那三寸的小腳，顛顫著，邁過了舊時代的門坎，站在了新時代的土地上，可接下來往哪裏走，她不知道。她所能做的，隻能是原地踏步。
新女性風風火火上學去了，戀愛去了，革命去了，舊女性卻沒有朝前走的技能。洗衣做飯打掃衛生，這自小學會的一套，不能成為她們成長的依憑，反倒成為一種累贅和某種不為新一輩男性認同的口實，毫無競爭力可言。
女學生過身，“不學無術”的舊式婦女那套“無為而治”，再不能解決如何生活這個大問題，朱安們不能不迷惘了，寧願轉身回到舊時代。
1906年夏天，魯迅從日本返歸紹興，奉母親之命，與比自己大三歲的同鄉朱安結婚。土語有雲，女大三，抱金磚，言下之意，男人和比自己年紀大的女人結婚，會得到更好的照顧，是享福的美事。
可魯迅明顯對這塊“金磚”不滿意。婚後四天，他便毅然東渡日本，朱安則頂著一個名不副實的媳婦頭銜，伺候娘娘（紹興話，即婆婆，指魯迅的母親魯瑞），獨守空房，一等十三年。
十三這個年數很有趣。江冬秀等胡適回安徽老家結婚，足等了十三個春秋，終於守得雲開月明；而朱安則是在婚後，枯等了魯迅十三載，可終究沒換回魯迅的心。
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薛平貴衣錦還鄉，還她一個美滿家庭。胡適給了江冬秀一個較美滿的家庭，魯迅為什麽給不了朱安？在這裏，不是說胡適近於人情，魯迅心腸太硬，我反倒覺得朱安的等待無功，恰恰是因為魯迅太是個性情中人（胡適很理性，善於調和矛盾）：愛，便是愛，不愛，便是不愛，魯迅的感情世界，是清冽的。
1919年冬天，朱安在魯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門八道灣居住。在八道灣，周氏一家團圓的歲月裏，或許是因為朱安沒有讀過什麽書，或許是因為大先生魯迅的“冷落”讓朱安在這個家庭有點自卑，又或許是由於朱安天生就有種與世無爭性格，總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這個長嫂，沒有順理成章地當上家。家庭的財政大權，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婦——羽太信子手裏。
真替朱安不值！幻想著她當了家，手握財政大權，像王熙鳳般撒豆成兵把整個大家庭調配得服服帖帖，那各路人馬，恐怕就會對她另眼相看了吧。
事與願違。
在舊時代，婚姻問題，最容易成就一個女人，也最能讓一個女人抬不起頭。羽太信子是不把朱安放在眼裏的吧。她們妯娌之間，朱安多數時候持失語狀態，羽太則全然掌握了話語權。不然，當家的弟媳婦亂花錢，坐小汽車進進出出，揮霍無度，身為長嫂的朱安，怎麽就不能站出來幫大先生幫娘娘批評她兩句？按常理，這個家還輪不到二房媳婦囂張。可朱安沒這機會，或者說，她沒準備好，也沒法抓住機會。
就這麽三年就過去了。三年後，因為某種至今不能確定的原因（羽太信子起了大作用），周氏兄弟失和。
1923年8月2日，魯迅帶著朱安，搬去磚塔胡同俞氏三姐妹處借住。介於擔心流離失所的考慮，搬走之前，魯迅曾詢問過朱安，是願意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如果她願意回去，他會按月給她寄錢。朱安婉轉地拒絕了，她想和魯迅一起搬出去，照顧他的日常生活。
1924年5月，朱安和娘娘一起，搬進了位於阜成門內的這間小四合院。這一年，朱安四十六歲。這個如今隻有一顆丁香點綴的四合院，就是朱安後半生全部的天地。
1926年，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廣州、廈門，掙紮萬分亦轟轟烈烈，同許廣平女士結百年之好，後來便長期居住在上海。這其中，隻有1929年和1932年回過北京兩次。
作為新文化旗手的魯迅，邁出這一步，好不容易，那種喊出“我可以愛”的悲壯，讓人心痛。
在離婚潮洶湧流過，走進新天地的男人們，紛紛拋棄包辦黃臉婆的時代，魯迅沒有離婚，對於朱安，他是放棄但不拋棄。他對朱安或許沒有愛情，可一個“義”字，定還是有的。離婚，朱安何以承受？不離婚，自己又何嚐不痛苦？一方麵要忠誠於良心，一方麵要忠誠於自己的感受，處於道德與愛情之間的魯迅，恐怕也隻能選擇這個折中的辦法。
魯迅沒有離婚，許廣平的胸懷和大度讓人欽佩（即便是在魯迅去世三年後，編纂《魯迅紀念集》時列魯迅年譜，許廣平亦敦促編輯不可不提魯迅與朱女士結婚之事，而寫到自己，她則徑直擬寫道“（民國）十六年，與番禺許廣平女士同居），朱安仍是魯迅名義上的妻子，這件從母親那裏得來的“禮物”，將永遠寄存在母親那裏。魯迅對朱安不算壞，他所能做到的最好，大抵也隻能如此，他和朱安有緣無分，各有各的人生。
那時的朱安，雖然頂著個原配夫人的名分，可已然像是個被供起來的偶人，沒有現實的作用力，朱安的內心，大概如一盆將熄的炭火，隨著時光的流逝，隻剩下一點對生的餘溫之戀。朱安以前覺得自己仿佛是個蝸牛，從牆底一點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現在她沒有辦法了，她沒有力氣了。
周海嬰的出世，未嚐對她不是個震動。她隻能以吃齋念佛遁入空門的心態度日，她的全部生趣，也隻能是在照顧娘娘這件事上。大先生是新式的大先生，娘娘還是舊式的娘娘，有娘娘在，朱安可能還會覺得自己是有點用處的。
在這個略顯陰沉的青灰色四合院裏，兩代舊式婦女相依為命。盛夏時節，丁香樹枝繁葉茂，這裏的天幕，有點像她在水鄉紹興的家。
寂寂流年也有突轉。
1936年，魯迅去世。北京方麵的生活費，大部分是許廣平在負擔。
1943年，魯瑞去世。臨死前，她讓朱安千萬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給她的十五塊錢，算是這麽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個交代。是魯瑞把朱安帶到這個家來的。魯瑞擔心朱安的未來，想在生命的最後幫她安排安排，可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無力的，人走茶涼，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自身難保，哪裏還能顧得上朱安？更何況朱安從心底裏，大概也很抗拒收二弟的錢。大先生走了，如今娘娘也走了，朱安的人生走到這兒，真的是到了戀無可戀的地步，人世間，仿佛也隻剩下糊口這個本能，可供她去操勞。
由於經濟上的困難，朱安忍痛將魯瑞喂養了十幾年的黃黑色大花貓，蒙了雙眼，讓傭媼帶到崇文門外放走了。
抗戰後期，朱安生活困難，有出售魯迅藏書的念頭，唐弢恰與此時北上，便和友人前往勸阻。那時的朱安隻是默默地喝著湯水似的稀粥，吃著幾塊醬蘿卜。
宋紫佩說明了來意，唐弢將上海家屬和友人對藏書的意見補說幾句，朱安聽了一言不發，過一會，卻衝宋紫佩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當真淒涼入骨。她在黑暗裏沉默太久了。
雖然有許廣平的接濟，在心底裏，朱安似乎依舊有著那種“拿人家手軟”的客氣和怯怯，盡量把生活需要降到最低，不給別人造成太大麻煩。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享年70歲。逝世前，她還將兩塊衣料送給許廣平作紀念。她說：“許先生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確是個好人。”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在她的生命裏，幾乎沒有飛揚的時刻。她仿佛是一顆鏽了的圖釘，最初被釘在哪裏，一生就隻能釘在哪裏，無可奈何孤獨老去。
她不過是想做一個孝敬婆婆、恪守三從四德的舊式婦女，她最大的願望，也不外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如若錦上添花的話，得到丈夫一點肯定便更好）。隻可惜，她是帶著一雙小腳被推進新時代的，她無力往前走。
時代的列車，轟轟然朝前駛去，我們站在車上，望著車尾那些漸漸遠去的人影，不經意間，依稀還能望見朱安那哀愁的眼神，在夕陽的餘暉裏，淡淡地閃出一線光，瞬間又暗下去。這眼神裏，囊括了一代舊式婦女的命運寫真。
文/伊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