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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大腕們是如何互相撕破臉的?
1 辛克萊·劉易斯和西奧多·德萊塞
一九七六年二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電影院裏,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一群前來參加研討會的文化名流中發現了多年未曾見麵的好友、同屬“拉美文學爆炸”領軍人物的秘魯作家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馬爾克斯高興地叫了聲“馬裏奧!”,伸出雙臂向老友奔去。麵對迎麵而來的馬爾克斯,略薩矯健地掄起胳膊,讓一記重拳正中對方的麵門,馬爾克斯應聲倒地,鮮血從鼻孔中奔湧而出。
略薩的這一拳結束了兩位著名作家間的友誼,從此兩人反目,三十多年形同陌路。據說,兩人翻臉與女人有關:當年略薩和老婆鬧離婚(後來二人重歸於好),他老婆曾向馬爾克斯尋求安慰,而馬爾克斯給她帶來的安慰據說超出了略薩可以接受的範圍。
文壇是非多——這或許是很多人對這個圈子的共識。當兩位作家結了梁子,其表達方式可能是口誅筆伐,也可能是直接動用武力。美國學者安東尼·亞瑟就寫了這麽一本書,專門論述歐美作家之間的是非,書名叫《反目:百年著名文學論戰,從馬克·吐溫到沃爾夫》。該書共八章,分別講述了八段著名的文壇恩怨,當事人有海明威、納博科夫、卡波特、厄普代克這樣的文學大腕。
辛克萊·劉易斯和西奧多·德萊塞
雖說馬爾克斯和略薩的反目成仇並沒有被收錄其中,但該書記敘的某些場麵在火爆程度上絕不遜色。《反目》第三章寫的是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和西奧多·德萊塞之間的糾葛。劉易斯著有《巴比特》等小說,是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德萊塞則以《嘉莉妹妹》等作品聞名,也是諾貝爾文學獎有力競爭者,但最終不敵劉易斯,與諾獎擦肩而過。
這兩位作家相識於一九〇七年,都做過雜誌編輯,劉易斯在接受諾貝爾獎的演說中還對德萊塞大加稱讚,然而,兩人最終翻臉,起因是德萊塞有抄襲劉易斯妻子的作品之嫌。一九二七年,德萊塞與劉易斯的女友湯普森恰好都在俄采訪,二人有許多共處的時光,“德萊塞對每個他碰到的女人幾乎都設法引誘,所以他色誘劉易斯未來的太太,似乎也不是刻意的惡行”。事後德萊塞和湯普森各寫了一本俄國紀行,德萊塞的書中有部分段落明顯抄襲了湯普森的文字。
劉易斯和德萊塞最終撕破臉皮是在他獲諾獎後的一次晚宴上。當時,劉易斯上台講演,麵對包括德萊塞在內的文化名流,他宣稱自己不屑於在一個剽竊過他老婆三千字的人麵前發表演說。晚宴即將結束時,德萊塞把劉易斯叫到一旁的會客室,要求劉易斯收回剛才的話,要不就再講一遍。誰知劉易斯又說了一遍,德萊塞給了他一巴掌,問他還要不要再說一遍,劉易斯態度堅決,又重複了一遍,德萊塞就又給了劉易斯一記耳光。當拉架的人群趕到時,劉易斯已經癱倒在旁,卻還在對德萊塞破口大罵:“你不但是個騙子,還是個小偷!”
2約翰·厄普代克和湯姆·沃爾夫
約翰·厄普代克和湯姆·沃爾夫
當然,並非所有的作家都崇尚暴力。約翰·厄普代克和湯姆·沃爾夫也是一對文壇冤家,但二人並沒有動過武,他們甚至未曾謀麵。厄普代克是美國小說家,以《兔子四部曲》等小說聞名於世;沃爾夫是美國作家、記者,“新新聞主義”的鼻祖,代表作包括《熾烈的虛榮》等。
早在一九六四年,厄普代克憑小說《馬人》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後,沃爾夫曾撰文諷刺厄普代克領獎時的邋遢模樣:“他拖著一雙穿了十九個月的平底鞋……濃密厚重的頭發簡直是中古世紀的發型……他滿臉通紅,就像是宣統·廉姆斯公司的油漆顏色一樣。”隔年他又嘲諷厄普代克發表在《紐約客》上的小說“充斥著列寧所說的‘中產階級的感傷'”,暗示這位作家並非文學巨人,隻不過是個逐漸成形的小侏儒。一九九八年,沃爾夫出版了小說《完美的人》,該書十分暢銷,但遭到了一些評論家的批評,其中就包括厄普代克,如下評價足以讓沃爾夫氣憤,“這本書的作者……已經快日薄西山”、“這本書充其量隻能拿來娛樂,算不上是文學作品,就算是拿最寬鬆的文學定義來衡量,也算不上”。當時批評這本書的還有作家約翰·歐文和諾曼·梅勒。對來自這三位年紀都不小的作家的批評,沃爾夫的回應是:“為什麽這些‘名氣響亮的老小說家'還要‘給特定的新小說下詛咒'呢?那是因為他們已經老了,累了,他們擔心文學地位即將被人取代。”
3歐內斯特·海明威和格特魯德·斯坦因
歐內斯特·海明威和格特魯德·斯坦因
文學地位的改變往往改變作家之間的關係。《反目》第二章寫的是歐內斯特·海明威和格特魯德·斯坦因之間的友誼和交惡。斯坦因比海明威年長二十多歲,是一位僑居巴黎的美國作家及女性主義者,在當地前衛文藝圈中處於領袖地位,她在家中組織派對,進進出出的都是著名文化人。海明威當時還未出名,“像隻受困的海豹,臉上還有柔順的表情”,經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紹,海明威成了斯坦因的座上客,他們一度交往甚密,在這期間,斯坦因給海明威等作家起了“迷惘的一代”這個著名的綽號。
幾年後,海明威的名氣越來越大,在一本名叫《春潮》的小說裏,他不但諷刺了安德森,還諷刺了斯坦因。斯坦因當時沒有立刻和海明威翻臉,但在幾年後出版的《艾麗斯自傳》一書中對海明威進行了回敬,她指責海明威“受到斯坦因和安德森的塑造成名後,竟然斷然否定安德森以及他所有的作品”、“是個冒牌貨,假裝自己是個現代派,本質上其實是個老牌的傳統分子”,斯坦因甚至嘲諷了海明威“運動家”的形象:“海明威很脆弱,他每次隻要做點運動,身體就有地方要受傷。”對此,海明威“強忍出拳毆打斯坦因的衝動,回罵斯坦因隻不過是個脾氣暴躁的老女同性戀,還說她的更年期讓她變得‘呆頭呆腦'”。雖然這些評語大部分沒有公開發表,但後來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一書中正式回敬了斯坦因。這本記錄巴黎生活的回憶錄中有三章是專門寫斯坦因的,文中暗示“斯坦因非但沒有什麽可以教給他的,她本身就是一個情緒化與懶惰的人,根本無法從海明威身上真正看到他那個時代的真實本質,以及他們對戰爭的反應”,而在題為“一個相當奇妙的結局”的一章中,海明威回憶了他登門拜訪時無意中聽到的斯坦因和她女伴之間的私房話,暗示斯坦因有失尊嚴,於是海明威旋即離去,這段友情也從此告終。
4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和和埃德蒙·威爾遜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和和埃德蒙·威爾遜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和埃德蒙·威爾遜之間的關係也是由最初的互相欣賞轉變為最終的相互指責。二人之中,前者是俄裔美國作家,著有《洛麗塔》、《微暗的火》等小說,後者是美國著名評論家。
納博科夫於一九四〇年從歐洲來到美國後,結識了不少文化人,其中最好的朋友就是威爾遜。威爾遜樂於扶持知名度還不算高的作家,曾經幫助過海明威和司各特·菲茨傑拉德。起初納博科夫和威爾遜的關係相當密切,寫信時用昵稱互相稱呼,“兩人都覺察到彼此卓越的天分,也樂於接受對方的讚揚”。威爾遜希望和納博科夫一起分享他對一些作家的喜愛,但納博科夫一向自視甚高,而且“像海明威一樣,把別的作家都當成競爭對手”。文學見解上的分歧也許是造成二人之間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洛麗塔》一書則成了一個引爆點。該書敘述了一個中年男子與一個未成年少女之間的畸戀故事。對於這本納博科夫流傳最廣的作品,威爾遜的評價卻是“齷齪”。此外,二人對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也有分歧……於是,納博科夫和威爾遜漸行漸遠。此後,納博科夫翻譯了俄國作家普希金的著作《歐根·奧涅金》,並在譯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釋,威爾遜卻不喜歡這部譯作,撰文稱納博科夫的翻譯是“令人失望之作”,而且語氣頗為尖銳:“大家都知道納博科夫怪僻倔強的怪脾氣,他喜歡戲弄讀者,故意驚嚇讀者或者讓讀者覺得苦惱。”納博科夫非常生氣,他展開反擊,稱威爾遜不具備評論俄文的資格。後來他又在其他場合說,其實讓他感到失望的真正原因,是“一位親愛的朋友”竟然“變成了一個愛妒忌的家夥”。威爾遜對納博科夫的態度轉變是否真正出於妒忌還有待研究,但這位評論家說過的一段話倒是頗有意味:
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可以讓書評作家由衷產生一種創作感,那就是鼓勵新作家,並且讓書評家們認識這些仍然默默無名的新作家。要是書評家麵對的是已為人所知的作家,他們必會油然產生一種權力感,想要打壓作家,建立權威……我們目睹了許多作家在他們還無人聞問的時候受到評論家的大力推崇,但後來就被貶抑輕蔑了。
5杜魯門·卡波特和戈爾·維達爾
杜魯門·卡波特和戈爾·維達爾
作家之間的反目也可以帶有喜劇色彩。杜魯門·卡波特和戈爾·維達爾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外表好看、才華橫溢、充滿抱負、善於社交和自我宣傳,他們同樣厭惡法國理論家,不喜歡約翰·巴斯,不喜歡“垮掉的一代”,他們兩人年紀相仿,都是眾所周知的同性戀作家。卡波特因《蒂凡尼的早餐》、《冷血》等作品聞名,維達爾則寫過《華盛頓特區》等小說和劇本,並積極參與政治。
雖然二人有頗多相似之處,但這兩位作家從頭到尾都是冤家對頭,初次在派對上見麵就開始互相揶揄。他們都和肯尼迪家族有些交往,這個共同點反倒加劇了他們的矛盾。卡波特在接受某雜誌采訪時爆料,說維達爾有一次去白宮做客,因為醉酒後胡說八道,被人從白宮扔出門外。維達爾一怒之下將卡波特告上法庭。在法庭上,維達爾還不忘發揮幽默,諷刺卡波特身材矮小。當被問及與卡波特上一次在一場舞會上見麵的情景時,維達爾和法官的對答頗為滑稽:
問:當時有什麽事情發生嗎?
答:我坐在了卡波特的身上。
問:什麽意思?
答:我那天沒戴眼鏡,結果我就坐在他身上了,我以為他是張小矮凳,結果沒想到是卡波特。
問: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時候,他坐在哪裏?
答:他坐在一張更小的矮凳上。
6莉蓮·海爾曼和瑪麗·麥卡錫
莉蓮·海爾曼和瑪麗·麥卡錫
因為“名譽受損”而法庭相見的作家並不僅限於卡波特和維達爾。女劇作家莉蓮·海爾曼也曾將女作家、評論家瑪麗·麥卡錫告上法庭。這場官司因為原告去世最終不了了之,但她在電視節目中對海爾曼的諷刺卻讓人印象深刻:
問:海爾曼有什麽不誠實的地方嗎?
答:她寫的每件事都不誠實。我就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講過,她寫的每個字都在說謊,包括“and”和“the”,都在說謊。
作家之間的反目故事當然不止這些。《反目》一書還詳述了馬克·吐溫與布萊特·哈特、C.P.斯諾與F.R.利維斯之間的矛盾。此外,在未被本書提及的作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馬爾克斯和略薩,像薩曼·拉什迪與約翰·勒卡雷、馬丁·阿米斯與朱利安·巴恩斯之間的交惡也是廣為人知。
在《反目》的前言中,作者亞瑟問道:“好作家會不會是壞人?”有一些評論家堅決地認為很多作家根本不是什麽好人。但人們為什麽樂於窺探作家的缺陷呢?對此亞瑟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真正原因,是我們無法理解為什麽這些人可以栩栩如生地描繪人性缺憾(以及生命的喜悅),但是他們本身並不完美。從負麵角度來說,我們的興趣隻不過是一種‘幸災樂禍',一種以別人的不幸為樂的卑鄙感受。從正麵角度來看,這是對於作家在藝術中克服自身限製的一種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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