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重進學堂
梧州市的教育體係似乎沒有因為“武鬥”而受到破壞，除了受“文革”初期的影響，停了一年的課以外，學校也沒受到太多的幹擾。好在離家隻有不到200米的工廠路小學並沒有因為我是“黑五類”子弟且沒有任何轉學手續而將我拒之門外，還因為我家的收入低於國家規定的生活貧困線而免除了我的學雜費。由於我母親本來就是小學的全能教員（語文和算術都能教），盡管我因停課鬧革命兩年多沒能上學，但是，經過母親的一周時間的惡補，我居然直接插進了四年（級）六班。之所以被安排插進四年六班，是因為那時的老師很少能說普通話，而任四年六班班主任的羅水卿老師則是四年級中普通話說得最好的老師，以便能幫我盡快通過語言關。我的身高，在天津的孩子裏應該是屬於“小號”的，但是在“袖珍”型的梧州的孩子堆裏卻屬於中上身材，因此，我的座位被排在了第四排。與我同桌的是個女生，綽號是“嗎佬（廣西白話，猴子的意思）冰”。之所以叫她“嗎佬”，不光是因為她相貌醜，還因為她似乎智力有缺陷，其大號反倒被人們遺忘了。最初，我有些不習慣，問她叫什麽？她倒是很坦然地告訴我：就叫我“嗎佬冰”吧。我又問她，這不是侮辱她嗎？她更坦然地說：誰讓我這麽笨呢？好歹“嗎佬”比豬還聰明些吧？雖然她有些傻，但不孤立。因為她就像一塊膏藥似的緊緊地跟著另一個女生--陳漫峰。她是班裏的學習委員，普通話說得很好，在“嗎佬冰”的襯托下，她簡直就是個小美人了。雖說我是個插班生，人緣卻很好。首先是羅老師特別器重我，經常讓我朗讀課文以為普通話示範；數學課，隻要是別人解答不了的難題，最後都會由我給出正確答案。平時，同學們有了不會做的作業，我都會不厭其煩的告訴他們，不久，經同學們投票表決，我加入了“紅小兵”，並接替陳漫峰，當了學習委員，她因為能歌會舞，改任了宣傳委員。
雖然生活艱辛，但是我的腳卻一直在長。姑姥姥送給我的膠鞋，到梧州後沒多久就“報銷”了，自那之後的4年多的日子裏，我再也沒有穿過鞋。
雖說我家住在江邊，但是由於附近很少民宅，工廠路小學的學生們上、下學都走工廠路，而且平時我幾乎不在家門口玩，因此，同學們幾乎沒有人將那塊釘在我家門旁的“曆史反革命”的黑牌子與我聯係到一起。可是，一天，一個家住鬆脂廠的幹部子弟不知何故繞道河堤路,看到了我正從家裏出來，淫淫地對我說：原來你是個狗崽子。我當時沒說話，可是當我們走下河堤時，我趁著四旁無人揪住他，施展了我所有的“少林功夫”給了他一頓暴揍（不留外傷）。打完了，我恨恨地對他說，你隻要讓我知道你叫我狗崽子了，我會見你一次就揍你一次而且絕不害怕你找幫手來。或許是被我打服了，沒過幾天，他就轉學了。
與北方人的過年習慣不同，梧州人在過年前並不蒸大量的饅頭等麵食以備正月期間食用，而是預備大量的粽子。而且，粽子的外形也不是北方人包的那種正三角錐形，而是長方形。餡，則以鮮肉、蛋黃為主。二哥很會包粽子，他將糯米浸泡好，鮮肉切成方丁狀，雞蛋煮好後剝除蛋白，隻留下蛋黃，準備工作既告完成。然後，他把粽子葉放在左手上，用右手抓好適量的糯米，再將肉丁及蛋黃塞進糯米中，兩手把粽子葉一合，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個粽子包好了。母親用一個大鍋將二哥包好的粽子蒸熟後放在了一個陶缸裏，正月期間的食物問題就算解決了。
臨江而居，不會遊泳的男孩子很少見。因為我家的左右均有碼頭，岸邊不乏貨船停泊，船民往往是將褲子的仨個口用繩子紮好，往水裏一扔，就權當簡易救生圈了，孩子就趴在這個救生圈上撲騰，漸漸地就學會了遊泳。我學遊泳沒有使用過救生圈。
春天，采魚苗的人將收集魚苗的竹簍每5個一組，並排綁在直徑有約20厘米粗的木竿上，按一定的間隔順江排列，自然形成了一個缺少外邊界的遊泳池。一天，二哥帶我到江邊玩，趁我不注意，把我往江裏一推，不識水性的我，隻有一通亂撲通，抓到什麽算什麽，那些竹簍自然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後來，我發現，隻要閉住氣，手腳不停地劃動，一時半時不會沉底。一來二去，膽子漸漸地大了起來，就扶著大木竿移到杆頭，然後從杆頭往岸邊遊，二哥就在旁邊守著以為保護，就這樣，撲騰的距離逐漸增加，也逐漸地掌握了換氣的竅門，算是會水了。二哥體力很好，10月（春，夏季的西江，水流異常湍急，不能橫渡），他還參加了梧州市為紀念毛主席橫渡長江而舉辦的橫渡西江的活動，他遊完了全程。
家裏的玩具不多，倒是有一副完整的“軍棋”。放學回來，我和二哥常常籍此兩軍對壘。最初，我是“孔夫子搬家---盡是書（輸）”。為了挽回頹勢，我悄悄地在紅棋的司令，軍長的背麵做了識別標記，這樣以來二哥的高級將領們不論躲到哪裏，都無法逃脫我的炸彈攻擊。不過，作弊總要被揭穿，我還因此而受到了父母的訓斥：投機取巧，妄為人生！後來，父親從隔壁木箱廠討來了一些小木塊，修成扁圓柱，做成了一副簡易的象棋，並教授給我們簡明的戰術，成為一家五口除母親之外共同的娛樂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