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及評論: 風雨樣板戲:紅燈記

這期節目想要告訴觀眾的，我的歸納主要是三位當事人阿甲、李少春、和錢浩梁和他們在文革中的遭遇。錢浩梁，也就是文革中的那個文化部副部長大人浩亮。

關於阿甲的介紹，我覺得基本上還是比較公正和客觀的，隻是采訪人葉永烈選擇得叫人有點哭笑不得。葉先生雖是《江青傳》的作者，但據筆者所知，他當時是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的編導，並非劇組知情人。所敘說的東西大多是廣為人知的
東西，又非親身經曆，就這麽幾句話，葉先生卻有點語無倫次，結結巴巴。而這些如果由主持人自己或者由畫外音來敘說，可能效果會更好些。其實葉先生年齡並不是太老，40年生人。

結語的葉先生在文化人裏頭並不孤獨，京劇《紅燈記》的首任導演阿甲先生也有這個毛病。高玉倩老師的采訪裏學的是惟妙惟肖，真實而且感人。

但是，關於李少春及其和錢浩梁之間的關係的節目處理上，我覺得製作人的態度還是停留在文革結束時的老百姓對道聽途說所做的分析和猜測這一層麵上。其實，作為文化媒體行業的鳳凰衛視，理應有比大眾更為豐富的史料資源，可以采訪到一般人無法接近的知情人和家庭成員，至少在對待李少春錢浩梁之間的關係的種種傳說是完全可以澄清並還事實真相的。何況李少春之自李浩天也是該節目的采訪者之一，節目中對李先生的采訪卻未涉及這方麵的話題。

關於錢浩梁頂替李少春成為李玉和扮演者一事，我們不妨先看一下發表在《人民日報》1965年11月19日有記者王金鳳老師采寫的長篇通訊“紅燈照亮了前進的道路——記京劇《紅燈記》的創作過程”中的一段：

“青年演員打破了畏難情緒，敢當京劇革命的闖將。《紅燈記》參加會演以後，由於扮演李玉和（Ａ製）的名演員李少春突然病了，這副重擔就落到青年演員鐵浩梁身上。他原是武生底子，武功好，有一條寬亮的嗓子，扮相也魁武，但唱做基礎差些。而《紅燈記》經過一再修改以後，李玉和的戲愈來愈重，有好幾大段吃力的唱功和繁重的表演。能不能演好李玉和，對於這個青年共產黨員來說，確實是個嚴峻的考驗。”

我懇請大家注意，這是發表在文革前半年多的一篇文章，李少春時任中國京劇院一團團長。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有一段關於杜近芳讓賢的介紹：

“放下名演員的架子，放下主要演員的架子，真正做到服從革命利益的需要，這是一場思想鬥爭。杜近芳也是經過這樣思想鬥爭的。她曾經認為，一個有出息的演員，在藝術上應該獨樹一幟，不能踩著別人的腳步走。因此，她起初不讚成演出的ＡＢ製。現在，她認識到：要通過舞台大量傳播社會主義思想，要培養更多的演員，要在藝術實踐中樹立集體主義思想，演出需要ＡＢ製。她心情愉快地扮演了《紅燈記》中Ｂ製的鐵梅，甘當小學生，認認真真向比她年輕的劉長瑜學習。她對鐵梅的唱腔和表演有一些新的設計，也毫無保留地告訴了劉長瑜，並且讓劉長瑜先去演出。”

我們不能因為工作中正常的人事安排，因當事人劉長瑜和錢浩梁後來的命運不同就采取不同的標準來看待。就這件事情，李少春本人在1966年2月17日，在由中共文化部政治部召開的一個向焦裕祿同誌學習的座談會上也做了以下的發言：

“焦裕祿同誌對待疾病的態度對我也是個教育，我對疾病的精神狀態就不如他那樣樂觀。我的病沒有他的病重，但是想得卻比他多。總之，“我”字在我的頭腦裏還沒有肅清。今後，我決不能讓它在我頭腦裏搞“公私合營”，我要學習焦裕祿那樣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見1966年2月20日《人民日報》）

就是在節目的采訪中，高玉倩也說：“那時候李少春演李玉和，讓他唱，唱不了那麽大段。”連賡金群也說：“因為我們拍這個拍《野豬林》這個影片，那會兒嗓子就不大好。那麽《紅燈記》呢，錢浩梁他有嗓子，一教他就換了他了。”

既然如此，到了這一份上，換人應該是正確的決定，但為什麽賡金群還要說“李少春這個人太聰明了，太聰明了。人一瞧你這個江青有這個意圖，我不讓你扒拉我，我自己讓賢。”？

這是劉長瑜的原話：“江青就說：為什麽不讓錢浩梁演李玉和？我要看錢浩梁演李玉和。好象她還跑到周總理那裏去哭。”

這話就叫人常思量費猜想不由得心潮起伏似長江了：李少春自己都讓賢了，還有誰居然還對著幹，還占了上風，江青隻好到周總理那裏去哭鼻子。如果確有其事的話，我到覺得江青還是很可愛的。所以，我一貫主張全盤否定一定要事實求是，無中生有很可能就是給四人幫塗脂抹粉。再說了，狐狸再狡猾，也鬥不過好獵手；四人幫再猖獗，不是還有毛主席黨中央指引著前進的方向麽。

還有就是關於李少春病危時錢浩梁在病床前的那一幕：“１９７５年９月的一天，錢浩梁驅車悄悄來到了北京積水潭醫院，病床上躺著的是他的老師李少春。因為突發腦溢血，昏迷不醒，錢浩梁知道老師積勞成疾。望著形容枯瘦、彌留之際的李少春，錢浩梁沒有說一句話，在床頭站立了很久，後來就悄悄地離開。”這是主持人許戈輝的原話，不知道她這麽說的依據是什麽？要知道，那時候的李少春已經不是運動初期的那個背糞桶的那個李少春了。如果節目的製作者稍微花點時間，也就幾分鍾的時間吧，到網上查一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訃告，就可以知道那時候的錢浩梁去看望彌留之際的恩師既用不著驅車悄悄，更不必一言不發。

這是發表在１９７５年９月３０日《人民日報》上的新華社的通訊稿，全文如下：

“新華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訊

　 中國共產黨黨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著名京劇演員、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戲曲學校教師李少春同誌，因病於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五十六歲。

　　李少春同誌的追悼會於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文化部負責人浩亮以及李少春同誌的生前友好、親屬參加了追悼會。”

文革中《人民日報》的有關李少春同誌的活動報道，還可以追溯到７４年二十五周年由周恩來總理主持的國慶招待會，李少春作為文藝界的代表出席了了這次盛宴。７５年的五一勞動節，李少春老師還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首都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熱烈歡慶“五一”的聯歡活動，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歡呼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成就，並且，祝賀印度支+那人民的偉大勝利。

所有這些，都是當年的《人民日報》有文字記載的。對待我們的曆史，尤其是敏感曆史時期的真相，特別是要“全盤否定”的曆史時期的真相，我們的曆史學家社會學家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 澄清事實真相，而不是掩蓋事實真相甚至歪曲事實真相。具體到李少春老師身上，就是要否定那個被糞桶受屈辱的曆史，肯定那段當代表赴國宴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