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人妖顛倒
父親走了，災難並沒有離去。母親作為“曆史反革命”的家屬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旗手，被學校的紅衛兵們不斷地批鬥，還屢屢拉去為河北區教育局長陪鬥。她那曾經被女同事們羨慕，嫉妒的自來卷的大波浪長發也被紅衛兵們剃成了陰陽頭。在這種折磨下，母親患上了“神經官能症”，經常“六親不認”或昏死過去，以致我的額頭上至今仍留著一塊她犯病時用火筷子打我時的烙印。盡管備受折磨，母親卻堅決不承認自己是“曆史反革命”的家屬，而是“起義軍官”之妻。自從父親走後，頂著陰陽頭的母親再也沒有去“俊民理發店”洗發，隻能由我來為母親擓（kuǎi）癢癢，而這一擓，一直持續到我出國。
因為我父母平時人緣很好，母親又是十幾年來，桃李遍天下，遠近聞名的“把關老師”，深得眾多學生及其家長們的愛戴。雖然，學校裏的紅衛兵們在批鬥會上盡情地折磨我母親，但，隻要離開批鬥現場，周圍的人們並不歧視她。一天，一個身穿軍裝的人帶著一堆禮物來到了我的家，他是52年的畢業生（那個年代，年紀大的小學生並不新鮮）。畢業前是班長，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直暗戀著那個有著一頭大波浪卷發的漂亮的“小”班主任。畢業後，他參了軍，是上甘嶺戰役僅存不多的原15軍的戰士（不是後來補充上去的）。他告訴我們，當年，他所在的連隊所剩無幾，他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下了陣地（重傷）的。戰爭留給他的除了軍功章之外就是無法治愈美尼爾綜合症。過年時，一聽到放鞭炮的聲音就會發狂（似乎又回到了上甘嶺）。退伍後，結了婚，獨生女與我同歲。母親對他說，自己目前的處境不好，讓他今後不要來，免得惹上是非。他倒是滿不在乎。他說：他是徹頭徹尾的紅五類，又是戰鬥英雄，誰也不敢招惹他。臨走前，他要把身上的零錢留給母親，母親沒有接受。當母親送他走出元福裏胡同口的時候，身後跟了一大堆不明就裏的小孩。
盡管姑姥姥早已退休，但是，文革的風暴並沒有放過這個當年的毛筆商人的遺孀。紅衛兵們無故將姑姥姥趕出了主居室，令其搬進了耳房。哥哥隻好回到了家裏。他雖然已經初中畢業了，但是，學校已經停課了，升學之事也毫無著落，成了一群浮萍中的一分子。或許是承受了父親的遺傳因子，哥哥的象棋和圍棋的水平在元福裏也小有名號。同院的瘸老五更是他的手下敗將。一天，輸不起的瘸老五夥同他的兩個姐夫將外出回家的哥哥擠在院門後爆打了一頓，至使哥哥因腦震蕩而住院。在那個“黑五類的狗崽子”，人人皆可攻而擊之的年代，哥哥無緣無故地挨了打卻上告無門。由於懼怕再次遭到攻擊，哥哥背著母親隨著“大串聯”的洪流南下。當我們知道他的下落時，他已經被人誣陷後送到湖南株洲附近的一個煤礦裏接受“勞動改造”了。
真正是應了那句俗話：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母親一邊要接受無休止的“批鬥”，一邊又要心急火燎地尋找哥哥的下落的時候，弟弟患上了黃疸型肝炎，托兒所怕弟弟的病情傳染給了其他的孩子，要求母親在弟弟病愈前不要送弟弟來托兒所。這樣以來，年僅八歲的我不得不撐起了半個家。早上，送走了媽媽，我就帶著弟弟躲在桌子底下（因為胡同裏的孩子常常通過窗戶往我家裏扔東西），找來沒有被紅衛兵們拿走的小人書及其他書籍，抱著字典一邊查不認識的字，一邊讀給弟弟解悶。就是靠著一年級所學的拚音知識和一本頁數不全的《新華字典》，我閱讀了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以及小說《紅岩》。這種日子一直到二娘用拐杖將那些孩子們趕走之後才獲結束。讓一個八歲的孩子照顧一個四歲且患病的孩子，實在讓人不放心。此時，姑姥姥再次伸出了援手，將弟弟接去了她家。母親擔心弟弟的病況又害怕再給姑姥姥添麻煩，隻好選些天氣惡劣的日子或夜深人靜之時，偷偷地去探視弟弟。
不用上學，不用照顧弟弟，母親白天又不在家，我成了脖子上掛著鑰匙的自由王子。我常常糾集馮六弟，彭聯國等男同學，跑到中山路上，趁著電車在元緯路車站停靠，啟動慢的機會扒在電車的後尾坐順風車。我們隻要不被警察叔叔製止，近處，能坐到“十月電影院”站，遠的，甚至能坐到昆緯路站。因此，“十月電影院”後麵的中山公園裏，常常留下我們遊蕩的足跡。如果能坐到北站站，我們則再往前，過火車北站的隧道，溜達到“北寧公園”。如果遇到成堆的大人進園的機會，我們還可以以“隨行小孩（身高不足1.3米）”的身份混進公園玩一天。或者跑到位於元緯路五馬路口的河北中學的大操場去甩元包（將廢煙盒或彩紙疊成四角狀，就是“元包”。一人將自己的元包放在地上，由另一個人用力去扇，被扇的翻了身既為贏），彈彈球（每人放地上一個直徑約10毫米的各色玻璃球，隨機地畫一條線，用自己的玻璃球將對方的彈擊過線既為贏），拔老根（秋天，收集飄落下來的楊樹葉子。去掉葉片部分，將梗部藏在鞋殼兒裏“燜”以提高韌性，遊戲時，每人手持一根，交叉對拉，斷者為敗），抽陀螺，放風箏；或者到公園去粘蜻蜓，粘雞鳥（即知了）；或者是到犄角旮旯去逮蛐蛐，鬥蛐蛐。日子過得倒也逍遙，一晃，就是一年。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這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此前的一年有餘，因為“文化大革命”，所有學校的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於停頓狀態，處在所謂“停課鬧革命”時期。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然而，我們回到學校並沒有辦法恢複文化課,因為，包括我們的班主任吳老師在內的許多老師仍然戴著“牛鬼蛇神”的帽子，不能登台講課。因此學校實質上成了低年級學生的“托兒所”。隨後而至的在“文攻武衛”旗號下的武鬥，則使學校再次陷入實質上的癱瘓。
馮六弟家的旁邊就是天津第二建築公司。武鬥期間，那些無工可做的建築工人們整天開著卡車，戴著柳條帽，揮舞著大木棒到處去為捍衛毛澤東思想而武裝械鬥。據說，震驚天津城的“3527慘案”也有他們的“功勞”。每逢他們械鬥完畢，我們都會溜進公司院內，搜集散落在院子裏的殘斷木棒，回到胡同裏玩得（dei）木頭遊戲，贏了的，木塊就可以成為自己的戰利品，或用作下次遊戲時的道具，或者補貼家裏稀缺的引火用劈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