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錄片的“錢景”
杜海濱拖著腦袋坐在上島咖啡館,這天采光很好,他麵前的煙灰缸堆滿煙蒂。
“我拍的是紀錄片,不可能有一堆商人圍過來。我就生存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杜海濱告訴《中國周刊》的記者,“我對自己的位置還是很清醒的。”
兩個月前的第66屆威尼斯電影節上,杜海濱執導的有關汶川大地震的紀錄片《1428》獲得地平線單元大獎。榮耀過後,現實重新襲來。
“我拍的是紀錄片,不可能有一堆商人圍過來。我就生存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杜海濱告訴《中國周刊》的記者,“我對自己的位置還是很清醒的。”
兩個月前的第66屆威尼斯電影節上,杜海濱執導的有關汶川大地震的紀錄片《1428》獲得地平線單元大獎。榮耀過後,現實重新襲來。
掌聲稀落
杜海濱的第一部紀錄片是大學三年級時,用家人送他的一台Hi-8攝像機拍攝的。這台簡陋的掌中寶讓尚在電影學院攝影係讀三年級的他找到了說話的方式。他開始記錄生活,漸漸在紀錄片的圈子裏小有名氣。
杜海濱的第一部紀錄片是大學三年級時,用家人送他的一台Hi-8攝像機拍攝的。這台簡陋的掌中寶讓尚在電影學院攝影係讀三年級的他找到了說話的方式。他開始記錄生活,漸漸在紀錄片的圈子裏小有名氣。
但後來他才發現,紀錄片是一條不歸路。走上這條不歸路,也沒了退路。2005年之前,拍紀錄片是自掏腰包,一年一部,沒錢了用拍廣告的錢填補。這條路很快被走絕,“我沒那麽多時間維持客戶關係,精力全放拍紀錄片這兒了。”杜海濱說。
後來朋友介紹他去央視的《體育人間》拍紀錄片。他拍了兩組人物,一組是羽毛球的葛菲、顧俊,一組是擊劍的欒菊傑。拍回來的素材很多,盤算著至少是兩三集的量,但最終被領導壓縮為一集。“我想突破一下體製外的身份,但這件事情挺傷害人的。我還是喜歡自由的表達。”
日子越來越窮,杜海濱一狠心,以兩萬塊錢的低價將作品《鐵路沿線》賣給某音像機構。合同簽好了,膠片也遞給對方,等到該付錢了,對方說,沒錢。過了半年後,這家音像機構還是杳無音訊。杜海濱開始打電話,不接;最後被逼急了,對方理直氣壯地告訴他,親戚生病了,急用錢。
“我當時氣得想打人。”杜海濱說。至今,《鐵路沿線》的版權被杜海濱賣出去四五次,但拿到的錢少得可憐。他再也不想賣片子了,覺得“扯皮,傷神”。
2006年拍攝的紀錄片《石山》是杜海濱的轉機,這部描寫北京近郊外來打工者的紀錄片,先是被法國電視台買下版權,後是在韓國釜山電影節上獲得了基金會的支持。“撞大運吧!”杜海濱形容。
彼時,杜海濱和他的同行們開始熱衷參加各式各樣的國際電影節,因為這些電影節不光放電影、還有很多國外紀錄片買家。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就像揣著小額資金的賭徒,想一夜間找到靠山。除了參加影展,杜海濱常做的事,就是打著車,從城市的這頭跑到另一頭,參加各種紀錄片市場化的研討會。“但說來說去,發現沒意義。”杜海濱有些無奈。
9月19日,北京東南四環競園,攜剛獲得威尼斯電影節大獎的餘溫,《1428》舉辦首次媒體見麵會。發布會開始時,隻有六七家媒體到場。“冷清”是一位參加發布會的北京某周刊記者的形容。
紀錄片的天使
蔣顯斌就這樣“闖進”鄭瓊的辦公室,一如他在2006年闖進了紀錄片世界。
也許,在他內心深處,已反複思量過鄭瓊的自嘲與告誡:“中國紀錄片沒市場,這個行業是混亂的。沒資金,沒平台,我的心已下車。你們也別玩了。”彼時,蔣顯斌成立的CNEX紀錄片基金運行不到兩年,基金會支持的杜海濱作品《1428》還沒有在威尼斯獲獎。
2006年,蔣顯斌與兩位在香港注冊了CNEX
(Chinese Next)影像基金會。與鄭瓊紀錄片代理商的身份不同,CNEX是紀錄片公益基金製作與推廣平台。它每年選出十部華語紀錄片提案,給與8萬-10萬的資助。在拍攝過程中,CNEX擔任製片方,並延請國內外知名導演與學者擔任影片顧問與監製。拍攝完成後,CNEX負責影片的國際影展的參賽與市場發行。
(Chinese Next)影像基金會。與鄭瓊紀錄片代理商的身份不同,CNEX是紀錄片公益基金製作與推廣平台。它每年選出十部華語紀錄片提案,給與8萬-10萬的資助。在拍攝過程中,CNEX擔任製片方,並延請國內外知名導演與學者擔任影片顧問與監製。拍攝完成後,CNEX負責影片的國際影展的參賽與市場發行。
鄭瓊評價CNEX“太燒錢了”。“我們每年花費幾十萬。我的天,你們剛成立第一年,就花費了三四百萬。你做這樣一個基金會,完全是個行為藝術家嘛!”
“
“
她(鄭瓊)覺得所有做紀錄片,都是行為藝術。”蔣顯斌笑著反擊。
如果你了解蔣顯斌前二十年的經曆,會對他投身紀錄片行業感到匪夷所思:美國斯坦福大學畢業,新浪最早的創始人之一;2003年擔任新浪副總裁。2007年從新浪卸下管理職、轉任資深顧問,動向引發坊間側目。
做CNEX第一年最辛苦,最初的問題是跟募捐人解釋紀錄片基金的意義,募捐人多來自商業領域。大家問他:“這算投資嗎?有什麽回報?”蔣顯斌說:這是超越商業回報的社會善舉。商人又會追問,那我們應該把錢捐給窮鄉僻壤。你做的這個算什麽?蔣顯斌隻好說:“慈善也分物質扶貧和精神扶貧。支持紀錄片算精神扶貧。”
第一年。CNEX拉來的40萬美元來自兩岸三地。蔣顯斌感謝募捐人:“就當天使投資。”
蔣顯斌發現說服紀錄片導演也很艱苦。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長期受市場的忽視,導演們對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也疑慮重重。
第一年,杜海濱抱著半信半疑的心態帶著提案《傘》參加了CNEX的選片會,從七十多個提案中脫穎而出後,CNEX立刻往他的賬戶裏打了預算款項的三分之一。杜海濱踏實了,覺得“這裏值得信任”。
再把時光拉回到兩個月前,威尼斯電影節上。當組委會宣布杜海濱的紀錄片《1428》獲得地平線單元最佳紀錄片獎時。蔣顯斌也沒有表現得太過興奮,他頭腦閃出的問題是:“以後市場怎麽開拓?”
頒獎結束後,很多人問他:“你怎麽沒笑容阿?”
蔣回答:“我覺得責任更大了,我希望找到華語紀錄片的市場模式,可以複製的那種。”
也許《1428》可以複製。汶川地震後,杜海兵懷揣著幾萬塊錢,扛著攝影機奔赴汶川。從汶川回來後,他跟蔣顯斌講了構想。蔣顯斌覺得符合基金會2009年的主題。於是立刻拿出基金款項投給《1428》,因為有了頭一年《傘》的合作,彼此的信任促成了這次的重要合作。
同期,CNEX聘請法國剪輯師參與後期,並跟法國代理商談版權,進行“邊拍邊賣邊製作”。這樣的拍攝流程在國外常見,但在國內罕見,按照杜海濱的說法,中國紀錄片經常是“導演一個人從頭到尾踢下來”。
2009年地震一周年,杜海濱想再去汶川拍點片段,可預算已超。蔣顯斌找了在美國矽穀做創投的朋友,引入一萬美金。“《1428》共花了5萬美金,超過預算。所以我要額外找投資。”蔣顯斌說。劇組去威尼斯電影節的來回花銷是香港的三個商業夥伴投資的,否則得獎了也沒法領。
CNEX每年製作的十部紀錄片,蔣顯斌都會做出不同規劃。“它們像我的孩子,有不同的命運。”蔣顯斌說,“我接觸的很多獨立紀錄片導演是用個人的方式拍片,像小作坊。CNEX的出現要提供一個平台,用組織形式串起這個市場,實現自我造血。”
最近CNEX製作的紀錄片《音樂人生》入圍了台灣金馬獎,並在香港百老匯院線放映。CNEX接到院線反饋:在香港街頭,不知道《音樂人生》的人,一定不是香港人。香港著名導演陳果去威尼斯參展時,碰到蔣顯斌時打趣說:“你們是不是製作《音樂人生》的那家公司?我覺得有黑幕。我怎麽可能在網上訂不到票。是你們存心不放票吧?”
最初,《音樂人生》跟百老匯院線談時,對方認定香港沒有紀錄片市場。後來勉強同意在網上發售兩場預售票。結果兩天內300個座位全部賣光。於是,院線把《音樂人生》挪到黃金時段。至今,這部紀錄片在香港放了100場,贏利50萬港幣,是CNEX旗下最賺錢的紀錄片。
對於《1428》在大陸市場的上線,蔣顯斌私下告訴記者,因為《音樂人生》在香港的成功,帶動了CNEX與院線的良性互動。他規劃先把《音樂人生》放到內地院線,再去推《1428》。
“難嗎?我不知道,現在我在一步步走。”蔣顯斌說,“很多人問我,為什麽不去做電影。電影很好了,不缺我那點錢。紀錄片如果有好的市場前景,我也不用做了。正因為感覺到它的市場不明,但對社會重要,所以要做。”
要把公司做死的代理商
“杜海濱獲獎後,以後該怎麽辦呢?”鄭瓊坐在西三環的辦公室裏,這樣問記者。
“杜海濱獲獎後,以後該怎麽辦呢?”鄭瓊坐在西三環的辦公室裏,這樣問記者。
這是一間由住宅改造的辦公室,很簡陋。裏間是鄭瓊的單間,外間打斷成辦公區,三兩個人在電腦前忙碌。
鄭瓊是零頻道廣告公司的老板,經營著中國最大的民營紀錄片代理平台。她的工作是購買國際範圍內好的紀錄片,銷售給國內的電視台,主要盈利點是發行傭金。
接觸過鄭瓊的人,都形容這是一個奇女子。一米五三的個頭,說起話來密密碎碎。采訪當日,她要求記者先看一部她最愛的紀錄片,並聲稱:必須先看了,再進行采訪;談起中國紀錄片,她反問記者:“中國有紀錄片市場嗎?能不談這個偽命題嗎?”
這個四十歲的女人參與創建中國最大的民營傳媒娛樂集團光線公司,卻又在公司方興未艾之際,寫了8頁的辭職信,跑到外地去觀鳥。後來,一位台灣導演把她領進了紀錄片的世界,從此再沒出來。
在國內紀錄片論壇上,鄭瓊上來就說:“中國紀錄片的專業水準跟海外比,差50年到100年。”當時一屋子人臉全黑了。會後,有導演追出來問,“我們怎麽可能差50年?”
“誰說是50年?”鄭瓊回擊,“明明是100年。”
真的有那麽差?
鄭瓊解釋說:“這樣說不是為了打擊誰,是希望真正做內容的人能把視線回到對內容的關注上來,看看我們到底跟人家差多遠。”
每次老外聽到鄭瓊講中國紀錄片的行情,都覺得她是騙子,反問:“你們的紀錄片怎麽一分鍾才值5塊錢?”
“聽起來就兩個字‘屈辱’。”鄭瓊說,“但這就是現狀,我們的主流內容體係裏,好的紀錄片並沒有被得到很好的對待。”
零頻道是做內容推廣的純商業機構,做紀錄片代理已六年,每年能向國內電視台賣200-300小時的紀錄片,主要的買家是上海紀實頻道和中央電視台。
十年中,賣得最好的一部紀錄片,總銷售收入不到三萬。有些紀錄片賣到現在收入就幾千元。“市場太小,中國紀錄片的唯一播出窗口就是電視台。而且中國的特色是製播一體,播出體係對於體製外內容的空間是很小的。再加上我們也沒有藝術院線,賈樟柯的紀錄片都沒地方放。”鄭瓊說。
曾經,鄭瓊投了十萬塊錢把一部叫《姐妹》的紀錄片做成音像製片,結果“連水泡都沒冒一個”。現在,光盤還堆在辦公室裏。鄭瓊比喻:“這就好比我在甘肅的大山裏買了一輛寶馬,沒路。難道要我再花三千萬修一條路?”聽聞杜海濱把紀錄片賣給音像公司上當一事,她笑著搖頭:“這事太多了,中國音像市場的信用鏈是崩潰的。”
為了讓公司運轉下去,鄭瓊又想了一轍。請國際紀錄片導演到中國講課,開工作坊。2005年至今,總共做了十二期。不多的培訓費成為了零頻道的另一贏利點。
《大國崛起》的製片人高曉蒙每過一段時間都會打電話問鄭瓊:“你們還活著嗎?”“活著!”鄭瓊告訴記者:“我以前老想關門,但很逗,公司到今年賬目持平了。我經常開玩笑,做公司的最終目的就是把它做死。在沒死之前,都活著,這就賺了。”
作為一家紀錄片代理商,零頻道收藏了3000多部來自世界各地的紀錄片。有些片子,鄭瓊買來就清楚,50年內估計很難在中國電視台公映。“但我不買,中國人就永遠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影像。”
為了讓壓箱底的紀錄片見光,零頻道每周四做免費展映。2005年到現在做了700多場。就算隻來一個觀眾也放。前不久,一個從社科院退休的老人打電話跟鄭瓊說:“我感謝你,在我閉眼前讓我看到這麽多好東西。”
做紀錄片到現在,鄭瓊有一個原則,絕不會借錢給任何一個人做紀錄片。“我一開始想,我要有兩萬塊錢,投一萬八給導演。但現在我不堪承受。”
幾年前,一個紀錄片導演請鄭瓊幫他在兩個月內找到讚助繼續拍片。鄭瓊知道完全不可能,就以公司的名義借了對方三萬塊錢。她知道這錢出去,永遠也不可能收回來。後來,鄭瓊幫導演剪片子,找音樂製作,並以一小時8000塊的播出費賣給央視。在央視播時,片子被重新剪輯,原創音樂被撤換。劇組的音樂製作人看了,操起電話把鄭瓊罵得狗血噴頭。“我兩天沒敢上班,幸虧前不久做過一個心理治療,才不至於瘋掉。”鄭瓊說。
從此以後,每當紀錄片導演向她尋求資助時,她立刻回絕:“我就是一代理商,我們一個片子賣三年才賣一萬多塊錢。我做不了什麽。”
“我理解他們一定要抓根稻草。把內心所有的期待放到你身上去。但我做不到。我隻能承載自己的命運,對我的公司負責。”
一個政府官員曾以朋友的身份勸誡鄭瓊:“幹紀錄片是一個多敏感的事兒啊,你看又是艾滋病,又是地震的。”
這個觀念不但是官員的誤解,或多或少,也是中國紀錄片給很多人的印象。
有一年,一個國際選片人來中國選紀錄片。鄭瓊問對方喜歡什麽紀錄片。對方說:“喜歡‘人’的故事。”
“好的紀錄片是對生命的關注,它承載的內容,是可以穿越時間和任何意識形態的。比如這種關注裏包含著對於這個世界的愛,對某種力量的敬畏,對人普遍情感的一種傳達。但這些跟中國當下的主流價值觀是有差異的,我們是幾千年權力文化土壤的國家,權力大於生命,長此以往對生命漠視。怎麽可能拍出‘人’的紀錄片?”
鄭瓊一再強調,自己不是什麽理想主義者,是商人。對於杜海濱的獲獎,她的反應是:“這個片子去哪裏播出?沒地方播啊?威尼斯出名了,有用嗎?”
鄭瓊一再強調,自己不是什麽理想主義者,是商人。對於杜海濱的獲獎,她的反應是:“這個片子去哪裏播出?沒地方播啊?威尼斯出名了,有用嗎?”
十年
杜海濱拍片十年,勉強為生。現在,他住在鳥巢旁邊的一個舊式居民樓,房子是2001年父母付的首付,月供1000多塊錢。
杜海濱拍片十年,勉強為生。現在,他住在鳥巢旁邊的一個舊式居民樓,房子是2001年父母付的首付,月供1000多塊錢。
杜海濱常常覺得在威尼斯獲獎是天意。那天是他生日。他清楚地記得在宣布獲獎的一刹那,自己平靜得出奇。穿著那套價值不足1000元的西服,他緩緩起身,從座位到領獎台的路程,他覺得漫長得仿佛十年之久。十年,正是他拍紀錄片的光景,往事像過電影一樣浮現。
杜海濱的姐弟都在西安做生意。以前總資助他,現在杜海濱不好意思再要了。他說:“拍片十年最大的痛苦不是經濟的窘迫,而是家裏人懷疑自己做的事情。”
在鄭瓊的辦公室裏,收集了幾大箱子紀錄片。她常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裏,反複看,反複哭。她告訴記者:“好的紀錄片是鮮血奔湧的,是直指人內心的。”
她喜歡哥本哈根一家紀錄片代理公司的口號:愛的勞工(Labor of Love)。想到這些,她的內心會湧起“一點點的驕傲,覺得這十年,自己賣的內容都是有靈魂的”。
“我認同這個價值觀,我相信生命有價值,無論是我在賣紀錄片,還是去種地。”她說。
十年前,蔣顯斌愛看紀錄片,做的卻是互聯網。那時,朋友常譏諷他“賣的是網友,是樂子,肯定不賺錢”。2000年,網絡泡沫化讓蔣顯斌身邊的很多朋友都離開了這個領域。但他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十年後,網絡會不會更重要?人是不是都離不開互聯網?”
現在,他也在問自己這個問題:“十年後,紀錄片會不會對社會更有用?”他覺得“肯定是”。因為他相信,未來世界的競爭將是文化軟實力的比拚。《新周刊》讚譽蔣顯斌是“華人網絡2.0”到“華人文化2.0”的先驅推手。
“每到人生的一個十年,我都在想,未來十年我要幹什麽。2006年,是我投身互聯網的第十年,當時互聯網已經高度商業化。我不喜歡。我希望找到一個東西,縱橫長點。”蔣顯斌說,“於是我開始做另一個十年計劃。現在做紀錄片,大的疑惑沒有,就是老實地在十年內做100部紀錄片,這些東西都可見。我希望可以得到社會的認可,希望在這個事情上大家能達到深層的共識,而不是淺層的賺錢。”
蔣顯斌給CNEX作為“社會企業”的期望:十年中,收入有一半靠市場回收。
“為什麽不離開紀錄片?”
導演杜海濱的答案樸實:“我喜歡這個事,還沒有討厭這個事兒。”
鄭瓊的回答是:因為公司還沒做死。她說:“國外認為生命是有價值的,整個社會有一種共識:我們是人,是生命,有權利去分享這些代表著人類共同精神財富的好的影像內容,所以願意在紀錄片上花大錢;但中國社會認為權利和金錢是有價值的。所以紀錄片市場不好,不能簡單來做評判,要看整個的文化土壤。”
蔣顯斌最樂觀的,CNEX網站寫著:“給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很少有人知道,蔣顯斌家族在台灣很顯赫,他的祖父叫蔣彥士,曾任“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教育部”部長以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等職。蔣顯斌從小被教育:“做人做事,要有民族心。”
“我現在的所作所為,就當幫這個社會收藏古董吧。”蔣顯斌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