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張文藝的“大眾”身份。“延安文藝想表明的不過是一種大眾立場。文藝作為大眾的表達、啟智、普及、和覺解，而不僅僅是作為“上層的文化”對“大眾”的迎合。
“底層”的大眾成為藝術主體，在整個世界文藝史中絕無僅有，它既不同於傳統文化，也獨立於西方的任何文藝思潮。“延安文藝”在世界文藝史上的地位，是基於一個實現了的社會現實，這與單純的想象和期待有本質的不同。
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Seghers）在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德譯本寫的長篇序言中說，在歐洲文藝理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長期爭論中，沒有出現任何結果，倒不如都來學學毛澤東，他不是從定義而是從實際出發，提出了文藝為誰服務（為大眾）和如何服務（普及和提高）。這兩個基本問題，這也正是文藝發展應循的原則。這也就是“延安文藝”所具有的“當代性”和它的“非曆史”生命力。
大眾若以“弱勢”自居，在既定的秩序中訴求“平等待我”無疑是緣木求魚。延安文藝事實上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政治”。“延安文藝”的行動性與實踐性，社會性與現實性，類似於盧卡奇所說的“整體性”文藝。大眾可以不理會精英語言，他們遵循的是自己的方式，大眾的敘事是一種自發性的存在，它自己會找到一種表達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