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一件事。前兩天在網上看到一則消息，是從《軍報》轉載的。《軍報》原文是報道我軍潛水艇上一名士官，技術超強，幾次在潛艇出現故障的情況下，他成功排障，使潛艇得以順利運行。這樣一篇完全正麵的報道，到了網上成了什麽呢？題目被網編改為：《我軍潛水艇事故頻發，風險極大》。同一篇文章，變了個題目，就完全變味了。
為什麽會這樣？我想，首先是網編的立場肯定有問題。他已經不會站在客觀的角度處理新聞稿了。這在今天的網媒及從業人員中已不是孤立現象，現在不少媒體人選擇的立場是，隻要是官方宣傳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對立麵。所以，如果不能改寫這篇文章，那就改標題。究其原因，除了立場問題，還有就是商業考慮。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傳英模人物的報道可能就沒人看了；說我軍潛水艇事故頻發，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點擊率。這裏麵有各種原因，有政治立場問題，也有追求點擊率、追求經濟效益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當然會傷害新聞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甚至會誤導輿情。
對於媒體，不要急於去指責和批評。應該先反省我們自己。
不過，對於媒體，我同意潘維說的，不要急於去指責和批評。應該先反省一下我們自己。是什麽原因造成了媒體今天的狀況？首先是我們自己的原因。比如潘維提到了價值觀的問題，本來，宣傳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原本無可厚非，但環顧全世界，哪有一個國家提出過24個字的價值觀？你以為羅列的詞組越多，就越全麵，就越可能把中國人的美好德行和規範一網打盡，卻不懂得越詳盡越掛一漏萬的道理。何況，這麽多字，誰背的下來？讓提出的人自己來背，他背得下來嗎？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在麵向全社會推出之前，就不能請一些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幫著推敲一下，把把關嗎？哪有把“富強”當作價值觀的？說我這個國家的價值觀就是要富而且強，能拿這個屬於狀態描述的詞當做價值觀的嗎？價值觀隻能是精神層麵的東西，不能是具體物化的東西，因此隻能使用名詞。連語言學、語義學的基本問題都沒搞懂，就想談價值觀，以其昏昏，怎麽能使人昭昭？存在類似問題的還有八個字的北京精神，同樣也經不起推敲。第一個詞是“愛國”，愛國是北京獨有的精神嗎？這是全體國民都應具有的普遍精神，所以它不屬於北京市民的獨特精神。第二個詞是“創新”，一個首都怎麽能隻把創新當作精神呢？一個首都必須有它保持傳統傳承文化的一麵。這是首都的責任。所以做為一國之都，僅提創新是不夠的。深圳、上海可以單提創新，獨獨北京不能。第三個詞是“包容”，第四個詞是“厚德”。我們知道，一個人包容了就會厚德，厚德了就會包容，這不還浪費了一個詞嗎？總共八個字，真正能用的就剩下倆字：包容。這是不是也太慘了點兒？
比這個更早的還有《北京市民公約》，七八十個字，都是四個字一組的，居然還把“無私奉獻”也寫上去了。你怎麽能要求市民也無私奉獻呢？這是對黨員的要求。我想知道，如果市民做不到無私奉獻，隻做到了有私奉獻，算不算違約？如果算違約，處不處罰他？如果不處罰，這個公約有什麽用？現在，不光是宣傳部門，很多部門在提出規範，製定規則方麵，經常是不加推敲，草率行事。自己還沒弄明白，甚至連語義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會頒布推行，其結果不是說了也白說，對民眾毫無約束力和認同感，就是讓人們的價值觀和是非觀越來越混亂。這一點尤其可怕。所以，在認識到現今全社會信仰缺失，思想混亂的現狀時，我們首先要檢討自己，是我們的思想貧血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六神無主。其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話語的平庸。話語的平庸說到底是思想的平庸。而平庸的話語怎麽能讓別人聽你的，信服你？
比如抗議西方國家首腦見達賴，我們的理由差不多就是一個，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別國幹涉，所以你不能見他。這樣無力的話語怎麽能讓那些主張用人權幹涉主權的西方人聽從呢？你既然這麽在意人家見達賴，索性你就幹脆來他一次狠的，找個國家開刀。你要見，我就把咱們的外交關係降成代辦級，讓你在與中國交往時吃點政治上，經濟上的苦頭，讓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國人不止是幹打雷不下雨的主兒。對媒體更是如此。你政府的話語一陳舊，且一遍遍說個沒完，誰還願意聽你的？要想讓媒體聽你的，或者讓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得從首長講話、中央文件做起，必須拿出讓人耳目一新的新鮮話語。沒有新鮮的話語，就會脫離世界也脫離你自己的人民。在這方麵我們必須深刻反省，別老把事情都推到別人身上去。屬於自己的那部分責任要勇於承擔，有錯的地方必須改正。首先要改變我們的話語方式，建立一個全新的話語體係，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何應對媒體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準下降？
今天，國內媒體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準下降已經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這與國際上特別是西方媒體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準下降的趨勢是一致的。如果說國內媒體基本上是整體迷失，這話可能過了。但不少媒體的確在方向上出現了迷失，這當然也就會造成對大眾的導向迷失。看看國內那些稍微有點特色的媒體，幾乎都是以立場見特色。這立場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都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都反對。這一立場定位好像是非分明，實際上是讓立場決定了是非。這樣也就沒有了是非觀，或者說，屁股決定腦袋。結果，無論是哪種觀點，首先被立場左右。就失去了正確判斷問題的標準，這是今天許多媒體的通病。
再有，媒體的道德水準在經濟效益的壓力下直線下降，完全失去了職業自律。當然道德水準下降和缺乏自律不完全是媒體的問題，和政府主導也有很大關係。把一個媒體又一個媒體推向市場，讓它們自負盈虧，自己想辦法掙錢。記者個人掙黑心錢，拿著一點事兒要挾企業，企業一給錢就擺平了。而媒體行為則變成了個別記者行為的整體放大，它們也用這樣的方式來掙錢。包括我前麵講的那篇潛艇報道被改標題，和媒體的商業動機有很大的關係。為了吸引眼球、增加點擊率——因為這樣才可能掙更多的錢，置新聞真實和職業操守於不顧，這和我們今天整個新聞體製有很大關係，更和整個社會的急功近利有直接關係。對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提高媒體和媒體人的職業自律自不待說，加強媒體的引導和管理尤為重要，這些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不懂的，則是怎樣才算是對媒體的最有效的引導和管理。
媒體管理不能僅僅用壓製和封堵的方式，無論是從思想層麵，還是技術層麵，網絡都是壓不住也封不住的。壓製網絡輿論需要技術支持，有了技術支持，又無法判斷哪個信息可以上網，哪個不可以，最後隻好用關鍵詞的辦法，幹脆封殺了事。這種方式絕對不是一種有效而且可取的領導或者引導媒體的方式。我認為，在這方麵你與其去壓製它又壓製不住，不如創新一種比別人更先進的方式。但創新談何容易？尤其在對媒體的引導和管理方麵。我們必須讓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管理學家、網絡專家都參與到對媒體的引導和管理工作中來，而再不能僅僅依靠宣傳部門的官員去管理。
不能再讓被西方價值觀和話語體係導致的“精神錯亂”傳染全社會。
除了政府部門自身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國內不少媒體確實存在嚴重的“精神錯亂”，受西方價值觀和話語體係的影響的精神錯亂。相對來講，西方的話語更有吸引力，表達上更能植入人心。這是由於很多人今天仍然沒看清楚，西方現在的話語體係與它的發展方式以及前進方向，正在漸行漸遠，越來越相背離。也就是說，西方已經越來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卻還在用他們的“心”和“言”，來左右別人的思想和行動。
比如當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學者，開始質疑他們的製度是否出現問題時，在我們這裏，卻有很多人仍在大談中國的民主問題，憲政問題，好像他抓住了中國的病根，但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麽是民主，什麽是憲政了麽？你如果認真問他這個問題，他除了把從西方搬來的民主教條背誦一遍，還能說出什麽？這些人遠沒有當年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來得認真。壓根沒弄清楚民主是怎麽回事，就成了“民主”“憲政”堅定的捍衛者。這同樣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麽？民主是怎麽產生的？我曾經跟美國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讚有過一次辯論。我說，你們美國人並不知道民主是怎麽產生的。就滿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聽就急了，因為在他看來，美國是民主國家的樣板，而你一個非民主國家的軍官，居然指責我美國不知道民主是怎麽產生的，這還了得？於是他開始給我大講民主的曆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過程和特征都講了一遍。等他說了個把鍾頭，我才告訴他，你說得不對，民主不是這麽產生的。民主製的確可以上溯到古希臘，經過中世紀黑暗，開始文藝複興，再到法國百科全書派，最後到美國，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學，這個軌跡都沒錯，但這是民主製曆史上的事件和轉折點，卻並不是現代西方民主製度產生的根源。因為在我看來，西方現代民主與古希臘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卻並不相同。現代民主產生於充分發育的商業化社會，因為隻有充分發育的商業化社會才會產生出充分發育的契約精神，而西方現代民主是全民遵從的契約精神的產物。什麽叫憲法？憲法就是全民契約，就是全民的大合同，憲政就是全民履約的過程。
我對他說，如果你連這個都搞不懂，你給我講什麽民主？不懂這一點，你就搞不懂，為什麽你們西方發達國家能產生這樣一種製度，而別的國家卻不行，別的國家在東施效顰中全都出現了“爛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先產生契約精神這個必要的土壤，沒有完成社會契約化過程。我不是說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來按契約辦事當然是好事兒。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紀宗教約束這個前提條件，西方完成契約化的過程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少又經曆了近300年。而我們，從辛亥革命到現在不過100來年，真正穩定發展也才30幾年，你給我300年時間行不行？不給我足夠長的時間，讓我現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後的結果是什麽？要麽是台灣今天這樣，學生占領立法院；要麽是中東顏色革命，要麽是今天的烏克蘭。所有這些事實都證明，沒有整個社會充分的契約精神的建立，民主就會變成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政治暴力。這一點，你美國人難道視而不見麽？如果你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別有用心。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走到了一個必須爭論的岔路口？
這場意外的思想交鋒讓我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今天還能不能還像30年前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小平同誌說的那樣：不爭論。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走到了一個必須爭論的岔路口。在這個岔路口，如果不爭論清楚方向、目標、路徑，我們將不知道下一步邁向哪裏。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複失，民族複興的宏願就可能成為一紙藍圖。如果不把問題爭論清楚，黨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為此至少應該讓思想界爭論起來，其中一個焦點的問題就是，民主到底是什麽？適合不適合今天的中國？如果不適合，那它適合不適合未來的中國？如果適合未來的中國，中國該怎麽從今天走到未來？這些問題必須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麽讓全黨明白？怎麽讓媒體明白？怎麽讓全國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國思想理論界今天有必要進行一場思想大辯論。隻有在思想大辯論的基礎上，真理才能越辯越明。即使沒能把真理越辯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辯越清。
我在一些大學講課，不少給我遞條子的學生都追問一個問題。他們說中國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說那好，請你告訴我，什麽是民主？什麽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麽關係？請用一句話給我講清楚。結果，沒有一個人能講清楚。我說行，你們認為我是一個代表非民主製度的軍官，那讓我來告訴你民主是什麽：民主就是對權力的限製，這個“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麽，自由就是對權利的限製，這個“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來限製公權的，自由則是用來限製私權的。或者說，民主是限製政府權力的，自由是限製個人權利的。一個正常的法製國家，政府和人民的權力與權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為自由是什麽，自由是讓你隨心所欲嗎？有位法國人對自由主義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一個人的自由以另一個人的自由為界限。這句話已經變成關於自由的定義。這就是說，在任何國家中，每個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不光是一個時間概念，它同時還是個空間概念，在不同的空間裏，人們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設想一下，在93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生存的三億美國公民，與在96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生存的十四億中國公民，她們享受的自由度會是一樣的麽？當你轉個身都可能觸碰到另一個人的權利邊界時，與轉過身來另一個人的權利邊界還在數十米開外，兩者的自由空間會相同麽？這是個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不是拿自由是一種精神和心靈的不受約束這套說詞可以搪塞的。
中國今天不論是持什麽觀點學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在宣傳自己的理念時，有壓製別人表達自己觀點的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響很深、對西方“普世價值”宣傳很起勁的人。這些人即使在表達自己對民主自由的見解時，也對持其他觀點的人，顯露出一種壓製對方的專製態度，幾乎根本不允許別人說與自己不同的話。這還有一點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嗎？每當這種時候，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想問問他，你用如此專製的口吻宣傳民主和自由，怎麽可能真正到達民主和自由呢？
真正的大國崛起是一種文明的誕生，我們必須開始主流思想和主流價值觀的頂層設計
從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就整天價高喊大國崛起，卻始終也沒人能說明白，什麽是大國崛起？很多人都以為，如果我們的GDP在未來20年攆上或超過美國，我們的製造業成為世界第一，我們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強大，就可以完成大國崛起。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崛起。真正的大國崛起是一種新文明的誕生，曆史上沒有一個全球性大國崛起，最後不表達為一種嶄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歡跟你打過兩場鴉片戰爭的大英帝國，你也可以不喜歡至今還在壓製中國崛起的美國，但你必須承認，它們的確是為這個世界提供了兩個文明範本的國家。大英帝國提供了一種在工業革命基礎上的貿易文明，美國人則沿著大英帝國的路往前走，最終越過自己的前輩，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經濟的金融文明。你盡可以認為這些文明都不夠公正，都有掠奪別國財富的動機和傾向。但是不管怎麽說，它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內運行的有效體係：一是交易的信用體係，一是交流的價值體係。不容諱言，今天，這兩個體係都出了問題，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以及美國人主導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歐洲主導的利比亞戰爭，都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就促使行進到岔路口的中國要停下來想一想，中國的路，下一步該怎麽走？或者說中國要作為大國崛起，你準備給世界提供什麽？從某種意義上說，你能解決好中國自己的問題，你就也可能為世界的未來解開了難題。但眼下看來，我們還遠未解決這一難題。包括試圖用24個字來統一中國人的價值觀，都可以看做是在這方麵的一種嚐試。但恐怕是不成功的嚐試。如果你提出的東西，連你自己都統一不了，你怎麽可能統一世界，讓世界認同你呢？說到底，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還得從解決最基本的話語問題開始。
也就是說，解決輿論界的亂象、思想界的亂象，千頭萬緒，都要從改變文風開始。首先領導人的講話不能再用傳統筆杆子的寫法，不能再用那種四六句式的黨八股，必須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詞匯，自上而下，從語言上給全社會帶來一股新風。
話語體係的改變，才會帶來話語權。這就意味著必須痛下決心，不能再讓那些自己都渾渾噩噩的人再掌握話語權，不然國家真的就沒希望了。人們都以為腐敗很可怕，其實隻要下決心，腐敗是可以一步步抑製和改變的。但改變話語體係卻沒那麽容易。因為話語是在每個人腦子裏紮根的，怎麽摳出去，怎麽改變，這是遠比反腐更困難的事情。
現在我們喜歡談頂層設計，但談的都是機構的頂層設計、模式的頂層設計，而真正應該重新開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價值觀的頂層設計。中國必須重新確立自己的價值觀，讓全體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認同它。這方麵，必須邁開第一步，就像潘維講的，先好好開幾個座談會，在思想界好好地進行一場大辯論，明辨是非之後才能完成這個頂層設計。這絕對不是主管部門的幾個官員或者某個院校的幾個專家就能夠設計出來的，必須集中全民的智慧。什麽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樣一個東西。當大家都能接受同一個東西的時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喬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