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留影
1953年的一個夏夜，著名建築師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一起，去參加文化部官員鄭振鐸在北京組織晚宴，宴席中還有不少考古、建築界知名人士，他們要談談文物保護的問題。
那晚，素有優雅美的林徽因卻動怒了。
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在《林徽因集》的序中提到：“席間 ，鄭振鐸說，推土機一動，祖宗的文化遺物，就此壽終正寢。林徽因則衝動地指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你們真把古董給拆了，將來要後悔的！即使再把它恢複起來，充其量也隻是假古董！”
陳從周回憶，49歲的林徽因當時肺病已很嚴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其實，這隻是林徽因與吳晗之間，一次麵對麵的激烈衝突。此前，她的丈夫梁思成因提倡保護北京古城已與北京市政府官方發生多次衝突。
新 華社記者王軍撰寫的《城記》中，披露了圍繞“拆牌樓”的爭論和動因：1952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公安局交管理處認為，大街上的牌樓影響了交 通，是導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這一年，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門前發生了一起嚴重車禍，更是讓“拆牌樓”很快地列入了議程。
1953年7月4日，北京同意拆除交民巷的兩座牌樓。關於帝王廟牌樓，文物部門的意見是最好能夠保留，或易地重建。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問題。
鄭振鐸說：“如有要拆除的牌樓，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係，由中央決定，不應采取粗暴的態度。” 但吳晗綿裏藏針：“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中央決定。”
言下之意，隻要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不需要“請示中央決定”呢?
但 林徽因的態度很鮮明，堅決反對拆文物，“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梁思成也認為，城門和牌 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這類似於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林徽因、梁思成與吳晗們的爭論在持續升級。據當時在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梁思成數次在會上被氣哭。最後，還是毛澤東的一句話給爭論定了性：“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而 吳晗雖為負責拆遷的副市長，但同時他也是研究明史的曆史學家，他對文物的價值，難道不了解嗎？絕對不是。50多年後，中國古建築學家羅哲文在接受媒體采訪 時表示，“他隻是很多事不由做主，需要中央來定。機器轟鳴，煙囪林立，才是當時新型城市的藍圖。” 也就是，當時的北京正急於建成一個新型城市，一切阻礙新型城市的障礙都要拆除。
毛澤東當時曾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以後從這個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基於這樣的建設思路，一位北京城市規劃的領導曾提出，“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拆與不拆，已不單純是建築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這意味著，梁、林在這場"戰鬥"中是注定的失敗者。
從1954年1月起，北京牌樓開始被大規模拆除。 北京內城原有的9座城門，隻餘正陽門城樓、箭樓、德勝門箭樓，北京外城原有的7座城門，則無一遺存。
1969年，內城城牆被盡數拆除。
50年代初，林徽因作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兼總工程師，以極大的勇氣反對拆毀城牆、城樓和某些重要古建築，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麵貌。而這些觀點在那個年代，明顯是不被認可的。
盡管她是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並參與了新中國一係列重要設計。 例如，參與完成國徽設計；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設計紋飾和花圈浮雕；1952年，參加中南海懷仁堂的內部裝修設計。
病重中的林徽因曾絕望地追問：“為什麽我們在博物館的的玻璃櫥裏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鬱的情緒中，林徽因開始拒絕吃藥。
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僅51歲。
林徽因去世約半個世紀後，北京城開始複建中軸線上的永定門，以恢複古都風貌，據稱每年投資1.2億。拆掉的永定門又重新建起來了，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正如林徽因所說，“充其量這也隻是假古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