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忠孝節義恐怕是封建皇權為鞏固其統治最得心應手的工具，從而得以正統的傳承，自然也就成為數千年民族文化的主要組成為部分。
如果說幾千年的封建皇權在治國方麵還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愚民。形形色色的曆代帝王，明主也好，昏君也罷，愚民作為基本國策，恐怕都是一致的。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以極端的焚書坑儒的形式出現，明確提出以“焚百家言，以愚黔首”為國策。秦以後的曆代君主認識到以如此極端的方式進行愚民，恐怕適得其反，於是采用較為緩和的“洗腦”的方式進行愚民。漢朝董仲舒的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提出的。作為對芸芸眾生進行洗腦，培養愚忠的工具，儒家的忠孝節義自然水到渠成，受到曆代君主的青睞，成為皇權實行愚民政策，鞏固政權的有效工具。《論語》中的“民可使由子，不可使知之。”是儒家最直接的愚民觀點。（其實在華夏傳統文化中，儒家道家雖然爭風鬥豔，但其治國理念上的“愚民”觀點卻是一脈相承的。老子治世哲學的核心也是愚民。古今多少人稱道的“無為而治”的治世觀念正是以愚民為本的。《道德徑》第三章明確提出：“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當然，先有愚民的需要，然後才有愚民的工具。把幾千年的封建愚民政策歸咎於孔子恐怕對古聖賢有所不公，大概也不附和曆史事實。儒家（以及道家）隻是給當權者提供了愚民工具罷了。
近代許多人對老祖宗的本意作出不同的解讀，這也未嚐不可。但先秦之後對孔子的解讀，基本上是沿著“愚民是正道”這條線的。古人的解讀有偏差？誤讀了古聖賢的本意？確有此可能。但即便如此，這也隻是後話了。二千多年曆代君王的治國方針正是按這樣的解讀來解釋來實施的。今日重開論壇，指責古人的解讀是錯誤的，除了有些學術價值之外，在治國治民方麵，恐怕已無實際意義。
曆史上愚民觀念其實也並不僅限於華夏文化，西方宗教也不甘示弱，哥白尼，伽利略的遭遇恐怕世人皆知，羅馬教廷斟酌了四百年，直到今天才對此作了頗為勉強的道歉。
傳統文化固然有其愚民，腐朽的一麵。然以其腐朽，擯棄全部，則並不可取。腐朽與否，此乃吾數千年民族文化。承前啟後，循序漸進，繼往開來，才有吾族今日之文化。以現代文明來苛求古人，未免刻薄膚淺，隻反映了苛求者本人的狹隘與無知。借用德國哲學家黑格兒名句：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