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封麵報道:薄瓜瓜在英國(圖)
《三聯生活周刊》封麵
薄瓜瓜資料圖哈羅公學的中國少年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開通地下交通軌道的城市，倫敦的公共交通非常發達。從倫敦市中心坐地鐵到Marylebone，再換火車，沿西北方向行駛，經過著名的溫布利球場，不到半小時就到了著名的哈羅小鎮。
這一站的站名是Harrow-on-the-Hill，從字麵上翻譯，“山上的哈羅”，著名的哈羅公學就建在山坡上。《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也曾在這裏取景。整個高地全是學校的資產，許多地方都標有：私人地界，不得入內。雖然從地理距離上講，這裏離倫敦並不算遠，但是一出地鐵站，就立即感覺到這裏完全是兩種氛圍。離開了城市的喧鬧，一切都安安靜靜的。除了山腳下西敏寺大學哈羅校區的門口有一些學生模樣的人在抽煙、閑聊外，整個街上幾乎看不到什麽人影。
1572年，一名哈羅本地的富農——約翰·利昂從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那裏獲準在當地建立一所麵向本地農民孩子的學校，這便是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哈羅公學的興盛和維多利亞時代英帝國的全盛是不可分的。丘吉爾、拜倫、約旦國王侯賽因、印度前總理尼赫魯這些世界級名人都是哈羅畢業生。1941年，正值“二戰”最嚴峻的時刻，丘吉爾在哈羅公學對著800多名學子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說，成為當代英語文學的名篇。
哈羅公學是英國著名的男生寄宿貴族學校，每年招生規模約在800人左右。像這樣的學校，目前在英國也隻有4個。在主路邊上，每隔幾百米，便能看到一處獨幢小樓，這些被稱為“House”的小樓，就是哈羅學生們的宿舍，在哈羅公學一共有12幢學生宿舍。造訪哈羅的這一天，是12月19日。在哈羅公學的接待室，中年女老師一臉遺憾地說：“對不起，現在學生和老師都放假了。”
哈羅小鎮的主街上有一家規模不小的商店，櫥窗裏展示著不同顏色的製服、禮帽與皮箱、皮鞋的搭配，這家商店是專門為哈羅公學的學生提供服裝的。“這裏的規定很多，不同的場合穿不同的衣服。”老板熱情地介紹起來。他指著擠得滿滿的衣架上的一套衣服說：“比如，打板球的衣服就有9套，每套有不一樣的豎格和顏色，代表不同的隊伍。這套衣服隻有在一周兩次的板球運動時才可以穿，不會在其他任何場合出現。”老板在這裏開了好多年的店，跟這裏的學生們也都混熟了。看記者的東方麵孔，他還能隨口說出幾個日本或中國香港學生的名字。“這裏管得很嚴，即使你的家離這裏隻有2英裏遠，你也得住校！”
2000年，不滿13周歲的中國少年薄瓜瓜進入哈羅公學，成為當年的800名新生之一。他和其他16個男孩一起住進了Rendalls House。像英國的很多建築一樣，薄瓜瓜住的這幢宿舍也散發著幽幽古意。這幢建於1853年的磚樓，原名為Grove Hill House，1912年被重新命名為Rendalls。“二戰”期間，因為學員驟減，這裏曾被另一所大學占用，直到1946年重新回歸哈羅。在這裏住過的哈羅學生，有的後來成為英國著名考古學家、作家或將軍。有趣的是，這裏還有一位中國人熟悉的名人，他就是《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BJ單身日記》、《諾丁山》以及熱播情景喜劇《憨豆先生》的編劇理查德·柯蒂斯。
不過，對那時的薄瓜瓜來說，他可能還無法用好奇的眼光和輕鬆的心態來體味這個全新的世界，雖然他將與之相處整整6年。這個少年當年正處於和母親分離的痛苦中。薄瓜瓜後來在接受國內媒體采訪時曾坦承那時候內心所受的煎熬：“一下子到了完全陌生的環境，特痛苦，特別想家人，尤其想媽媽。但是新生不允許用電話，一個月後才可以每周打10分鍾，我就給媽媽狂發E-mail，可是老師已經給家長布置過，第一個月家裏要和孩子中斷一切聯係，必須讓孩子獨立闖過這一關。我那時不知道媽媽為什麽不回信，就不停地發——‘媽媽你在哪兒？我想你！你在哪兒？怎麽不給我回？’一周就發了80多封。但為了鍛煉我，媽媽就是不回複。那時候正好學校放一部電影，叫《Snow Man》，就是講一個小孩和他爸爸的感情，他爸爸是怎麽死的，變成雪人回來。我當時看著電影特別想哭，就趕緊跑到廁所去了。”
“想家就捂著被窩哭唄。一開始都是很難受的，逐漸習慣就行了。”若幹年後的薄瓜瓜在接受采訪時以輕鬆調侃的口吻來回顧那時候的自己。那時的他除了經受心理上的考驗，還有來自實際生活的磨練。哈羅公學校風嚴謹，學生從中學時期就開始接受始於16世紀的傳統精英教育。“學校管理非常嚴格，周末不放假，連本地學生也見不到家人。開始每星期隻有60便士的零花錢，等於七八元人民幣，就買點糖，要是被查出來都會被沒收。”
後來他也學會了和老師“鬥智鬥勇”：“我原來畫藏寶圖——怎麽去藏這個吃的，不管是墊子下、床底下，還有牆上的畫後麵。唯一自己的隱私是一個小箱子，我就在裏麵裝各種各樣的吃的，就是中國帶過去的香腸、方便麵之類的。但有一次他們(學校)大搜查，把我的鎖都撬開了……我們半夜做秘密活動，等夜深人靜後，把枕頭套子扯出來，悄悄地踮著腳尖走下樓梯，走過一個長的走廊，然後跑到廚房，吃一些剩下來沒收走的東西。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你踮著腳走路的時候能聽到老師在那裏聊天；到了廚房把不管什麽東西都往枕頭套子裏放，然後像聖誕老人一樣再扛回屋子裏來大家分，黑燈瞎火地拿手直接吃。”
我聯係到一位在倫敦的老師，他恰好在薄瓜瓜就讀哈羅期間在那裏工作。“他彬彬有禮，是被西方教育塑造出來的正常孩子。”談起他記憶中的薄瓜瓜，這位知情者說，在哈羅公學，他親見很多這個年齡的孩子終於離開父母的監管，整日在宿舍裏逃學、不上課、玩遊戲，“還有的私立學校也有女孩子拿父母的信用卡，買奢侈品等。可是瓜瓜沒有這些毛病”。他甚至有些不自覺地捍衛在他心目中的那個陽光少年。
作為世界級的著名學校，能進到哈羅公學裏的外籍男孩，多少都有些不同的家世或背景。來自哈羅公學裏的這位知情者說：“能進到這裏的，當然都是有背景的。校方對這些孩子的信息都保護得很好，不會隨便泄露出去。在這裏，沒有人把薄瓜瓜當成一個特殊孩子。外國孩子根本不在乎他是誰。中國學生裏麵，還有比他背景更厲害的，隻不過大家不張揚。”在這位知情者眼裏，薄瓜瓜就是哈羅公學裏的普通學生，如果在哪一方麵稍顯特殊的話，這位知情者回憶說，如果學校有一個星期的假，普通孩子會留在英國，而“他可以回國”。“不過這在前幾年還顯得特殊些，最近幾年，從大陸來哈羅讀書的有錢人家的孩子越來越多，有這樣條件的學生也非常多了。”他補充道。
在這位薄瓜瓜曾經的老師看來，外界後來對這個少年的很多傳言都是誤解、甚至扭曲。“他是一個身心健康的孩子，沒有犯過什麽不可饒恕的錯誤。我後來看到他的家庭變故和關於他的很多傳聞，我都蠻同情他的，也多少為他抱不平。他的很多小毛病被放大了，其實他跟其他小孩子沒什麽區別，甚至比別的孩子更好。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從小就看到一般孩子看不到的世界。其實他即便沒有那麽多錢，也能養活自己，過上不錯的生活……”言語裏頗為惋惜。
深宅裏的童年
薄瓜瓜是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出生的。據說薄一波為這個薄家第三代取的正式的名字是薄曠逸，而姥爺穀景生見這個孩子憨態可掬，就給取了個“瓜瓜”的小名——這大概是穀家的傳統，薄瓜瓜有一次告訴媒體，他的一個表姐叫果果，一個表妹叫桃桃。“瓜瓜”後來便成了他的大名。
一位了解薄家的知情者說，瓜瓜小時候，一直被放在穀家，由外公外婆照料。穀開來大部分時間都與薄熙來住在大連，“隻有孩子生病的時候她才回去”。穀家有五個女兒，穀開來是最小的一個，四女兒穀某一直單身，瓜瓜的生活她也照料頗多。薄瓜瓜後來半開玩笑說，四姨是唯一對他“板臉的人”。有一次因為瓜瓜理發時嗑瓜子，四姨覺得不禮貌，讓他寫了一份“足足有兩頁”的檢討，他笑稱：“我的文科成績一直很好，大概就和小時候寫檢討有關。”其實他和姥姥、姥爺以及四姨最親。
薄瓜瓜後來在接受采訪時回憶的一些細節也讓人頗為憐惜。“爸爸媽媽很少見到我，我一直在北京，他們在大連。我從小就習慣拿一個小本兒，然後就拿那本隨便亂寫。好像跟本兒來對話似的，像一個朋友一樣，我說它聽。有一次爸爸、媽媽來看我，我就不讓他們走，抓著他們。他們就想盡辦法，後來就說那咱們玩捉迷藏吧。然後我在那兒數數，正數著數呢，一睜眼，怎麽人都沒了？然後就看到他們坐車走了，我當時就好像哭得挺厲害的，然後也要追出去……挺難過的。”
一位知情者形容兒時的薄瓜瓜“虎頭虎腦、人見人愛”，“開來特別寵他”。“瓜瓜沒有過過普通孩子的生活。他從小生活在深宅大院裏，平時有警衛員照顧，出門坐汽車，不知道外麵真實的世界是什麽樣子。”薄瓜瓜稱自己的姥爺穀景生為“黑眉毛爺爺”，爺爺薄一波是“白眉毛爺爺”。“跟我白眉毛爺爺每周見一次”，“都沒有‘怕’他們這一說，他們都是非常和藹可親”。也許是因為父母不在身邊，家人也特別寵這個孩子。
一位見過瓜瓜的朋友還清楚記得20年前在穀開來的父母家，薄瓜瓜淘氣地藏在沙發背後給他變魔術的一幕。曾在“開來律師事務所”工作過的一位員工，則記得另一個細節：某年大連組織賑災捐款，穀開來還特地以“薄瓜瓜”的名義捐了一筆錢。下麵的員工們本來一直在私下裏偷偷議論瓜瓜的大名是什麽，當看到捐款名單上印的“薄瓜瓜”三個字，才知道原來這就是孩子的大名。
幾年後，薄瓜瓜讀了景山學校。在擁有很多“紅色子弟”的景山學校，薄瓜瓜的身份並不顯得特殊。一位老師回憶，薄瓜瓜“就是普通的小孩兒，並不是特別拔尖”。而數學老師對這個有著“長圓的鵝蛋臉”的學生的印象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裏，有時候文靜得像一個女孩子。”那時身體瘦弱的薄瓜瓜給老師印象深刻的是，隔三差五的假條，“請病假比較多”。
瓜瓜9歲時寫過這樣一首小詩：“時晚民子遇，獨院無父存。要知答明歸，作真忘盼兒。”“詩的內容講的就是傍晚放學，家長都來接孩子，而他卻看不到父親，父親在外地。聽說明天要回來，但他工作太認真，竟然忘了期盼著他的兒子。”薄瓜瓜後來說，薄瓜瓜當時的班主任回憶，有一次薄瓜瓜寫了一篇《小雨還在沙沙下》參加景山學校的作文比賽，這篇作文是專門寫他父親的。
不知道這段經曆是否造成了穀開來對兒子的一種補償心理。作為母親，穀開來對瓜瓜的愛更是眾所公認的——暫且拋開怎麽評價她的“愛”和這個“愛”導致的結果。與穀開來早期合作過的C先生說，穀開來心氣頗高，雖然後來她也曾以一名成功的職業女性形象走向世界，與海外打交道，但是畢竟彼時已人到中年，錯過最好的年齡，所以她對瓜瓜寄予很高期望，特別希望身邊有海外生活經曆的人，如C先生，能多影響和指引瓜瓜，讓他成長為西方文明世界裏一名標準的“紳士”。
像瓜瓜這樣出身的孩子，從小擁有的資源當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能比擬的。他很小就曾被帶到國外參加夏令營，去過日本、美國開眼界。雖然景山學校在中國也是很多普通階層望塵莫及的“貴族學校”，但對薄瓜瓜和他的母親來說，這裏顯然不是與他們期望相匹配的一個選擇——薄瓜瓜在一次采訪中提到，在學校，他拒絕上英語課，因為英語老師的發音在他看來“很不標準”。
初探英倫
現在看來，薄瓜瓜2000年得以進入哈羅公學讀書，是他與母親穀開來的一個“階段性勝利”。去哈羅公學讀書的想法，應該是薄瓜瓜在1998年的第一次英國之旅萌生的想法。據知情者透露，穀開來大姐的女兒當時在英國讀書，而“家裏人分析，英國的英語最標準”，於是英國成了最終目標。一番商議，穀開來決定帶著薄瓜瓜先去英國看一看。1998年初，利用瓜瓜放寒假的時機，C先生與徐明、穀開來帶著薄瓜瓜一行四人去了英國，C先生回憶，此行他們參觀了哈羅公學和牛津大學，當時還聯係到台灣一位政界名人的兒子為他們做翻譯、介紹。
毫無疑問，為這次英國之旅全程買單的人，是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徐明就是付錢的角色，一路走一路付。”從英國考察一趟之後，他們又去了德國和奧地利滑雪。C先生回憶，徐明身上帶了很多現金，以至於他們在入某個海關時遭到了移民官的懷疑和盤問。英語不好的徐明一度手足無措，在海外闖蕩多年的C先生沒有慌張，他向移民官展示了這一路的頭等艙機票和五星級酒店預訂單，告訴對方：中國還不太習慣用信用卡，但是這些材料證明我們有支付能力、也需要這些現金來支付未來的行程。四個人於是順利入境。
“徐明是我介紹給開來的。”C先生說。徐明在1992年成立了大連實德機械工程公司，正趕上大連轟轟烈烈的城市改造，他承攬了大連站前勝利廣場、星海灣、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30多個大型土石方工程而使財富幾何級增長。當時“徐明就經常因為企業經營、海外投資等方麵的問題向我請教。當時徐明隻有二十出頭，人很聰明，不愛寫字，但什麽事情都記在腦子裏”。
C先生回憶，當時大連市有一家建材廠，“隻有一兩條生產線，做不下去了”，徐明把它盤了下來，開始生產塑鋼材料。當時正值大連市政改造，“他免費給市政府大樓裝了塑鋼窗”，經此合作，實德的塑鋼門窗被大力推廣。1996年，大連市多條主幹道兩側建築及部分住宅小區居民樓須安裝塑鋼門窗。
C先生也評價徐明“是天生的公關家”，“為人也比較仗義”，雖然徐明後來身價和社會地位一度暴增，但是他一直對C先生“畢恭畢敬”，“人前人後必稱老師”。
這一次歐洲之行大家玩得都很開心。C先生後來說：“那時候隻是去看一看，因為瓜瓜英語還一句都不會，更沒考慮以後學費之類的具體問題。”不過回國後，上了初一的薄瓜瓜從景山學校退了學，一心準備出國讀書。
1999年12月底，穀開來帶著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國，與上一次走馬觀花不一樣，這一次，這對母子做好了長期生活在此的打算。這個決定對當時剛滿12歲的薄瓜瓜來說，也是個頗有壓力的舉動。他後來在接受某電視台采訪時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一開始最早到英國那是兩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麽前途。”一方麵他已經離開了景山學校，另一方麵在英國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學校，“假如說不能開創出一條光明的道路的話，那等於說兩邊都耽誤了”。
客觀說，薄瓜瓜最終能進入哈羅公學讀書，與自己的努力還是分不開的。他後來回憶說，他和媽媽到了英國才發現進哈羅的難度。“聽說英國人剛出生就得報名，還要在指定的預備學校考察好多年，最後參加全英統考，過了關才能入學。而我當時連英文也不懂。”薄瓜瓜先是上了短期的語言學校，然後又進入派威克預備學校(Papplewick School)學英語——這家學校的學費一年2萬多英鎊，但它顯然沒有成為這對母子的障礙。
“我當時是憋在屋子裏每天背100個單詞，先是在桌子上背，後來滾到地上背，前後掙紮，所以英文完全是突擊出來的。”薄瓜瓜的進步很快，給了想幫助他的人以很大信心。“所以他們還是鼓勵我報考哈羅。”哈羅公學也給了薄瓜瓜一次麵試的機會。“之後就宣布給我一個附帶條件的機會——參加當年的全英入學統考，並規定了成績線，結果我的成績除了拉丁文得B，其他六門都得了A。”
值得一提的是，薄家“出事”後，很多媒體都寫是海伍德(也譯作尼爾·伍德)幫助薄瓜瓜進入的哈羅公學。據一位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稱，海伍德那時候還不認識薄瓜瓜，與他的入學完全無關。G先生透露，當時他們是通過伯恩茅斯那家語言學校的介紹，認識了一位“皇家英國軍團”(Royal British Legion，這是一個為英國現役與退役軍人募款的慈善機構)的義工範多·維維安-梅(Fido Vivien-May)。而這位義工證實他確實曾幫忙薄瓜瓜申請哈羅，但“那孩子得以入學，完全是因為成績優異的緣故”。
同樣畢業於哈羅公學的英國記者吉米介紹，像哈羅這樣的私立學校，通常都比較重視傳統。“普通的哈羅校友也可以寫信給負責招生的人，他們會考慮安排麵試。這種資格都是平等的，不會因為寫信人的身份不同而有什麽特殊待遇。”作為世界著名的貴族學校，哈羅公學的門檻之高也是可以想見的。不過另一方麵，無論哈羅還是伊頓，它們也都有招收外國權貴階層的傳統。“近幾年，它們也多鼓勵外國學生來哈羅。”“如果一個人在推薦信裏寫，他是共產黨一位高官——而且很有前途的一位高官——的兒子，我想學校也會認真加以考慮的。”
不管怎麽樣，薄瓜瓜如願以償進了哈羅公學。後來的很多宣傳報道都將薄瓜瓜定義為“哈羅公學500年來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我們無法確認這一點，但是這至少給了他的父母無尚的自豪感。
海邊小城
穀開來帶著薄瓜瓜第二次造訪英國時，她並沒有把落腳點選在倫敦，而是英國南部海濱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據知情者介紹，穀開來姐姐在英國讀書的女兒此前為她介紹了這裏一家叫“多賽特”的語言學校(Dorset International College)。這家語言學校的創辦人與穀開來在北京一家酒店見過麵，大概商談了薄瓜瓜到此上學的事。雖然這家語言學校如今已經關閉，但是當年穀開來帶著薄瓜瓜正是投奔它而來。
伯恩茅斯以氣候溫和的旅遊勝地聞名，這裏有順著海岸線一直延伸的白色沙灘。薄瓜瓜後來在接受某電視節目采訪時還提到：“我記得當時看著遼闊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為不知道前途會是什麽樣子。”
經語言學校幫助，穀開來在伯恩茅斯靠海邊一幢叫作基思頓(Keystone House)的公寓裏租房住了下來。由寶馬經銷店改造而成的基思頓是一幢三層樓房，下麵兩層是辦公用房，隻有三樓用於居住。房東理查德·史達利(Richard Starley)至今對穀開來有深刻的印象。他回憶說，穀開來平時很有禮貌，行事低調穩重，“是一位端莊的女士”。
在房東史達利印象中，穀開來“是一位好媽媽，處處關心兒子，為兒子著想”。起初，穀開來把時間更多地花在支持兒子的學業上。語言學校的人士回憶，她先是走路把12歲的兒子送到學校，然後會在小城的高檔餐廳享受美食，或者為客人們泡製綠茶，還與當地人練習英文。雖然穀開來在伯恩茅斯生活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是一篇英文報道說，“許多和穀開來打過交道的人都為她著迷”，當地一家名為瓦倫蒂諾的餐館老板形容她“美貌動人”。
不過，穀開來也並沒有把自己的角色僅僅限定在一個“陪讀媽媽”上麵。從基思頓的公寓房間遠眺，能看到一隻固定在半空的熱氣球，叫“伯恩茅斯之眼”。氣球能把遊客帶到約150米的高空，遊客在熱氣球上將海邊小城的美景盡收眼底。
彼得·賈爾斯·霍爾是這一氣球觀光項目的所有者和運營公司——Vistarama Balloon Systems的總經理。有一天，一位中國女性找到他說，她認為自己在中國的家鄉城市也應該有一隻這樣的熱氣球。霍爾後來才知道，這位女士所說的“家鄉城市”，正是與伯恩茅斯有些類似的海濱城市大連；而這位介紹自己叫Horus的女士的丈夫，就是這座城市的市長。
在霍爾眼裏，穀開來“穿著永遠無可挑剔”，但是他也顯然洞察到了這種個人魅力所隱含的另外一些信息。霍爾說，雖然穀開來住在一個普通公寓，但是她精致的裝束和她對鑽石、翡翠的嗜好展現了她的財力。“她讓人眼前一亮。永遠的細高跟鞋、短裙、絲襪，非常昂貴的珠寶。”霍爾說，“當你看見她走在街上，你看著她，你就會知道她極度富有。”
霍爾回憶，穀開來當時提出“氣球看起來是紅白相間的足球”，說大連一家讚助了一個當地足球俱樂部的化學公司打算買它。“她起初是迷人而禮貌的”，但是雙方漸漸出現了一些不愉快。據霍爾說，氣球絞盤——將氣球拴在地麵的部分的價格是10萬英鎊，但是穀開來要求霍爾寫25萬英鎊，其中15萬英鎊是給瓜瓜交學費。“我們不可能這樣做。我們的財務人員無論如何不可能允許這樣。”霍爾說，被他拒絕後，穀開來很生氣。穀開來希望這個氣球能在2000年早些時候，趕在大連的一場重要活動之前交付而未果。霍爾後來稱“穀發出了憤怒的威脅”，“我們想，哦，天呐，她變得非常醜陋了，她的脾氣實在是陰晴難定”。
霍爾還記得，一些氣球支付款的支票上寫著“大連保稅區”，可是他被告知是一家塑料公司支付了費用——後來證明，是徐明付錢買了熱氣球。當時的計劃是，“一隻氣球將被安裝在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的體育館外”，“另外一隻將被帶往中國各地進行展示，以期能被賣到其他城市”。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耗資不菲的大連熱氣球項目命途多舛——熱氣球還因為一場焰火事故被毀。它“生命”的最後一次“露麵”，是以“直升飛球”的正式名稱，出現在對薄熙來的“受賄罪”的指控上。穀開來作證說：“我向薄熙來說了徐明想做這個項目，最後市政府就把這個項目放在了大連的星海灣廣場上。”不過現在很多大連人對這個曇花一現的項目並無多少印象。
建築師的“友誼”
雖然那隻“伯恩茅斯之眼”的熱氣球如今已香消玉殞，不過網上至今還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徐明與穀開來一道乘熱氣球“考察”的照片。隻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照片的一角還有另一個“乘客”，他就是後來被稱為“德叔”的法國建築師德維爾(Patrick Henri Devillers)。
1960年出生的法國人德維爾1987年來到中國，在上海同濟大學學習中文和建築。據一位認識德維爾的知情者介紹，在上海期間他結識了未來的妻子關傑。關傑是一位出色的古箏演奏家，也是紅色革命家關向應的侄孫女。1992年，德維爾跟隨夫人來到關傑的老家大連，並在大連一家設計院謀到了職業。
C先生很早就認識了德維爾。他回憶，當時是其夫人關傑從中穿針引線，介紹他們認識。因為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背景，德維爾後來在C先生的顧問公司做“無薪顧問”。1994年，廈門舉辦了一個關於中國市場的大型研討會，C先生主持開會，穀開來做了一個關於中國投資法律的演講。應C先生之邀來廈門的德維爾，經C先生介紹認識了穀開來。德維爾後來告訴法國媒體，因為客戶欠款，他找過穀開來求助，後來與她全家成了朋友。“她十分精明，表達能力很強。”
上世紀90年代，正是薄熙來在大連大力打造市政建設之際。在喜愛藝術的德維爾眼中，大連因此成為一個富有生機的城市，“薄熙來使全市充滿了活力”。德維爾說，薄熙來對他的一些看法有興趣，“覺得我是個藝術家”。但德維爾否認他在大連掙到很多錢，他說他的設計方案沒有得到過資助，他在大連的時光是“失去的十年”。一位認識他的人士說，雖然他是最早在大連開設計公司的建築師之一，但德維爾的生意做得並不大。“他的方案出得很慢，很多客戶沒耐心等。”
大連時期的德維爾也並沒有給外界留下“與薄或穀關係很親密”的印象，所以當穀開來後來在庭審的證詞裏提到，“2000年時，我帶瓜瓜去英國留學，是德某某陪我們去的”，他的一些朋友還頗覺意外。
德維爾後來在接受法國媒體采訪時，對一切傳聞都予以否認。他說：他與薄家是友誼關係，受邀去薄家做過客，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叫他叔叔，他受命陪薄瓜瓜前往英國，但從沒領到過薄家的經濟報酬。不過，後來陸續披露出來的一些新聞，包括德維爾本人後來在法庭上的證詞都表明，他與穀開來母子的關係遠非“友誼”所能涵蓋，他至少曾經是穀開來在英國經濟活動的一名重要參與者。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憶及初到英國時的諸多困難：“那時比較苦，吃、住、行樣樣成問題，沒有任何人幫忙，幾天就要換個地方住。”薄瓜瓜說有一次，媽媽領他去一個新住處，又小又暗，條件特別差。“我一進屋就說：‘這不是貧民窟嘛！’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後來我對自己的態度特別後悔。”
不知道是不是兒子的態度讓她下了決心，穀開來後來在法庭作證時說，她帶瓜瓜去英國時，“當時住房非常困難，所以我就想在英國以外買套房子”。穀開來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德維爾，德維爾建議在法國尼斯、戛納地區買房作為投資經營，“還可以把房子出租獲得收益，而且那裏的房子還可以保值增值，還可以度假用”。德維爾的建議深得穀開來之心。
身為建築師的德維爾自然承擔起物色房產的任務。他後來在法國尼斯和戛納之間找到了一棟叫聖喬治的別墅，他後來提供的證詞說：“聖喬治別墅位於戛納的鬆樹大道7號，一共三層，房屋麵積有350平方米，總占地麵積有3950平方米，帶獨立花園、遊泳池、車庫等。”他帶著穀開來專門去了趟法國尼斯戛納看了這套別墅。穀開來看後十分滿意，決定購買。穀開來後來在法庭出示證詞時說，她的想法是把這套別墅“將來留給兒子瓜瓜”。“作為經營性物業，對外出租，可以有穩定的收入”，而她的初衷看起來也顯得很“單純”：“因為我希望瓜瓜好好做學問，不為生計奔波，影響了前程。”
穀開來讓德維爾與別墅的房東談好了價格：房款總價是220多萬歐元，大概合200多萬美元，連同裝修一共需要300多萬美元。“選中這座別墅之後，徐明正好來英國看我，我就跟他說了我要在法國尼斯戛納地區買別墅的事，大約需要300多萬美元。徐明當場表示由他出購房款，我同意了。”
根據穀開來自己在庭審現場的供述，2000年9月，她和德維爾通過網絡注冊成立了“羅素地產公司”，兩個人各持50%股權——因為法律規定必須有兩個股東，所以德維爾隻是掛了一個名而無真正出資。“他的股份實際上是代我持有的”，穀開來解釋。成立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購買尼斯戛納別墅，沒有別的業務。公司注冊好後，穀開來把羅素地產公司的開戶行和賬號告訴了徐明——徐明後來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證明他的公司當時匯了231.86047萬歐元，折合323萬美元到穀開來公司的賬號上。
“羅素地產公司”隻是穀開來與德維爾的公司之一。英國公司檔案顯示，穀開來以Horus Kai的名義，和德維爾在英國還成立了另一家名為Adad
Ltd的公司；他們登記的注冊地址一模一樣，都是伯恩茅斯的基思頓公寓，但當時德維爾使用的是“卡伊”這個化名。不過，這家公司從未申報過任何賬目，於2003年9月宣告解散——這個時間也與穀開來在伯恩茅斯公寓的租借一致。2003年，開發商歐藍姆(Phillip Oram)買下基思頓大樓，要求房客搬家，穀開來也搬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海伍德死後，曾有英國一家小報發表過一篇文章，采訪了一名聲稱是海伍德保鏢的人——邁克爾·萊特(Michael Wright)。萊特稱穀開來在伯恩茅斯居住期間，與海伍德關係親密，且二人逐漸對此並不避諱。“我見過他清晨從她的臥室中出來，衣冠不整。”萊特說。萊特後來甚至還講述了一個更驚悚的他如何打退欲來此行刺的殺手的故事。
而英國電視四台(Channel 4)去年特地製作了一檔海伍德之死的紀錄片，兩位記者耗時一年多，把海伍德的生平調查得非常詳盡。在倫敦，本刊記者約見了這部紀錄片的采訪者之一。她曾親自去伯恩茅斯采訪過，她非常肯定地說：“那完全是個謊言，是典型的英國小報作風。海伍德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那幢公寓裏。”
甘苦往昔
當年的穀開來，實際上多少也是帶著一腔幽怨去的英國。“把薄瓜瓜帶到英國去上中學完全是她一手操辦的，給我打了個招呼就走了，甚至這個事情是有賭氣的性質，在此之前我有過外遇，而這個事情呢，她表示非常憤怒，她把瓜瓜帶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賭氣就走的。”薄熙來後來在法庭上曾做過這樣一番陳述，雖是寥寥數語，但也是對那一時期他們夫妻關係實質的真實描述。
2013年8月，在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雖然本人沒有現身，但是已在服刑期的穀開來用出具證言的方式，成為指控薄熙來某些罪名的重要證人。夫妻一場近三十載，最終竟以這種方式相遇，又以一場審判而結束，這令了解他們感情經曆的一些親朋好友們不勝唏噓。
曾經，他們的結合被視為“郎才女貌”+“誌同道合”這種最佳夫妻模式的最佳樣本。
眾所周知，穀開來也是一名地道的“紅二代”。穀開來的父親穀景生是山西人，早年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穀景生出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第十五軍政委，與軍長秦基偉一起開赴朝鮮，參加第五次戰役，後來又出任國防部五院政委、黨委書記。
穀景生的夫人範承秀是範仲淹的後代，14歲即參加革命，當過八路軍、遊擊隊長，“抗戰時期太行山區著名的才女、婦救會幹部”。1957年，心直口快的範承秀因幫著知識分子說話而被打成“右派”和“反黨集團”，有關方麵要穀景生與妻子離婚。“當時，全軍授予將軍軍銜的高級幹部中被打成‘右派’的，唯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同誌一人，將軍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穀景生同誌一人。穀景生同誌當時正在國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時。妻子怕連累他，也提出要離婚。然而，穀景生同誌卻斷然拒絕……他因此被調離五院降職使用，但他無怨無悔。”這是2004年穀景生去世時，薄一波發表的悼念文章裏的一段。由此也可以看出，穀景生是一位有情有義之士。
1958年11月15日出生的穀麗——後改名為穀開來——是穀家五姐妹中最小的一個。1966年，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穀景生和範承秀都成了首當其衝遭殃的老幹部。當穀家遭受巨大變故時，穀麗隻有8歲。父母相繼被關押，四個姐姐又都被趕到農村。一位了解穀家情況的知情者說，穀家的其他四個女兒因為年齡稍大，“文革”前上學的上學、當兵的當兵，相對而言，小女兒穀麗受到的影響更大一些。一篇介紹穀開來早期經曆的文章說，小學還沒有畢業，穀開來就不得不上房當泥瓦匠，還到副食品店操刀賣肉，賣肉時竟還是個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準”。“後來，為了更長遠的生計問題，她決定學門手藝，她開始學彈琵琶，聰穎的她一學就會，很快就達到了專業水平，被確定為獨奏演員。在北京電影樂團錄音棚中為電影錄音，《毛主席逝世》那部紀錄影片的琵琶伴奏，就是穀開來演奏的。”——據一位了解穀開來的知情者說，穀開來的琵琶確實彈得非常好。有時出國訪問時，興之所致，她也會為客人們表演一段琵琶。但是對於她為那部紀錄片伴奏，這位知情者則表示懷疑。
我得到的一份穀開來早期的簡曆是這樣寫的：1973年參軍，1975～1978年，在北京西城棉織廠當工人。1978年，穀麗參加了剛剛恢複了第二年的高考。後來有文章說，“因為坎坷的童年使她根本沒學過數學，幾近交白卷，但是她的文學答卷才情過人，竟一下就考上了北大法律係”。
1978年2月，原在北京市二輕局五金機修廠當工人的薄熙來也考上了北京大學曆史係。與穀開來相比，他此前吃的苦更多一些。“文革”時，薄熙來被關押在北京市立水橋北苑少管所，進“可教育好子女學習班”近5年。因身高腳大，買不到尺寸合適的鞋子，腳都凍傷凍腫，薄小瑩看到後，回家一針一線地為哥哥做了一雙合穿的鞋子送到牢房去。薄熙來收到後大為感動。薄熙來後來告訴身邊的人，他此生最感謝的人就是五妹薄小瑩。“妹妹探監的時候給我送被子，被子裏麵藏著包子，陷在棉花裏。”薄小瑩後來也作為親屬，幾次出現在濟南中院。據參加過庭審現場的一位親曆者說，薄熙來每次進入法庭，都向親屬席方向看去，“他的眼睛一直在找他的親人，到處看，一直到看到時為止”。
薄熙來出事後，“‘文革’當中踹斷父親三根肋骨”的傳聞一度流傳甚廣。早期接近薄家的C先生說，這種說法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便見諸海外一些媒體，薄熙來對此也有耳聞。有一次閑聊中，薄熙來主動向C先生提及此事。他反問對方：“如果我真的像他們傳說的那樣，把父親的肋骨踢斷，那父親後來還會原諒我嗎？”他又說，父親薄一波也是看重中國傳統價值和倫理道德的人，如果他真的做過那種舉動，那是絕對不會得到父親原諒的。薄熙來又對C先生說，薄一波恢複職位後，隻讓他搬進中南海跟他一起住，言外之意薄一波還是最喜歡他這個兒子的。
相比於薄家，穀家平反得比較晚。一位知情者還記得，穀開來當年跟他講述如何為父親早日平反、獲得工作機會而奔忙。“他們家在80年代後期才分到比較好的四合院，他們家沒有兒子，女兒們都挺顧家，兩個老人能鎮得住。”這位知情者說，穀景生年輕時一表人才，而穀開來的長相和性格更多遺傳自父親。年輕時的穀開來靈動清秀，麵相豐潤。一位熟悉她的知情者說，她對自己長相唯一不滿意的是腮骨過方，“耳後見腮”。某一年，穀開來告訴朋友，自己皮膚上長了東西，需要做手術。再見她時，整個臉型已有非常大的變化。
在與穀開來結婚前，薄熙來與北京市前市委書記李雪峰的女兒李丹宇有過一次婚姻。李丹宇是位軍醫，從當時的社會地位上講應該是“下嫁”到還落魄的薄家。李丹宇後來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薄熙來是在1981年兒子4歲生日那天，突然提的分手，之後李丹宇搬出了中南海，但卻不同意離婚。兩人最後對簿公堂，直到1984年，由法院判決離婚。
1984年，中央辦公廳幹部薄熙來到遼寧大連金縣當縣委副書記——一位知情者提醒，“文革”結束後，穀景生曾經帶中央整改小組到東北工作過，薄熙來的選擇應該與此有關。不過這個說法無從核實。
穀開來後來在正式場合都刻意強調是在1985年到了大連偶遇薄熙來，從而開始了一段浪漫的感情經曆，避而不談他們在北大共同求學的一年經曆是否已相識。穀開來的三姐嫁的人，正是李丹宇的哥哥，而穀景生與薄一波都是山西出來的老革命，所以那時候的薄熙來對她來說也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物。而李丹宇懷疑薄熙來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可能已喜歡上穀開來。為此據說她還告了好多年。
不管怎麽樣，穀開來當時是頂著一定壓力嫁給薄熙來的，穀麗這個名字也是在認識薄熙來之後改的。一位知情者說，金州(當時的金縣)著名的風景勝地“金石灘”也是他們一起取的名字，“金石為開，繼往開來……這幾個詞來來回回的，他們覺得很好”。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證實了兩人當時感情的深厚。
一位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認識穀開來的人士回憶，那時候還是北大法律係學生的穀麗說話柔聲細語，寫一手好字。穀麗也有出國深造的機會，但是她最終還是義無反顧地追隨薄熙來去了東北——薄熙來當時隻是一個副縣級幹部，前途未明，這段感情之初也沒有任何功利成分。那時候從北京探望他們的一位友人，至今還對兩人當時的寒酸記憶猶新：“他們家裏有一間屋子，裏麵隻有一張床，外麵用一個布簾擋著，上廁所、洗澡都得到外麵用公共的。”見有舊故來，穀開來還有些尷尬，“她給我切了個香瓜吃，我回去就拉肚子”。這位友人回憶，薄熙來當時“穿一個灰不喇唧的工人裝”，頭發也亂蓬蓬的。東北小縣城的日子，遠非北京所能相比。日子雖然清苦，但兩人感情甚篤。1987年底，他們收獲了這段愛情的結晶——薄瓜瓜。
“金牌律師”
1988年，薄熙來出任大連市宣傳部長，第二年當選副市長，仕途一路看漲。他的口才和形象也漸漸顯出優勢，與過去那個略顯土氣的縣委副書記已不可同日而語。隨著知名度和曝光率增多，關於薄熙來的一些傳言也多起來。時至今日，我們沒有能力去核實那些傳聞的真真假假，但是據一位知情者透露，它對穀開來造成的傷害卻是真實而深切的。
“我認為薄熙來是她第一個最愛的人，也是第一個傷透她心的人。她自認美貌但是有比她更美貌的，她覺得自己不受重視。”傷心之餘也許還有委屈——當時雖然掛著一個“沈陽軍區陸軍學院講師”的身份，但穀開來其實為了這段婚姻放棄了工作機會。知情者透露，穀開來一度情緒低落，曾打電話給朋友，流淚傾訴自己的痛苦，也曾有一些舉動來傷害自己。
作為穀開來當時頗為信任的朋友，C先生勸穀開來不要在別人陰影下生活。“我勸她，不要迷戀做官太太，她完全可以利用她在法律方麵的專長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穀開來對好友的意見也深以為然。一番醞釀，於是就有了曾經風頭十足的“開來律師事務所”的誕生。據稱，這是第一家以女律師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
穀開來很快在律師這一職業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自信和尊嚴，她的氣質、教養、學識和能力通過這一職業得到充分展現。在此期間發生最有名的事情，便是後來被稱為“勝訴在美國”的訴訟案。當時大連一家化工廠因商業糾紛被美國企業告至法庭，“中國方麵不出麵應訴，被美國法院做了缺席判決，判以1400萬美元的賠償。此事也驚動了當時的經貿部部長吳儀。她說，大連惹的禍，中國銀行不能出錢，你們努力吧；官司打不贏的話，大連市政府就要出這個錢”。參與此事的C先生回憶。當時薄熙來的壓力也很大，“那是90年代，大連政府哪變得出來那麽多錢？”1997年，大連方麵決定組成律師團赴美應對，穀開來擔任律師團的主要律師，C先生也以顧問身份加入律師團。
“我們當時確實比較辛苦，一個月內看了六麻袋的檔案，從頭到尾翻出來。最後我們找到了一個理由，成功說服法官召開緊急庭前會議，再給一次機會。”C先生解釋說，“嚴格說來，這場官司不是‘勝訴’——實際上最後在重審的時候雙方達成和解，我們支付了對方律師的律師費，起訴方則答應撤訴。這樣也爭取回來了1000多萬美元。”
C先生出生於北京，成長於台北，曾經長期生活在美國。在美國訴訟期間，C先生說，他利用自己家族在政界和法律界的人脈，給穀開來安排了很多活動，包括在華盛頓拜訪了愛德華·肯尼迪的家庭，到國會與範士丹(Dianne Goldman Berman Feinstein)見麵。範士丹是舊金山唯一的女市長，資深參議員。C先生希望能用這樣傑出的女性來激勵穀開來，堅持走自己的路。而穀開來的表現也令人稱道。“開來很快就熟悉了外交上的場合、穿著、談吐等等，她的衣服雖然不是很貴，但很得體。”
“她其實挺有個性的，但是她懂得掩飾，分寸拿捏也比較得當。”C先生回憶，中國律師團在洛杉磯的時候，為穀開來舉辦了一個“開來之夜”派對，很多人都為她的風采傾倒。當時與穀開來合作過的美國律師柏恩(Ed Byrne)形容她十分聰慧，美麗迷人，英文十分流利，是“中國的傑奎琳·肯尼迪”。柏恩回憶，當年打贏官司後，穀開來邀請整個法律團隊及家屬到大連旅遊，“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柏恩說，這是他近20年接觸過的“最奇異的案子”。
穀開來給合作過的另一個人——羅伯特·辛海因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認為她很有禮貌，非常善解人意，非常聰明。那些對她過於縱容自己、是一個魔女一樣女人的指控，和我所見的絕對是180度的不同。”辛海因說，他們當時住在豪華的大連金石灘度假村，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晚上到酒店逐一與各位會麵並握手，辛海因說他也對薄的性格魅力印象深刻，“他表現得更像一個美國政治家在公眾中工作的樣子”。
C先生曾陪同穀開來到日本參加“東京國際法學會”，他真實感覺到她的進步。“她的英語口語起初磕磕巴巴的，後來也講得很溜。到東京演講的時候，她也很下功夫，把15分鍾的英文稿子全部背下來，給下麵聽眾的感覺她的能力非常強，這個演講是最得分的。”
這一時期，是穀開來作為獨立的個體生活得最充實的時候。“她能表現自己的獨當一麵，她可以體現自己的才能，她講話滔滔不絕，有條有理，周旋在世界各國人士的中間，處理客戶的事情給外商留下的印象也很好。”C先生回憶。現在看當年那些照片，會感覺穀開來臉上的笑容是發自內心的，神情也非常自信。
曾在開來律師事務所工作的一位員工至今還保存著她的一張名片。名片上，穀開來的中文名字下麵印著Horus.L.Kai。右邊還有兩個頭銜：“美國人文大學客座教授”、“中國民族文化研究所秘書長”。C先生解釋說，那時候穀開來還喜歡從事文化活動，所以成立了一個中國民族文化研究所，經常帶著一些書畫家，到國外參加各種文化交流活動。
C先生回憶，有一次，他們一起去埃及等地參加一次文化交流活動，“在搭乘的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機上，我看到一本叫《Horus Magazine》的機上讀物，我建議她說Horus這個名字象征太陽神，男女都適用，不妨就把英文名定為Horus吧，她也接受了，之後她律師事務所的英文名也注冊為這個名字”。
在大連時期，她更多以“開來”的名字出現，而刻意拋掉自己的姓氏。大連一度傳言她是中央另一名穀姓高級幹部的女兒。知情者說，薄熙來當時也支持她走這條道路，他私下揣測，一種心理是“她至少不會總是再為那些事情和他吵”。
美國那場官司解決後，穀開來名聲大振，甚至被媒體冠以“金牌律師”。當年某電視台還要以此為藍本拍一部《勝訴在美國》的電視劇，男主角C先生選擇了濮存昕，“開來”則選定了江珊。不過C先生說，當時隻是先出了策劃、製成宣傳品，本想用於招商、引來投資，不料在上海電影節上反應平平，最後也沒有真的開拍。
不過，隨後發生的一件事，也讓穀開來的“金牌律師”形象打了幾分折扣。1998年，山西作家趙瑜寫了一部40萬字的《馬家軍調查》，披露了很多內情，引起馬俊仁的強烈不滿，對外宣稱要起訴趙瑜；而“金牌律師”穀開來馬上旗幟鮮明地站在他一邊，聲稱“有人在借著馬俊仁製造聳人聽聞的故事”。不僅如此，她還出了一本《我為馬俊仁當律師》的書，與馬俊仁一道在大連、武漢、南京等城市簽名售書。與之相關的新聞報道當時也用很聳人的標題，諸如：“開來做好了替馬俊仁當被告的準備”；“開來律師引火燒身，向我開炮！”
趙瑜後來寫過一篇文章，用很微妙的口吻提到穀開來：“1998年春節後，為續寫末章我在東北再會老馬，老馬曾告訴我，開來曾把名叫瓜瓜的兒子送到馬家軍訓練，他們一家人挺支持我的。我問瓜瓜練得怎麽樣？老馬笑而未答，我當時想，子女到老馬這裏來訓練，孩子的家長在市裏當領導，就更好支持老馬了。”
這場紛爭到最後不了了之，不過穀開來當時的舉動被很多同行批為“業餘”。C先生回憶，他看到穀開來到處為這本書簽售，很不以為然。“我說開來，你是一個專業律師，你不要學藝人，在大連機場設個攤子簽售，別人會怎麽看你？”
不久，一位大連當地的記者化名在海外發表文章，指穀開來利用丈夫身份，在大連招攬生意。考慮到薄熙來對外的形象問題以及未來的政治前途，加之一些風言風語，1999年，大連的“開來律師事務所”關閉。
C先生後來也離開大連，搬到上海。以後，雖然每年仍與穀開來保持通話，偶爾也會在上海或北京見麵，但兩人除了寒暄生活上的瑣事外，話題再很少涉及其他。在C先生心目中，那個曾經想努力做自己事業的一個優秀女性，已漸行漸遠。雖然後來法庭出示的一些證詞表明，穀開來當時在全國還有5個律師所，但是她基本上不再拋頭露麵。那個意氣風發的“律師開來”也就此成為曆史。
倫敦置業
“爸爸常常和我議論媽媽，覺得她很偉大，有思想、有創意，做什麽事都做得非常好。當年辦律師事務所很成功，為了避嫌，她在事業的巔峰期毅然選擇了放棄。爸爸說，其實這不是一個人的損失，而是一個事業的損失。他甚至說，如果當時他自己退下來，支持媽媽去做，她會做得更好！她退出以後，就像隱居一樣，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爸爸有活動讓她參加她也不肯。我特別理解，她最不願意被罩在爸爸的影子下，失掉自己。”這是薄瓜瓜後來對媒體講的一番話。對那時的穀開來而言，一方麵失去了自己的事業，一方麵又不願意生活在丈夫的影子下，於是兒子薄瓜瓜便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和全部的事業。
當薄熙來在2000年離開大連到省裏任職後，負氣出走的穀開來正在異國他鄉為孩子、為自己苦心經營著。在那些與她相識的人眼中，她是一位慈愛的母親，為了兒子的學業搬到倫敦。一篇報道說：“她會在簡樸的公寓裏為朋友們準備熱度恰好為84攝氏度的綠茶——據說這樣可以避免燙傷茶葉；並且給來客們彈奏琵琶，一種類似於曼陀林的樂器。對一位中國高官而言，她是完美的妻子。”可是高官夫人的另一麵，又是神秘莫測的。曾經與穀開來有過商業合作關係的一位英國人士透露，穀開來經常入住倫敦的文華東方酒店(Man darin Oriental)。這座酒店位於奢華的騎士橋街區，是全球最昂貴的酒店之一。
2013年底在倫敦采訪期間，恰好看到了這樣一則新聞：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說，倫敦西區(West End)再次成為全球最貴的寫字樓市場。倫敦西區長期是富人或社會精英居住的地區，又靠近王室權力中心。那裏雖然沒有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或誇張炫目的寫字樓，但其地價之貴，由來已久。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宮殿——白金漢宮以西約4公裏處，是高級住宅集中的伯爵宮(Earl‘s Court)地區。在這個地區的一角，有一座紅磚建築叫Coleherne Court，它因為是戴安娜嫁給查爾斯之前的居住地而名聲大振，身價不菲。
由海伍德之死引發的一係列政治事件之後，英國媒體利用他們對本國法律和規章製度的熟悉，順藤摸瓜，在這個倫敦傳統的富人區發現了跟中國有關的大量有價值的信息。
2002年，標致(Peugeot)子公司PSA Wholesale Ltd想賣掉公司在Coleherne Court的一套公寓。第一個找上來的客戶是一位法國男子。時任公司秘書的巴納比·史密斯(Barnaby Smith)回憶，這名法國男子提出以“黃金地圖公司”(Golden Map Ltd)的名義在香港辦理了手續——這名法國男子即是建築師德維爾。“黃金地圖公司”注冊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當時它沒有借助任何銀行貸款，就買下了這處價值73.6萬英鎊的房產。如今，這幢房產價值已逾150萬英鎊(約1500萬元人民幣)。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沿著這筆交易一直追蹤到了香港，最終顯示穀開來在香港經商的一名親屬也參與其中。
這套公寓麵積157平方米，在房間裏可眺望窗外的公園。有報道說，薄瓜瓜2006至2010年就讀於牛津大學期間，它曾被用作薄瓜瓜的“單身公寓”。有趣的是，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後來特地走訪了這幢公寓，當他向公寓管理員出示薄瓜瓜的照片時，對方竟然還記得：“啊！這不是WaWa嗎？”看到薄瓜瓜的照片後，對方“立即提高了分貝”——瓜瓜的名字被歐美人叫作“WaWa”——“我記得很清楚，他住在一樓，房間很大，有三間臥室。”
買下Coleherne Court公寓的一年後，“黃金地圖”再次出手，在2003年5月以46萬英鎊又購買了附近一套麵積較小的公寓。這套一居室裝修時尚，四周是一個玻璃暖房，通向一個花園。2011年9月，這套公寓被掛牌出售。2012年1月，這套公寓以略低於70萬英鎊的價格售出。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稱，這套公寓的出售得到馬莎百貨聯合創始人的曾孫邁克爾·馬克斯(Michael Marks)的協助。而馬克斯似乎告訴過推銷這套公寓的房產代理，他代表的是他在牛津和哈佛的同學薄瓜瓜。公寓在出售前進行了裝修，花費約1萬英鎊。馬克斯寫信給這名房產代理，通知他：公寓中的一個保險箱得撬開並移走(因為密碼已丟失)，而房內的廚房設備與燈具可以留給新房客。
盡管房產權再次記在“黃金地圖”名下，但這套公寓收到的水電費賬單、維修發票及其他信件，上麵寫的收件人全都是德維爾。公寓的鄰居們表示，2005年前後，這名建築師曾斷斷續續地在這套公寓居住過——德維爾於2000年離開中國，妻子關傑則留在大連照顧自己的父母與幼子，兩人在3年之後離婚。當時他告訴一名鄰居說，他的感情生活很複雜：前妻在中國；他的一名華人女友帶著十幾歲的兒子住在倫敦。曾受德維爾之邀前來做客的一名鄰居，在這套公寓中看到了“巨幅的中國城鎮規劃圖”。
有一個細節是，在薄熙來庭審的案件筆錄中顯示：“穀開來出國時，有4000多萬元人民幣，300多萬美元，50多萬歐元，20多萬英鎊。”——2000年的時候，如此身家，實在不是一筆小數字。她憑借自己的財力購置房產，也是綽綽有餘的。
哈羅校友
到哈羅公學走一圈，才深深體會到什麽是“低調的奢侈”。表麵看，這裏的建築都很老，從主路走過來，也並不能馬上就看到大片吸引眼球的綠地。可是偶然穿過一條小路，站在半山坡上，卻發現眼下赫然是一大片綠草坪，幾十塊大大小小的球場，不時傳出少年們的叫喊聲。後來查資料，才知道哈羅一共有20塊板球場、9個高爾夫球場和12個網球場。
當年的薄瓜瓜就是這運動場上活躍的一個少年。有文章形容薄瓜瓜是“同學中公認的英式橄欖球球星”；而薄瓜瓜後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哈羅公學期間，他報名參加了英國社會在學生中常年組織的“攻擊性淘汰賽”，據說這是在全英所有公立學校開展的一項活動，要進行長達3年的殘酷訓練和淘汰，包括要過生死關、饑餓關、險情應變等等，由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特種兵軍官擔任教官，一輪一輪地淘汰。薄瓜瓜參加的這一期比賽最後堅持下來的隻有8名學生，而他是其中唯一的東方人。
薄瓜瓜在哈羅公學的健康成長，也是薄家人頗為自豪並樂意公開的，否則不會引起一位正在大連闖世界的英國青年人的注意，他，就是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
海伍德曾經告訴朋友，薄瓜瓜是靠他才進入哈羅公學讀書的，在他死後，媒體把這個說法當成事實報道，但是與薄家關係很密切的G先生斷然否認了這種說法。按照G先生提供的信息，海伍德在報上得知薄熙來的兒子在哈羅公學上學後，同樣畢業於哈羅公學的他通過資源豐富的英國社會關係，動用他在哈羅公學的舊識，聯係上了薄瓜瓜和穀開來——那時候穀開來已經住到倫敦西區的那所公寓裏，以便就近照顧兒子。
“皇朝會”(Royal China)是在倫敦市中心貝克街(Baker Street)上的一家中餐館。G先生說，2002年的某一天，薄瓜瓜母子在這裏與海伍德有了第一次會麵。“大連”和“哈羅公學”這兩個共同點，把海伍德和薄瓜瓜原本處在遙遠世界的兩個人牽到了一起。
海伍德怎麽也不會想到，這次會麵會在9年後導致了他的被謀殺。
尼爾·海伍德1970年10月20日出生於倫敦。他的父親皮特是股票經紀人，母親安從事電視直銷業，上麵還有一個姐姐。
一位靠特殊關係才得以獲得采訪海伍德家人機會的英國記者形容，他是“失落的貴族”。中文版維基百科上稱海伍德是曾出任過天津總領事的著名漢學家翟理思之子翟蘭思(Lancelot Giles)的後人，可以確認的是，這是一個錯誤。據這位記者同行得到的獨家消息，海伍德的曾外祖父，也就是他母親安的爺爺叫約翰·巴爾·阿弗萊克(John Barr Affleck)，是1935至1938年英國駐天津的總領事——不過海伍德的這位祖先似乎在他的祖國也幾乎被淡忘了，用Google搜索了好久，最後才在英文版維基百科“天津租界地”(Concessions in Tianjin)的頁麵中，在曆任總領事名單裏，發現了John Barr Affleck的名字。
從1928年出任總領事的翟蘭思在1934年任職期間死於天津。那位阿弗萊克應該是去接他的職位的。據海伍德生前向家人形容，他的曾祖父“是女王派來的”，“駐中國最高官員”。他也很以這位祖先為自豪，家裏的牆上還掛著這位祖先的畫像。約翰·阿弗萊克應該是有爵位的，但是海伍德向家人解釋說，因為他不是長子長孫，所以他本人並沒有獲得象征貴族身份的爵位。
Harrovians(哈羅生)，是專門稱呼哈羅公學學生的單詞，它包含了7位英國前首相。這樣一個單詞本身就是一種身份和階層的暗示。海伍德從祖父、父親到他自己都是Harrovians。據稱哈羅公學很注重傳統，哈羅生吉米解釋說：“如果一個家族的很多人都上過這所學校，哈羅會優先考慮他的入學資格。”13歲那年，海伍德也順利地進入哈羅公學讀書。
海伍德當年的舍監大衛·培瑞(David Parry)至今仍保留著海伍德當年的照片。在他的印象中，這個有著蓬鬆而柔軟黑色頭發的少年並不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他以為進了哈羅將來會成為他的晉身台階”，所以得過且過。培瑞說：“他身上有什麽東西缺失了，我不知道那是什麽，這很難表述。”
在初級會考後，培瑞特別警告海伍德，假如他再不用功的話，可能進不了大學。回憶這位學生，培瑞說，沒有付出就不會有回報，“但在這一點上我對尼爾並不確定，因為永遠有捷徑可走”。
英國電視四台在2012年11月時，專門拍攝了有關海伍德之死的紀錄片。為此，兩位記者曆時一年，采訪了很多事件相關者。在倫敦，這位英國同行告訴我，當時他們聯絡了海伍德在哈羅公學的30位同學，可他們除了記得他喜歡Talking Head樂隊、運動不怎麽在行之外，再無其他印象。盡管海伍德後來在中國的生活軌跡，很大程度上靠著他身上的“哈羅”標簽，但是他在哈羅公學畢業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我從未聽到過他的消息。”培瑞說。他後來經常參加哈羅學生的婚禮和有意義的生日，“可是他一點消息都沒有，他就這樣離開了。這真有一點令人傷心”。
海伍德在高級會考中表現不佳，進入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念國際政治。華威大學“也不算太差”，是除了牛津、劍橋之外的第二級別的大學。在大學裏，海伍德也沒有給同學們留下什麽深刻印象。
在他的朋友眼裏，海伍德是個“有魅力但卻難以捉摸的人”。海伍德顯然是個不安分的人。從哈羅公學畢業後，他曾開著自命為“騾子”的野營車穿越了大不列顛；從華威大學畢業後，海伍德曾在英國下議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之後，他曾嚐試開過一家電視製作公司，還曾通過在遊艇上打工的方式，橫渡大西洋去到美國，在佛羅裏達一所做漁網的小公司裏勉強做小時工糊口。為了省錢他被迫住在最廉價的旅館裏，整天與醉鬼、癮君子混在一起。
海伍德生前曾告訴家人，他的姥姥當年跟隨曾外祖父也在天津生活過，會說中文。雖然她在海伍德10歲那年去世，但是已經給這個孩子留下許多關於中國的記憶，遙遠的東方因而也成了他一直向往之地。於是，海伍德在22歲那年來到中國，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中文。1993年底，他在這所大學結識了未來的太太王某某。據熟知他們的朋友說，王某某是遼寧本溪人，個子高挑，長相漂亮。3年後，他們一起到了海濱城市大連安家。海伍德在大連一所中學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他們在大連生了一兒一女。
做一名靠教英語來謀生的外國人，顯然不是海伍德的目標。後來有文件顯示，在大連期間，他就創辦了多家公司，包括與朋友開了一家“海伍德與伯丁頓聯合公司”(Heywood Boddington Associates)，為尋求在大連和中國其他地方投資的外商提供谘詢服務。據英國媒體報道，2000年，他在英國注冊了“尼爾·海伍德聯合公司”(Neil Heywood & Associates)，“主要業務為撰寫有關亞洲市場的分析文章，並為《經濟學人》雜誌撰寫文章”。
2000年的某一天，時任英國駐華使館負責商業的一秘凱瑞·布朗(Kerry Brown)接待了一個來自大連的英國人，說是谘詢與中國女孩結婚的事情，這引起他的好奇。這個英國人便是海伍德。“他說他當時在大連教英語，那時候很少有英國人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居住，我覺得和我的經曆有點像——我以前也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個地方教過英語；使館的人通常都比較傲慢，因為這一層背景，我覺得我應該對他友善一些。”2013年12月21日，已在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任教的凱瑞·布朗，借回倫敦過聖誕節之機，在一家咖啡廳裏向我憶起13年前的那一幕。在他眼裏，海伍德人很隨和，“是地道英國人的樣子”。
凱瑞·布朗當時的工作劃分，正好是負責遼寧以及東北一帶的商務活動。“在大連的英國公司並不多，而有港口和機場的一些項目，大連方麵想和英國合作。”於是凱瑞·布朗有幾次去大連出差的機會。
“因為在大連的英國人不多，所以我去大連就找到了尼爾。我們在大連賓館見麵，他也沒給我什麽特別的印象，隻記得他說開了一個語言學校，也就是很普通的一個英國人。”布朗回憶，海伍德穿著很隨意的毛衣和牛仔褲，不像當時許多在中國的英國商人那麽精明，一心想發財，“他看起來似乎隻是在混日子”。布朗的印象中，當時海伍德也隻字未提跟薄家有什麽關係。
不過這一切顯然在2002年他與穀開來母子見麵後有了改變。當時薄熙來在國內仕途比較看好，穀開來需要花更多時間留在中國。G先生說，當時海伍德對穀開來提議，他可以代為照顧薄瓜瓜——例如在期末時到學校去把他接回家，得到了穀開來的同意。
那位曾在哈羅公學工作過的知情者說，後期他在哈羅公學見過海伍德，在畢業的時候，他也曾作為薄瓜瓜的親友出席一些儀式。“尼爾會不時地幫助處理瓜瓜在求學過程中的瑣事，然而薄家並沒有花錢雇用他，他也沒有義務替薄家跑腿。”作為與薄家關係密切的人，G先生後來特別強調，海伍德與穀氏母子的關係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再考慮到這個細節——當時穀開來給了海伍德一輛二手的奔馳車，讓他可以方便接送瓜瓜，還讓他使用穀開來在倫敦西區的那套公寓——這種關係究竟是“密切”還是“有限”，也隻能由讀者各自判斷。
北京生活
2004年，薄熙來離開沈陽，到北京出任商務部部長，穀開來似乎不再耿耿於懷於曾令她“賭氣”出走的過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經意氣風發的“金牌律師”從公眾視野消失了，代之以公眾麵前溫柔、知性、得體而明事理的部長夫人。
與穀開來曾有數麵之緣的Z先生，是台灣政商名流，常年行走於海峽兩岸，也是見多識廣之士。談論穀開來，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評價。“她是我在大陸見到的僅有幾個有大家風範、誠懇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這位Z先生特別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亞運村某高檔酒樓宴請穀開來。在那裏，他們偶遇某高級領導人之子。對方已有些醉意，“手裏拿了一瓶威士忌裏的藍瓶，算是檔次很高的”，看到熟人穀開來，他說：“給你們一瓶！北京現在也隻有這家的鮑魚還能吃吃，這個酒能喝喝！”穀開來皺著眉頭看著對方搖晃而去的背影，然後又轉過頭來略帶歉意地說：“我們高幹子弟的形象都被這些人給毀了！”不過，隨著後來諸多負麵新聞的曝光，他顯得有些困惑：“我覺得現在看到的開來和我當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個人。”
此時的穀開來需要對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調整。2004年8月，她在回國後用英語給一個朋友發郵件寫道：“你可能很難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幾個月之後，她寫下更為傷感的話：“我真的總在懷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裏很自由，並能讓我獲得進步。”
地域的遙遠並沒有對這對母子的感情有任何影響。薄瓜瓜有一次做客某節目時說：“我跟媽媽溝通的形式經常是互相寫書，她給我寫一本書，我給她寫一本書。”他說，他“曾在媽媽心情特別困難的時候”給她寫了一本書，“在我心情特別困難的情況下她也會給我寫書”。
也就在2004年，海伍德把家搬到了北京。這一選擇是否與結識了薄家有關，不得而知。
來到北京的海伍德仍舊以做顧問、谘詢業為主。在西方一些媒體看來，對中國公司進行調查是一個快速增長又相當賺錢的行業。西方投資者認為中國公司經常虛報盈利，而且隔著千山萬水，他們也弄不清楚中方的真實情況。因而西方公司需要雇用顧問或者調查員幫助他們。所以在其創辦的“海伍德與伯丁頓聯合公司”網站上，還有這樣一句話：“Know yourself. Know the other party. In a hundred battles，you will never be defeated。”(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按照英國電視四台的調查，海伍德的另一部分角色是充當中間商：替英國公司找到能夠廉價製造產品的中國工廠，假如搭上線成交的話，他可以賺取15%的傭金。他們評論說：“這樣的工作買空賣空，並非靠真才實學或本事，也許因為如此，他喜歡故作神秘，此時遇到他的英國人記得海伍德講話刻意含糊，喜歡強調他認識共產黨高層，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輕易把事情搞定。”
不過至少從外表上看，海伍德的生意進行得不錯。他後來在順義後沙峪附近買了一個有三層樓的獨幢別墅，但這套當時總價為400萬元的房子讓他背負著每月2萬元人民幣的貸款。他的兩個小孩也進入顯赫的英國德威學校北京分校(Dulwich College)就讀。兩個孩子一年的學費是4萬多英鎊(約40萬元人民幣)——因為太太不工作，家庭全部經濟負擔實際都在他一個人身上。海伍德本人開始作英國貴族打扮，加入英僑商務協會，也參加英國使館的各種宴會活動。
曾在英國駐華大使館任一秘的凱瑞·布朗此時已經回到英國從事研究工作。到北京出差再見到海伍德時，他注意到海伍德行為舉止上的一些戲劇性變化。他穿著亞麻西裝，翻毛靴子，係著細領帶，“他當時看上去心情非常愉快”。布朗回憶：“但是當他和我說話的時候，會表現得精於算計。‘這個家夥不錯，他很好，但是時間就是金錢。’”布朗注意到，此時的海伍德已經開始談到薄熙來，“他聲稱對薄家很熟悉”。
不過凱瑞·布朗倒是從另一個角度對海伍德在中國的身份做了解讀：“英國使館商務處通常比較傲慢，不給英國公司提供什麽具體幫助，所以像海伍德這樣的谘詢公司就可以隨便做，不需要政府介入。”
盡管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否認海伍德與其家庭關係密切，但是海伍德身上有意無意的薄家色彩，無疑是為他招徠注意力的一個重要砝碼。凱瑞·布朗說，中國高級領導人的子女通常在美國讀書，“像薄熙來這樣把孩子送到英國讀書、而且毫不隱諱地公開這一點的人並不多，所以英國對他也很感興趣，也想借機拉近關係”。凱瑞·布朗仍然對海伍德和他的新工作表示懷疑。布朗說，他後來也做過谘詢公司，“在中國的顧問靠關係為生，許多人聲稱和大領導有親密關係，但事實上不是真的。這是一個被一些假象掩飾的世界”。
從哈羅到牛津
倫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個繁忙的大中轉站，幾乎每隔半小時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車。無需為等待太長時間而焦灼，也不必為座位擁擠而煩躁，你盡可以從容上車，以書或音樂為伴；一小時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車。雖然此時已身處倫敦西北60英裏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適，令你感覺不到任何不適或反差。
這種感覺應該也是薄瓜瓜當初從哈羅公學邁進牛津大學的寫照——幾乎是一路坦途，沒有任何障礙。哈羅公學時期的薄瓜瓜留給大家的是一個積極向上的陽光少年印象。後來任哈羅公學校長的梅爾·姆維克(Mel 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經的“班主任”(House 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采訪時對薄瓜瓜評價頗高：“瓜瓜是我們哈羅公校的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他和其他16個男孩一起進入我們Rendalls House，他是當中最聰明也最認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課都非常棒……可以說瓜瓜讓我對中國學生的印象好極了，他改變了中國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圍的同學也從他那裏知道了更多關於中國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難忘的學生之一。”
據薄瓜瓜自己介紹，“我的學習筆記還被當作範本在學校印發了”，而他的畢業考試得了11個“A加星”。
在哈羅公學工作過的一位知情者說，很多哈羅生在畢業時會設計一些畢業作品，以作申請大學用。薄瓜瓜當時也寫了一本書——《還有不同》(Uncommon Wealth)。後來媒體興起的一陣“瓜瓜熱”中，是這樣提及這一段的：“(瓜瓜)17歲時國外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還有不同》，該書主題是反對盲目追趕時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譯為中文，正在征求本人同意出版。”其實這本書並不是正規的印刷品，“我記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給老師、朋友”，知情者說，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這本書，“排版、設計都體現得與眾不同，當時我還覺得他這個創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參加完英國“高考”——“A-level”考試的薄瓜瓜，把下一個求學目標鎖定在了牛津大學貝裏奧學院的PPE專業，他後來形容這是“難度最大的考學”。據他自己說，當時一些了解牛津曆史的朋友勸阻他“不要自找麻煩”，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勝心。
“在填報大學五個誌願時，我就隻報了牛津PPE這一個，沒給自己留後路，也算是‘背水一戰’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媽媽。後來我才知道，她支持這樣報的原因並不是認為我會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預料我會經曆一次重大失敗，但她相信‘頑強奮戰後的失敗和輕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價值’，你可以陶醉於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體驗。”這對母子依然用他們特有的方式溝通、交流。
薄瓜瓜所說的PPE，全稱“Philo-sophy， Politics an d Economics”(哲學、政治與經濟專業)，是牛津哲學係的一個本科專業，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學創立的。牛津大學關於PPE專業介紹的網頁上寫道：“在過去的年月裏，這個專業誕生了無數傑出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同時也有政府首腦、傑出政治家、企業家、金融家、記者和其他傑出專業人士……緬甸的昂山素季、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當年在牛津大學都學PPE專業。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撒切爾夫人當年就讀的薩默維爾學院(Somerville College)讀PPE專業。他對PPE專業做了一個詳盡的解釋：“‘二戰’之前，牛津有一門課程叫Classics(經典學)，主要是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經典——那時候認為隻要讀懂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經典，就可以有一種治國之道。‘經典學’專業裏麵出了很多英國以前的首相。‘二戰’後，牛津覺得它已經不符合時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開始設了這個專業。一開始它叫Modern Classics(現代經典學)，然後開始學哲學、政治、經濟這三方麵。”
“學PPE專業的中國人的確比較少，錄取率在牛津的所有專業裏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說，“在薄瓜瓜之前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屆(2007)是沒有中國學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內。2008級有一個中國人，2009級又沒有中國人，然後再2010級是我一個。”不過最近幾年，申請PPE的中國學生才略微多了點。薄瓜瓜確定不是牛津大學第一個學PPE專業的大陸學生。記者在網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畢業於牛津的這個專業。
朱澤平是2012年進入牛津Regent‘s Park College的中國學生。“通常中國學生在申請這個專業時心理上有一些畏懼。因為它的閱讀量比較大，對語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樣，朱澤平也是初中時就到倫敦來讀書的，他說，相比於從國內高中申請來的大陸學生，這一點上他們占據了不少語言優勢。“像薄瓜瓜這樣從哈羅公學畢業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請起來成功率還是比較高的。”
“牛津大學的錄取不是由一個中央的錄取委員會決定的，而是由每一個學院自己決定的。”袁幼林說。筆試通過後，還要進行麵試。袁幼林說，其實考試成績並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標準。“麵試的時候還有一個標準是‘我希望在下麵三年去教這樣一個學生’。打個比方，比如我在麵試薄瓜瓜的時候，雖然覺得他掌握的知識可能還不足夠多，但是覺得他聰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慮薄瓜瓜的背景，覺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別深入地了解這些想法、希望跟這個學生在以後三年裏有更多的交流，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專業與英國本土的政治聯係的確比較密切。你看像議會裏的Front Bench(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專業出身的。”朱澤平說，“如果對未來有一個很明確的從政願望的話，可能還是會選這個專業。”朱澤平說，給他們上課的經濟老師就經常對學生們開玩笑說：“你們那些想從政的第一年不許給我扔了經濟這門課啊。因為現在Front 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經濟，看他們把我們的經濟攪得一塌糊塗。”
從哈羅到牛津，都是響當當的名校。兒子的優異表現，應該讓丟失了自己符號的穀開來，又在“母親”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進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國內媒體正式露麵，他第一次正麵接受媒體采訪。
當媒體的光環籠罩在這個誌得意滿的少年身上時，質疑聲也開始漸漸出現：薄瓜瓜求學6年的哈羅公學和要讀3年的牛津大學，每年學費都是3萬多英鎊，這顯然不是一個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采訪時說：“從16歲開始，每年我都是獎學金學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學業，沒有給爸爸媽媽增添負擔。”網站上一些關於薄瓜瓜的介紹上，寫著他是牛津大學“全額獎學金全日製住校學生”。而薄熙來在2012年麵對兒子在國外讀書的資金問題時，有點不勝其擾，在新聞發布會上，他一字一句地說：“全額獎學金！”
耐人尋味的是，當哈羅公學被英國記者詢問獎學金問題時，校方答複稱：“我校從不提供全額獎學金。”
“牛津的本科生隻有一個獎學金，針對非英國人，是提供給非OECD國家的學生，中國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學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獎學金的。”據袁幼林說，“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隻有三個名額，中國唯一獲得這筆獎學金的學生是遼寧的數學競賽第一名獲得者。”袁幼林解釋說，牛津的獎學金主要給博士生和碩士生提供，偏應用類的比較多。“牛津還有幾個中國獎學金之類的，但是主要都是給博士的，他們的限定標準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較多，本科生是沒有拿到過的。”
一位同樣畢業於哈羅公學的英國記者說：“學生想獲得獎學金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學校提供的，但這更多的是照顧本土學生，薄瓜瓜確認沒有申請到這筆錢；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機構，指定某些條件給申請者提供獎學金，條件限製得太多，可能隻有一個人申請。英國政府現在也在打擊這種行為，因為它很容易滋生腐敗。”這位英國記者說，他也通過多種渠道多次聯係薄瓜瓜，想讓他說明獎學金的來源，“他從來沒有回應過”。
北京迷夢
海伍德在倫敦的家並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訪過其家人的英國記者給的地址，先是坐了向倫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條地鐵線，出來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帶。再換公共汽車，又晃蕩了幾站下來，站定打量四周，發現這裏的建築和穀開來曾置業的倫敦西區有著巨大的落差。各種裝扮的移民也明顯增多。從公共汽車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時，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條街。
這一條路上都是那種一幢挨著一幢的低層樓房，門臉不大，每家門前隻有幾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時正值西方傳統最重要的聖誕節的前幾天，周圍的很多房子都燈火通明，門外也有聖誕的裝飾，一派迎接節日的喜慶氛圍。隻有一幢深紅色的房子一片沉寂——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國媒體蜂擁而至，找到仍住在這裏的海伍德的母親安，試圖讓她說些什麽，但都被她拒絕。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擾，門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麵赫然寫著：“小心有狗！”
按了門鈴，又敲了門，沒人應。再按，再敲，還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飄起細雨，在門外等了一會兒，家裏還是沒有燈光。無奈，隻好離開。
這裏也是海伍德長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與薄瓜瓜認識後，他必然曾經在這裏與穀開來在西區的那間豪華公寓之間穿梭往來過。雖然他是土生土長的倫敦人，但是在穀開來母子這對城市的“新麵孔”麵前，他也並不擁有多少優勢，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為此困擾過。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國享受貴族的尊榮時，無論是薄家還是穀家的“紅一代”，還正在為趕走異國的侵略者而奮力廝殺。隻不過到了他這一代，昔日的榮光已經衰落到隻剩下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傳說。恢複祖上曾有的榮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夢想。
“他最大的心願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劍點肩(注：授勳的一種儀式)，授他一個爵位。”海伍德設想的“加官晉爵”之路是，先在中國獲得事業上的成功，然後回英國從政，海伍德的家人說。
於是在北京的海伍德為了榮耀家族的目標而努力奮鬥著。海伍德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海伍德死後，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尋，試圖勾勒出一個真實的他來。可是很多認識他的人，給出的答應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處在商業社會的灰色地帶，他讓自己顯得是那種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國貿易領事鮑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國大使館的活動中見到海伍德。當時海伍德以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發放名片。當時海伍德還遞給希德另一張名片，顯示他的另一身份——“史賓賽·丘吉爾設計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國總代表。這個公司的負責人杭莉葉塔·史賓賽-丘吉爾(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來自著名的丘吉爾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設計師，當時想要把室內裝潢的生意擴展到中國。杭莉葉塔後來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嚐試合作，但他們的合作沒有任何結果。
海伍德的身份顯得很微妙。一方麵，正如貿易領事鮑勃·希德所形容那樣，“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麵孔出現在那些潛在客戶麵前，而那些客戶喜歡像他這樣有著公立學校背景、用上層階級口吻講話的人”。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興中國富商們需要的一張麵孔；另一方麵，像海伍德這樣能說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國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測的背景的人，對那些對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抱以熱望的英國商界人士來說，也是他們需要借助的一個很好的人選。
曾任駐華使館一秘的凱瑞·布朗則在其後的兩三年間又見過海伍德數次，包括在倫敦，他們也會過麵。“他沒有公開說和薄家的關係，但是也沒有掩飾。”凱瑞·布朗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海伍德，“英國對華貿易體係整體比較保守。英國老牌政治家講究身份，強調階層，不想真正了解中國。與美國這些國家相比，他們與中國相處顯得保守而落後。而且英國的商業，也是被大公司所控製，你看卡梅倫這次訪華，帶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業。中國市場無疑又對英國的中小企業有些巨大的吸引力，這也是為什麽海伍德會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諸多猜測的，則是海伍德的另一個身份——英國Hakluyt的顧問。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與英國企業聯絡的英國軍情六處(MI6)退休官員克裏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於1995年創辦的。海伍德死後，Hakluyt公司隻是簡短表示，海伍德並非Hakluyt員工，隻是一名顧問，“很多大公司在中國都會聘請顧問”。“海伍德在中國從事商業谘詢業務已經很久了，我們隻是他提供服務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們對他的死感到非常難過。”
可是這樣的簡短聲明並不能平息外界關於海伍德是英國軍情六處“特工”的傳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絲”，他為自己買的一輛二手捷豹車專門申請了一個含有“007”的車牌；據說手機號碼也有“007”。不過幾位參與調查過此事的英國記者對此幾乎都持否定態度。“哪有一個特工會傻到把‘007’印到自己的腦門上？”一位記者反問。在他看來，這反倒是海伍德喜歡誇大自己地位的一個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則這樣謹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個特工，但是海伍德對外一直聲稱他和薄家很熟，而當時薄熙來進一步晉升的機會似乎還很多，所以英國方麵找他打聽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與海伍德合作過的中國同事並不是很喜歡他。”一位知情者說，“他雖然實際上並沒有什麽錢，但派頭上像個貴族，顯得傲氣十足，又顯得十分神秘，從來不說自己做什麽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頓·馬丁的非董事顧問——一位知情者說，後來有媒體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開一輛阿斯頓·馬丁的跑車，實際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給他開的。這位老板對海伍德評價很正麵，認為他“溫文爾雅”，“聰明、正直、有素質”，“不是以利益為重的人”。
不過，有一個評價是共同的：海伍德很愛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電話，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訪過海伍德妻子的記者回憶，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歡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沒有商業頭腦”。
爭議牛津
建於1263年的貝裏奧學院(Balliol 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學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於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訪的時候，正好看到貝裏奧學院為了招生打出的條幅。“因為薄瓜瓜，這個學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讀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調侃說。他又半認真地說：“以前，我們知道在牛津比較有名的中國人都是非常老的，錢鍾書、楊憲益……年輕一代，現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貝裏奧學院的創辦人約翰·貝裏奧是亨利三世時期的貴族，後娶了一位蘇格蘭公主為妻，而他的兒子也曾是蘇格蘭國王。他在杜倫主教的協助下，於大約1263年決定捐款創建一所高等學府，它是牛津最早創立的幾所學院之一。英國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貝裏奧的學生“平靜地流露出一種自然的優越感”。
與赫胥黎、亞當·斯密一個學院的薄瓜瓜，如果擁有這種優越感，也實在可以理解。在采訪時稱他就讀的貝裏奧學院為“創史學院”，這個名稱似乎在牛津並不通用。“我猜想這樣稱呼是因為貝裏奧自稱為最老的學院之一，但是這樣說的話很多牛津人會不服氣的。”留學生劉一帆說。“通常認為牛津最老的學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曾就讀過的墨頓學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學學院)。雪萊的一個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裏麵，克林頓的女兒也在這個學院讀過書。”
很難形容牛津哪個學院是“最好的”。“就像貝裏奧隔壁的St John‘s學院，它是牛津最有錢的學院；那Merton傳統上學術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學的確是個令人時時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貝裏奧學院一牆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頓曾讀過的三一學院。不過據說兩個學院有“世仇”，“它們兩個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競爭啊，小爭吵”。網上有一張薄瓜瓜和同學們作勢撒尿，就是在三一學院的大門口拍的，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種無傷大雅的惡作劇。
薄瓜瓜曾用“刺激”來形容牛津生活，“特別是PPE的本科，公認是攻堅戰……光讀那麽多經典原著，時間就緊繃繃的。經常為了突擊學習沒時間睡覺……但我享受每次考試之後的那種痛快感；腦迅速膨脹之後的收獲讓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談論薄瓜瓜時，都會不約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這個詞，這也是那個時期的薄瓜瓜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評在牛津的中國學生不和外界交往，“他們建立了一個像X-man一樣的，和這裏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個係統”。
與傳統的中國留學生不同，薄瓜瓜擅長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國人為主。有的媒體從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記錄下他參加的各種社交活動。據報道，薄瓜瓜2008年曾發起過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動，募款超過1.5萬英鎊，不過他組織的影響最大的活動是通過另一個社團——歐洲委員會(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為“絲綢之路”的晚會請到了成龍，還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學生參加。英國媒體後來說，那次活動是由一家汽車廠讚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國留學生圈裏熱議不止的一個話題，是薄瓜瓜當年參加“牛津聯合會”(Oxford Union)的競選。“牛津聯合會”其實是一個獨立於牛津大學的組織，“但它特別有名，有的人甚至認為它跟牛津一樣有名”。牛津博士生劉一帆解釋，“英國真正的公共辯論，是從它開始的。曆史上在聯合會待過的人，很多後來成為知名政客”。
他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學生中有很多活躍分子也喜歡加入Oxford Union的辯論，有的甚至以前做過聯合會的主席。“他們有的後來去本國從事政治活動，不少人被暗殺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學生去競選聯合會的主席，明明沒有選上，結果下來後很多人都說congratulations(恭喜)。”劉一帆笑著說。
因為牛津聯合會名氣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裏麵。“他們有能力請來非常厲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頓、邁克爾·傑克遜，最近的嘉賓就是阿富汗的卡爾紮伊。”因為牛津聯合會的名氣實在夠大，這些名人也會把來這裏視為一種榮譽。劉一帆說，聯合會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韓國學生，而他就請來了去年全球最紅火的鳥叔。
“從大陸學生的傳統看，我們確實很難進到這裏麵，一個是語言的問題，還有一個文化的問題，我們從小就不習慣辯論，也不會辯論。”劉一帆說。
當年的薄瓜瓜試圖挑戰這一格局。他參加了Union Librarian職位的競選，據說這個職位相當於副主席。“在公認‘中國熱’的當今，‘牛聯’的大喇叭卻很少有中國的動靜……加入會員的中國人卻寥寥無幾，好像與我們無關似的。我覺得‘牛聯’這麽有影響力，應有中國的話語權，能發出中國的聲音。所以在競選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後麵打出了大大的‘中國人’三個字。”
隻有聯合會的會員才有資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會員，但很多華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後來在一個節目裏有些無奈地說。而《牛津學生報》後來的報道說，薄瓜瓜總是在給同學們買各種各樣的東西，從雨傘這樣的小東西，到Union的終身會員資格(根據其官網最新顯示是218英鎊/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電訊報》回憶，投票當天有好些中國學生趕來為瓜瓜投票，但未獲允許，因為他們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試著爭辯，但最後不了了之”。
據說薄瓜瓜最後以4票之差敗給了一個英國人。“隻可惜投票的幾千名會員裏沒有幾個中國人，開始我覺得挺孤獨，但不管怎麽樣，最後證明了中國人不但能大大方方進入西方主流社會，而且在而後的辯論中，中國的聲音也有機會博得響亮的掌聲。”
“他當年應該沒有參加過辯論。他競選的也是一個比較偏社會活動而不是那種學術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內情的留學生說。與薄瓜瓜同時期的，真正獲得一致認可的“名門之後”，是新加坡星獅集團主席李顯揚的長子，也是內閣資政李光耀的孫子李繩武，“他是公認的辯論高手”，“據說也是那一屆PPE專業的第一名”。
在牛津讀書期間，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