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人生 (小說)
作者：伊城
人生就是錯誤。一撮毛如是說。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一個黃昏，一撮毛和兩條河正坐在一個廢舊的電線杆的石墩上喝啤酒，那種喝法是城市小青年中特別流行的：找個舒服的地方坐下，每人手中握著一瓶啤酒，且喝且聊，聊完了，酒也就喝完了，然後把那個空酒瓶找個空曠處，看看四下裏沒人的時候，響響亮亮地摔在地上，然後再瀟灑地搖搖手各走各的路，又省錢又扮酷。這種喝法在小青年中也有一個特別流行的名稱：吹。小青年們見了麵後，關係好的，都會互相詢問：好久沒見，吹一瓶吧。
那天，當兩個酒瓶的酒已經被吹掉五分之四的時候，也就是胸口開始發熱全身的血液加速運行人也變得特別能說特別容易動感情的時候，一撮毛忽然感慨地說：“人生就是錯誤……”說完長歎一聲，隨後又吹進一口啤酒，準備養精蓄銳，繼續發表高論。兩條河也舉起酒瓶跟著吹了一口，深表同意地點點頭，附和的話還沒來得及說出口，一撮毛那雙賊亮賊亮的眼睛就看到了我。
一撮毛說：人生就是錯誤，而這錯誤有時也偏偏錯得那麽恰到好處。要不是兩條河在跑步的時候，忽然說肚子痛，我們也就不會在你學校的門口停下來；如果我們不停下來，也就不會想到買啤酒；如果我們不買啤酒，也就不會喝啤酒；如果我們不喝啤酒，也就不會在那裏坐那麽久；如果我們不在那裏坐那麽久，也就不會看到你追著一張紙，出現在我的眼中；如果沒看到你，我也就不會想起我們小時候在一起的樣子。
一撮毛把這番有關“錯誤”的思考，工工整整地用黑色的碳素墨水筆寫在一張白紙上，搞得讀信的酒瓶李的臉色比碳素墨水還要黑。
我本來還有興趣聽聽下麵說了些什麽錯誤，但酒瓶李卻把信攔腰折起來，放在桌上，又用一本書壓在上麵。
“說吧，到底是怎麽回事？”酒瓶李冷冷地看著我，那兩道銳利的目光縱然是隔著厚厚的酒瓶底般的眼鏡，也能讓我覺得涼嗖嗖的。
“我不知道。”我低著頭，兩手垂直地放在兩條外側的褲縫間，輕聲地說。
酒瓶李拿起放在桌子一旁的信封，晃一晃，對我說：“你不知道？這上麵可是白紙黑字，寫著你的名字。”說完，把信封也壓到書的下麵，好像怕被風吹走了似的。
我說：“我根本沒有收到這封信。”
酒瓶李說：“信是寫給你的，你看沒看，都是寫給你的，收沒收到，都是寫給你的。白紙黑字寫在上麵，你是賴不掉的。並且這種信，不讓你看，也是為了愛護你。你也知道，學校不許學生談戀愛，一經證實，立即開除。我今天找你來，是想給你一個機會……”
我說：“我沒有談戀愛。”
灑瓶李說：“每一個被我抓到的人，都說自己沒有談戀愛。”
我說：“我確實沒有談戀愛。”
酒瓶李說：“每一個被我抓到的人，都說自己確實沒有談戀愛。”
酒瓶李說的也許真有道理。每一個上課講話被老師罰站的學生，都會說：我沒有講話，我隻是和同學討論問題而已。每一個沒完成家庭作業的學生，都會說：我不是故意不完成作業，我隻是忘記了作業題目而已。依此類推，每一個談戀愛的中學生，也都會說：我沒有談戀愛，我隻是對他的感情特別一些而已。
這樣想來，我就不敢再說什麽了，隻是低頭默默地站著。酒瓶李看我不說話了，就乘勝追擊又把那封信從書下麵取出來，嚴厲地說：“‘人生就是錯誤’，這種想法才是嚴重錯誤呢！也不知道他當年的政治課是誰教的？人生是什麽？人生就是尋找真理，就是尋找真善美，就是為了共產主義理想去奮鬥。他說人生就是錯誤，這麽消極的思想，有沒有影響到你呢？還有，是一張什麽樣的紙把你引到他的麵前呢？你為什麽會不遲不早地出現在他的眼中？你小時候又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
酒瓶李的話抑揚頓挫鏘鏹有力，唾沫星子亂飛，逼得我隻得把頭低得更低。他看我把頭低得更低了，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自己要對自己的過去有一個深刻的反省，讓思想中的最隱蔽、最旮旮旯旯、最見不得人、最容易蒙混過關的角角落落都暴露出來，認真清洗、消毒，然後還要在太陽下曬幹。”
◆ ◆◆◆◆◆◆◆◆◆◆◆◆◆◆◆◆◆◆◆◆◆◆◆◆◆◆◆◆◆
於是，我決定去找兩條河。
當時的事發現場共有三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一撮毛，一個是兩條河。另外兩個人我都認識，並不能說明我交遊廣闊，而是因為從小我就不得不認識他們。既然當時在場的有三個人，而我和其中的一個人又被一封信牽扯到同一個事件中，那麽第三個人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最好的證人。
隻要兩條河肯在酒瓶李麵前拍著胸脯說：我向毛主席保證，他們兩個絕對是七年沒有見過麵的，並且那次見麵，也是偶然碰見，見麵的時間很短，隻是看見了一下而已，見麵後隻是彼此報以禮貌地微笑，沒有說一句話。沒見麵的，就不能談戀愛；見了麵沒說話的，也不算談戀愛。
隻要兩條河輕輕鬆鬆地說這麽兩句話，酒瓶李對我所有的懷疑就可以消除了。又何況，說這麽兩句實話，對從小就好吹牛，好逞能的兩條河又算得了什麽呢？我閉著眼睛都能想起他小時候一麵用舌頭把粘在嘴唇外麵的芝麻一個都不放過地舔進嘴裏，一麵拍著胸脯對老修女趙姑姑說：我向毛主席保證，我絕對沒有偷吃你的芝麻糕。兩條河身高體胖，拍起胸脯來有一種咚咚的聲音，讓人容易產生一種實在的感覺。那時候，糧食的定量沒有兩條河的食量大，所以他每天就到處找吃的，然後又到處拍著胸脯向人家說：“我向毛主席保證……”兩條河除了貪吃，還很邋遢，每到冬天又冷又餓的時候，就很容易流鼻涕，流了鼻涕又不清理，所以他的鼻子下麵總有兩條閃閃發光的東西，久而久之，就成為兩條河了。
我決定去找兩條河，除了他是我的“戀愛事件”最好的證人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能夠找到他。因為這麽多年來，先是我家因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分到了一套單元樓房搬走，後來，趙姑姑也因為落實宗教政策，教堂重新開門，又住回到教堂裏去了，再後來，是一撮毛他們全家搬進了當年被沒收、後來又歸還了的在城北的房子裏，也就是說，隻有兩條河他們一家還是住在我小的時候住過十年的那個四合院中。
我決定去找兩條河的第三個原因，是因為和一撮毛相比，我和兩條河還是比較熟悉一些的。我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搬離了那個四合院，從和一撮毛、兩條河同一間的學校，轉到另外一間小學讀書，但在中學的時候，我又考進了兩條河讀的那所中學，而一撮毛卻在另外一間中學讀書。兩條河比我高兩級，他考上大學後，老師們還常提到他的名字，用來激勵我們後輩：“那麽憨鈍、邋遢的人都考上了大學，你們還有什麽借口嗎？”對於兩條河能考上大學，我倒不覺得奇怪，老師說他憨鈍，顯然是因為沒有看到過他小時候找吃的東西的機靈勁，才得出的錯誤的結論，並且一個人能否從百分之一的概率中殺出一條血路考上大學，關鍵看他在學習上專注不專注，而這一點，兩條河也恰好最擅長。小的時候，他專注於找吃的；大的時候，生活已經好了，不用每天專注地旋摸著找吃的了，兩條河就隻好專注於學習了。
在同一間學校，低頭不見抬頭見，雖然說我倆也像其他同學一樣，男女之間不說話，但總歸是每天能見麵的熟人。熟人好辦事。
◆ ◆◆◆◆◆◆◆◆◆◆◆◆◆◆◆◆◆◆◆◆◆◆◆◆◆◆◆◆◆
兩條河有氣無力地說：“沒想到，一撮毛這小子，手腳這麽快……”
我說：“兩條河，你積點德吧。火燒眉毛了，你還拿我開心。”
兩條河說：“你都看到了，不是我不幫你，而是確實幫不了你……”兩條河說這番話的時候，正老老實實地躺在床上，左胳膊上插著一個針頭，針頭上連著一條細管，細管裏流著藥水，藥水是從一個大的藥水瓶裏流出來的，那個大的藥水瓶又掛在一個鐵竿子上。此刻的兩條河，已經是一個眉清目明整整潔潔規規矩矩的小夥子了，鼻子下麵的兩條河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圈淺黑色的毛茸茸的胡須，我對他說：兩條河，現在不該叫你兩條河了，你躺在床上，剛做過割除闌尾的手術，又掛著吊針，要叫也隻能叫你一條河了。過兩天，吊針拔了，你就成了沒有河了。
據兩條河說，那天他在跑步的時候，忽然覺得肚子痛，教導員就讓一撮毛陪他慢慢走一走，結果，他們兩個就去買了啤酒來喝，喝完了啤酒，肚子更痛了，當天晚上就住進了醫院，開刀摘了闌尾，現在剛回到家裏休養，我就來了。
我說：兩條河，我怎麽都搞不明白，你們不是都考上大學到省城去了嗎？怎麽還會在這裏？老師們都常用你來激勵我們呢。
兩條河說：我是去了省城上了大學，可大學第一年要軍訓，所以我和一撮毛又被分配回到老家的部隊，接受訓練。軍訓可不是好玩的，你看，我連闌尾都訓掉了。
我說：少了一個闌尾不礙什麽事，我才命苦呢。你躺在床上不能為我作證，我不知道該怎麽向酒瓶李交代。
兩條河說：“誰是酒瓶李？”
說真的，誰是酒瓶李，我也搞不太清楚。
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進了文科班，我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師本來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但不幸的是，教高中三年級的政治老師在十月時突然檢查出了肝癌，住進了醫院。按理說，高三的老師生病，跟我們高二沒什麽關係，但因為高三的學生麵臨高考，而高考的成績又會影響學校在全市的排名，而學校在全市的排名又會影響到老師們年終的獎金，所以全校上下的老師們一致認定，高三一天都不能沒有老師，並且一天都不能沒有好老師。於是我們那位優秀的政治老師就被調上去教高三了。學校也向教育局申請要新的政治老師，但教育局答複說，我們的新老師要等到一月份才能從進修學校畢業。舊的老師走了，新的老師又接不上，於是我們就過了一個月沒有班主任也沒有政治老師的放羊般的幸福生活。這一個月來，學校一直想辦法幫我們找臨時的政治老師，但因為改革開放後，教政治的老師突然發現自己不如校門口賣茶葉蛋的掙得多，更比不上賣油條大餅的，所以一部分政治老師就去改行賣茶葉蛋或油條大餅去了。再加上當時的政治老師多是政史係畢業的，政治曆史都能教，所以又有一部分政治老師在學校縮減政治課的課時後，就主動要求去教曆史，好根據課時多拿一些補助。總而言之，當時很多的政治老師都好像突然從地球上自然消失了一樣，物以稀為貴，政治老師成了奇貨可居。好在我們學校不惜花血本地全麵撒網，才撈到了這位既沒賣茶葉蛋，又沒去教曆史的已退休的李姓老師，他第一次出現在我們班上，那如酒瓶底般的眼鏡就讓我們敬佩得不敢出聲。所以要讓我說出酒瓶李是誰，我還真說不準，我隻知道他是一位有著豐富的經驗的、沒有幹過任何旁門左道的、一身致力於政治課的政治老師。至於他的經驗是在哪裏積累的，他的業績如何，我們統統不知道，我想我們學校的校長也不一定知道。我們背後叫他酒瓶李，也是充滿著對知識、對曆史、對權威、對政治的敬意的表現。總而言之，酒瓶李以他酒瓶底般的眼鏡後的兩道銳利的目光，讓我們這些對政治課已經不那麽重視的學生重新清醒起來。
兩條河既不能幫上我的忙，向酒瓶李證明我的無辜，我又無法向他說明白誰是酒瓶李，我們的談話也就不了了之。我一時又不知道該怎麽辦了。那個冬日的下午，我一個人在街道上晃來晃去，風吹在我的臉上，每一下都像刀割一樣。偶爾的幾個行人，看到我這種學生模樣的人一個人在街上晃蕩，都奇怪地看著我，他們一看我，我就想到遠在省城工作的我的父母，如果看到我這個樣子，一定也會很傷心，想到父母會傷心，我也就越想越悲傷，越悲傷就越瞎想，最後想來想去，我終於想到了一句話。
◆ ◆◆◆◆◆◆◆◆◆◆◆◆◆◆◆◆◆◆◆◆◆◆◆◆◆◆◆◆◆
我說，酒瓶李說要給我一個機會，讓我把這件事情的每一個細節都想清楚、解釋清楚，他就可以不通知我的父母，不向學校匯報我的情況。
我說，我去找過兩條河了，他剛做完手術，躺在床上不能動，所以他不能幫我向酒瓶李證明我沒有談戀愛。
我說，這幾天，不論白天黑夜我都在努力地回憶以前的事情，檢討自己以前是否有什麽失檢點的地方，可是我的記憶力一向都不太好，我不能把以前所有的事通通記起來，通通說清楚。
我說，所以，我需要人幫忙。
我說，我找你有三件事，第一是想搞清楚，“人生就是錯誤”到底是什麽意思；第二就是想搞清楚那天我為什麽會追著一張紙？那張紙又是什麽樣的紙？第三就是麻煩你幫我一起回憶過去，畢竟我那時年紀太小，記不得多少事。因為酒瓶李要求我把所有思想中肮髒的、不健康的東西都好好反省一下。
我說這些“我說”的時候，一撮毛一直認真地聽著，驚喜、興奮、溫暖、深情，各種情感從他的眼神中輪番流出，那雙賊亮賊亮的眼睛看得我一直不敢看他。他聽我說完了，就又向前跨了一步，輕輕而又真誠地說：你真讓我感動。我隻是給你寫了一封信而已，你卻親自來找我……
我一聽就生氣了，瞪著他說：一撮毛，我今天找你可是辦公事的，你已經害得我夠慘了。我瞪著他，他卻依然真誠深情地看著我，最終讓我又不好意思看他了。
說實在的，那天匆匆地見麵時，如果不是兩條河大聲喊：“一撮毛，你看，小時候玩過家家時作你孩子的媽媽的人來了！”我還不一定能認出他來。剛才在營房外等他，也是靠著一個大概的輪廓的印象認出他。隻有在生氣瞪他的時候，才細細地看清楚了，原來一撮毛的長相還真不錯。
其實，一撮毛不僅長相不錯，人也蠻講義氣的。他當時就表示：雖然他對酒瓶李私拆他人信件的做法非常厭惡，雖然那次見麵後，他確實喜歡上了我，但他不會那麽自私，不會隻喜歡我而不幫我，更不會因為喜歡我，反而害了我。於是他決定把這些兒女情長的事先放在一邊，立即著手幫我解決目前麵臨的難題。
一撮毛說，關於人生就是錯誤這個命題，因為牽涉麵太廣，目前隻是處於情感上的感慨而已，還沒有辦法把它提升到理論層麵上來證明，並且這種大的命題，往往是在青年時代有感慨，然後開始積累論據，到老年時代才有結論的。也就是說，他雖然把這句話寫在了給我的第一封情書裏，但這種感慨是否正確，是否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還要等到我們白頭偕老的老了之後，才能有結論。所以這個問題目前隻能讓它懸在那裏。
至於第二個問題，你為什麽會追著一張紙，那張紙又是什麽樣的紙，這也是我想知道的。一撮毛繼續說，雖然我們的情聖賈寶玉先生曾有過“天上掉下個林妹妹”的感慨，但其實林妹妹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坐船從蘇州來的。這一點曹雪芹先生已經考證過了。那個害得我失眠了好幾個夜晚的冬日的黃昏，本來隻有我和兩條河坐在那裏吹啤酒，方圓五十步都沒有人，為什麽突然多了你，我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好像是一陣風刮過後，我睜開眼，你就突然出現在我麵前了。當然，我不會寫“風裏吹來個李妹妹”之類邯鄲學步的話，因為既然已經證明林妹妹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所以李妹妹也絕對不是風裏吹來的。我隻記得你跌跌撞撞地跑過來，張著手臂亂揮舞，極力要抓住在你前麵飛著的那張紙。
我們是帶著一種嚴肅、認真的態度來討論這些問題的。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們總不能像兩條電線杆子一樣一直戳在兵營的門口，並且在冬天戳在那裏也絕對會凍成電線杆的，於是我們就邊走邊討論。一撮毛還建議，我們最好還是走到那天的事發現場，讓直觀的現場景物來刺激一下我們的思維，這樣會對我們的回憶更有利。
我們這個小城中最長的一條路叫建國路，顧名思義，這條路是建國後才修的，路的最北端是我們的學校，路的最南端是軍營，我們兩個就一直從建國路的最南端走到了最北端。
校門口的東麵和西麵，各有一個岔路，東邊的岔路上有油印店，有書店，有小飯店、有雜貨店、有服裝店和鞋店，西邊的岔路則是由兩座四合院的後牆形成的一條很短的死胡同，除了幾個電線杆的廢舊石墩，就是碎瓦礫。當我們走到學校門口時，我向左右看了看，忽然想明白那天我為什麽會追著一張紙了。
那天，也是酒瓶李第一天來學校給我們上課，他在課堂上看到我們的課本已經和他以前教書的時候大不一樣了，就情緒激昂地發了一通課本越改越差的講話，然後就宣布他不用課本，要用自己的講義。我還記得他的講題是“什麽是真善美”，下課後，酒瓶李讓我去把他的講義拿到油印店裏去印，然後再發給大家。那天，我本來是拿著講義，已經走到東邊的油印店門口了，沒想到忽然刮來一陣風，我拿著講義正要推門的手不知怎麽地一鬆，講義就被吹走了。我於是就這樣追著講義，從東邊的油印店門口開始，經過學校門口，一直追到西邊的舊電線杆的石墩旁邊，也就是一撮毛和兩條河吹啤酒的地方。
實地考察果然有效，我們欣喜地看到，兩個人的記憶，在這從東到西短短的一段路上匯合了。
一撮毛興奮地拍著那個石墩子：就是這裏，就是這裏，我就是在這裏看到你的。然後他一屁股坐在上麵，如釋重負地長出一口氣。我們兩個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麽，所以就都沉默了。本以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沒想到沉默中一撮毛又發現了新問題：“不對啊，冬天應該刮西北風，也就是說，隻能是把我的啤酒吹到你的油印店門口，沒可能是把你講義吹到我的這邊來。”我站在那裏，上下左右的比劃了一下風向，沒錯，冬天刮的是西北風，要把講義從油印店的門口吹過來，除非是刮夏天常刮的東南風。而在冬天， 是不可能刮夏天的風的。
一撮毛忽然恍然大悟地拍一下腦袋：“我想明白了，這就是人生的錯誤。你想想，冬天刮夏天的風，這不就是錯誤嗎？”他興奮地從上衣袋裏掏中一個小本子，把這番話記了下來，然後又對我說，那天莫名其妙地刮來的東南風其實就是“人生就是錯誤”的一個重要證據。但是不要害怕這種錯誤，因為人生的錯誤有時也是錯得恰到好處的。
其實仔細想想，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中可能真的是充滿了這樣的錯誤。我小時候住過的那個小小的四合院，也有一個不相稱的錯誤的名稱：社會主義向陽大院。名為大院，其實院子空間很小，一家打個響屁，四家全能聽到，並且裏麵的四戶人家，在當時來看，全都是屬於非社會主義陣營的：一撮毛是屬於資本家的後代，雖然資本家的全部資本到了文革時就隻有一處被沒收的院子而已；兩條河是地主家庭，這個地主的後代既沒有地，又沒有雇工，父親早逝，孩子又多，他家本來就窮，抄過幾次家後，就成了比窮苦農民還窮的人了；我老爸老媽大學畢業後不久，就趕上反右，於是他們順理成章地全都成了右派；趙姑姑是在洋人教堂裏長大的孤兒，自然與帝國主義脫不了關係。其實仔細想來，我們這四家的問題在當時汗奸公賊滿地都是的時代中，也算不得什麽問題，但遺憾的是，因為城市太小了，每到鬥爭的時候，就總得找出些鬥爭的對象，所以隻好把富農放大成為地主，把小業主放大成為資本家，把右派放大成為反動派，把修女放大成為帝國主義者，這樣放大後，起碼在名稱上氣派了很多。
隻要有問題，就得鬥爭，這是絕對的真理，絕對的正確。但不幸的是，這一真理到我出生的時候，似乎也不是絕對正確的了。那時已是文革的後期了，該抄家的，都已經抄得什麽東西都沒有了，該批鬥的，都已經認罪了，連我老爸這樣的右派，都結束了牛棚生活，可以回到“向陽大院”了，總而言之，那個時候，大家都已經折騰到差不多氣數已盡了。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最有精力折騰的紅衛兵們也已經被折騰到農村去了，城市裏一下子安靜、平穩了，在這安靜、平穩中，恰好放置了我的童年。從我記事起，我就看見資本家的後代總把頭發剃成電影中農民小英雄的茶壺蓋般的頭型，也就是說，那個時候，資本家也可以享用農民的發型了。後來我們就幹脆把這種發型按其發型的本意稱為一撮毛，一撮毛的名字就是這樣叫開的。
那些有問題的人住在一個院子中，按說是應該互相監督、互相揭發的，這樣才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這樣做才是正確的，但我們那四家卻采取了錯誤的方法，相處得出奇地好。我們小孩子有時候吵架了，也會互相揭短，比如我會罵兩條河“小地主”，兩條河會叫我小右派，一撮毛自然會被我們叫為小資產階級。這種謾罵不會經常發生，並且發生了也不會持久，我們一開始互相謾罵的時候，我們的父母就立刻把各自的孩子拉回去，一通痛打。後來我們幼小的心靈也總結出，這種謾罵中，誰都不會占便宜，因為誰都有不好的名稱可以被別人用來謾罵。既然占不到什麽便宜，又要麵臨回家後挨打的危險，所以我們也就停止謾罵了。
我關於過去的回憶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一撮毛不愧是學數學專業的，他一聽就指出，這樣的回憶沒有條理，沒有條理就沒有重點，沒有重點就抓不到問題的關鍵。他建議，我們把有關小時候所有的事，分為有趣的事、無聊的事、印象深刻的事三種類型來談。這樣一分，小時候所有的事就變得脈絡清晰了。我聽了，打心底裏佩服他。我搬家的時候，一撮毛的數學就是總拿全班第一的，看來這麽多年，他還是沒變。
那時候，每條街上都有黨代表，叫做街道代表，我們的街道代表是個小個子的瘦女人，人們背後叫她“苦大仇深”，她偶爾會來到我們的小院中，組織大家開會。開會之前總要唱歌預備預備心情。當時有一部電影叫做《洪湖赤衛隊》，聽了這個名稱，不用講內容，大家都能明白這是部絕對正確的片子，並且那個時候，也沒什麽不正確的片子可以給我們看。裏麵的一首主題歌是我們每個孩子都喜歡唱的：“洪湖水呀，浪呀麽浪打浪，洪湖岸邊是呀麽是家鄉啊……”那時候我們不認識字，所以學這首歌曲全靠聽別人怎麽唱，我們就靠著大概的印象跟著怎麽唱。有一天，當那位苦大仇深的街道代表又來到我們院中的時候，我們幾個小孩子就為她合唱這首歌，但不幸的是，我們一開始就唱錯了：“洪湖水呀，老大打老二呀，胡亂打呀是呀麽是假想呀……”大人們聽了，忍不住要笑，但我們唱得太認真了，他們又不好打斷我們，最後，連那位老皺著眉頭的街道代表也忍不住笑了起來。苦大仇深的街道代表是不應該笑的，笑了就是犯錯誤了，既然她在我們這些有錯誤的人麵前犯了錯誤，就算是有了把柄在我們手中，所以從此她很少再來給我們開會了。
像這類有趣的事實在太多了，我和一撮毛用了兩個晚上的時間來整理，還沒有談完。一撮毛正在軍訓，每星期隻有拜三和拜六的晚上可以出兵營，拜日的晚上可以回家，既然我被酒瓶李逼到火燒眉毛的緊要關頭，一撮毛就決定放棄拜三和拜六的休息時間，幫助我一起反省過去。
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任何色彩比秋天的天空更美的了，天是那種淡淡的藍色，悠揚而高遠，雲是那種亮亮的白色，厚實而溫柔，我們的小小的風箏飛上高遠的藍天時，雖然歪歪斜斜，但卻那麽讓人激動。一撮毛把家裏他姐姐寫毛筆字剩下的一些零碎的麻紙拿出來，兩條河在小胡同裏到處搜羅一些細軟的小木條和粗粗的麻線，我把家裏媽媽用白麵做好的用來把兩層布粘好做鞋墊的漿糊偷偷拿出來，我們三個人就找一個安靜的角落，開始做風箏。半小時後，我們就拖著三個小風箏在胡同裏瘋跑。我們的風箏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都是飛不上天的，充其量飛得高度就是比成年人的身高稍微高些而已，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自豪感和快樂。隻有一次，我們的風箏真的飛上了天，比大人的身高高出好多，我們激動地奔跑著，高聲地喊叫著，以至於我被一塊石子絆倒了都還在笑著。是一撮毛首先發現我的一顆下門牙被磕掉了，當他從泥土地上把我那顆還帶著血的牙齒撿起來的時候，我才嚇哭了，一撮毛立即安慰我說，別擔心，反正你到七歲的時候，這個牙齒也會掉的，你看我和兩條河的牙齒就相信了。他們那時八歲，牙齒掉得七零八落。兩條河看著我的牙齒反倒高興地說，太好了，你的門牙隻有三顆了。一撮毛，兩條河，三顆牙 ，我們三個就是三人幫了。摔掉了牙齒後，我們有好長一段時間不玩風箏了，但我們依然能找到快樂的方法。一撮毛帶著我們到住家附近的一個房產管理處，那裏有很多修房子的藍色的和紅色的瓦片，我們就用紅色和藍色的瓦片互相摩擦，一邊是細細的藍色粉末，一邊是細細的紅色粉末，而中間的部分卻是兩種顏色混合出來的我們說不出名字的最漂亮的一種色彩，我們把這種漂亮色彩的粉末小心地收集起來，活上水，做成小小的泥人，在胡同裏的其他小朋友 麵前炫耀，一撮毛用小泥人和其他小朋友換連環畫小人書，兩條河用小泥人換吃的，我則什麽都不舍得換，小泥人就是我最喜歡的玩具。那個年代，大人們在忙溫飽，忙工作，忙開會，顧不得照顧我們，我們三個人就在小胡同裏瘋跑瘋玩，我們沒受到很好的照顧，但我們卻那麽地幸福。
這是我們在一起進行第二次反省時的主要內容。
我們進行第二次反省的時候，比第一次效率高得多。因為大家一見麵後，就能夠單刀直入，直奔主題了，不像第一次那樣，還需要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還需要克服初次見麵的生疏、忸怩，還需要習慣彼此的語言表達，而這一切，都在我們第一次的長達三個小時的回憶中，在那條最長的路上走了幾個來回之中，就已經完成了。所以有了第一次之後，我們所有的談話都是以老朋友般的感覺進行的。我們時而一起大笑，時而一起沉默回想，時而一起共同描述，最後一撮毛說：“我們想這些有趣的事，可以說明什麽問題呢？”我說：“可以說明我們過去活得很快樂。”一撮毛說：“那就糟糕了，酒瓶李會說‘這就是你的問題了，正是因為快樂，所以才會有問題。有趣的事，正是失檢點的事’。”我想一想，他說的蠻有道理的，我就問他：“那該怎麽辦呢？”一撮毛說：“你向酒瓶李匯報的時候，就不要提這些有趣的事情了。我們不是還有無聊的事嗎？無聊的意思就是沒什麽，那些無聊的事就是用來證明我們過去確實是沒什麽的。”
於是我們又發動各自的大腦，叫它們去回憶無聊的事，可想來想去，都想不到一件無聊的事。有些事，原本以為是無聊的，可現在一經回憶，卻都是那麽有趣。有趣的事不能用，無聊的事也變成有趣的了，這該讓我怎麽向酒瓶李交代？我們皺著眉頭，在建國路上不停地走著，搜腸刮肚地回憶著無聊的事，結果依然是沒有結果。
我們就這樣在空蕩蕩的大街上走著。路燈黃色的眼睛都已經疲憊了，而我們的大腦卻很清醒。因為是冬天，路上偶爾會有幾個行人經過，也偶爾有人向我們投來匆匆的奇怪的一瞥，但我們卻全然投入、全然鎮定，也全然不覺得冷。
最後，我終於想到一個好辦法。前一段時間，我突然迷上了讀小說，而當時的小說，大都會把文革拉進去，裏麵寫得傷痕累累，有些甚至慘不忍睹。我對一撮毛說：“咱倆的童年，多少也能跟文革搭上點邊，雖然沒經曆過大場麵，但多少總該能找出點痛苦的事吧？當時痛苦的事，現在就該算是無聊了吧。”
於是一撮毛就想起來他本來有個姑姑在台灣，但文革的時候，不敢和她聯絡，他爸爸常為這件事痛苦不已。這是件痛苦的事，但一撮毛不認為這是無聊的事，並且這件事是一撮毛自己的事，和我沒什麽關係。經他這麽一點醒，我忽然想起，有一次，爸爸的地質隊開全體家屬會議，開會前，爸爸特意把我拉在一邊，告訴我要在會上對別人講，他天天讀毛主席語錄讀到半夜。如果我肯這樣做的話，爸爸會給我買一毛錢的糖作獎勵。我問爸爸：“你不是一直告訴我，叫我不能撒謊嗎？”當時我看到爸爸的臉色又尷尬又痛苦。好在我是個善解人意的好孩子，後來，我果然得到了一毛錢的糖。
我問一撮毛：“這種事夠無聊的了吧？”
一撮毛說：“矮子裏麵拔將軍，勉強對付酒瓶李吧。”
在回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時，我們卻有意想不到的收獲。那已經是我們第三次肩並肩地在建國路上進行深刻反省了。一撮毛說，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是我常常哭，大事小事，有理沒理，動不動就哭，大家在一起玩抓貓貓的時候，我追不上他們，也會哭起來，他們不小心碰一下我，我也會哭起來，下五子棋輸了，我也會哭起來。我一哭，他就好像覺得自己真的欺負我了，而實際上，是我欺負他的時候多過他欺負我的時候。我說：“如果能證明你小的時候常常欺負我，讓我哭，就可以證明我倆之間不會有任何好感。沒有任何好感，就不會有失檢點的地方，沒有失檢點的地方，酒瓶李就滿意了。”
一撮毛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我們就順著這條思路，最後果然找到了一件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那是在我們臨搬家前，一撮毛的媽媽過來我家幫我媽媽收拾一些零碎東西，一撮毛也跟著來了。一撮毛的手裏還拿著一把塑料小寶劍，綠色的，特別小巧，我看了後，就想要玩一下，但他卻說女孩子不能玩這些東西，於是我就說這種假東西不玩也好，連張紙都捅不破，還叫什麽寶劍，玩了反倒會降低水平。一撮毛聽了，就氣憤起來，堅持說他的寶劍能捅破紙，最後我們到處找紙。那時候，媽媽幾乎已經把所有的東西都打了包，所以我們沒有找到紙，又不敢拿報紙試驗，生怕不留神把什麽重要的文章或是偉人的肖像刺破引來麻煩，於是我就說：“我願意拿胳膊讓你試一下，你就知道你的寶劍有多鈍了。”一撮毛說：“這可是你讓我試的啊，割疼了你可別哭。”我說：“我保證不哭。”當時是夏天，我穿著短袖衣服，一撮毛就拿起他的寶劍在我胳膊上一捅，塑料的東西當然捅不破皮膚，但劍鋒上沒磨平的塑料毛茬卻在最後他把劍收起來的時候把我的胳膊劃出了血。當時我確實沒哭，隻是堅持說，這不算是捅破的，一撮毛卻堅持說，這恰恰正是寶劍的厲害之處。我們正在爭執的時候，一撮毛的媽媽進來了，她看到我的胳膊就大叫了一聲，隨後就是一記耳光射向一撮毛。
一撮毛說，他對這件事印象最深刻，因為那是他這輩子最後一次被他媽媽打，而且是當著眾人的麵打，夠丟人的，所以記得特別清楚。我說這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因為我身上唯一的一塊傷疤就是那時候留下的。雖然不長、不深、不痛，但畢竟是唯一的傷疤。唯一的都是值得紀念的。
順著這條線，我們又自然而然地談起了各自的父母，甚至還談起了各自的親人，話題也越來越有人情味了。在晚上十點半的時候，我們一起走到了我的學校門口，那時校工正在準備把沉重的鐵門關上。鐵門是有輪子的，地上有一條軌道，我站在軌道裏麵，輕鬆地對一撮毛說：“我已經找到最有力的證據了。我要告訴酒瓶李，我怎麽會和一個給我造成過傷害、還留下傷疤的人談戀愛呢？如果他不信，我就捋起袖子給他看。”一撮毛站在軌道外麵，堅定地對我說：“我倒是覺得，正是有了這個傷疤，我才更應該對你負責任呢。”
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麽，一撮毛繼續深情地說：那條傷疤真的還在嗎？我點點頭。一撮毛又說：太好了，這是命中注定，至少讓你一輩子在看到那條傷疤的時候就能想到我。
他說完了，鐵門就在我們麵前轟隆隆地關上了。
◆ ◆◆◆◆◆◆◆◆◆◆◆◆◆◆◆◆◆◆◆◆◆◆◆◆◆◆◆◆◆
我如此這般地向酒瓶李匯報了我的反省結果。
酒瓶李仔細地聽著，臉色由第一次召見我的那種比碳素墨水還要黑的顏色，漸漸緩和成為深灰色，我由此斷定，酒瓶李對我的反省基本上是滿意的。果然酒瓶李說：“不錯，如果你早有如此的反省，事情就不會弄到這個地步。人要時常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讓你一輩子受益無窮的做法。你現在正是尋求真理、尋求真善美的時候，下麵你要再接再厲，麵對更嚴峻的挑戰。”說完，酒瓶李就小心地從上衣袋裏找出一把鑰匙，又小心地用這把鑰匙打開抽屜的鎖，最後又小心地從抽屜裏的一本書下麵拿出那封該死的信來。我的心頓時扁了下去。
◆ ◆◆◆◆◆◆◆◆◆◆◆◆◆◆◆◆◆◆◆◆◆◆◆◆◆◆◆◆◆
我對一撮毛說：“沒想到你竟然寫出這麽無恥的話。你知道我有多難堪嗎？酒瓶李念到那句‘該凸的地方都凸了起來，該凹的地方都凹了下去’時，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我發脾氣的時候，一撮毛一直在我麵前賠著笑臉，賠著小心，畢竟是他自己做錯了。等我發夠了脾氣，一撮毛才說：“對不起，我真沒想到，酒瓶李他那麽大把年紀了，還好意思念這種話。”我說：“你這話是什麽意思？”一撮毛說：“像我們這樣的年紀，寫這種話、聽這種話，都是自然的，是正常的，酒瓶李他那麽一大把年紀了還想過這種嘴癮，簡直是變態。”
我一時怔住了。我記起來酒瓶李抑揚頓挫地念信時，兩眼放光的情景。
我說：“那還得怪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誰叫你寫下了這樣的話？”一撮毛又賠著笑說：“所以我一直在給你賠不是嘛。”他這樣一說，我反倒不知該怎麽做了。
一撮毛向我表示，他也覺得這封信沒寫出水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以前沒有寫過類似的信，老師也沒有教過如何寫類似的信。我聽了，不知怎麽地，心裏居然有一股熱熱的、踏實的感覺。
一撮毛又說，別看我是學數學專業的，但我的文學水平並不差。這可不是吹牛。隨便讓我給什麽警察大爺、解放軍叔叔、食堂裏煮飯的大嬸、甚至打掃馬路的阿姨們寫封信，都難不倒我。這樣的範文從小到大課本裏多的是，並且寫這樣的信，既不需要太優美的言辭，又不需要動真感情。就算是寫一份登大場麵的大會發言稿、批判稿、或者把求愛信寫成可以教育青少年的公開信，這也難不倒我。不過我想，這些假大空的東西都是用來對付領導、老師、別人的，怎麽能用來對付你呢？我要給你寫的信，是有著以住課本中沒有教過的那種感情的，沒有出現過的那種字眼的，也沒有出現過的那種表達方式的，以往學過的文章，沒有一個能幫到我，所以我隻能靠自己去摸索了。信寫成這個樣子，我也覺得不夠理想，但我已經盡力了。那天當我看到你的時候，兩條河大叫了一聲，我才認出是你，當時我們沒來得及打招呼，或者是你不好意思和我們兩個男的打招呼，但你低頭一笑的神態讓我立刻就呆住了。我當時立即想起的是一個叫徐誌摩的人寫的兩句詩：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就像一朵海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但我沒有在給你的信中用這句話，一是因為我不想直接抄襲別人或者重複別人的感覺，另外我後來考察了一下，徐誌摩這個人文筆不錯，但為人不好，特別是對待愛情和家庭，比較不負責任，我怎麽能和不負責任的人說同樣的話呢？為了寫這封信，我還專門去參考了最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的作品，我發現魯迅他老人家的文章裏麵，大多是些燃燒或毀滅或暴發之類的有暴力傾向的文字，和我要寫的信的溫柔豁達的風格完全相反。雖然魯迅他老人家也寫過一邊賣豆腐，一邊賣風情的楊二嫂，但也沒寫出賣風情的細節，並且楊二嫂的結局也不美。魯迅他老人家的文章中也有寫怎麽樣向別人求愛的，但我總覺得與其寫“我要和你困覺”之類粗俗的話，還不如我寫的那句“該凸的地方都凸了起來，該凹的地方都凹了下去”含蓄、優美。找遍了從小到大的語文課本，竟然找不到一篇適合的文章來套用，不知你們現在的課本有沒有改變？
我說，我們現在已經有所改觀了，我們前幾天才學了“執手相看淚眼”這句話。
一撮毛聽了後，想了想，有點遺憾地說：優美是夠優美了，但也不適合我們，這畢竟是我寫給你的第一封信，“淚眼”這個詞顯然不合適，況且我們還沒有到“執手”的地步呢。
既然一撮毛老堅持說是因為找不到更深情、更準確、更形象的詞，才把這封信寫成這個樣子，既然在課本裏也找不到合適的好詞，所以我們就決定到課本外的書中找一找。
在建國路的中間向左一拐，是一個專門賣書、租書的書市，那些書攤上的小老板們一見到我們就爭先恐後地問：“租書還是買書？要上麵的還是要下麵的？”開始我們聽不明白什麽是上麵的，什麽是下麵的，後來來的次數多了，才知道上麵的是公開合法出版的，下麵的是指那些盜版的、或者是不允許出版的。我們兩個都是學生，沒有什麽錢，所以很多書都是翻翻看看，看到有些確實好的書，就租下來，把那些好的字句抄下來。一連幾次，有些書攤的老板看到我們都會像老熟人般地打招呼：“二位又來找詞啊！隨便看吧。”經過這麽一找，我們的詞匯量確實立刻豐富了很多，並且還學會了如何從許多近義詞中尋找最形象的那一個，以及如何避開別人常用的詞，選用一些難寫的生僻的詞，或給那些常用的詞加一些曲裏拐彎的意思，再或者是把那些口語中的痞話直接寫到紙上。一撮毛用數學統計方法總結出目前課本上或是人們大麵上最常用的形容兩個人適合結婚的詞，比如般配，青梅竹馬，門當戶對，自由戀愛，等等，但我們覺得這些詞都不夠深刻，不夠美好，這些詞對人靈魂深處造成的衝擊力和聯想力都不夠強。後來我們看到一本少數民族的山歌集中有這麽一句：哥哥和妹妹一般般高，嘴對嘴來腰對腰。我個人覺得這句話很形象，給人無限遐想的空間，但又很含蓄，並且一點都不粗俗。當然我沒好意思把這種感受告訴一撮毛，但我心裏相信，他一定有同感。
我對一撮毛說，我本來是想學法律的，但是通過這次的找詞活動，我決定不學法律了，我要學中文，法律學上盡是些幹巴巴的詞匯，比我們現在的課本還差。有這麽多的現成的好詞閑置在這邊，不用就可惜了。好詞才能表達好的意思，本來有好的，我們為什麽還要用那些不好的呢？所以今後我要盡量找好詞，盡量享受好詞。一撮毛也說他發現，最好的文章、最好的詞句，原來不是在課本上，也不是報紙上，而是在這書攤上，並且書攤下麵的書比上麵的書還要好。難怪很多作家都說他們從民間文學中吸收了很多營養，他們說對了，但又不好意思說明白，其實他們是從書攤下麵的書中吸收了很多營養。
我們的考察已經證明，民間文學中流傳著大量深刻、優美、貼切的詞，是我們在課堂上完全學不到的。不僅印成書的民間文學中有好詞，甚至是牆壁文學中、廁所文學中也都充滿了讓人們讀了就會心跳加速的詞語。原來我們學了這麽多年的語文，竟然沒有學到它的精華，真是遺憾。
我們沉浸在找詞的快樂中，完全忘記了酒瓶李的吩咐，直到有一天，我們兩個找完了詞後，帶著心滿意足的感覺，快快樂樂地走在回學校的路上，忽然迎麵看到了兩條河。兩條河的傷口已經拆了線，但負責軍訓的教導員還讓他在家休養一段時間，所以他就每天東逛西逛，直到逛得遇見了我們。
兩條河說：“看來你們兩個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居然索性公開走在一起了。”
我說：“兩條河，你還是積點德吧，要不然，又要摘一回闌尾了。我們是奉酒瓶李的命令，在反省呢。”
兩條河說：“酒瓶李讓你們反省什麽呢？”
一句話驚醒夢中人，這些天我們隻顧著找詞了，全然忘記了酒瓶李還交代了另一項任務：“反省一下，他為什麽會說，你現在已經長大了？”
一撮毛說，如果沒有這個問題，他絕對不會把酒瓶李當神經病看，至多把他看成是個智力不健全的人，但既然酒瓶李讓我反省這個問題，就是不打自招地承認他自己是神經病。
我說：“一撮毛，打狗還得看主人，他好歹也算是我的老師吧，你就不能說話客氣點嗎？”
一撮毛說，人長大了，就是長大了，這有什麽需要反省的？這就好像莊稼要成熟，小樹要長高，花骨朵要開放，就好像春天之後是夏天，夏天之後是秋天一樣地自然、正確。想不通這句話的，不是白癡就是神經病。
我說，你可不要小看酒瓶李，他在給我們講課的時候，總強調一句話：透過現象看本質。這句話很深奧，我還沒有完全理解，隻是懂了個大概，意思是說，表麵上的東西並不一定是真的要說的，酒瓶李可能是要我們思考，“人長大了”的真實含義是什麽。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裏，翻看以前學過的教科書，發現可能那本依舊是嶄新的、學過就好像沒學過一樣的《生理衛生》課本能幫得上我。
《生理衛生》是我們初中三年級開的一門課，教課的老師是個剛從衛生學校畢業的小女孩，看到我們就臉紅，講起課來，臉更紅了，所以她也基本上不講課，隻是讓我們自己看書。女同學們看了目錄上的那些敏感的字後，就低著頭，不好意思再看書了，隻是看桌子或是看自己的手指，男同學們也沒有看書，隻是互相看著偷偷地笑。後來，數學老師看我們上《生理衛生》純粹是浪費時間，就幹脆在上《生理衛生》課的時候拿一些數學習題來讓我們做，再後來，是物理老師、化學老師都搶著在《生理衛生》課上拿習題給我們做，幫助我們徹底擺脫了那種臉紅紅的窘態。
《生理衛生》的課本分為女性生理衛生和男性生理衛生兩部分，我先看女性的那一部分，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我對自己是那麽地不了解。看完了這一部分，我才真的明白，我真的是長大了。既然明白自己長大了，我也就不好意思去找一撮毛了。
看完了女性生理衛生的這部分，我又在想：要不要看有關男性的那一部分？後來，在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的指導下，本著不懂就不要裝懂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我還是咬著牙堅持看了下去，當然，我看這些書的時候，是在宿舍沒人的時候或者宿舍裏的其他同學都睡著了的時候。看完了男性的那一部分，我又明白，一撮毛也真的是長大了。既然我已經長大了，他也已經長大了，所以我就更不好意思去找他了。
如果沒想到我們小時候的樣子，我也就不會寫這封信給你。如果不給你寫這封信，我也就不會想，你已經長大了，寫信的時候，我還能想起那天見到你時，風把你的衣服緊裹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身上該凸的地方都凸了起來，該凹的地方都凹了下去。幾年不見，你長大了，我們都已經長大了。
沒去找一撮毛並不表示我沒有進行反省。去書市中找了好詞，然後又重新學習了生理衛生知識後，我一個人又仔細反省了一撮毛的這段話，我發現一撮毛是個不僅理解了什麽是長大了，而且也能夠用很形象、很貼切、很通俗的文詞把這種理解表達出來的人。當時酒瓶李隻是在我麵前把這段話念了一遍，沒想到這段話的每個字就這樣頑強地嵌進了我的心裏。看來，人在反省的時候，記憶力會特別地好。
那天夜裏，我躺在學校宿舍的下鋪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一撮毛的那幾句話，象烙印一樣在我腦中閃現。我摸到了放在枕邊的小鏡子和小手電筒，我把被子拉上來，把整個人都包 在被子裏，然後我在被窩裏脫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打開手電筒，對著鏡子，頭一次認真地研究起自己來。
我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個人隱私的世界，三代同堂，住四合院洗公共澡堂，我對別人很熟悉，但對自己很陌生。我唯一的小鏡子從來都隻是照門麵的，但這一次，它卻在寂靜中完成了一趟神秘美好而又激動的任務。
一撮毛說的沒錯，我確實長大了。我第一次這麽幸福地感覺到，我長大了，長大是多麽美好的一件事情。我抬起手臂，長時間地用小手電筒照著右臂上被一撮毛用小寶劍劃傷後留下的那個淺淺細細的傷疤，越看越覺得那個小傷疤是如此地美麗。
那天晚上，我也第一次作了一個特別的夢。在夢中放佛有一個男的，好像從天上飄下來一樣，我們如此近距離地深情凝望，他的手撫摸我的臉頰然後是我的頭發然後是我的身體，他沒有說一句話，我也沒有說任何話，因為我們不需要言語。當起床的鬧鍾把我驚醒的那一刻，他才依依不舍地離去，他往上麵飄走的時候，我好像看到他竟然有著一對天使般的翅膀，他的眼睛卻和一撮毛那雙亮亮的小眼睛一模一樣。
那天在晨跑中，我還在想著前一天晚上的舉動和那個夢。我害羞著恐懼著，一遍遍地告訴自己：這輩子，我永遠都不要再見一撮毛了。
一撮毛說，是酒瓶李逼著我來找你的。我本來想給你寫信，但又怕再被酒瓶李私拆了，讓你反省更多；我也想過托別人轉話給你，但又怕把那個轉話的人也牽連進來，和我們一起反省；但我實在又覺得非找你不可，所以隻好親自來找你了。
我低著頭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你自己覺得非找我不可，為什麽又說是酒瓶李逼著你來的？
一撮毛也有點不好意思了，他笑著說：不敢寫信，又不敢托人轉話，這全是被酒瓶李逼的，所以我隻好親自來找你，冒險是冒險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但現在看來，這種冒險是值得的。
我沒有去找一撮毛的一個星期後，一撮毛來找我了。一撮毛本來是說找我有很重要的話說，但我們在建國路上走了三個小時，他也沒說出什麽重要的話來。當然我也明白，他可能是像我一樣，不好意思把這一個星期來的重要發現講出來。這是我們第一次這樣長時間地默默地走在一起，後來我才明白這種沉默就是那種叫做默契的東西。
我們沉默地走到了學校鐵門要關上的那一刻，一撮毛終於開口問我：“明天，你怎麽去向酒瓶李匯報呢？”
我說：“很簡單，人長大了就是長大了，想不通這句話的，不是白癡就是神經病。”
◆ ◆◆◆◆◆◆◆◆◆◆◆◆◆◆◆◆◆◆◆◆◆◆◆◆◆◆◆◆◆
我開始時怎麽也想不通，那天到底為什麽酒瓶李會讓我去幫他印講義。我既不是班長又不是政治課代表，既不是坐在第一排又不是坐在最後一排，既不是最漂亮的又不是最醜的，既不是最好的學生又不是最壞的學生。總之，不論用什麽理由把全班這五十個學生撈一遍，都絕對不會撈到我去幫他印講義。而那天酒瓶李卻偏偏手一伸，就直接準確無誤地指到了我。後來當我把酒瓶李的這一指也歸入到“人生就是錯誤”的證據欄中的時候，一切就都想通了。
某天晚上，當我和一撮毛肩並肩慢慢地走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的時候，我看到連風也偷偷地躲了起來，隻有淡淡的夜霧輕輕地彌漫著，而所有的路燈都顯得那麽柔和可愛，雖然天氣很冷，但我們卻感覺被包圍在一種溫暖的平靜中。在這溫暖的平靜中，一撮毛忽然問我：“那天你追著的那張紙上，到底寫著什麽？”
那張紙是酒瓶李關於真善美的講義，但上麵到底寫著什麽內容，我想來想去，始終都是一片模糊，仿佛那講義本來就是一片模糊，沒有任何字跡可以看得清楚的。也就是說我是在不清醒的情況下，在一片模糊中被引到他的麵前的。
其實，關於真善美這個問題，酒瓶李課上課下，這一個月來都一直在講，我也一直在聽，但講下來聽下來，結果還是一片模糊。真善美這東西，到底是什麽呢？以前由於沒有接受過反省的訓練，遇到這類想不明白的問題，我就會偷懶地不去想它，但現在經過酒瓶李的一個月的反省技能訓練後，我已經學會對任何一個不明白的問題都進行深刻反省了。
在酒瓶李的政治課上，上課的秩序非常好，真正做到了鴉雀無聲。全班50個學生，24個在睡覺，25個在寫其他課程的作業，我的這些同學雖然和我一樣隻有十七、八歲，但他們卻非常有道德感，睡覺的人不會打呼嚕，寫作業的人也不會互相講話，所以教室裏就非常安靜。也就是說，全班50個學生中，隻有我一個人，因為在反省期，所以既不敢睡覺又不敢寫作業，隻有我一個人在聽酒瓶李講課。雖然對著我一個人講課，但他從來沒看過我，他也不看任何人，他的眼睛永遠朝前麵看著教室後麵的那堵牆，他的左手永遠是握成拳頭狀，他的右手隨時都在堅定地揮舞著。他講課的時候，為了表現我在認真聽課，為了表現我在反省期態度良好，所以我往往是主動地點頭，表示認同，主動地用各種反應表示我在認真聽課，甚至有幾次絞盡腦汁，想出了幾個很切合課堂主題的問題，主動舉手，想用提問的方式來讓酒瓶李注意到我確實是唯一認真聽課的人。但酒瓶李根本沒看到我，依然激昂地講他的課。他講課時用的最多的幾個詞是堅持、徹底、執行、貫徹、偉大、反省等，他的臉色是紅潤的，聲音是高亢的，氣宇是軒昂的，我從座位上看他，仿佛看到了在電影中最常見的英雄形象，這些英雄都是在日本鬼子或國民黨反動派的鍘刀麵前慷慨陳詞然後英勇就義的烈士。
在認真表現又完全失落之後，我終於想明白了，酒瓶李根本不在乎學生是否認真聽課，不在乎學生是否在睡覺，不在乎學生是否在做其他課程的作業，甚至他不在乎這些學生存在不存在，他要的不是觀眾，他要的是舞台。想明白這些問題後，我也開始不認真聽課了，但我睡不著覺也不想寫其他課程的作業，所以我就有時間老想著一撮毛了。
但酒瓶李布置給我的反省任務還是要努力完成的，如果不努力完成反省任務，按照酒瓶李的說法，我就會被通知家長，我甚至會被學校開除。所以我在反省上絲毫不敢怠慢。既然是那張寫滿真善美的紙把我引到一撮毛的麵前，那就說明真善美這個問題很重要，也可以說沒有那張寫滿真善美的紙，也就沒有我的戀愛事件，所以證明真善美的存在就成了比證明我沒有談戀愛更重要的事了。既然想不起來酒瓶李是怎麽說的，看來這個問題就要靠我自己來反省清楚了。
於是我們反省的重點就轉移到真善美上麵了。我小的時候，看到過一本叫做語錄的小紅本子，上麵寫著這樣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這是我對真善美的最初的認識。可是七六年後，這些話就不是真的了，所以整個真善美的定義和標準，在那個時候就成為爭論最大的問題。我們反省了幾個晚上，雖然確信，真善美這種東西確實是存在的，可這種東西到底如何定義，我們還沒有把握。
後來一撮毛想出了一個關於真善美的定義，他說，等你畢業後我一定要找機會告訴酒瓶李，真善美的定義其實很簡單：我對你的愛是真的，愛護這種感情就是善，這種感情開花結果就是美。但這個定義是要在我畢業後才能講給酒瓶李的，所以我們還得繼續反省真善美的現實定義。
開始我們隻是在每個拜三和拜六的晚上進行反省，但越反省我們越發現，我們需要反省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一個星期見兩次麵根本不夠，所以一撮毛和我都決定再把禮拜天的時間也搭進去反省。雖然我們原本都有很多事情要在禮拜天做，比如，一撮毛要回家看他的家人，陪他們吃飯，我要在禮拜天溫習一周的功課，還要給我爸媽寫信，但因為反省事關重大，並且酒瓶李也有時間上的要求，所以我們就決定，先做這件最重要、最緊迫的事，其他的事隻好被犧牲掉了。
我現在還記得，我第一次接觸到“反省”這個詞，是在讀小說的時候，我當時問我老爸，反省到底是怎麽回事？老爸告訴我，反省就是把一個人關在一間房子裏麵，讓他不停地想，不停地寫，想好了寫好了，還要拿給別人審查，還要在群眾鬥爭會上宣讀。祖宗十八代以及芝麻綠豆都可能成為你永世不得翻身的證據。我問老爸：“你在牛棚裏幹的就是這些事嗎？”老爸痛苦地點點頭，不願再多說了。
同樣的詞，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卻會有不同的感覺。老爸經曆過反省，他對反省的感覺隻是痛苦，既然他認為反省是痛苦的，所以他就不再提這個詞，也不把反省的經驗傳給我們。酒瓶李也顯然是知道反省這個詞的來龍去脈的，但他和老爸不同的是，他似乎認為反省是快樂的。這可能是使用反省的人和實踐反省的人的不同之處吧。
沒有反省的時候，我覺得反省很痛苦，但經過反省之後，才知道反省其實是件多麽有意思的事情。時代不同了，我雖然接替我老爸成為新的實踐反省的人，但兩代人的反省畢竟是不同的。我不用關在房子裏，也不用在群眾鬥爭會上宣讀我的反省，雖然還要向酒瓶李匯報，但我隻需要反省自己的事，不用擔心我的祖宗十八代為我惹什麽麻煩。
我們又總結出，邊走邊反省，比坐著反省、躺著反省、跪著反省、低頭站著反省更有意思。邊走邊反省，血液的運行速度會加快，思維速度也會加快，還能夠利用路上的風景來刺激大腦，所以就能讓人反省出更多的內容。這也是被關在房子裏反省的老爸絕對體會不到的。同樣是反省，我對反省的感覺要比老爸幸福得多，這和我邊走邊反省不無關係。
我老爸是搞地質研究的，他那個大大的工作記錄本上密密麻麻地記滿了不同的地名，他老開玩笑說他是丈量土地的，又說每塊土地踩上去的感覺都不一樣。
當我一次又一次地從南到北又從北到南地走在建國路上的時候，我也老在想：看來，我不僅接替了我老爸繼續反省，我還繼承了我老爸熱愛丈量土地的這種遺傳。不同的是，他在丈量不同的土地，而我卻老走不出這同一條路。我也深信，縱使是同一條路，你走一百次，一百次的感覺也絕不相同，走一千次，一千次的感覺也絕不相同。比如，在剛開始反省的時候，我們說很多話，但後來，我們很多時候彼此都不急著說話，並且也不覺得尷尬、沉悶或是難過，有時我們隻是默默地走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說些不相幹的話，有時這樣走了一個鍾頭後，我才會忽然想起那天原計劃要反省的問題。於是我就停下來說：“一撮毛，我差點搞忘了，我們今天的任務是反省什麽什麽……”一撮毛也停下來，撓撓他的頭發，吐一吐舌頭，恍然大悟似地說：“噢，差點搞忘了。”然後我們相視一笑，繼續反省，繼續往前走。
◆ ◆◆◆◆◆◆◆◆◆◆◆◆◆◆◆◆◆◆◆◆◆◆◆◆◆◆◆◆◆
酒瓶李第三次找我談話的時候，我已經在反省中變得非常老練、非常沉著了，我站在他辦公桌前不亢不卑，言語簡潔鎮定。酒瓶李的臉色也比上兩次要好得多了，已經轉為那種淺灰色，並且每次在我敘述到緊要關頭時，我甚至能看到他臉上的一團團紅雲，透過那淺灰色的表層，頑強地滲透出來。
從酒瓶李的辦公室出來後，我徑直到軍營門口等一撮毛，六點鍾的時候，我看到一撮毛快步從裏麵跑出來。他說剛才他忽然有一種預感，感覺到我已經來了，所以連飯都顧不上吃，就徑直跑出來了。我說，酒瓶李的臉色已經變成淺灰色了，看來離恢複正常的人樣差不多了。不過他還是讓我反省你在信上說的“發展我們的未來”是什麽意思？
一撮毛很有把握地說：“我們不要搭理酒瓶李了吧，我已經打聽清楚了，他本來是在城郊的一個中學教書的，因為思想極左，再加上文革中表現過火，所以從八零年起，學校就讓他提前退休了，也不知道你們學校怎麽會請這樣的人來？酒瓶李這種人本來已經從曆史舞台上退出了，現在你們學校又重新給他一個舞台，咱倆就成了他操練舊技的場所。再說，他私拆別人的信件，本來已經犯法了，打起官司告到法院，他都理虧。”
我說：“酒瓶李能在我們身上發揮餘熱，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的。正好有個政治老師得癌症了，正好有許多政治老師都下海了，正好又有很多政治老師改教曆史課了，正好酒瓶李還活著，正好他又沒有本事下海也沒能力教曆史課，所以酒瓶李能出現在我們班上，也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傑作。況且如果酒瓶李不私拆那封信，他也就不會讓我反省，不讓我反省，我就不會和你一起反省，不一起反省，我們也就不會有這麽多的共同的感覺。”
認認真真地反省起來，才發現八七年確實是個充滿錯誤的年代。八七年八月，一輩子都和升官發財之類的好事沒什麽緣份的老爸卻忽然獲得三級跳式的高升，去省城擔任地質研究所的負責人，於是我們舉家遷往省城。本來老爸已經為我聯係好了省城的一所重點中學，學校卻在我入學前兩天又忽然說沒有學額，而我又不願意去別的學校，所以我隻得一個人暫時留在小城裏。現在想想，這些都是“人生就是錯誤”的證據：本來不會升官的人卻突然升了官，本來已經是有學額的卻突然變得沒有學額了。如果有學額的話，我會順順利利地去省城讀書，也就不會碰到一撮毛，碰不到一撮毛也就不會有這麽多麻煩，沒這麽多麻煩，我也就不會這麽苦惱。
但一撮毛卻堅持說，最大的錯誤不在我，也不在他，更不在省城那個開始說有學額但忽然又說沒有學額的學校，最大的錯誤是酒瓶李不該來我們學校教書。如果沒有酒瓶李，十九歲的他喜歡十七歲的我，這是一件多麽美好的事，正是因為有了酒瓶李，這件美好的事才會和反省這個難聽的字眼連在一起。
其實，再退一步想，最大的錯誤也不在酒瓶李身上。因為每個活在世界上的人都要想辦法用自己最拿手的東西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比如小孩子生出來後，他沒有能力做別的事情，隻會哭，所以他就用哭聲來證明自己已經來了；長大後又會用聽媽媽的話、考試考出個好成績等方法向老師家長證明自己是個好孩子、好學生；同樣，酒瓶李是用讓我反省來證明他還活著。而證明自己還活著，是每一個還活著的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人活著就是為了證明自己還活著，而活著的每個時期要證明的東西又都不一樣。自從遇到了酒瓶李之後，我活著的責任就是證明自己沒有談戀愛，而反省則隻是整個證明過程中的一個細節而已。
一撮毛雄心萬丈地說，以前他也是在這種證明的漩渦裏打滾，但他現在已經改變了，人的一輩子，不應該隻是用證明來證明，而是要用創造來證明。這種創造不僅僅是用一些別人沒用過的詞來寫求愛信，我們這一代人，總會創造出些和我們的爺爺們和我們的爸爸們和所有的酒瓶李之類的人不同的大事情來。
說真心話，我現在已經不認為反省是件多麽難堪的事了。以前我看到我的同學們，並沒有什麽不同的感覺，但現在我看到他們的時候，總覺得自己要比他們成熟很多，我總是在想：“噢，他們還不夠成熟，還嫩得很，因為他們還沒有經過反省呢。”
在這個“戀愛事件”剛開始的時候，我確實是為了對付酒瓶李而檢討，而現在我卻是為了自己而反省，為酒瓶李和為自己是兩碼事，檢討和反省也是兩碼事。我真的發現有很多自己不明白的東西，既然不明白，就要把他想明白，不是為了酒瓶李，而是為了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一撮毛也認為我說的有道理，並且說我們要把這件倒黴的事重新變成一件美好的事，想想也是的，我們在一起回憶了過去，分析了現在，酒瓶李還讓我們再暢想一下未來。
一撮毛說，其實他寫的“發展我們的未來”，意思很簡單，說穿了就是表達了想要和我談戀愛的想法。我說，要我和你談戀愛，先要告訴我，什麽是談戀愛。
於是我們就邊走邊慢慢總結談戀愛的幾項要素。第一是要見麵，不見麵沒辦法戀上；第二是要說話，不說話就不算談戀愛；第三是要有行動，要真的表達出想和對方談戀愛的想法；第四是要有時間，要花時間去談戀愛，第五是要有空間去培養這段戀愛；第六是雙方都要有感覺；這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對方沒感覺，你就隻是單相思，算不得談戀愛。在總結完畢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藝術家們總強調的玄玄乎乎的第六感是什麽東西了。
第一和第二點我早就明白了，這也是我以前之所以想讓兩條河去證明我沒有談戀愛的原因。至於第三點，一撮毛說他在那封信就上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第四點是講時間方麵的，我開始認為和我沒關係，但仔細一想卻又不大敢肯定。因為一個星期見三次麵，每次至少三個小時，這的確不是一個容易讓我忽略的數字。至於在空間方麵，我一下子又想到了那條最長的路，試想一下，最長的馬路四通八達，曆經世事風霜，容納各色人等，城市裏還有什麽東西能比馬路更有空間感嗎？
想到這裏的時候，我才發現，其實這五點現在已經和我們全有關係了。也就是說，在一撮毛給我寫信的那時候，這五點中的任何一點都和我們沒有關係，但經過這長達一個多月的反省後，這五點卻都和我們沾上了邊。於是我不敢再去想第六點了。世界上的事真奇怪，不去想它卻並不等於它不存在，當我的目光和一撮毛的目光在冬日的月光下相遇的時候，我總能看到有閃電一樣的東西劃過。
我又想起我們的童年時代，按說是被現在的曆史定義為錯誤的年代的，但我們在那個錯誤的年代中，卻過得那麽幸福、那麽快樂，以至於連一點無聊的事都想不起來。這倒讓我疑惑了，那段曆史，到底是對了還是錯了？或者曆史本來就是對了也是錯了，錯了也是對了？再或者人也本來就是沒談戀愛也是談戀愛了，談戀愛了也是沒談戀愛？
這麽一想，我簡直嚇了一大跳，禁不住叫出聲來：“不好了，一撮毛，我發現說咱倆談戀愛的時候其實是沒談戀愛，證明咱倆沒談戀愛的時候又是談戀愛了。”
一撮毛卻壞壞地說：“正合我意。”
之後，我們兩個就都沉默了。我們沉默著在那條最長的路上走了一個又一個來回，最後，在沉默中走著的我們，不知怎麽地就拉起了手。
◆ ◆◆◆◆◆◆◆◆◆◆◆◆◆◆◆◆◆◆◆◆◆◆◆◆◆◆◆◆◆
酒瓶李最後一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的那天，剛好下了一場小雪，我看到細碎的雪花輕輕地落在辦公室外的樹梢上，但轉霎間又不見了。據我十七年的觀察，這種雪應該是在初冬或初春的時候下的，現在是深冬季節，再加上我是在反省期間，所以不論是從季節上還是從心情的角度來看，都應該下那種鋪天蓋地、肅殺冷酷的鵝毛大雪，而不應該是這種輕盈俏麗、香酥嫵媚的雪。這難道又是一個“人生就是錯誤”的證據？我正想伸出頭看個仔細，就聽酒瓶李鄭重地清了清嗓音，我隻得老老實實地把雙手放在兩條褲縫間，低下了頭。
酒瓶李照舊小心地掏出鑰匙，照舊小心地打開抽屜，照舊小心地從書下麵取出那封信。我也照舊地低著頭，站在一邊，卻以無比喜悅、無比期待的心情等著他繼續讀下一段。沒想到他卻對我說：“經過這一個多月的反省，我覺得你進步了很多，也從那種談戀愛的泥潭中勇敢地爬了出來。鑒於你在自我檢討過程中的認真和真誠，我宣布從今天起，你就可以結束反省了。”酒瓶李的臉色，已經回複到那種正常的老年人的臉色，白中泛著黃，黃中顯著紅，紅中又藏著黑。
我忙說：“老師，我覺得我反省得還不夠，您再繼續往下念吧，我願意把這封信上的每一個字都反省一下。”
酒瓶李說：“我已經念完了，你也已經都反省過了。”
我問：“全部信就是這些嗎？”
“就這些了。”酒瓶李像作政治報告那樣正規地說：“根據你一個多月來的匯報、反省，也根據我一個多月來對你的觀察、分析，我確信你確實沒有談戀愛。為了表示對你的鼓勵，也為了表示我做事光明磊落，絕不秋後算帳，所以我把這封信當著你的麵燒掉。希望你永遠忘記這封信，也永遠忘記這件事。今天是八七年的最後一天，希望你在新的一年有一個新的開始。”說完，他拿起那封白紙黑字的信，撕成兩半，然後又掏出打火機來，隨後，白紙黑字就都化成一股藍色的火苗，蜷屈在桌上那個碩大的煙灰缸中。
在火苗吞食的那一刻，我有一種想上去把那張紙搶救下來的衝動。
當然，如果不是因為我們都長大了，我也就不會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認認真真地考慮，我們是否可以發展我們的未來？
這是一撮毛寫給我的第一封信的最後一段，是以問號結束的，而此刻我多麽希望這問號後麵還有答案。
每次酒瓶李用融合著濃重鄉音的普通話念一撮毛的信的時候，我心裏就由衷地佩服：酒瓶李真不愧是教政治的，念出來的味道就是不一樣。酒瓶李大概不會知道，以後的日子裏，我回想起他的時候，總有兩個鏡頭在我腦中晃蕩，一個是他念信的時候所具有的那種開批判會的專業的神情，一個是他拿起那封白紙黑字的信，撕成兩半，然後又掏出打火機來。最後，我的記憶也隨著那吞食白紙黑字的藍色火苗，一起蜷屈在他桌上的那個碩大的煙灰缸中。
這一個多月中，我怕別的同學知道我的事，怕父母知道我的事，怕學校的其它老師知道我的事，而這一切的開始，全是因為這封白紙黑字的信。這一個多月中，我瘦了，變得沉默寡言了，我幾乎沒有一個朋友了，而此刻，當這封信就這樣化成一片煙灰的時候，我卻是那麽地惋惜。我問自己：就這樣結束了嗎？
◆ ◆◆◆◆◆◆◆◆◆◆◆◆◆◆◆◆◆◆◆◆◆◆◆◆◆◆◆◆◆
又到了我和一撮毛例常約定的時間，由於擺脫了重擔，我也有心情地把自己收拾了一下，換了一身比較好看的衣服，還換了一種更有香味的臉油抹在臉上，然後我就快快樂樂地朝老地方走去。但一邊走一邊又悲哀起來：如果這件事真的就此結束了，像那封白紙黑字的信一樣，化成一片煙灰，那我是不是就不應該再找他了？
我站在軍營附近的一棵樹後麵。
我看到一撮毛滿臉幸福地從裏麵大步走出來。
我看到一撮毛一直像一根電線杆一樣地戳在往日與我會合的那個電線杆下。
我看到一撮毛偶爾會搓搓凍得發麻的手，跺跺凍得發麻的腳。
我看到夜色慢慢地將一撮毛蓋住，而路燈又將他的身影揪出來讓我看到。
我看到一撮毛還是一直站在那裏，向我來的方向張望著，直到兩條河從我後邊經過。兩條河的傷口已經徹底好了，正從家裏拎著一些日用品準備歸隊繼續參加軍訓。
“你們兩個吵架了嗎，幹嗎一個站在這邊一個站在那邊？”兩條河以前鼻子沒有遮攔，現在變得口沒遮攔了。
我說：“酒瓶李已經宣布，我的反省期結束了，我想我不應該過去找他了。”
兩條河說：“好多次我看到你們兩個在這條路上走來走去，我心裏就想，這兩個主兒，其實還蠻般配的。”
我說：“所以我不敢過去找他了。”
兩條河說：“想開點，戀愛這玩意就像洪水猛獸，想躲都躲不掉。”
我沒答理他，轉身往學校走去。
在回學校的路上，我又想起那天我那麽失望地從兩條河家裏出來，心裏特別難過，就一個人在這條街上走來走去，想來想去，最後我終於想到了一句話：解鈴還需係鈴人。看來，人在危急時刻，還是能想出些好主意的。那天是我十七歲的生命第一次在這條街上走來走去地反省，今天會不會是最後一次呢？
◆ ◆◆◆◆◆◆◆◆◆◆◆◆◆◆◆◆◆◆◆◆◆◆◆◆◆◆◆◆◆
人類有一個通病，有些東西一旦形成了習慣，就很難改掉。酒瓶李是習慣了私拆別人的信件，習慣了讓所有的人都按著他的標準去講真善美，也習慣於讓別人去反省，這些習慣都是很難改掉的。好老師有時候傳授了壞習慣給學生，我小學二年級的數學老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全省的心算大王，算題時從來不用草稿紙，但卻百發百中，我們班上的同學都學了他不用草稿紙的習慣，但每次考試都要在最簡單的運算中丟分；而壞老師有時候也能傳授好習慣給學生，酒瓶李不就把反省這個讓我將來一輩子受惠無窮的法寶傳給我了嗎？所以，好老師和壞老師的界線也就變得很難界定的。當酒瓶李讓我停止反省的時候，我已經不認為他是一個壞老師了，因為我絕對同意，人生確實需要反省，要不然，人們怎麽會發現人生原來有這麽多美好的錯誤呢？也許尋找真善美以及試圖證明自己沒有談戀愛，這些本身都是錯誤的，但又有什麽關係呢？我們還是要尋找，還是要證明，還是要走下去，隻有日後回首的時候才明白，有些錯誤在錯了的那一刻，卻是那樣地美麗，這就恰如壞老師的好習慣一樣。
那天晚上，可能是由於激動吧，所以就睡不著，因為睡不著，所以就會胡思亂想。我在迷迷糊糊中，又想起那個莫名其妙的冬日的黃昏，本來已經離開小城卻又突然回來的城市小青年一撮毛正坐在一條死胡同裏的廢舊電線杆的石墩上和他童年最好的朋友吹啤酒的時候，一陣突然而來的風又把他青梅竹馬的一個女孩子帶到他的麵前，於是沉睡的青春就蘇醒了。這種情節看似浪漫美好，但仔細審查下來，每一個環節其實都充滿了不能回避的錯誤。當一切發生的那一刻，隻有冬天黃昏時分的殘陽是正確的，它如最血腥最痛苦的記憶，籠罩在曆史的天空裏，但當它照在被莫名其妙地扯在一起的人的身上的時候，一切卻又變得那麽地美。
在迷迷糊糊中，那模糊許久的真善美的定義卻逐漸清晰起來。那是生命經曆過震蕩之後的吹盡狂沙始到金的感覺，那是饑渴的心靈久違的定義、久違的存在。它其實一直都那麽質樸、那麽頑強、那麽執著地存在著，它渴望與人親近，但又回避與人親近，它和人類不知疲倦地做著捉迷藏的遊戲。當人類外表熱情地高舉著它的旗號的時候它卻沉默著，但當人類放棄一切假大空的表達，進入一種無偽無己的迷迷糊糊的狀態中的時候它卻清晰了。
那一夜，我根本就沒有睡著覺，當新年的第一線曙光透過窗簾照進來的時候，我從床上爬起來，找出一張雪白雪白的紙，用碳素墨水在上麵寫下一段話：老師，謝謝您的幫助。經過這一個多月的反省，我現在真正理解什麽是真善美了。真就是存在於心靈底層的那種磨不滅踩不爛壓不扁的感覺。愛護這種感覺的就是善。在人的生命中，所經曆的一切都是美的。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上課，我把書包放進教室裏，然後就義氣風發地徑直走到酒瓶李的辦公室，準備把我個人關於真善美這個問題的反省交給他。
酒瓶李辦公室的門開著，他的桌前卻坐著一個留著披肩發的年輕女老師，她正在把一些書從一個大的旅行袋中掏出來放在桌子上，桌子的一角，那個碩大的煙灰缸還放在那裏，裏麵還蜷屈著那封白紙黑字的信變成的灰色帶狀物。那個上了鎖的抽屜也半開著，裏麵空空如也。女老師看到我，笑了笑，輕輕地問：“你有什麽事嗎？”她一邊說一邊順手把那個煙灰缸丟進垃圾筒裏，我看到那灰色的帶狀物經過震動後，立刻變成了灰色的粉末，向垃圾桶的最底部沉澱下去。
我說：“我來找李老師。”她說：“李老師？你是說那個高二政治的臨時代課老師？”我一邊看著這位年輕的老師把她的幾支筆放進那個曾經放過那封白紙黑字的信的抽屜中，一邊答是。她又說：“他已經離開了，我是新來的政治老師。你找他有事嗎？”
冬日的陽光透過玻璃窗，燦爛地撲在她的臉上。我看著她那飄動的亮麗黑發，對她笑一笑，然後輕輕地說：“沒有。”
（完）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