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是怎麽想到寫這本書的？什麽時候開始寫的，曆時多久？
答：我是在1998年下半年開始寫這本書的。在此之前我每天都過得很緊張，忙著考這樣學位，那樣執照。 1998年我拿到會計師執照時突然意識到，自己開業雖然可以多掙一些錢，卻非常辛苦，覺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掙錢似乎是本末倒置，沒有多大意思。那段時期我剛好學會了在電腦上打漢字。有一天，我的腦子裏突然閃過一個自己也許也可以寫一部小說的念頭。開始的打算是寫一個革命幹部和一個地主婆之間的愛情故事。因為這種愛情很特殊，估計沒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生活經曆的人難以理解，所以決定增加一點曆史背景。當時也沒有擬個大綱。也許是靈感突然降臨，也許是自己的心中多年來積累起來的一些東西正等待著宣泄，一下筆，人物、場景和細節似乎就自己湧了出來。故事似乎有自己的生命，正急於表現自己。很多時候，我有一種被故事推著走的感覺。有時候睡到半夜，突然被故事裏麵的一個人物或者場景驚醒，不寫下來，就不能重新入睡。2001年初有了一個初稿，然後作了一些修改，到 2001年9月就基本完成了。後來稿子一直沒有動過，直到2005年10月準備出版印刷的時候才再次修改了一遍。
2、你的書寫完至今天已有十多年了，你能不能說說它出來後經曆的困難和你的努力。
答：2001年9月稿子基本完成後打印了兩三份，在幾個朋友中傳看。一個朋友帶了一份稿子去中國大陸幫我聯係出版社。據他說，雖然有一些編輯對這個稿子感興趣，但是在領導那裏通不過。與此同時，我寫信去台灣香港等地的一些出版社聯係，也沒有得到正麵的結果。就這樣拖了好幾年，後來才接受了一個朋友的建議，在2006年一月自費出版印刷了這本書。書印出來後，因為沒有發行的渠道，很難找到讀者。後來我有幸在網上結識了一些朋友。感謝這些朋友的大力推介，通過郵購，《玫瑰壩》這本書在海外慢慢地找到了一些讀者。這些讀者又成了我的新朋友。他們不僅用種種方法向別的讀者推薦這本書，有的還慷慨解囊，購買多冊《玫瑰壩》來贈送給當地圖書館或者自己的親朋好友。從前年開始，這本書在中國大陸也有了一些讀者。今年年初，在一些朋友的幫助下，《玫瑰壩》通過蘋果公司的iTunes 店出了電子版。非常感謝這些新老朋友。如果沒有這些朋友的大力支持和熱情介紹，這本書早就被湮滅了，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的這一步。
3、你的書中的故事和人物是不是都有原型，從寫法看，讀者很會認為馮東明是你自己的影子，但是從歲數看不是，為什麽你對他如此了解？
答：《玫瑰壩》是一本小說，其愛情故事是虛構的。書中的人物可以說都有原型，但不是一對一的原型。書中的一個人物往往綜合了現實中的好幾個人， 而現實中的一個人又可以“分身”而加入書中的好幾個人物。書中的馮東明當然不是我。我生於1956年，那時候書中的馮東明已經在玫瑰壩鄉當了好幾年的副鄉長了。 不過，說馮東明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也不錯。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一些經曆移植到馮東明的身上去了。同樣，我也把自己的一些經曆移植給了書中的其他人物。
我對像馮東明這樣的基層幹部的確非常了解，這與我的生活經曆有關。1972年我初中肄業後去了縣農場當知青。後來我被縣農業局“借”去充當“果樹技術員”，搞果樹病蟲害防治和果樹整形修剪之類的技術指導，跑遍了全縣的每一個角落，和很多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和普通農民的關係非常密切。我下去跑的時候或者是住在普通農民的家裏，或者是住在大隊生產隊幹部的家裏，或者是住在公社的客房裏。我們那裏當時非常落後，很多地方沒有電。天黑之後，大家無事可做，或者聊天，或者聚集在一起擺龍門陣。這本小說中的很多素材就是在那個時候無意間積累起來的。例如，一個地主被槍斃的時候不肯下跪的細節就是從一個去公社蹲點的公安局副局長的口中聽來的。 這本書中還有很多細節也是從基層幹部和農民的口裏聽來的，算是“道聽途說”吧。
4、陳素芬有沒有原型，或者完全是塑造的？你對這個人物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為什麽？
答：同書中的其他人物一樣，陳素芬既是虛構的，也有好幾個原型。我對這個人物的確很有感情，也許是因為她的情況和我本人有些相似。陳素芬出生貧寒，卻被當成了一個地主婆，受盡了苦難。我的“家庭出身”是貧農，卻也成了一個壞的家庭，我連上高中的資格都被剝奪了。因此，我在寫到她的時候，心中往往充滿了悲哀，既為像陳素芬這樣的人，也為自己。
我在第一版中對陳素芬的一些處理不是很適當。例如，當馮東明談起福爾摩斯的時候，她竟然不知道這麽一個小說中的人物。這就誤導了讀者，給了人們一個她似乎不識字的印象。其實，小說的前麵談到過，她小時候在鄒家的資助下曾經上過學，她又喜歡讀小說，所以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愚昧村婦。我在電子版中采納了一些朋友的建議，修改或者刪去了這樣一些有誤導嫌疑的細節。
至於共產黨的政策和理論，我認為一個人隻要有常識，隻要自由地思想，就不難看出其荒謬之處，這並不需要豐富的知識和學問，也不需要過人的智慧。 就在中共如日中天的時候，很多農民就看出了這些政策和理論的荒謬，不然他們就不會抵製合作化，就不會消極怠工，就不會“自發地搞資本主義”。他們隻是不敢明目張膽地說出來而已。很多其他階層的人也看出了這些政策和理論的荒謬，因此才有那麽多的右派分子，那麽多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那麽多的壞分子，那麽多的反革命分子。被共產黨迫害過的人有很多是誤會，並不是真正的異議人士，但是其中也有很多清醒的、有真知灼見的人。還有別的很多人也看穿了那一套。他們沒有被抓出來，是因為他們知道共產黨的厲害，處處謹言慎為，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實想法。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迷惑人，原因之一是它先給你一個思維的路子，或者可以稱為思維的框架。你要是跟著他的路子思考，接受他的思維框架，這個理論就顯得無比正確，無比英明。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一個思維的陷阱，一但掉進去，就很難爬出來。年齡和我差不多大的這一代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長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一直在這個框架中思想，要識破這個理論就非常困難。
但是，比我年齡稍大的人從小接受的是舊社會的教育，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來就沒有迷信過共產黨的那一套，對於他們來說，要識破這些政策和理論的荒謬並不困難。
關鍵是要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問題，用自己的腦子獨立地思考，而不是輕信任何權威。
5、寫中國農村小說很多， 你在動手寫這部書的時候，是怎樣給自己定位的？你書中有大量的每個時期共產黨對自己政策的解釋，和當時流傳的口號和理論，這些東西是在你的記憶中， 還是你收集材料得來的？
答：我在寫這部書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過要有一個定位，當時隻是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不過，我在78年上大學後看過幾篇當時很流行的“傷痕文學”，對那些“媽媽錯打孩子”之類的論調很不以為然。當時就想，如果我來寫，我決不會為了某種目的而掩蓋事實，曲意奉承。我認為，一個作者寫作的時候起碼要對得起自己，不能寫問心有愧的文字。
我是在一個邊遠山區的一個很小的縣城裏長大的。我就讀的小學雖然在縣城，裏麵的學生卻大都是農民的子弟，連學校的作息時間都同農民的作息時間相同。我可以說是在農民當中長大的，耳濡目染，從小就對共產黨的農村政策和解釋有所了解。在被“借”去農業局當果樹技術員之前，我還被縣委農工部抽去為縣“農業學大寨會議”準備一些生產大隊的“先進材料”。因為是新手，我不得不事先認真閱讀以前各種會議的“先進材料”，然後再去采訪那些大隊幹部。當了果樹技術員後，我天天都在鄉下跑，見得多，聽得多，所以對這些政策和解釋的印象非常深。由於宣傳機器的狂轟亂炸，當時流傳的口號和理論可以說已經“印在腦子裏，溶化在血液中”了。有些口號寫下來之後怕記憶有誤，在網上查對過，但是記憶基本上是正確的。
6、你寫完玫瑰壩後還寫過其它東西嗎？今後還有其他寫作計劃嗎？
答：寫完《玫瑰壩》後寫過一本題 材和結構都跟《玫瑰壩》不同的小說，自己覺得不大滿意，所以準備先把它放一段時間，然後看能不能夠把它修改得好一點。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其它寫作計劃。
201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