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世界長大了，我他媽也老了

黃永玉曾經自認為是左派，諷刺過張大千。多年之後，他對張大千的感覺是佩服：張大千像鋼琴，完美、全麵，而別人像小提琴、大提琴。 （南方周末記者蔣彬/圖）

原標題：“世界長大了，我他媽也老了” 黃永玉九十說生說死

南方周末記者 李曉婷

黃永玉在萬荷堂養了十來隻狗，近十隻貓，各自有名。一隻叫“科學”的川東獵犬滿院跑，另一隻叫“民主”，因為好鬥、愛咬同類，關進了籠裏。

這 是南方周末記者第二次采訪年近九十的黃永玉，他煙鬥不離口，一餐吃一碗飯，不近視老花，口齒清楚，走路飛快，隻有左耳不大靈光。他晚睡早起，每天工作八九 小時，上午寫文，下午畫畫，周六日晚必看《非誠勿擾》。因為看電視，他知道斯諾登，說這是“奧巴馬在全世界搞水門事件”，說完笑：“你看，還沒有人這樣說 過。”

2009年，黃永玉寫了一幅字，“世界長大了，我他媽也老了”。

2013年7月，黃永玉為畫展和生日宴親手寫了請柬，毛筆小楷，開頭都是：今年我九十了。

2009年黃永玉原本打算戒畫，結果沒戒成。戒畫是因為急著寫自傳體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小說2009年開始在《收獲》上連載，一張稿紙500字，寫滿70頁才夠一次連載的量。

黃永玉照他“寫到哪算哪”的寫法，每天寫兩千來字，從1924年寫到1937年，已有60萬字，即將出版。“不會寫到今天，到文化大革命就結束了。”為什麽不寫到今天？“你會告訴我為什麽。”黃永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小說最近卡住了。他寫13歲離家，到山裏的小縣城上學。想不起晚自習點的是什麽燈。“那時沒有電燈，一人用一個蠟燭肯定不行，沒有這麽闊氣，點油燈也不可能。”沒人可以求證，有來往的最後一個同學也過世了。怎麽解決？他打算在書裏老老實實地寫：這個地方我搞不清楚了。

“都死完了，”黃永玉語氣不哀不怨，“我原來最小，現在成最老的了。”

2013年7月1日，黃永玉的老朋友、翻譯家陳實去世，享年94歲。

黃永玉和陳實一共隻見了三次麵，信卻寫了二三十封，黃永玉用毛筆寫，每次八九張。最後一封陳實來信字跡已經歪斜。她曾在信中說，幸好沒有回大陸，否則到“反右”肯定自殺。

2011年黃永玉去陳實家，一起聽音樂，他坐在很窄的一個椅子上，她躺在床上。陳實愛肖邦的《雨滴》，後來黃永玉送了她一幅畫，就叫《雨滴》。

臨別陳實對黃永玉說了一句話：“你要小心，不要踩地雷。”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麵。

黃永玉笑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在政治上沒有什麽特別的聰明，就是根據常識來過日子。”

7月3日，湖南美術出版社派大隊人馬送《黃永玉全集》樣書。書小心翼翼從封套中抽出，端放黃永玉麵前。

為出全集，出版社網上征集黃永玉作品，征來三十多張。全集執行主編左漢中鑒定：沒一張真品。一對老實巴交的夫妻拿來一張兩萬塊收的人物畫，署名黃永玉，畫風模仿的卻是上海畫家華山川。

2013年8月15日，萬荷堂將舉辦黃永玉90歲生日慶典，他在請柬結尾提醒：嚴格一人一券，不帶寵物（包括小孩）。生日慶典第二天，他的個人畫展將在國家博物館開幕。

不到二十歲，見了木刻界的聖人

在流浪的時候因為有這個思想，所以苦都不怕：咱們是無產階級，有朝一日天下是咱們的，資產階級肯定要垮台。

南方周末：你13歲去廈門集美中學上學，成天泡在圖書館，看些什麽書？

黃永玉：自然科學的多些，像地質學、氣象學。比如達爾文，他不隻是大科學家，文學也有修養。有本書很有趣，叫《動物和人類的表情》。他19歲寫的《貝爾格兵艦上的報告書》，也很好。

達爾文的學生萊伊爾寫了一本《普通地質學》，其實很不普通。他們文筆都很好，讀起來都像文學作品。

萊伊爾這本書，沒想到對以後畫畫很有作用。我看別人畫過，一個花崗岩的山上有水源，那就犯了常識錯誤，一般衝擊岩、石灰岩上才會有水。

南方周末：木刻和繪畫都是自學？

黃 永玉：是自學的。在學校，老師讓我參加木刻協會，交了一塊多的入會費。之後慢慢受到教育和影響，知道中國的木刻是魯迅先生開創的，接觸到一些版畫家，都有 進步思想，慢慢的儼然自己也是個進步的人了。在流浪時因為有這個思想，所以苦都不怕：咱們是無產階級，有朝一日天下是咱們的，資產階級肯定要垮台。

南方周末：哪些作品最早影響你？

黃永玉：像野夫、李樺、黃新波、陳煙橋這些人。也不是影響，我們不一樣。我的木刻風格，主要以家鄉民間藝術作基調，同社會流行的不一樣，所以後來受批評。1947年有本雜誌罵我和錢鍾書，說錢鍾書作品是資產階級的，我的木刻也有這種傾向，戰鬥性、人民性不夠，沒有好下場。

南方周末：陳嘯高、葉靈鳳和黃苗子，都是不喜歡借書給人的“孤寒種”，但你在三位先生那裏看了很多書，為什麽？

黃永玉：他們覺得我這個小孩還比較誠懇，而且真實地在讀書。葉靈鳳先生在香港有一個大房子，藏書非常多，我隨便要借，他都借給我。他相信我的信用，借了不會弄壞，會還給他，有的人借書不還，太可怕了。

南方周末：在葉靈鳳那兒都看了些什麽書？

黃 永玉：很多外國畫冊，古典、現代的都有。現代繪畫是馬蒂斯、畢加索，美國的本·沙恩，還有個非常重要的版畫家羅克韋爾·肯特。再是丹麥版畫家麥綏萊勒，魯 迅、鬱達夫、葉靈鳳都介紹過。解放後我居然接待過他，你說多巧！對木刻界來講他簡直是聖人，我居然不到二十歲就見到他，而且作為美術家協會的工作人員，陪 他在北京參觀。他還送我一幅原作。

南方周末：他到中國來什麽機緣？

黃永玉：中國請他來。中國那個時候比較保守，這個老人家來，是他的女朋友，不是妻子，陪他一起來，又高又大又胖又黑，掛了一些圓珠項鏈，很大一顆顆球，像魯智深一樣。上麵居然叫我們暗示他，歡迎他下次同夫人一起來。 

還 有一位墨西哥左派畫家西蓋羅斯，也是一個革命家。他從蘇聯到的中國，在蘇聯時發表了一些對印象派、現代繪畫的看法，不是蘇聯那種理論，這邊就有人打了招 呼，說這個人的藝術觀點有點問題。我們接待了他，一起照相、一起玩，他走了我們才聽說：他是墨西哥共產黨中央主席，我們的領導都不知道。你說多好玩啊！

世界不會永遠是這樣

“文革”很厲害的時候，有兩個外頭來的青年拿皮帶頭打我，我一動不動讓他打，兩個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

南方周末：你1946年去了香港，為什麽後來要回大陸？

黃永玉：我認為我很左，是進步的，回來才知道自己落後。我想入不入黨都沒有關係，大家都是左派，回來後才發現分別這麽大。那時候在香港有朋友啟發我讓我入黨，問我有什麽要求，我不懂，我以為他要讓我加薪、提級，我說你不要客氣。以後懂事的時候想入，又不要你了。

南方周末：一直有個說法是，沈從文給你寫信，召喚你回大陸，所以你回來了。

黃永玉：他不召喚我，我也會回來，因為我是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的常務理事，是沒有辦法才到香港的，香港又不是什麽好地方。有一個國家、有一個新的社會，這麽平等、這麽自由、能夠有好發展，怎麽不回來呢？

南方周末：回來後有過失望嗎？

黃永玉：沒有的，那個時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看到三輪車都高興，在天安門第一次參加國慶遊行，看到了毛主席，我們跟著文藝大軍，眼淚流得路都看不見。從來沒有考慮有什麽失望不失望，為什麽呢？我們腦子裏麵裝的東西原來就不多，現在又看到每一個人都這麽平等、這麽樸素。

不叫做失望，就是慢慢發現有一點問題。比如說，我尊敬的一些前輩、好朋友，怎麽都變右派了？我了解他們，一起反對國民黨、一起鬥爭的，甚至有的人不怕犧牲生命的，有些人還是老共產黨員。就有點懷疑，但是（覺得）一定有我們不懂得的道理在裏麵，是我們自己無知。

我自己的工作很認真，學校也對我挺看重，我也不是延安來的美術老幹部，也不是徐悲鴻培養的學生，我一個人到了美術學院，80%的留學生都讓我教。

當 然我還有很多毛病，喜歡聽外國音樂、鼓勵學生看外國文學、看外國繪畫，也養狗、打獵，禮拜六帶個帳篷出去露營，這是資產階級作風，所以要檢查。每一個運動 來了要檢查，不就是認錯嘛，運動過去了不還是老樣子嘛。批判我的人、提意見的人也跟我一起玩，聽我講音樂、講文學，還跟著我出去打獵。因為本身其實的確不 是個事。你說是不是？

南方周末：你那時主要是不理解？

黃永玉：“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都不太清楚怎麽回事。文學界、美術界、音樂界、戲劇界，上千人，都集中到西郊的社會主義學院去，馬思聰、夏衍、田漢……都在裏麵，然後回原單位接受批判，那個時候都不懂。

“文 革”很厲害的時候，有兩個外頭來的青年拿皮帶頭打我，我一動不動讓他打，兩個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我愛人拿熱布 給我敷，哭起來了。她說當時有人叫你不要回來，你都不會相信的。我說不要這麽說，世界不會永遠是這樣的。不是說我有一個具體的信心，人類生活的規律不會是 這樣的，怎麽會永遠這樣的呢？

人這個東西真拿不準！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幸好她不喜歡我，要是她喜歡我，把我提拔出來，我說不定會做多少壞事！

南方周末：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內地的作品有區別嗎？

黃永玉：區別很大。在香港的時候是“左傾幼稚病”，表現工農兵。但是兵沒有地方表現，就表現工人受苦，自己虛擬、想象的那些鬥爭、貧窮、老百姓受帝國主義壓迫，刻了這麽些東西。

回 來以後也表現解放後的生活、大躍進，上麵說什麽我們刻什麽。說羊喂得像牛這麽大，我就刻一個非常大的羊。人民公社蓋房子，我就畫了一個公社食堂。（畝產） 一萬斤糧食，小孩可以在（稻穗）上麵跳舞，我就刻一張小孩在上麵跳舞。我不一定相信。因為我必須要工作、要創作，《人民日報》要登，我就刻。

南方周末：你不相信，刻起來不會有抗拒嗎？

黃 永玉：那個時候的群眾情緒你現在體會不到。前兩年有人說，那你不是幫著說謊？我說，那個不叫做說謊，那是真的興趣，真的刻出來，明明知道它靠不住。說香山 那邊一頭豬，用牛配它，牛和豬怎麽能配種呢？說是配了，豬養得像牛這麽大，不用喂，滿山吃草，所以我等著看，要是真有，我要去刻一張。

南方周末：回來後做木刻，是純粹任務性的還是有稿費？

黃 永玉：有的是任務，有的是自己即興的創作，有的是教學的範本。政府給的任務，也有稿費，比如說《人民日報》，正常情況是5塊錢一張，最多是8塊，一張要刻 好幾天、十幾天或者一個多月。但是這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刻出來了，發表了。也不是不重要，你一個月有這麽幾張作品發表了，多二三十塊錢，還是挺解決問題 的。

南方周末：你在幹校三年，被禁畫。1972年“禁畫”解除，此後的這一階段，你做了些什麽作品？

黃 永玉：“四人幫”垮了以後，毛澤東紀念堂後麵那一張大的畫，很多人出稿子。每個星期二還是星期三，中央政治局常委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要開會，就是 討論毛澤東紀念堂的進展，那個畫稿老不批準。最後領導就說那你畫一張，我就撿地上一張清華大學不用的設計藍圖翻過來畫，地球、黃河、長江，然後是山脈。後 來胡喬木同誌告訴我，他也在場，大家一看就批準了。什麽原因呢？它有概括性。我用毛的兩句詩詞：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就這樣我就開始工作了。

南方周末：新中國成立後沈從文開始不寫小說了，去做服裝史研究。當時你有問過他為什麽嗎？

黃永玉：我相信他對事物的判斷力沒有這麽高明，隻是一個天生的珍貴的務本心理：這個我幹不了，就挑一樣我能幹得好的事情去幹。這麽幾十年我同他沒有談過文學，這事怪吧！

“文革”後有一天我們和一些領導人在釣魚台吃飯，我坐在廖承誌旁邊，他問我，你講講看，你怎麽和“四人幫”鬥爭的？我說，我哪還敢跟他們鬥爭？我才不敢呢！頂多我沒有求饒。他說不求饒也是鬥爭。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幸好她不喜歡我，要是她喜歡我，把我提拔出來，我說不定會做多少壞事！人這個東西真拿不準！

“胯下之辱一萬回”

為什麽我對那些罪惡的東西憐憫？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輕時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輩甚至不認識的人看到了，覺得欣賞，會主動找你買畫襄助，這種情況現在還有可能發生嗎？

黃永玉：現在老頭對年輕人，沒有那個時候老頭對年輕人這麽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是這些老頭，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幾張木刻拿給他，他替我介紹發表，先把稿費墊給我，現在有這樣的老頭沒有？沒有了。

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編輯部宿舍，唐弢先生給我到處介紹工作，還介紹給一個資本家的爸爸畫像，我畫得不像，人家不要，沒有辦法。現在有這樣的老頭嗎？

南方周末：為什麽現在沒有了？

黃 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後，人同人的關係完全不一樣了。那個時候我們一家把布票節約下來，買一捆帆布自己做個小帳篷，帶著兒女禮拜六叫個小出租車到野外去 露營，很太平。現在你敢嗎？小心有人把你殺了。“文化大革命”把禮法、社會關係完全破壞了，同時讓每個人心裏有了一種邪惡的東西，可以隨便殺人、欺負人。

我 三四歲時，1920年代，離城裏麵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蠶業學校，仿照日本的製度，培養學生種桑、養蠶。兩層的木樓，有課堂、有實驗室，小時候我叔叔在那裏教 書，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離開家鄉13年，1950年回去，課堂、黑板、課桌、老師的準備室、櫃子裏的解剖刀，完全照樣，沒有人去動過。

那個時候老百姓生活這麽潦倒、這麽殘破，沒有人想過要拿那些東西去賣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頭。為什麽？一直保持著道德標準，不是誰教的，是一種民族優良傳統，千百年形成的道德習慣。

“文 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營，我可以有獵槍，大家都有獵槍，因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後才怕人有槍造反。因為人心壞了。“文化大革命”開 始我和我愛人偷偷說過一句話，我說這粒種子會長成罪惡大樹的。我挨打了之後，感覺到這裏麵有一些不正常的東西，是邪惡的。黑妮那個時候這麽小，她說：爸爸 你別自殺，我沒有進過孤兒院，我不知道怎麽進。

我這個人怎麽會自殺呢？抗戰八年一雙小腳板跑了這麽幾萬裏路，死亡見了這麽多，我才不會自殺呢！

南方周末：你覺得一個社會，是人心道德比較重要還是社會製度更重要？

黃永玉：道德是基礎，它能夠使社會鞏固，道德沒有了，社會就要分崩離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問題，比如說沒有受過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薩也能夠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薩就能夠在很有限的時間、空間裏麵自己管自己——千萬別做壞事，會有報應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薩嗎？

黃永玉：我相信善、惡。為什麽我對那些罪惡的東西憐憫？我站得比他高。要是年輕時候你給我一拳，我起碼給你八拳，我打得你半死。我慢慢想通了一個問題，個體不能跟集體打，你可以像韓信那樣受胯下之辱，韓信受胯下之辱，辱了一回，我們是一萬回。

現在的中國會好起來的，因為科學發達了，以前沒有想過科學可以使人向善。這是一個進步。

南方周末：科學為什麽會讓人向善？

黃永玉：“五四”時期提出一個口號：要科學、要民主，實際上就是一個，要科學。政治上科學化了，就民主了，不能隨便要人家的錢，不能貪汙，貪汙在經濟學上是不科學的。

今天有了電腦這些東西，你說誰能夠禁止外界的消息傳進來？過去可以控製，現在是不方便控製，有人想方設法可以看到真實的消息，這就是科學的幫助。

潘金蓮：愛了，你把我怎樣？

文化藝術不是這個勝過那個，那個打倒這個，整個幾千年的文化曆史是繁榮的概念。

南方周末：對你美術上有影響的前輩有哪些？

黃 永玉：我佩服的人不是很多。我佩服張大千，張大千像鋼琴，其他人像小提琴、大提琴，就是說，他完美、全麵，就像梅蘭芳一樣。他畫過一套八大山人的冊頁，賣 給日本人，日本人把它印出來了，很貴，我們中央美術學院買了一套，擺在櫥窗裏麵。張大千一個好朋友有一年到北京，看到那些畫，偷偷告訴我，這是張大千畫 的。

張大千博大，身體好，用功，為人也很大方，不辭勞苦。他到敦煌去臨畫，因此長進也很大。那個地方可不是普通的、見識很淺的人有膽子去的，還要有財力。

我曾經諷刺過張大千。那個時候我思想簡單，自認為是左派，他是親近國民黨的。我在香港《大公報》寫文章，他們有一個特務混在《大公報》，透露了消息，他知道了，就叫律師來找我們的領導，那篇文章就沒有發表。

南方周末：你對傅抱石的評價呢？

黃永玉：也是了不起的，他很早就把抽象的和具體的東西融合在一起，還融合得很絕妙。

張大千到後來年老了，眼睛不太好了，就潑顏料，讓它流動，裏麵再加幾個小房子、小人，也顯得山和水都活了，意思是一樣的。

南方周末：你對趙無極的畫怎麽評價？

黃永玉：他表現一種境界，手法很高妙。他1947年還沒有到法國去，在上海開畫展我就看過，那時候他受保羅·克利的影響，又不完全是。後來他的境界、規模、氣派都很大。這麽大的一個藝術世界，他占到很燦爛的一個角，有所貢獻。

南方周末：你對當代中國畫整體的評價是什麽？

黃 永玉：今天這麽多的人用宣紙、水墨，畫了很多老百姓喜歡的生活，基礎這麽好，畫得很生動，以前沒有過。但有一個遺憾的地方是忘記了世界，世界有很多的藝 術、很多的美，不光隻有實際的，還有理想、美感這些東西。世界這麽大，為什麽要永遠停在非常局限的美的觀念裏麵呢？舉一個例子，是因為有了現代化的房子、 庭園才出現現代化的美感，畫也是這樣的。

南方周末：能不能把當代的這些繪畫的成就，跟張大千、齊白石那一代或者更遠時代的成就做一個比較？

黃永玉：文化藝術不是這個勝過那個，那個打倒這個，整個幾千年的文化曆史是繁榮的概念，不是“打倒”和“消滅”的概念，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高峰。《清明上河圖》那種技巧是那個時候的高峰，今天有今天的高峰。

今天哪怕是前衛的畫，一千年以後也成了中國的美術傳統。前衛畫裏麵也有好的跟不好的，也有成熟的跟不成熟的，就像女孩子穿衣服一樣，不是新就好。

南方周末：新不一定好，那舊呢？

黃永玉：既不是新是好，也不是舊就是好。三十年前我就說過，我弄不清楚，什麽叫做創新。要畫得好，就要努力，要去探索。一張不算數，一百張、一千張搞完了還不一定到了終點，要別人去完成它，前赴後繼。

南方周末：你畫過一套《水滸傳》人物，是畫了108個嗎？

黃永玉：多一點，一百好幾十呢！有的是一個人畫好幾張。我小時候就很喜歡《水滸傳》，想畫老畫不成，“文革”之前準備刻一套木刻版，當插圖，後來沒刻成。年紀大了刻木刻不可能了，就畫畫，畫上有一些批注，表達了我當時對《水滸傳》的看法。

南方周末：你最喜歡哪些人物？

黃 永玉：看人物刻畫的深淺就知道，這也跟我對那個人物的資料掌握多少有關。比如說武大郎，有什麽值得去畫的？原來揚州有一個說書的，叫做王少堂，我看過 1950年代他說書的一本記錄。《水滸傳》不也是瞎編的嗎？他在《水滸傳》的基礎上也瞎編。他講到武鬆的時候，說：他大叫一聲，酒缸都共鳴，咣咣地響，這 是《水滸傳》沒有的。所以我就畫武鬆趴在桌子上，沒有醉，假裝醉，手都軟了，眼睛斜著。

南方周末：給武鬆寫的批注是什麽？

黃 永玉：武鬆那句話不重要。我給那些女的批注比較多，因為女的最受苦了，我就很同情。比如說閻婆惜愛宋江的徒弟，這不可以，幸好她抓住宋江同梁山勾結的把柄 了，所以利用政治來敲詐宋江，爭取獨立。一個是愛情、一個是政治，加在這麽一個小女人身上，你說她厲不厲害？潘金蓮我畫了好幾張，有一張說：愛了，你把我 怎麽樣？王婆我都說她好，她能夠辯證來談問題，她給西門慶分析跟潘金蓮約會的正反關係，放在今天她是一個科技信息人才。隻有一個女的我不同情，叫宋蕙蓮， 我寫的是：出賣梁山，勾結政府，存心害人。

南方周末：四大名著裏麵《水滸傳》是你最喜歡的嗎？其他幾本呢？

黃 永玉：其他不適合畫畫。比如說《紅樓夢》，牽扯的方麵這麽多，連住房、凳子、椅子都講究，怎麽畫？可愛的女孩子又那麽多，都是漂亮的，還個個不一樣，畫出 來又怎麽樣呢？《三國演義》就更麻煩了，還要打仗，上百、上千、上萬的人打仗。《西遊記》沒有意思。《儒林外史》很好，這個書我最喜歡，比《水滸傳》還喜 歡，很耐看。

我沒有沈從文的痕跡，有聶紺弩的

最早在陳嘯高先生那裏看了最初的《魯迅全集》，是紅布封麵的。我每一篇都看過，罵人可真會罵，後來我對什麽人有意見，寫信給人家，也學魯迅的方法。

南方周末：你最早開始對文學有興趣是哪個時期？

黃永玉：離開學校以後，有機會見一些先生，思想都是非常進步的，有很多的書讓我有機會看。中國古代文學我有興趣，裏麵都有很深刻的見解，現代文學就不大有興趣，缺乏古代文學那些筆墨。

中學讀的文學很少。我在中學念過魯迅嗎？念過茅盾嗎？翻了，沒興趣。有一個李劼人，他寫了一本書叫做《死水微瀾》，我對書名很感興趣，借來一看沒有興趣又還了。

多 少年以後長大了，受到階級鬥爭的教育了，就拿來作為作品好壞的標準，但這個時期是短的。我大量的時期看蘇聯的小說，看俄羅斯的小說。比如1940年代，看 屠格涅夫、列斯科夫、列夫·托爾斯泰、阿·托爾斯泰，一直到西蒙諾夫、肖洛霍夫……回頭一看，還是俄羅斯小說好，覺得這才是文學。

我到北京之後，看了很多解放區的小說，比如趙樹理的，也很感動，但是為什麽過一陣子就不感動了呢？“文革”的時候《歐陽海之歌》，都說好，我也看了，很快就在腦子裏消失了，這是什麽道理？後來就想，原來有一個文學性的問題。

南方周末：魯迅和茅盾，也是那個時期看的嗎？

黃 永玉：魯迅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不曉得看過多少次了，最早在陳嘯高先生那裏看了最初的《魯迅全集》，是紅布封麵的。我每一篇都看過，罵人可真會罵，後來我 對什麽人有意見，寫信給人家，也學魯迅的方法。不光寫信，對人、事情，都是用魯迅的辦法來看，比較尖銳。後來一想，人同人之間的關係怎麽老這麽刻薄？慢慢 就感覺到那是鬥爭尖銳時才用的，不鬥爭的話何必用這麽尖銳的話呢？

南方周末：你對沈從文文章的興趣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黃永玉：比較晚，念中學的時候基本上都沒有，我對現代文學都不感興趣。懂得他的文章是在上海，1947年。之前我在德化做瓷器工人，去理發，理完買了一本《昆明冬景》，七八毛錢，我看不懂。後來看他寫的《丈夫》，他21歲寫的，這麽深刻，很了不起。 

他寫我們湘西，讓我們認識他，更認識湘西，把湘西的局麵打開給我們。另一個，他的文章這麽講究，像繡花這麽細致地寫出來。他寫《邊城》，改了不知道幾十次，一句一句地改。

巴金先生像巴爾紮克，博大，寫了社會很多宏觀的事件，沈從文像福樓拜，細膩、講究，他寫湘西河邊一個老頭子同孫女的事情，這麽講究，行文認真。他不完全像我們普通講話，充滿地方情調。

南方周末：你覺得他把鄉土的地方的東西變成藝術，奧妙是什麽？

黃永玉：主要是文學修養，他本身積累得多。這也是一個奇跡，我說他小學沒有念完，他說他念完了，就算小學念完又怎麽樣呢？後來變成這麽大的作家，這麽有修養的學者。他真是像精靈一樣，哪來的這些東西？

南方周末：他給你傳授過、教導過什麽？

黃永玉：沒有。你可以發現我寫的小說裏麵沒有他的痕跡。如果說我的文章裏有聶紺弩的痕跡，我是承認的。聶紺弩的文筆、看問題的方法、表現手法，都非常好，我受了他的一些影響。

我基本上受法國18世紀啟蒙時代和俄羅斯的東西更多，英國菲爾丁、法國狄德羅、俄羅斯契訶夫，受這些人影響多一點，包括取材和寫法。

契訶夫我不曉得看了多少遍，他二十幾歲，筆名還是契洪捷的時候，專找好玩、好笑的事來寫。1950年代我們到十三陵勞動，文藝大軍，住三十六個帳篷，晚上大家一起聊天，我就講契訶夫。翻譯契訶夫的汝龍也在，聽我講，他笑得不得了，說你比我翻譯的有趣得多。

“又不是你一個人死，別人都不死”

我自己過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來做，我有什麽夢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你這幾年讀一些什麽書，有哪些你覺得比較重要的？

黃永玉：這幾年讀老書。我在看《尤利西斯》，是我的熟人蕭乾翻譯的。人們老強調它的意識流，其實不僅僅是意識流的問題，它是語言節奏的技巧，很高的技巧。我最喜歡大講故事，從頭到尾講故事。

南方周末：看電影嗎？

黃 永玉：看外國電影，中國電影也看。也看連續劇，明明很無聊的，後麵要演什麽我都知道了，還是連著看下去，拖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也有的很好的，我最近 看了《男大當婚》，感覺很好，人物也好。禮拜六、禮拜天晚上一定要看《非誠勿擾》，就知道眼下青年男女的一些狀況，一些社會關係。

南方周末：你喜歡這個節目？

黃永玉：我認為很要緊的，我是看的，還鼓動別人看。看到不太像話的事情大家很生氣，還議論起來了。比如有的人目的性不明確，有的人像流氓一樣，像黑社會一樣。還有一些女的，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都說好了她又不幹了，還有的站在那裏就讓人很討厭，話很多，囉囉嗦嗦的。

南方周末：你有沒有一直以來的人生哲學？是持續不變的還是有變化？

黃永玉：為自己想，也為人家想，這一點我是力行的。一直是這樣的。基辛格也是這麽想的，他當國務卿的時候人家問他，你這個外交為什麽搞得這麽成功？他說，為自己想，也為人家想。我覺得這個比較具體，你弄古代的幾句話來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些東西太遠了。

南方周末：現在談得多的是中國夢，能講一講你個人的夢想嗎？

黃永玉：我不想講夢的問題，我自己過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來做，我有什麽夢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對於國家的夢想呢？

黃永玉：你現在問我，我現在才開始想。眼前我感覺到不簡單了，去年、前年我還挺擔心的，去年你們訪問我的時候我還講了，吵吵鬧鬧是一件好事，就怕不吵，一個人說話算數。

但是眼前穩定下來了，解決很多新的問題，心裏還是比較踏實，不是吹牛的，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南方周末：你有寫日記的習慣嗎？

黃永玉：沒有，我沒有寫日記，寫日記的話，“文化大革命”抄走我就跑不掉了。

南方周末：你講過你寫文章罵起人來會非常地狠，但是我們看你的文章，並沒有這種東西。

黃 永玉：你講得對。需要罵的那種人就不值得寫。我要憐憫他們，憐憫殘暴、憐憫愚蠢。他們為什麽會這麽殘暴？就是因為沒有文化，打起有文化的招牌，實際上沒有 文化。我遺憾的是，好人、壞人都讀書，問題就在這裏，壞人也讀書，秦檜也讀書，你說怎麽辦呢？文化這個東西要放在壞人手上就麻煩了。他可以動員一些沒有文 化的人來做這種愚蠢的事情。

一個人他的對麵是另外一個人，那就好辦，是兩個人那就麻煩了，是三個人就夠嗆了，到了五個人、十個人、一萬人、十萬人，你對付他，那你就死吧！你還有什麽好說的？對付狼群你沒有辦法的。

南方周末：你怎麽看待死亡？

黃永玉：死有很多形式，一種是害病的形式，痛得在床上打滾，也醫不好，子孫們哭。一種是窮死、餓死，沒有飯吃。一種是打仗犧牲。自殺也是一種方式。

我 活一天幹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時候就死了，死了怎麽辦呢？跟真正的人民群眾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場，手上戴的什麽表、好一點的東西就留下來，骨灰呢就不要 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個骨灰在家裏，你兒子對它可能還尊敬，你孫子可能還稍微有點珍重，重孫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人生就是這樣，又不是你一個人死，別人都不死。年年都死這麽多人，李太白、蘇東坡也沒有怎麽樣，活著的人欣賞的東西不過就是他的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