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在西藏發生的攝影暴力
1、對一次攝影行為的記憶
火車還沒有開往拉薩之前，火車還沒有把打算拍下“到此一遊”的遊客源源不斷地送往布達拉宮之前，專業的不專業的“西藏照片”已經多如牛毛了。專業的不專業的攝影者們懷抱各式各樣的攝影器材，滿懷各式各樣的熱情奔走在有著另一種美麗的雪域大地上，捕捉著劈麵相逢的瞬間渴望占為己有的異域鏡像。早在幾年前，在拉薩香火最旺的大昭寺，我對一次外來攝影行為引起爭吵的記憶尤深。
一方是兩個渾身攝影行頭的內地男子，另一方是本來正跟裹著絳紅色袈裟的僧人說話的兩個漢地女居士和兩個藏人女子。前者想獵奇，後者不讓拍，於是吵起來了。有意思的是那兩人竟然比遭到他們打擾的人更憤怒，非常熾盛的氣焰把他們的臉都燒紅了。為什麽不能拍？你們有什麽權利不許我們拍照？口氣咄咄，揮舞著相機就像揮舞著武器。而他們的理由是，寺院是公共場所，所以想拍什麽就拍什麽，這是我們的權利；而對方的理由是，寺院是朝聖之地，我們既不是公共人物，更不是展品。
權利的說法並不那麽簡單，言下之意分明傳達著權力者的自我感覺。而這種感覺或許來自他們的攝影身份，或許來自他們的自身品格，或許更是來自他們內心的帝國情結。我是這麽一眼看穿的。
2、說得好聽是占有，說得難聽是掠奪
聽說過一位攝影師的故事，當年他自掏腰包走遍西藏的時候是個畫家。十多年前的西藏遠比今天的西藏原汁原味原生態，足以令眾多的藝術工作者為之抓狂。不但吃苦耐勞的精神可嘉，尤其是，把節衣縮食的銀子付諸於並不便宜的膠卷、洗印更是令人感佩。但他還有一個愛好，走哪都要順手牽點什麽，比如大大小小的嘛呢石，比如羚羊角野犛牛頭骨，甚至從一個偏僻的小寺院裏將一尊小佛像揣入兜中。他聲稱這些都是他的素材。
其實不止他如此，有一位藝術工作者可謂較早到達如今已是旅遊景點的藏北「骷髏牆」，他憑著下鄉采風的名義，用不著買門票也用不著給看守人一點零錢，就從整體到局部盡情地拍了個夠。拍則拍矣，但他期望的是把這些骷髏照片買個好價錢，卻被同行中的另一位高手借口認識老外，於是連底片全都拿走，從此那人就變成第一個“發現”“骷髏牆”的人了。而我在一位1960年代進藏的作家家中，見過數百個看上去年代久遠的泥塑小佛像“擦擦”，這些從阿裏古格廢墟中找到的“擦擦”，背麵還深深印著製作者拇指的紋路，如今都成了這位作家自稱的藏品……而這樣的行為藝術不勝枚舉。
至於攝影也是這樣——“穿髒兮兮的皮袍子的藏胞，轉經的或辯經的人們，活佛與喇嘛，朝聖途中仆地前行的信徒，聖湖畔的瑪尼堆，天葬台與禿鷲，雪山與冰川，藏戲與雲朵……”，似乎不拍這些就不足以證明拍的是西藏。而拍這些時，廣大攝影者們又是怎麽去拍攝的呢？或者說，在攝影者與被攝影者之間，呈現的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呢？
3、當對方變成獵物
攝影者與被攝影者之間，應該建立的是一種人與人的關係，而不是獵人與獵物的關係，但遺憾的是，常常會有很多人把手中的相機視為武器，把別人視為獵物，產生予取予求的衝動和動作。
雙方的態度十分耐人尋味。一些攝影者變得做作甚至古怪——說話怪裏怪氣，姿態怪模怪樣，以為如此就會讓對方就範，任其擺布。而被攝影者，且不說其傳統中對攝影這種現代技術的抵觸，即使古老的忌諱早已消散，但在偏僻的鄉野依然古風猶存，為何對此就沒有一點點尊重呢？即使古風早已蕩然無存，如今許許多多土生土長的人們樂意把自己定格在相紙上，成為今後生活的紀念，但前提必然是願意而不是不願意，為何對此就沒有一點點尊重呢？
有人這樣回顧在進藏探險遊中一群男女攝影者的拍攝經曆：“1997年的藏北原野，那些純樸的牧民對著幾十架長槍短炮，臉上露出困惑的微笑。而特別活躍的這個女人，嘴裏不斷爆發出『哦～呀』的聲音，這種聲音與其說是讚賞和鼓勵，不如說是赤裸裸的挑逗，她用那種強烈的獵奇欲來挑逗鏡頭，難道這些進入鏡頭的牧民隻是作為鏡頭前罕見的珍稀物種存在嗎？”
事實上，攝影中的暴力就這麽發生了。
事實上，在西藏發生的攝影暴力比比皆是。
4、與高原反應相似的變態行為
何以一位在此處攝影時知道收斂或者自律的攝影師，但在別處攝影時卻變得肆無忌憚？何以在此處遵從的職責在別處卻毫無約束力？何以在此處為對方所接受的權利在別處卻不給予另一個對方？為什麽會是這樣？
當然那些內心裏從來既無公德也無私德以至在哪裏都留下壞名聲的人，在此不必贅言。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詞：文化帝國主義。而文化帝國主義就像外來者在海拔高拔之地容易出現的症候——高原反應，許多人隻要到了邊疆，其心態的轉變就像高原反應立即發生，那是一種自我優越甚至傲慢的心態，哪怕被掩飾得很好，卻會在諸多行為中表露無疑。文化帝國主義，我自忖這是對在西藏發生的攝影暴力並不過分的注腳，非但不過分，甚至多少美言了。
類似的攝影暴力也同樣出現在其它媒介當中。或許人們認為重在結果的呈現，而不是過程中的反常，於是不僅原諒、忽略而且縱容。然而即便是在技術上十分完美的作品，看上去再現的是西藏，卻是借那種與高山反應相似的變態力量極其膚淺地再現了他們以為的西藏。而那些被攝影者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除了躲避或者表露拒絕乃至憤怒的表情往往是沒有聲音的，即使當場發出不滿的聲音，也因為語言不通而被當作另一種物種的私語。
但願我的坦率不會被誤解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表達。其實我知道當我這麽評說時存在一種風險，對此我隻能辯解：如果前提不是基於對方的無助、被動和沉默，如果從一開始就尊重既特殊、差異又互相重迭與關聯的曆史經驗、生命體驗，難道就拍不出關於西藏的好照片嗎？
5、妖魔化或神聖化的西藏在被拍攝之後
曆來對於西藏抱有兩種最典型的態度：妖魔化或神聖化；尤其經由各類媒介的再現各有廣泛的影響，專業的和不專業的區別無非在於一個巧妙一個拙劣而已，但結果都一樣：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這就像當代卓越的批評大師愛德華．薩義德評述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當伊斯蘭被報導了，伊斯蘭也就被遮蔽了。
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日益方便給西藏帶來的猶如過江之鯽的遊客，在專業和不專業的西藏攝影中出現的攝影暴力也愈發突出，換句話說，這是現代化的暴力加劇了攝影暴力。理所當然地，當地人曾經的沉默會逐漸地轉化成各種明顯反對的方式。有意思的是，這反倒招來了被反對的一方同樣激烈的反應：或勃然大怒，或痛心疾首，或失望透頂等等，卻少有冷靜的反思和自責。
是快速發展的商業化戕害了西藏人的心，使之變成動輒收費、斤斤計較的狡詐之徒？還是所有的包括文化帝國主義的強製行為早已損害了西藏人的尊嚴？事實上，西藏既不是人們想象中的淨土，也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穢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一樣，是人所生活的土地。隻不過，西藏因為有信仰，是一個有著絳紅色（僧侶袈裟的顏色）光芒的地方。
當然也有很多好照片在傳播西藏的精神，西藏人的精神；其中有著我們完整的生活、情感和文化。我相信這首先是基於一種人道的立場上實現的。
所以，我在我的朋友、攝影師陳小波的博客上關於西藏攝影到底怎樣拍的討論後麵，看到這段跟貼倒是頗以為然：“為了拍照而去西藏，為了拍照而拍照，所謂攝影家或者攝影人也很可憐。最好的場麵是西藏百姓自己有數字照相機，隨時記錄自己的生活，自己看自己，自己樂自己，有自己的發表影像權。等到西藏人人都是攝影人，一切就無所謂了。你拍我，我還拍你呢，誰稀罕誰？”
2006年9月17日，北京
1、對一次攝影行為的記憶
火車還沒有開往拉薩之前，火車還沒有把打算拍下“到此一遊”的遊客源源不斷地送往布達拉宮之前，專業的不專業的“西藏照片”已經多如牛毛了。專業的不專業的攝影者們懷抱各式各樣的攝影器材，滿懷各式各樣的熱情奔走在有著另一種美麗的雪域大地上，捕捉著劈麵相逢的瞬間渴望占為己有的異域鏡像。早在幾年前，在拉薩香火最旺的大昭寺，我對一次外來攝影行為引起爭吵的記憶尤深。
一方是兩個渾身攝影行頭的內地男子，另一方是本來正跟裹著絳紅色袈裟的僧人說話的兩個漢地女居士和兩個藏人女子。前者想獵奇，後者不讓拍，於是吵起來了。有意思的是那兩人竟然比遭到他們打擾的人更憤怒，非常熾盛的氣焰把他們的臉都燒紅了。為什麽不能拍？你們有什麽權利不許我們拍照？口氣咄咄，揮舞著相機就像揮舞著武器。而他們的理由是，寺院是公共場所，所以想拍什麽就拍什麽，這是我們的權利；而對方的理由是，寺院是朝聖之地，我們既不是公共人物，更不是展品。
權利的說法並不那麽簡單，言下之意分明傳達著權力者的自我感覺。而這種感覺或許來自他們的攝影身份，或許來自他們的自身品格，或許更是來自他們內心的帝國情結。我是這麽一眼看穿的。
2、說得好聽是占有，說得難聽是掠奪
聽說過一位攝影師的故事，當年他自掏腰包走遍西藏的時候是個畫家。十多年前的西藏遠比今天的西藏原汁原味原生態，足以令眾多的藝術工作者為之抓狂。不但吃苦耐勞的精神可嘉，尤其是，把節衣縮食的銀子付諸於並不便宜的膠卷、洗印更是令人感佩。但他還有一個愛好，走哪都要順手牽點什麽，比如大大小小的嘛呢石，比如羚羊角野犛牛頭骨，甚至從一個偏僻的小寺院裏將一尊小佛像揣入兜中。他聲稱這些都是他的素材。
其實不止他如此，有一位藝術工作者可謂較早到達如今已是旅遊景點的藏北「骷髏牆」，他憑著下鄉采風的名義，用不著買門票也用不著給看守人一點零錢，就從整體到局部盡情地拍了個夠。拍則拍矣，但他期望的是把這些骷髏照片買個好價錢，卻被同行中的另一位高手借口認識老外，於是連底片全都拿走，從此那人就變成第一個“發現”“骷髏牆”的人了。而我在一位1960年代進藏的作家家中，見過數百個看上去年代久遠的泥塑小佛像“擦擦”，這些從阿裏古格廢墟中找到的“擦擦”，背麵還深深印著製作者拇指的紋路，如今都成了這位作家自稱的藏品……而這樣的行為藝術不勝枚舉。
至於攝影也是這樣——“穿髒兮兮的皮袍子的藏胞，轉經的或辯經的人們，活佛與喇嘛，朝聖途中仆地前行的信徒，聖湖畔的瑪尼堆，天葬台與禿鷲，雪山與冰川，藏戲與雲朵……”，似乎不拍這些就不足以證明拍的是西藏。而拍這些時，廣大攝影者們又是怎麽去拍攝的呢？或者說，在攝影者與被攝影者之間，呈現的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呢？
3、當對方變成獵物
攝影者與被攝影者之間，應該建立的是一種人與人的關係，而不是獵人與獵物的關係，但遺憾的是，常常會有很多人把手中的相機視為武器，把別人視為獵物，產生予取予求的衝動和動作。
雙方的態度十分耐人尋味。一些攝影者變得做作甚至古怪——說話怪裏怪氣，姿態怪模怪樣，以為如此就會讓對方就範，任其擺布。而被攝影者，且不說其傳統中對攝影這種現代技術的抵觸，即使古老的忌諱早已消散，但在偏僻的鄉野依然古風猶存，為何對此就沒有一點點尊重呢？即使古風早已蕩然無存，如今許許多多土生土長的人們樂意把自己定格在相紙上，成為今後生活的紀念，但前提必然是願意而不是不願意，為何對此就沒有一點點尊重呢？
有人這樣回顧在進藏探險遊中一群男女攝影者的拍攝經曆：“1997年的藏北原野，那些純樸的牧民對著幾十架長槍短炮，臉上露出困惑的微笑。而特別活躍的這個女人，嘴裏不斷爆發出『哦～呀』的聲音，這種聲音與其說是讚賞和鼓勵，不如說是赤裸裸的挑逗，她用那種強烈的獵奇欲來挑逗鏡頭，難道這些進入鏡頭的牧民隻是作為鏡頭前罕見的珍稀物種存在嗎？”
事實上，攝影中的暴力就這麽發生了。
事實上，在西藏發生的攝影暴力比比皆是。
4、與高原反應相似的變態行為
何以一位在此處攝影時知道收斂或者自律的攝影師，但在別處攝影時卻變得肆無忌憚？何以在此處遵從的職責在別處卻毫無約束力？何以在此處為對方所接受的權利在別處卻不給予另一個對方？為什麽會是這樣？
當然那些內心裏從來既無公德也無私德以至在哪裏都留下壞名聲的人，在此不必贅言。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詞：文化帝國主義。而文化帝國主義就像外來者在海拔高拔之地容易出現的症候——高原反應，許多人隻要到了邊疆，其心態的轉變就像高原反應立即發生，那是一種自我優越甚至傲慢的心態，哪怕被掩飾得很好，卻會在諸多行為中表露無疑。文化帝國主義，我自忖這是對在西藏發生的攝影暴力並不過分的注腳，非但不過分，甚至多少美言了。
類似的攝影暴力也同樣出現在其它媒介當中。或許人們認為重在結果的呈現，而不是過程中的反常，於是不僅原諒、忽略而且縱容。然而即便是在技術上十分完美的作品，看上去再現的是西藏，卻是借那種與高山反應相似的變態力量極其膚淺地再現了他們以為的西藏。而那些被攝影者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除了躲避或者表露拒絕乃至憤怒的表情往往是沒有聲音的，即使當場發出不滿的聲音，也因為語言不通而被當作另一種物種的私語。
但願我的坦率不會被誤解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表達。其實我知道當我這麽評說時存在一種風險，對此我隻能辯解：如果前提不是基於對方的無助、被動和沉默，如果從一開始就尊重既特殊、差異又互相重迭與關聯的曆史經驗、生命體驗，難道就拍不出關於西藏的好照片嗎？
5、妖魔化或神聖化的西藏在被拍攝之後
曆來對於西藏抱有兩種最典型的態度：妖魔化或神聖化；尤其經由各類媒介的再現各有廣泛的影響，專業的和不專業的區別無非在於一個巧妙一個拙劣而已，但結果都一樣：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這就像當代卓越的批評大師愛德華．薩義德評述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當伊斯蘭被報導了，伊斯蘭也就被遮蔽了。
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日益方便給西藏帶來的猶如過江之鯽的遊客，在專業和不專業的西藏攝影中出現的攝影暴力也愈發突出，換句話說，這是現代化的暴力加劇了攝影暴力。理所當然地，當地人曾經的沉默會逐漸地轉化成各種明顯反對的方式。有意思的是，這反倒招來了被反對的一方同樣激烈的反應：或勃然大怒，或痛心疾首，或失望透頂等等，卻少有冷靜的反思和自責。
是快速發展的商業化戕害了西藏人的心，使之變成動輒收費、斤斤計較的狡詐之徒？還是所有的包括文化帝國主義的強製行為早已損害了西藏人的尊嚴？事實上，西藏既不是人們想象中的淨土，也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穢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一樣，是人所生活的土地。隻不過，西藏因為有信仰，是一個有著絳紅色（僧侶袈裟的顏色）光芒的地方。
當然也有很多好照片在傳播西藏的精神，西藏人的精神；其中有著我們完整的生活、情感和文化。我相信這首先是基於一種人道的立場上實現的。
所以，我在我的朋友、攝影師陳小波的博客上關於西藏攝影到底怎樣拍的討論後麵，看到這段跟貼倒是頗以為然：“為了拍照而去西藏，為了拍照而拍照，所謂攝影家或者攝影人也很可憐。最好的場麵是西藏百姓自己有數字照相機，隨時記錄自己的生活，自己看自己，自己樂自己，有自己的發表影像權。等到西藏人人都是攝影人，一切就無所謂了。你拍我，我還拍你呢，誰稀罕誰？”
2006年9月17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