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愛扣
我們都做過一道這樣的智力題:一個岔路口分別通向誠實國和說謊國,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誠實國的,一個是說謊國的,誠實國的人永遠真話,說謊國的人永遠說謊話,現在你要去說謊國,但是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需要問兩個人,請問應該怎麽問?偵探女王阿加莎·克裏斯蒂的故事裏,不管是衣著整潔過人的大偵探波洛,還是那個住在鄉下,一年到頭針線活兒不離手的馬普爾小姐,他們所擅長的與日係偵探不同,不是從現場的蛛絲馬跡裏去破解密室的秘密,也不是硬漢派偵探小說裏麵的赤手相見,而是慢悠悠地詢問,聊天,從言語間摸索人性。
一切就好像是馬普爾小姐在《怪屋》裏麵說的那樣,要知道凶手是誰的話,就要多與每個人說話,因為凶手總是有傾訴欲的,他需要與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那個說話說得最多的人往往就是凶手,而在他的那些急於分享的謊言中,一定存在著破綻,就要得要去抓住那些破綻,真想便會呈現。
比起波洛來,馬普爾小姐更加作為那些硬漢偵探小說中偵探形象的反麵而存在著,她就是一個直接從維多利亞時代中走出來的老小姐,從小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裏麵,社交圈就是些鄰裏坊間的人家,終生未嫁,脖子裏裹條溫暖的羊毛圍巾,搭個小籃子,把毛線活兒在膝蓋上擺開了,就開始觀察周圍那個充滿了人性的世界。“一年到頭住在鄉下,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馬普爾小姐在《平靜小鎮的罪惡》裏說,人們或許穿得不一樣了,聲音與以前不同了,但是人們還是與他們以前一樣,盡管用詞有些變化,話題卻是永遠不變的。
於是阿加莎的故事裏永遠不會有血腥的描寫,謀殺往往在平靜閉塞的小鎮,舒適溫暖的火車,或者鄉紳的藏書室這樣靜謐的地方發生著,隨後也不會有驚心動魄的逃亡,一切的罪惡隻是伴隨著細枝末節的謊言,漸漸地浮現出來,人們永遠無法擺脫的就是自己的性格,謊言在人性麵前,便顯得千瘡百孔起來。波洛先生在偵破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時候說:“我對所有案子最感興趣的隻有一點,就是性格。”
這或許就是為什麽,日後的眾多技巧派作家們都熱愛阿加莎·克裏斯蒂,因為她所描摹的並非激發人腎上腺素的謀殺場麵,而是每個人的性格,說話語氣,行為舉止,口頭禪,習慣動作,都是獨一無二的。比較喜歡王安憶說過的一段話:阿加莎·克裏斯蒂令人目眩的謀殺案,其實都是由一些簡樸的理由生發的,她就像編製毛線活的女工,憑著簡單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針法──於是,雜樹生花,萬樹千樹。
《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謊言最為經典,因為這是一件發生在火車頭等車廂裏麵的集體說謊事件,某天12個人為了殺死一個十惡不赦的謀殺犯而集中在從伊斯坦布爾開往倫敦的火車頭等車廂裏。一切皆因很多年前,這個謀殺犯綁架並且殺死了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兒,導致了整整一家人的慘劇,卻逍遙法外,於是若幹年後,阿姆斯特朗家的未亡後代,親密朋友,律師,保姆,家庭教師等聚集在一起,決定私刑了斷凶手,結果每人都在黑暗中紮了凶手一刀,然後互相用謊言來掩蓋,製造出所有的不在場證明。所有的證詞以及每個細節都是事先設計好的,整個設計就好像是一個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拚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對破案增添了一份困難,這個案子就好像是一個幻想曲,完全變得沒有合理性。
碰巧在這輛列車上的波洛先生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拆穿那些最細微的謊言,便能慢慢地順藤摸瓜,探尋到所有的真相。比如說他碰巧聽到上校叫德貝漢小姐為瑪麗,他了解上校這種類型的人,典型的英國人,即使遇見了一見鍾情的女人,他還是會慢慢地,有禮節地向她求愛,而不會在短短幾天的相處時間內就那麽親昵地呼喚她,因此他們一定是早就熟識彼此的,隻是為了某個不可言說的原因而假裝成陌生人而已。最會說謊的是哈伯雷太太,因為她住在死去的人的隔壁,她為了排除自己的嫌疑,發揮了自己演員的天分,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完全逼真,又略帶可笑的,神經質的美國慈母形象,最後當謊言被戳穿時她用完全與之前尖利的聲音不同的語調說:我總是設想,我扮演的是喜劇角色。
而這些謊言不會讓人覺得反感,並非因為這些都是善意的謊言,而是因為這些謀殺者,他們屬於社會的各個階層,在悲慘記憶過去若幹年後,他們都已經有了各自的生活,卻還是會為了共同的悲傷走到一起,這些悲傷所激發出來的情感力量如此巨大,如此熱情,把所有的陰影都一掃而空,沒有人能不為之動容。
謊言所攜帶的成分並非隻是陰暗元素,馬普爾小姐在《謀殺啟事》裏說:請別因為那可憐的人兒是個騙子就對她太持偏見,我的確相信在她的謊言背後,正如許多騙子一樣,也有一部分真話。在《謀殺啟事》的故事裏撒謊者是平靜小鎮裏的老太太布萊克洛克,一個謊言總是需要另一個謊言去填充和彌補,為了這種填充和彌補,她不得不殺死了自己最貼身的朋友,陪伴她度過很多年歲月的多拉,可憐?塗的多拉潦倒,卻對朋友異常忠誠,而腦子有點兒糊塗的多拉卻在謀殺案發生後,不斷地說漏嘴,對往事的追憶讓說謊者布萊克洛克心驚膽戰,極度驚慌中她又用毒藥毒死了多拉。可是不知為何,讀到此段時,所感受到的並非是對凶手的憎惡,卻是悲哀。
當最後一位記得往事的人離去以後,人確實變得孤獨,或許布萊克洛克太太還有侄兒侄女和好心的朋友,可沒有人了解她小姑娘時候的事情,沒有一個人屬於過去的歲月,在剩下的歲月裏,她將為之感到哀傷的並不是殺人凶手的身份,而是再沒有一個人能夠分享她的歲月。
每個人都為謊言付出代價,有的時候是等待謊言被戳穿時的驚慌,有的時候是彌補謊言時的手足無措,謊言本身是無害的,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抹躲不開的烏雲,讓我們在夜晚躺下的時候,如此忐忑,害怕明天的到來,害怕明天不自覺的一個詞語就暴露了所有的真相,害怕懲罰的最終到來,可是其實懲罰在謊言說出口的那天,便已經到來,那朵烏雲如影相隨,於是在阿加莎的謀殺案中,人們總是接二連三地死去,彌補,永遠是不夠的,那隻被撕開的洞,望不到底。
有的時候說謊變成了一種戒不掉的癖好,在《萬聖節前的謀殺案》裏,少女喬伊斯被發現溺死在水桶裏,這是一個萬聖節的遊戲,孩子們把頭伸進水桶裏咬出一隻蘋果,結果她被人摁死在裏麵。這不是一個惹人喜歡的女孩,在青春期時那種終日撒謊的小孩總是讓人討厭,就好像一個活生生的狼來了的故事。在節日聚會的時候,喬伊斯像個大人般地說,在很多很多年前,她曾經目睹過一場謀殺案,在那個時候她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謀殺,沒有人相信她說的話,於是她委屈,狡辯,她是那種孩子,跟密友吹噓夏天的時候跟著爸爸媽媽去往非洲,與大象一起玩耍,可是其實卻隻是在家裏的遊泳池邊無聊地曬太陽。在我們小的時候,身邊大概也總有這樣一個撒謊精,或者我們自己就是那個撒謊精。
撒謊精聽了密友的秘密,忍不住當作自己的秘密來炫耀,希望自己特別,希望自己引人矚目,希望得到更多的愛,結果卻被溺死在了萬聖節的水桶裏。
好像麥兜的媽媽對麥兜說的說:從前有個小朋友,他撒謊,後來,他死了。這隻是一句輕描淡寫的訓話,配合著慢悠悠而不經意的語氣,但事實上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一個微小而無害的謊言而帶來的後果,或許是暴力血腥,或者是憂傷難過,或許帶來巨大的毀滅,然而人們依舊在說謊,無論是平靜小鎮,閉塞荒島,或焦灼都市,這就是人性,從兒童時代就保留完整。
於是阿加莎在她的生命中寫出了80多部小說,全部與謊言有關。
那麽阿加莎自己本身就是最完美的謊言製造者,有的時候她默默地觀察一個人,酒吧女招待,坐在公園長凳上看書的母親,出租車司機,她就會給他們按一個故事,讓他們說話,讓他們聊天,讓他們說謊,但是她從不走近他們,從不去真正了解他們的生活。她在《萬聖節前的謀殺案》裏說:故事必須屬於你自己,角色也是你自己的,她就像是你的孩子,你創造了她,開始懂得她,知道她的感覺,知道她住在何處,在幹什麽……可是若是換成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人的話,你要是知道了這個人的本來麵目,那麽,故事就不存在了,不是麽?
阿加莎對謊言是縱容的,她從不指責說謊者,因為每個人都是說謊者,而所有的謊言其實都與感情有關,那些曾經熱切的,迷惘的,焦灼的,畏懼的感情,這些對於阿加莎來說都是值得原諒和同情的,這才是人性本身。
因為謊言本身,就是一個密室。裏麵的屍體,是我們害怕的真相。
我們都做過一道這樣的智力題:一個岔路口分別通向誠實國和說謊國,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誠實國的,一個是說謊國的,誠實國的人永遠真話,說謊國的人永遠說謊話,現在你要去說謊國,但是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需要問兩個人,請問應該怎麽問?偵探女王阿加莎·克裏斯蒂的故事裏,不管是衣著整潔過人的大偵探波洛,還是那個住在鄉下,一年到頭針線活兒不離手的馬普爾小姐,他們所擅長的與日係偵探不同,不是從現場的蛛絲馬跡裏去破解密室的秘密,也不是硬漢派偵探小說裏麵的赤手相見,而是慢悠悠地詢問,聊天,從言語間摸索人性。
一切就好像是馬普爾小姐在《怪屋》裏麵說的那樣,要知道凶手是誰的話,就要多與每個人說話,因為凶手總是有傾訴欲的,他需要與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那個說話說得最多的人往往就是凶手,而在他的那些急於分享的謊言中,一定存在著破綻,就要得要去抓住那些破綻,真想便會呈現。
比起波洛來,馬普爾小姐更加作為那些硬漢偵探小說中偵探形象的反麵而存在著,她就是一個直接從維多利亞時代中走出來的老小姐,從小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裏麵,社交圈就是些鄰裏坊間的人家,終生未嫁,脖子裏裹條溫暖的羊毛圍巾,搭個小籃子,把毛線活兒在膝蓋上擺開了,就開始觀察周圍那個充滿了人性的世界。“一年到頭住在鄉下,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馬普爾小姐在《平靜小鎮的罪惡》裏說,人們或許穿得不一樣了,聲音與以前不同了,但是人們還是與他們以前一樣,盡管用詞有些變化,話題卻是永遠不變的。
於是阿加莎的故事裏永遠不會有血腥的描寫,謀殺往往在平靜閉塞的小鎮,舒適溫暖的火車,或者鄉紳的藏書室這樣靜謐的地方發生著,隨後也不會有驚心動魄的逃亡,一切的罪惡隻是伴隨著細枝末節的謊言,漸漸地浮現出來,人們永遠無法擺脫的就是自己的性格,謊言在人性麵前,便顯得千瘡百孔起來。波洛先生在偵破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時候說:“我對所有案子最感興趣的隻有一點,就是性格。”
這或許就是為什麽,日後的眾多技巧派作家們都熱愛阿加莎·克裏斯蒂,因為她所描摹的並非激發人腎上腺素的謀殺場麵,而是每個人的性格,說話語氣,行為舉止,口頭禪,習慣動作,都是獨一無二的。比較喜歡王安憶說過的一段話:阿加莎·克裏斯蒂令人目眩的謀殺案,其實都是由一些簡樸的理由生發的,她就像編製毛線活的女工,憑著簡單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針法──於是,雜樹生花,萬樹千樹。
《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謊言最為經典,因為這是一件發生在火車頭等車廂裏麵的集體說謊事件,某天12個人為了殺死一個十惡不赦的謀殺犯而集中在從伊斯坦布爾開往倫敦的火車頭等車廂裏。一切皆因很多年前,這個謀殺犯綁架並且殺死了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兒,導致了整整一家人的慘劇,卻逍遙法外,於是若幹年後,阿姆斯特朗家的未亡後代,親密朋友,律師,保姆,家庭教師等聚集在一起,決定私刑了斷凶手,結果每人都在黑暗中紮了凶手一刀,然後互相用謊言來掩蓋,製造出所有的不在場證明。所有的證詞以及每個細節都是事先設計好的,整個設計就好像是一個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拚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對破案增添了一份困難,這個案子就好像是一個幻想曲,完全變得沒有合理性。
碰巧在這輛列車上的波洛先生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拆穿那些最細微的謊言,便能慢慢地順藤摸瓜,探尋到所有的真相。比如說他碰巧聽到上校叫德貝漢小姐為瑪麗,他了解上校這種類型的人,典型的英國人,即使遇見了一見鍾情的女人,他還是會慢慢地,有禮節地向她求愛,而不會在短短幾天的相處時間內就那麽親昵地呼喚她,因此他們一定是早就熟識彼此的,隻是為了某個不可言說的原因而假裝成陌生人而已。最會說謊的是哈伯雷太太,因為她住在死去的人的隔壁,她為了排除自己的嫌疑,發揮了自己演員的天分,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完全逼真,又略帶可笑的,神經質的美國慈母形象,最後當謊言被戳穿時她用完全與之前尖利的聲音不同的語調說:我總是設想,我扮演的是喜劇角色。
而這些謊言不會讓人覺得反感,並非因為這些都是善意的謊言,而是因為這些謀殺者,他們屬於社會的各個階層,在悲慘記憶過去若幹年後,他們都已經有了各自的生活,卻還是會為了共同的悲傷走到一起,這些悲傷所激發出來的情感力量如此巨大,如此熱情,把所有的陰影都一掃而空,沒有人能不為之動容。
謊言所攜帶的成分並非隻是陰暗元素,馬普爾小姐在《謀殺啟事》裏說:請別因為那可憐的人兒是個騙子就對她太持偏見,我的確相信在她的謊言背後,正如許多騙子一樣,也有一部分真話。在《謀殺啟事》的故事裏撒謊者是平靜小鎮裏的老太太布萊克洛克,一個謊言總是需要另一個謊言去填充和彌補,為了這種填充和彌補,她不得不殺死了自己最貼身的朋友,陪伴她度過很多年歲月的多拉,可憐?塗的多拉潦倒,卻對朋友異常忠誠,而腦子有點兒糊塗的多拉卻在謀殺案發生後,不斷地說漏嘴,對往事的追憶讓說謊者布萊克洛克心驚膽戰,極度驚慌中她又用毒藥毒死了多拉。可是不知為何,讀到此段時,所感受到的並非是對凶手的憎惡,卻是悲哀。
當最後一位記得往事的人離去以後,人確實變得孤獨,或許布萊克洛克太太還有侄兒侄女和好心的朋友,可沒有人了解她小姑娘時候的事情,沒有一個人屬於過去的歲月,在剩下的歲月裏,她將為之感到哀傷的並不是殺人凶手的身份,而是再沒有一個人能夠分享她的歲月。
每個人都為謊言付出代價,有的時候是等待謊言被戳穿時的驚慌,有的時候是彌補謊言時的手足無措,謊言本身是無害的,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抹躲不開的烏雲,讓我們在夜晚躺下的時候,如此忐忑,害怕明天的到來,害怕明天不自覺的一個詞語就暴露了所有的真相,害怕懲罰的最終到來,可是其實懲罰在謊言說出口的那天,便已經到來,那朵烏雲如影相隨,於是在阿加莎的謀殺案中,人們總是接二連三地死去,彌補,永遠是不夠的,那隻被撕開的洞,望不到底。
有的時候說謊變成了一種戒不掉的癖好,在《萬聖節前的謀殺案》裏,少女喬伊斯被發現溺死在水桶裏,這是一個萬聖節的遊戲,孩子們把頭伸進水桶裏咬出一隻蘋果,結果她被人摁死在裏麵。這不是一個惹人喜歡的女孩,在青春期時那種終日撒謊的小孩總是讓人討厭,就好像一個活生生的狼來了的故事。在節日聚會的時候,喬伊斯像個大人般地說,在很多很多年前,她曾經目睹過一場謀殺案,在那個時候她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謀殺,沒有人相信她說的話,於是她委屈,狡辯,她是那種孩子,跟密友吹噓夏天的時候跟著爸爸媽媽去往非洲,與大象一起玩耍,可是其實卻隻是在家裏的遊泳池邊無聊地曬太陽。在我們小的時候,身邊大概也總有這樣一個撒謊精,或者我們自己就是那個撒謊精。
撒謊精聽了密友的秘密,忍不住當作自己的秘密來炫耀,希望自己特別,希望自己引人矚目,希望得到更多的愛,結果卻被溺死在了萬聖節的水桶裏。
好像麥兜的媽媽對麥兜說的說:從前有個小朋友,他撒謊,後來,他死了。這隻是一句輕描淡寫的訓話,配合著慢悠悠而不經意的語氣,但事實上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一個微小而無害的謊言而帶來的後果,或許是暴力血腥,或者是憂傷難過,或許帶來巨大的毀滅,然而人們依舊在說謊,無論是平靜小鎮,閉塞荒島,或焦灼都市,這就是人性,從兒童時代就保留完整。
於是阿加莎在她的生命中寫出了80多部小說,全部與謊言有關。
那麽阿加莎自己本身就是最完美的謊言製造者,有的時候她默默地觀察一個人,酒吧女招待,坐在公園長凳上看書的母親,出租車司機,她就會給他們按一個故事,讓他們說話,讓他們聊天,讓他們說謊,但是她從不走近他們,從不去真正了解他們的生活。她在《萬聖節前的謀殺案》裏說:故事必須屬於你自己,角色也是你自己的,她就像是你的孩子,你創造了她,開始懂得她,知道她的感覺,知道她住在何處,在幹什麽……可是若是換成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人的話,你要是知道了這個人的本來麵目,那麽,故事就不存在了,不是麽?
阿加莎對謊言是縱容的,她從不指責說謊者,因為每個人都是說謊者,而所有的謊言其實都與感情有關,那些曾經熱切的,迷惘的,焦灼的,畏懼的感情,這些對於阿加莎來說都是值得原諒和同情的,這才是人性本身。
因為謊言本身,就是一個密室。裏麵的屍體,是我們害怕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