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製度是社會主義經濟製度，這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不同。企業管理層與勞工的關係，是最基本的生產關係。不同經濟製度的生產關係反映到企業管理學中，必然反映不同經濟製度的理念。然而，中國的企業管理學至今沿用西方的管理學，並沒有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企業管理學。一些人以為管理學是一門科學，是價值中立的科學，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樣的觀點顯然沒有區別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本質不同，沒有看到基本的生產關係的不同，忽視了企業管理學本質是關於企業內部人的行為的學說，企業規定了社會基本的生產關係。
中國經濟發展有賴於市場經濟，有賴於全球經濟，中國加入了全球經濟分工，中國引進了西方市場經濟和企業管理的先進經驗。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勞資關係也逐漸滲透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這對我國堅持社會主義經濟是一大挑戰。
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同，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是平等的，反映在企業中，老板和勞工是社會分工不同，沒有地位高低之分，這和人民軍隊官兵一致一樣，和樂隊指揮和樂隊演奏家一樣，隻是社會分工不同，沒有地位高低之分；而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是金錢關係，企業勞資關係是雇傭關係，企業管理層代表代理股東利益管理勞工，視勞工為資本可支配的資源。原來計劃經濟中企業的人事部如今改為人力資源部，勞動者的人格被降為資源，喪失了人的基本尊嚴。當這種生產關係侵入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時候，成為了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對上層建築產生巨大作用，它消弱了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使得社會主義道德逐漸喪失和並且滋生社會腐敗。
企業管理涉及兩方麵的生產關係，一是企業內部勞資關係，二是企業與社會的關係。這兩種關係在西方管理學中都有關注。作為企業內部勞資關係，隨著企業勞工的專業化和知識化，過去管理簡單勞動的“科學管理”方法已經過時了，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的物質激勵手段已經不適合知識密集型產業了。企業除了物質激勵以外，加入了精神激勵，現代管理學注重職工對企業的認同感，注重職工對工作的使命感和成就感。西方公司因此時尚團隊精神，時尚製定公司使命宣言和前景宣言，這套管理原則建立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的激勵理論之上。然而，基於資本主義勞資關係的本質，依然是管理層應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的理論去管理職工，職工依然是資本驅使的資源，這個本質沒有改變，以至每逢經濟不景氣企業裁員的時候，就會發生被裁職工的被動破壞活動，即白領隻要放棄責任心消極執行行政指令，即可對企業造成重大傷害。如黑莓智能手機網絡2011年10月發生連續四天的服務中斷大事故，和黑莓公司（RIM）今年計劃裁員11%不無關係。
在企業與社會的關係方麵，西方企業管理理論中有公共關係管理、商業道德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等。公共關係管理和市場營銷相輔相成，其社會外部效益對社會有益，但其管理原則還是基於企業利潤原則，為的是維護公司和品牌形象，為的是保障商業模式的可持續性。商業道德在企業管理文獻中已經有很多了，但從來難以進入企業管理的實踐中，相反，企業有專門律師和財務應對政府法規，其相當部分經濟活動不產生經濟效益，而是為了規避法律和鑽法律空子。利益相關者理論包涵了對消費者和社會的責任問題，這個理論可能是和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企業管理最接近的地方，因為它所關注的問題，恰恰是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的矛盾。這個利益相關者理論在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如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利益相關者波及全球，而華爾街金融機構並不在乎這些利益相關者。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的貪婪本性得不到有效製約，利益相關者理論隻依然停留在紙上，企業隻會去管理對有能力阻礙其謀利的利益相關者，而不會主動擔負起其社會責任。而社會主義製度經濟不同，社會主義經濟製度是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經濟製度，這個製度就是要消除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的矛盾。2008年金融海嘯使得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不再抱有幻想，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基本矛盾沒有變，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這個矛盾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最終會阻礙經濟發展，每次經濟危機到導致大量社會財富的毀滅和資源的浪費。任何構建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生產關係因此成為當今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什麽是社會主義經濟企業管理原則呢？社會主義社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可以理解為人民掌握社會資源的配置權和社會財富的分配權。自從中國進入了世貿組織以後，政府實行了職能轉變，原來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政權分配社會資源和分配社會財富的職能逐漸讓位與市場自由資本，甚至讓位於國際資本，全球經濟中，資本是配置社會資源和分配社會財富的主要力量，所以，社會主義製度下企業管理的目標就是人民如何掌握民族資本和國際資本，就是建立人民的資本。
企業和軍隊有什麽相同的地方呢？資本通過企業營運執行調動市場資源的權力，執行利潤分配的權力。軍隊在無政府時期，如北洋軍閥時期，實際上就是一方的實權，掌握一方的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所謂有槍便是草頭王。企業管理要有經理的權威，軍隊打仗要有指揮員的權威。軍閥割據就是武裝割據。建立人民的武裝就是建立人民的軍隊，而人民的軍隊是毛澤東三灣改編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下的企業管理學就像毛澤東三灣改編一樣，使得人民掌握時代執行資源配置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載體，建立人民的資本。
大革命失敗以後，共產黨建立了工農紅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了工業化現代化的資本。工農紅軍一部分來自南昌起義，帶有舊軍隊官兵等級製度，軍官高人一等，可以隨意處置士兵；改革開放沿海招商，引入港資台資和外資，為中國現代企業帶來了勞資的雇傭關係，帶來了資勞社會地位不平等的關係。工農紅軍一部分來自秋收起義，帶有小農經濟散漫習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工業化城鎮化重大變化，許多農民到城市做個體戶發家，使得中國民族資本帶有自然經濟的散漫習氣，至今是中國企業質量管理的薄弱環節。當年毛澤東為了建立工農武裝，在三灣整編紅軍，把舊式軍隊和農民武裝改造為新型工農武裝。紅軍從此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監督軍隊經濟，實行軍隊民主，並且把支部建立在連上，實行政委製度。工農紅軍對內是官兵一致，對外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建立了一支有紀律有戰鬥力的工農武裝。但是，資本至今依然是人類的異化，人類創造了資本，資本卻反過來主宰著人類經濟和社會。人類解放就是去除資本的異化，就是解決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的矛盾，就是要解決人民如何掌握資本的問題。
對於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有製矛盾，馬克思給出了公有製的藥方，為實踐馬克思公有製的設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中實踐了計劃經濟。但是，蘇聯解體以來，計劃經濟已經被市場經濟取代，中國和世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相續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建立在市場交易、貨幣流通和價格機製等基礎之上，建立在產權清晰的基礎之上，是至今社會化大生產的人類有效的分工合作模式。基於這個現實，解決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矛盾的藥方或許不是公有製，而是人民掌握資本。本文提出人民的資本的概念，即資本依然有清晰的產權，但還，人民的資本對人民負責。有如三灣改編在無政府時代建立為人民服務的武裝一樣，市場經濟時代的社會主義要建立為人民服務的資本。
改革開放以來，工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一直沒有明確定位，參照三灣改編的經驗，工會應該對應於士兵委員會。如今企業黨組建設依然在摸索階段，參照三灣改編黨指揮槍的原則，黨指揮資本是企業黨建的關鍵。按照人民資本建立起來的工會和西方今天的工會不同，西方工會如今是利益集團，是強化勞資對立的實體，而且，和資本一樣，也經常侵蝕公眾利益，對解決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製矛盾不但毫無裨益，反而加劇矛盾，如2008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救汽車製造業，就是汽車工會的勝利，但美國汽車工人都是中產階級，並不是美國真正的窮人，工會利益扭曲勞動力市場價格，使得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工會和企業黨組織要建立的生產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勞資隻是社會分工不同，沒有社會地位高低之分。社會主義工會要的不是西方那種勞資對立的集團談判力量，而是要勞資平等的人的尊嚴，勞工要參與生產管理，要把計劃經濟中的“幹部、技術員和工人”三結合的傳統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嫁接到市場經濟中來。這樣一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企業管理就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企業管理難以解決的問題。工人對企業的認同感，勞動的使命感和成就感，都建立在人民的資本基礎之上。勞資雙方在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有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成就。公共關係和利益相關者乃至商業道德，都由黨的領導把關，如此就解決了商業道德問題，減少了政府法規律的成本，減少了整個經濟體係的交易成本。如果企業有類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樣紀律擔負起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責任，就可以避免如三鹿奶粉之類的事件，
民的資本即人民掌握資本，資本為人民服務。西方認為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革命時期武裝就是一種絕對權力，市場經濟時期資本就是一種絕對權力。毛澤東三灣改編建立了不腐敗的權力：人民的武裝；今天中國也應該可以依照三灣改編的經驗建立一個不腐敗的資本：人民的資本。這個人民資本的建立，依靠的是工會和黨組織，依照的是三灣改編模式。通過這樣的企業管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關係。股東依然擁有資本的所有權，但是，對於所有權的社會責任的限製不僅僅依靠法律是不夠的，必需增加黨的領導才能消除私有製與生產社會性的矛盾。人民的意誌僅僅靠法製來體現是不足以保障人民的利益，其原因是法律強製成本太高，同時也要通過企業黨組織和工會的功能讓人民的資本自覺自願地負起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和社會責任，自覺自願地遵守商業道德。法律是相對滯後的上層建築，難以應對高速發展的經濟和迅速變化的社會，而黨的領導可以引領先進思想理念，彌補法製的不足。
社會主義管理的引入關鍵在於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其標準有兩個：是否解放生產力和是否縮小階層差別（漸近式地消滅階級）。其路徑依然是“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先在國企探索，再由有意願帶領鄉親共同富裕的鄉鎮能人企業試點，尤其是黨員法人的企業試點，最後經由立法擴展到所有在華企業。其能否成功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是否能恢複“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革命傳統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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