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的荊棘路象環繞著地球的燦爛光帶，隻有幸運的人才被送到這裏行走，才被指定為建築那座聯接上帝與人間的橋梁的、沒有薪水的總工程師。這條光榮的荊棘路，跟童話不同，並不在這個人世間走到一個輝煌和快樂的終點，但是它卻超越時代，走向永恒。——安徒生
後世的人永遠都不能徹底地了解，二十世紀的人類文明，經曆過怎樣的浩劫；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受過何種非人的、從精神到肉體的雙重折磨。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思想滲入中國，漸漸地蓄積起巨大的能量；四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中葉，共產主義的洪水咆哮奔騰，翻卷著泥土石塊，摧毀著橋梁道路，浸淹著村舍農莊。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場特大暴洪。無數人在它的肆虐中倒下，其中很多人再也沒有能夠站立起來。
那些倒下的人，他們是誰？他們怎樣被渦流卷走？他們如何被泥沙裹挾？他們被什麽樣的石塊擊中？
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重要嗎？
三十年前，王友琴對此就有了明確的答案。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裏，她在前言中寫道：
“從人類文明的早期開始，人們就開始記錄死亡。在中華文化中，傳統地用地麵的圓錐形土堆來標誌墳墓，紀念死者。文字發明之後，死亡記錄被刻在石碑上，被鑄在青銅上，被寫在竹簡上，更大量地被記錄在紙麵上。記錄死亡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死亡記錄也有形形色色的意義。但是總的來說，與死亡不被記錄相比，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著對生命的尊敬。”
“對於那些被殺害的人，自從有了社會的司法係統以後，更是一直需要記錄的。這種記錄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
在耶路撒冷，博物館裏陳列著300萬死於大屠殺的猶太人的名字與資料。
在俄國，數百萬蘇維埃受難者的名字被記錄下來，印製成紀念光碟。
“但是”，王友琴指出，“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很少被記載”。
很少被記載的，除了文革受難者,還有土改受難者，鎮反受難者，三反五反受難者，大饑荒受難者。這些受難者的人數之眾，遠遠超出納粹受難者和蘇維埃受難者之和。
八十年代初，尚在北大讀書的王友琴在她的散文《未名湖，你聽我說》裏這樣寫道：
“現在，我可以選擇了。不僅可以選擇學什麽，還可以選擇作什麽……這是一種幸福的權利，也是一份沉重的責任……人們用各種各樣的形容詞來概括我們這一代人，為時太早。因為這要看我們給曆史真正留下了什麽，而不僅僅憑我們說過什麽和想過什麽……”
從那時起，王友琴就追隨良知的呼喚，開始搜尋文革受難者的資料。一九八八年，王友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那時，她有很多道路可以選擇。她有很好的文學品味和思辨能力，可以成為一個文學批評家；她有優美流暢的文筆和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可以成為一個作家；她中英文俱佳，也可以成為一個翻譯家。可是，在所有的道路中，她選擇了最艱難的一條。
王友琴走出文學殿堂，步入當時完全荒蕪的文革史領域。曆史的見證人在一個個離去。她要在還來得及的時候，記錄下他們的曆史見證。
王友琴是在教書之餘做這項工作的。她搜尋受難者的名字，除了查閱文字資料，更主要的是做大量的采訪和調查，因為在那之前，文革中受難的普通人的名字還從來沒有被寫下來過。餘英時先生在《文革受難者》序言中把這種方法稱為孔子所說的把“文”和“獻”結合起來的中國史學傳統。（在現代漢語中“文獻”是一個詞，在孔子時代是兩個詞，指文字記載和調查采訪兩種史料來源。）她日以繼夜地伏案寫作，為每一個能夠找到線索的文革受難者做傳。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可曾有過這樣的先例？我們的文化並不重視生命個體——除非這個個體從屬於或者連接著某個官僚集團。然而，在王友琴建立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裏，不管受難者有多普通多卑微，他/她的價值和尊嚴，都通過其傳記彰顯出來；他們那曾經鮮活的個體生命和遇害的經過，也都以文字形式永遠地留在了這個世界。
王友琴走的這條路，不止崎嶇艱難，不止沒有鮮花和掌聲，不止花費自己的時間和積蓄，更要麵對明槍暗箭。無理的指責，卑鄙的中傷，赤裸裸的威脅，和惡毒的攻擊，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友琴搜集文革的資料，也讓那些在文革中作惡的人，當過幫凶的人，因為私利而協助掩蓋真相的人，感到恐懼。從這個角度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王友琴會受到宋彬彬劉進馮敬蘭葉維麗馬悲鳴等人的指責。《記憶》雜誌第四十七期，《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一，就是這樣一股黑暗的逆流。這期專輯並非如《記憶》主編啟之所說的那樣旨在提出新的史料和證據。明眼的人都看得出來，它其實是在集中火力攻擊王友琴。《記憶》第四十七期不但失去了基本的是非立場，而且無異於自戕。我不由得想，《記憶》主編啟之真的看不到這一點嗎？他的思辨能力真的如此低下嗎？難怪後來有人會問：《記憶》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錢？
值得一提的是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曆史係教授葉維麗。葉維麗是宋彬彬的朋友，也是“紅色大院的女兒”之一。1966年八月五日，當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遇難時，她是師大女附中初三學生。在《記憶》雜誌第四十七期《好故事未必是好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一文中，葉維麗無視事實，指責王友琴把故事當成了曆史。 最奇怪的是，得到過耶魯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的葉維麗居然聲稱：“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個人麵對自己的良知。”
葉維麗的確需要麵對自己的良知：良知在卞仲耘之死這件事情上的體現，就是追索曆史真相。卞仲耘的丈夫這麽多年在做什麽？他和他的孩子們一直期待的是什麽？如果“每個人麵對自己的良知”就夠了，人類為什麽還要研究曆史？葉維麗也需要麵對她的虛偽：她說“我對王女士多年來擔當曆史義工、為文革中慘死的小人物們伸張正義的作法十分敬佩”，然而我從《好故事未必是好曆史》中看到的，卻是葉維麗對王友琴的詆毀和中傷。葉維麗說“王友琴女士不斷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宋彬彬”。實際上，如果說有人將注意力引向了宋彬彬的話，那個人就是毛澤東，而宋彬彬從來沒有拒絕過毛澤東帶給她的榮耀，包括兩年前以傑出校友身份出席師大女附中的惡俗慶典。葉維麗稱宋彬彬蒙受了“冤屈”，可是，難道1966年8月5日打死卞仲耘校長的那天，宋彬彬不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嗎？難道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沒有給中國的“希特勒”帶上紅袖章嗎？對於任何一起私刑案的慫恿者組織者，難道僅僅因為作惡的工具不是手和腳，就應該宣判無罪嗎？
2010年，記者張敏以敏一鴻的筆名發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鉤沉與省思》。當卞仲耘校長1966年8月5日下午在學校被群毆時，張敏是初二學生，也是現場目擊者之一。張敏的文章不但有力地支持了王友琴所有的論點，還直截了當地指出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蒙難這天，師大女附中的批判會上，有人上台發言之際，劉少奇之女和鄧小平之女（我的理解是劉亭亭和鄧榕）與另幾位同學會齊聲高喊“開會發言報出身！”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和張敏的《卞仲耘之死案鉤沉與省思》，是我看到的關於卞仲耘之死的最全麵最客觀最富有人類良知和勇氣的文章。
什麽是真正的曆史學家？維基百科上這樣寫著：“曆史學家也稱史學家，是指以撰寫曆史著作為職業或對曆史學的創立、發展與應用付出努力的知識分子。曆史學家包括曆史記錄的編撰者和曆史材料的研究者。”王友琴不僅曆史記錄的采訪者和記錄者，她也是曆史記錄的編撰者和研究者。編撰和研究當代中國曆史，不僅需要勤於思考的大腦和堅韌不拔的毅力，更需要一個正確的是非立場，一個正直的靈魂，一顆勇敢的心。王友琴，就是這樣的一個曆史學家。
記錄平民的受難，就是揭露暴君的罪惡。獨立清晰的聲音，明澈銳利的目光，一向是而且仍然是一黨專政的大忌。文革雖然過去四十多年了，可是產生文革的土壤並沒有鏟除，中國仍然是一黨專政，文革史的研究在中國仍有禁忌。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習近平能夠公然違憲剝奪大學講壇上的學術和言論自由，為什麽人權活動家張林10歲的女兒張安妮會被警察綁架，為什麽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依然被非法囚禁在自己的家中 ……
現實如此殘酷。可是，一個又一個所謂作家學者，卻在肆無忌憚地為獨裁者招魂。輕視個體生命的價值和尊嚴，是這些人的共同特征。
就在上個月，擁有一大堆好聽頭銜的名教授劉小楓說：“誰是中國現代的國父呢？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中考慮，蔣介石已經被開出去了，那我們說是孫中山接著毛澤東，孫中山比起毛澤東差十萬八千裏。毛澤東的功績大家都要承認。”
我想起,很多年前,一個學生流著淚對我說：“我們家裏的人，把是非黑白全都顛倒了。”
殺死一個人是殺人犯。殺死幾百萬人，餓死幾千萬人，反倒成了偉大的曆史人物？中國人的生命，難道一文不值嗎？
SHAME ON YOU, 劉小楓!
拋開塵世的喧囂，讓我們安靜地坐下來，讀幾本具有曆史研究和人文啟蒙雙重價值的書吧。從曆史書籍《文革受難者》，《墓碑》，以及以真實曆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玫瑰壩》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倒下的人——看到他們是誰，他們怎樣被渦流卷走，他們如何被泥沙裹挾，他們被什麽樣的石塊擊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渦流泥沙石塊來自同一支肆虐的暴洪，暴洪的後麵是二十世紀最血腥的暴君之一毛澤東。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是人類曆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它以無數中國人的血淚和生命，給極權主義做了一個沉重的注腳。
感謝王友琴。感謝楊繼繩。感謝謝寶瑜。
感謝所有正直勇敢，走在光榮的荊棘路上的人。
2013年6月4日，俄亥俄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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