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也是從農村出來的
自從一九六六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入學考試(簡稱高考)停止以後,許多城裏的高中畢業生無法進入大學,又找不到工作,於是就被下放到農村體驗生活,鍛煉意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完成了中等教育,因此被認為是有知識的青年。幾位知青當中,王建和與馬成敬兩個性格迥異的人給我的影響最深。
王建和非常靦腆、和善,不愛講話,即使講,也輕聲細語、慢條斯理,加上戴一副眼鏡,顯得很有教養。我從來沒有見他生過氣、發過火。每逢勞動休息時,他總要我給他講當地的歇後語。問他為什麽會對那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感興趣,他說那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想廣泛收集、編輯成冊以後,傳給城裏的人。更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常常對著快要落山的太陽和繚繚升起的炊煙發楞,甚至連夏天知了的叫聲也覺得悅耳動聽。
與王建和的“靜”不一樣,馬成敬顯示出“動”的性格。他整天樂嗬嗬的,比較喜歡串門。由於個子非常高,常常會在走家串戶時撞到那些比較低矮的門楣。他善於搗鼓、折騰電器,村民們的廣播不響了總會找他。我的一些基礎物理知識都是從他那裏學來的。雖然他們一個偏內向,一個偏外向,但是,兩人在對自己的處境問題認識上都很一致,那就是沒有優越感。正如馬成敬曾直言不諱地說“我父親也是從農村出來的”一樣,他們敢於認同、接受暫時不如人意的現實,從不因為自己身份的移位和環境的變換而產生失落感和抵觸情緒。
我小心翼翼地和他們來往,從他們那裏第一次知道了“數學”即是“數字的學問”,“物理”即是“物質的道理”。在用煤油燈照明的時代,從城裏來的任何知識,對山坳裏的人來說無疑是難得的精神財富。隨著和他們兩位交往的增多,除了學到不少書本內的文化知識以外,也長了許多人生的見識。事實上,他們也和我一樣失學了,而且還被下放到農村,與家人兩地分居、互相牽掛,麵臨的許多困難和不便是我們不易體會到的。比如說,鋤頭的使用對他們來說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此外,還有打麥子用的連架等。最感到困難的可能要算是挑糞。他們可以把裝滿人畜糞的兩個糞桶擔起來,但卻邁不開步。原因在於不能掌握行走的節奏和步伐的協調,因此就產生了顛簸,造成糞桶裏碧波蕩漾、浪花飛濺。那麽技巧在哪裏呢?當挑起糞桶抬腿邁步時,肩上的扁擔會上下振動,此時身體也必須跟著起伏。隻要頻率合拍、幅度不至過大,不僅糞桶裏風平浪靜,肩上的擔子也會輕省。因此,那些挑著擔子,身輕如燕、健步如飛的身影,就宛如錦繡大地之上的無聲之歌、生命之舞。
文革終止了高考,也終斷了成千上萬的城鎮和農村青年的學校教育,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如今看回去,覺得事情非常荒唐。可是那樣悲愴的曆史篇章卻是由無數當事人的激情和忠心譜寫出來的。倘若我們今天隻是一味地指責、咒詛,而不是真正從根本上去認識人本性中的非理性部分,那麽,我們當今樂此不疲正在做的某些事情,說不定在若幹年後再回首時,也覺得荒謬至極。
黎明的曙光總是出現在黑夜到了極點之後。受文革的衝擊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製度,在一九七七年的十月十二日,由國務院宣布當年立即恢複。於是,知青和當地讀過高中的回鄉青年們紛紛扔下鋤頭,奔赴考場,要重新拾回讀書人的斯文與尊嚴。
第一年參戰,大家打的都是無準備之仗,而且要和文革十年間積壓下來的五、六百萬考生競爭,免不了哀鴻一片。然而,這不僅沒有使他們鳴金收兵,反而變得更加興致勃勃。白天田地裏幹活時,他們的話題就是高考。晚上收工後,就到大隊裏去和其它生產隊來的知青交流思想、信息。特別是馬成敬的積極性最高,不僅鼓動其他的知青,也帶我參加過一次他們的聚會。同時,他們從城裏帶來了不少的書籍和考試用的複習資料。本來已經認了修地球(務農)的命,但在這樣特殊、優越的環境和條件下,我竟燃起了求學的願望。
可是,我的境況不能與他們同日而語。他們在沒有下放到生產隊來以前,都已經在城裏高中畢業,所以目標是考大學或大專。我隻有初中文化,沒有資格參加高考,隻能考初中的中專,也就是中考。對於像我一樣沒有讀過高中的廣大農村青年來說,中考幾乎是唯一條通往都市,實現“農轉非” ──把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的路。我手裏捧著《青春萬歲》,嘴裏哼著《莫讓年華付水流》的插曲,心裏想著如果不抓住這轉瞬即逝的機會,那麽我以及將來的後代注定要在這生如莊稼、死若泥土的宿命中終其一生。
在舉棋不定的情況下,曾是初中同學的姒光仁前來勸我一道去趕考。因為他有一個讀高中的姐姐,曾經和我小學同班,初中同年級,正麵臨畢業,準備參加第二年的高考。我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悄悄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像對待文物那樣,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封存幾年的書本。初中的語文雖然沒有像小說那樣引人入勝,但畢竟還能明白大意。可是,數學就如同讀天書,隻能去找小學五年級的來看,不幸,還是覺得難懂。最後,發現三年級的算術能看得懂。由此可見,在“開門辦學”的指導方針下,我的初等教育形同虛設,即使不經意間學了點什麽也早就如數奉還了,幾乎變成了一張白紙。難怪我的一位遠房親戚,恢複高考頭一年就報名參加考試,但是當天去了之後,嚇得不敢進考場,臨陣脫逃,無功而返。
我不敢將我的底子如實相告,怕人家說我是光屁股騎老虎──膽大不害羞。但轉念一想,無產階級失去的不就是鎖鏈嗎?於是,鼓起勇氣到公社中學開設的補習班去旁聽。剛開始聽課不久,某某人要試圖跳農門的流言就不脛而走。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經過另外一個生產隊時,正遇上他們好幾十個人分坐在馬路兩邊休息。我低著頭從他們中間走過。忽然間,聽到一聲:“喂,給老子(方言的口頭禪,在此具輕蔑、挑釁之意),你都這麽大了,還想讀書哦?”順著聲音看過去,見是原來初中時的同學,也是在畢業後被趕回了農村。按理說,我們該惺惺惜惺惺,彼此憐憫才是。然而,對有些人來說,他們的價值和幸福存在於與別人的比較之中。當周圍的人,尤其是非常熟悉的人,超過了自己或者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苗頭時,就會覺得自己黯然失色,甚至會認為自身利益無形中受到了損害或影響。此時,無須遮蓋和粉飾,人的嫉妒會毫無顧慮、肆無忌憚地表現出來。就像姒成書對待別人的攻擊那樣,我選擇了沉默,在眾目睽睽下加快了腳步速速離去。
學校的大門敞開了,但人們的心仍然是封閉的。
回想自從失學以後,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在生產隊裏總是受到外人的批評、譴責、歧視,心中時常感到壓抑、悲憤。想來也是,本該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的人,卻想著要讀書,這分明是對當權者的挑戰。由此想到,要是考不上,以後不知道會有什麽樣的冷言冷語向我潑來。對當時的我來說,讀書不算難,難的是要承受由讀書而來的巨大輿論壓力,以及時間和精力的代價。白天必須在田地裏勞動,隻有晚上去林場守西瓜地時,才有自由和時間在草屋底下挑燈夜讀。又由於上不了學,進不了正規的課程,隻好四處求學、八方拜師,其間給我最大幫助的是同生產隊的姒奇。他幾年前從縣城的高中畢業回鄉後,在大隊的小學裏當民辦教師,當時也在加緊複習,準備參加高考。我向他求教,從小學的語文、算數到初中的數學。在幾個月囫圇吞棗的補習後,勉強趕完了小學五年級的課程。
剛剛開始補習初中一年級課程的時候,七八年高考和中考的戰鼓就擂響了。我下定了視死如歸的決心,鼓起了粉身碎骨的勇氣,生平第一次踏進了考場。在接踵而至的人群中,忽然見到了兩年前從中學分道揚鑣後,去城裏讀高中的同學。正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他們靠推薦讀了高中,但是,仍然要通過考試才能實現“農轉非”。不過,他們是在奔向高考的考室,而我去的是中考的考室。
人說,考場如戰場,雖然沒有刀光劍影,但那是一場搶時間、拚體力、比智商的競技。不少轉彎抹角、模棱兩可的考試題讓人絞盡腦汁、費盡心思,依然無可奈何、不得其解。當時又正值酷暑,坐在像蒸籠一樣的考室裏,真是心急如焚。考卷在手裏翻來覆去地倒騰,就是找不到小學三年級水平的算數題。汗水把“的確良”(Dacron)襯衣幾乎濕透,筆杆也快被咬斷,但如同挑擔子,扛不動就是扛不動。當結束的鈴聲響起時,我像被囚的鳥兒放歸山林。回到生產隊聽到大家在一起核對考題答案時,發現我的總是與眾不同,但不知道為什麽。
兩個月後,發榜了。知青當中,隻有馬成敬考上市裏的教育學院。回鄉青年裏,兩位在城裏讀過高中的人,本隊的姒奇和十一隊的姒光榮,考上縣裏的師範學校。其餘的人在經過兩年的努力、兩次的失敗以後,興趣全無、豪情不在,曾經的滿腔熱血化為一盆冰水。不少人就此放棄,不願再試。我也覺得太難了,不知道是否應該重整旗鼓、繼續求學,還是半途而廢、專心務農。就在這進退維穀的境地,旁人的挖苦和譏諷,反倒使我有點不甘心失敗。另外,蟾宮折桂後的馬成敬,為了鼓勵我們,對我父母講的這麽一句話,“玉明和其他的娃兒不一樣!”也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更何況,我是在沒有學完初中課程的情況下,第一次倉促應考。如果能夠像其他人一樣考兩次,即使失敗也隻好認命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第二年考什麽。如果繼續考初中的中專,猶如同千軍萬馬一起去擠獨木橋,過河的希望渺茫。不考中專的話,就隻能考高中。但是,當時的政策規定隻有應屆初中畢業生才能夠考高中。我已經畢業兩年多了,屬於往屆生,沒有考高中的資格,除非有什麽辦法把我變成應屆生。這不僅困難,而且違法。再說,即使僥幸成了,也必須承擔能否考上高中的風險。就算考上了高中,如果將來考不上大學,也不能“農轉非”,到頭來定要回去當農民。如果是那樣的結局,我們將麵臨經濟和輿論的雙重壓力。這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窮人要進都市,就如同富人要上九天,何等的難吶!
就在全家人麵對如此的艱難抉擇和渺茫的希望而裹足不前時,我向母親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重讀初中,競考高中。但是,公社中學是不可能再進去的了,因為兩年前,讀書憑推薦的時候,被他們送回了農村。那時,母親對我的失學束手無策、愛莫能助。然而,高考的恢複使我們不再被推薦的規則所束縛,隻要有誌於學,人人都可以通過考試獲得讀書的機會。於是,母親不再猶豫,想通過其它的學校,扳回不公平競爭使我們輸掉的那一局。雖然正置農忙,但事不宜遲,她帶著虔誠和勇氣去拜訪了曾是小學的同學周淑明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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