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ken Dream Still Vivid”： Wang Dafei
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小星的親人，與王達非的親人，建下了非同尋常的友誼。
《夢碎留痕》，讀來令人唏噓，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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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忘卻的記憶，現把這段史實登載於此。《夢碎留痕》的全文的鏈接也在下麵，以備查考。
小星敬上
附錄：報人 商人 革命者
張 西 洛
為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
全國新聞學術討論會撰寫
（1985）
一九四八年夏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決戰階段。在蔣家王朝收縮力量妄圖守住西南一隅之際，七月的一天深夜，在成都東城區磨房街九號發生了一起抄家事件。率領幾十名軍警執行抄家任務的是軍統局西南區的負責人徐遠舉，被抄家的是中共地下黨員、工商導報總經理兼總主筆王達非。當時國民黨特務機關得到密報，說王達非家裏有同延安聯係的秘密電台，但搜索結果並無其事，特務們隻得怏怏而去。
王達非在從事新聞工作期間，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釘梢、迫害、傳訊之事，不止一次了。這次抄家使王達非感到是特務機關要對他下毒手的預兆，他隻得立即從成都轉移到上海，接上了黨的關係，於第二年二月到香港，不久又從香港到了北平。這時，北平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將誕生，王達非以為從此徹底擺脫了國民黨的迫害，作為一個自由的革命者可以在新中國的大地上馳騁了。但是他萬萬沒有料到，一九五五年人為的“潘漢年反革命案件”發生，他因“與潘漢年關係密切”受到株連，六月被捕入獄。一九五六年十月因膀胱癌病危，才允許保外就醫。但為時已晚，十二月十日含冤逝世於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結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奮鬥的一生，終年才五十歲！
我認識王達非是在五十年前，一九三六年他在重慶商務日報擔任編輯的時候。那時，我因參加學生運動同龔遠英（羅焚）一起，被巴縣中學開除。王達非和當時在商務日報工作的漆魯魚、溫嗣翔、陶敬之等對我們十分同情，曾在商務日報上公開譴責學校無理開除學生之事。這一年八月，王達非發起創辦了一張四開的小型日報齊報，他吸收我到報社擔任記者，從此開始了我的記者生涯。十年後的一九四六年，他在成都發起創辦工商導報，我作為發起人之一又同他在一起辦報。在我們相識的二十年中，我們之間的關係是親密的，我對他的了解是比較深厚的。對這位老報人坎坷的一生、奮鬥的一生及其辦報思想作一簡要敘述，是我義不容辭的事。
坎坷的一生 奮鬥的一生
王達非於一九零六年農曆四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四川省峨眉縣青龍場一個土布商兼小土地自耕農的家庭裏。在耕讀傳家的庭訓下，他讀過十一年的四書五經，同時也下田種地。他不滿封建家庭的約束，於一九二三年離家到成都，進四川省立第一舊製中學接受新式教育。從此，王達非開始接受了五四運動的新思潮，受到了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教師的啟蒙教育。
三年後，他從省一中畢業了。因為他是違背家庭意願出走的，這時家裏同他斷絕了經濟關係。王達非生活無著，開始了無依無靠的漂流生活：在川鄂邊境楊春芳土匪部隊做過錄事；到四川軍閥楊森辦的軍政學校受過軍訓；在四川省豐都縣肉稅征收處當過小職員；一九二八年冬，一個偶然的機會隨一個朋友到了南京。他在南京找不到工作，便住在這個朋友家裏寫各種稿件，試著向報紙投稿謀生。他憧憬新聞工作，但苦無門路可進。他看見上海的報館比南京多，以為在那裏找個工作比較容易，一九二九年從南京到了上海。在這十裏洋場，要找個普通職業都極不容易，何況想進報館工作。王達非仍然繼續撰寫各種稿件向報館投寄，有一些被采用，但大部分石沉大海。他想到報館工作的願望十分強烈，一次，因投稿關係認識的一位編輯，見他年輕力壯，問他願不願意當製版工人，這家報館正缺一名製版工人。王達非不計較這些，去當了半年多的製版工人。不久，經在上海的一位四川同鄉的介紹，可以回四川到重慶商務日報當編輯。王達非喜出望外，立即帶著簡單的行裝回到重慶，進入商務日報社，先是當編輯，後擔任主筆，負責撰寫工商經濟方麵的社論。王達非在商務日報社結識了也是在這家報社擔任主筆的漆魯魚。漆魯魚是從江西中央蘇區回到四川的老共產黨員。在漆魯魚的啟發幫助下，王達非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提高，對共產黨有了認識。他同報社的幾位具有同樣思想的進步報人一起，根據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政治主張進行宣傳，使這張重慶市總商會主辦的民間報紙，成為西南鼓出抗日救亡的一支響亮的號角。
王達非在重慶站穩腳跟之後，便籌劃自己辦報了。一九三六年年夏天，他在漆魯魚、黃宇齊、陶敬之等的協助下，創辦了齊報。可是不久，這張報紙因主張促蔣抗日，受到政治迫害，隻出了半年便被查封了。
一九三七年春，王達非應四川進步軍人張誌鑰、陳離、吳景伯等創辦的成都新民報的邀請，從重慶到了成都，擔任了這家報紙的總編輯。與此同時，他還兼任四川日報的主筆和時事新刊（晚報）的總編輯。這一時期，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在成都新聞界中頭角崢嶸。
一九三八年秋，王達非在成都由四川日報負責人、中共地下黨成都市委書記杜琈生和周子和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王達非工作更加努力，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對他各種各樣的迫害。
這裏，我想列舉他的幾件遭遇：
一九三九年，王達非約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四川省分會的幾位青年同誌，發起創辦時事新刊，自認總編輯。青記四川分會是王達非在一九三八年春為對抗國民黨把持的新聞學會而發起組織的，參加的絕大數是進步的青年新聞工作者。時事新刊由遊元亮任主筆，孫文石任采訪主任，蘇幼農任副刊編輯，張漾兮任漫畫編輯。這是一張很有特色的報紙。它由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的機要秘書張雪崖任發行人，因此這個報紙同鄧錫侯就發生了關係，代表地方勢力的利益，有著濃厚的地方色彩。王達非利用川康綏靖公署的電台，抄收新聞電報，比成都其它的報紙消息多，來得快，特別是在堅持抗日這一點上，態度非常鮮明。報紙發表了大量的抗日社論、短評和反映形勢的報道，受到了廣大愛國人士的歡迎。時事新刊的發行量，通常是七八千份，最高時曾達到一萬份以上，在當時的成都，這樣的發行數是很可觀的。因為報紙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它的發行量又如此之多，時事新刊就成了國名黨的眼中釘。但特務機關礙於有鄧錫侯這樣的後台，不便對它下手。一九四零年春，國名黨特務機關定下一箭雙雕之計：他們趁成都米價暴漲，組織流氓以暴動方式攻破位於時事新刊附近的重慶銀行的米倉，慫恿饑民搶米，以達到打擊地方勢力的目的；同時誣稱這次搶米事件是中共為了擾亂地方秩序發動的。他們趁此大舉捕殺進步人士。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省委軍委書記車耀先就是在這次事件中被捕的。肇事地點在時事新刊附近，在現場采訪的時事新刊記者朱亞凡和另外兩名工作人員被指為暴動的現場指揮者，當即被特務逮捕，不經審問，就地殺害，同時宣布查封時事新刊。王達非是這家報社的發起者和主持人，麵臨危險，他在鄧錫侯的掩護下，離開成都，逃亡重慶。他到了重慶，經鄧錫侯駐重慶代表劉堃南的介紹，進入利昌進出口貿易公司擔任秘書室主任。利昌公司由四川地方軍政人員合資經營，鄧錫侯、劉文輝、夏仲實、餘中英、吳景伯等，都是利昌公司的重要股東和後台。王達非從此既是新聞記者又是商人的雙重身份，從事著艱巨的黨的地下工作。可是，當時有些進步人士不了解這一點，認為王達非投入了地方軍人的懷抱，充當了資本家的代理人，流言蜚語四起，王達非為此極為苦悶。
一九四一年冬，利昌公司遷到成都，王達非隨之回到成都。這時，他以他卓越的經營管理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使公司業務蒸蒸日上，得到了鄧錫侯等人的賞識和信任，到成都後就擔任了利昌公司代行總經理的職務，協助董事長藍堯衢開辟了豬鬃的出口業務，使利昌公司業務大振。
王達非雖然在工商界大展才能，但他還是留戀著新聞工作。正好這時成都的華西日報因缺能幹的主持人而聲譽日低，銷數下降，這家報紙的董事長潘文華對王達非十分器重，就聘請他擔任總經理兼總主筆。王達非接辦華西日報後，約請中共地下黨員楊伯愷任主筆，進步報人吳漢家任總編輯；還用了一批要求進步的革命青年擔任編輯、記者。報紙經常發表民主教授鄧初民、馬哲民、沈誌遠、黃藥眠、彭迪先、黃憲章等人撰寫的文章。由於得到四川軍人的信任和支持，這家報紙在王達非的主持下，充分利用了地方勢力同國民黨政府的矛盾，政治上反對獨裁，提倡民主；經濟上反對四大家族的壟斷政策，大力保護地方經濟的發展。華西日報一時成為川西中流砥柱的民主報紙。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天，華西日報的言論和報道引起了國民黨的嚴重注意，再也不容忍這家報紙對它的揭露和抨擊，由蔣介石親自手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中統特務頭子魏紹澂由重慶來到成都，脅迫潘文華改組華西日報。王達非和報社的一些主要骨幹，被迫集體從華西日報撤出。魏紹澂奪取了華西日報，自任總經理和總編輯，從此華西日報便失掉了它的進步性。
王達非在華西日報三年多，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應付著各種政治力量，保持了這張報紙的進步性和民主性，處境是十分困難的。一方麵國民黨特務機關從未放鬆對他的監視，在他就任這家報紙主持人的同時，特務機關就派了一個特務竊取了采訪部主任的職務，並對他進行監視。王達非是知道這個人底細的，但不得不做出妥協任用他。由於王達非有鄧錫侯、潘文華等人的支持和保護，特務隻能對他監視，卻不敢對他下手。另一方麵，他還要在編輯部內部同思想“左傾”的人進行交鋒。當時，有人希望把這張報紙辦得越紅越好，發表的言論超越了當時政治環境允許的範圍。王達非則主張根據客觀環境，言論不能過激，最好進行旁敲側擊、轉彎抹角的迂回作戰。但是王達非的這些鬥爭策略，被有的人視為右傾保守。王達非認為，在成都辦進步報紙雖有地方軍政勢力的保護，但是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國民黨的力量始終占上鋒。成都不是延安，不能把解放區的一套搬到國統區來。這本來是極其普通的道理，可是有的同誌，偏偏要把華西日報當成新華日報來辦，似乎隻有那樣才是革命。這種內部的鬥爭是十分激烈的，直到全國解放後，還有人控告王達非喪失立場，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內奸”。那幾年，我在成都辦了一個星期快報周刊，王達非每每同我談起這些情況，感到十分苦惱，甚至說過，對付這樣的同誌，比對付國民黨特務還難。
我在本文開始，曾提到一九四八年七月王達非被抄家之事。那是國民黨反動派對王達非最露骨的一次威脅和迫害；同時還反映出國民黨同四川軍人之間的矛盾更加深刻了。
一九四六年春，王達非在黨的指示下，得到了鄧錫侯、劉文輝及其財團藍堯衢等的同意和支持，在成都發起創辦工商導報。一九四七年王達非通過關係從美國駐成都空軍撤走時留下的剩餘物資裏，買了一台原來配備在B-29型轟炸機上的六波段收發報機，用來抄收英、美、法各通訊社的英文電訊。在購買這台功率很高的收發報機的同時，特意從燕京大學新聞係聘請了兩位畢業生擔任英文電訊的翻譯和編輯工作。這台收發報機安放在東城區磨房街王達非的住宅裏，並且由他本人親自抄收英文電訊。這完全是為了擴大報紙新聞來源的需要而設置的，一年多工商導報在這方麵發揮了優勢，許多重要新聞都從外國通訊社首先得到，報紙的內容因此大大充實。
富有鬥爭經驗的王達非預計到特務機關會以此來找麻煩，所以在買了這台收發報機以後，立即讓報社電訊室主任蔡應同把接連發報裝置拆掉，隻留下了收發部分。可是，國民黨特務機關還是來找麻煩了。一九四八年七月的一天深夜，特務頭子、軍統局西南區的負責人徐遠舉，率領了幾十名武裝軍警包圍了王達非的住宅，他帶領幾名特務闖進室內，首先把這台大型收發報機守住，然後在屋裏翻箱倒櫃進行搜查。徐遠舉一口咬定這是同延安通訊的秘密電台，要把這台收報機帶去檢查。王達非同他講理，並且明確指出：這台機器隻是作為抄收新聞電訊用的，並不能對外發報。這天晚上，王達非有一個朋友借宿在他家裏，也站出來以現任政府官吏的身份同徐遠舉爭辯。王達非鎮定自如，沉著冷靜，一定要當場試一試這台機器是否能發報才讓特務帶走。徐遠舉知道王達非在四川的地位和影響，更明白鄧錫侯、劉文輝是他強有力的後台，這時隻得應王達非的要求，找來了當地的保甲長，保甲長雖然證實了這台收報機確實隻能抄收、不能發報，徐遠舉還是強製把收報機帶走。
這場鬥爭整整堅持到次日淩晨。第二天早上我因事到王達非家裏去，一進門看到屋裏被翻得亂七八糟，王達非臉色蒼白，他的妻子薑定俠氣憤地對我說：昨天晚上我們被狗咬了！“狗”是當時我們對國民黨特務的代名詞，我一聽，完全明白了。特務登門了，今後怎麽辦呢？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我們商量了一下，認為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七月底，王達非借利昌公司在上海開設分公司的機會，到了上海，擺脫了特務的危害。
王達非的坎坷生活並未結束，甚至在解放以後還遭受磨難。一九五零年一月，王達非由組織上分配他到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工作，擔任黨派處編輯研究科科長，他在工作中十分努力。特別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王達非負責整理編纂有關運動發展的資料和數據，他將全市二十多個工作組報來的材料，認真查對、匯總、分析，整理上報。這些材料受到了到上海指導運動的中央領導同誌的好評，認為王達非的工作，幫助領導機關防止了誇大案情、擴大界限等“左”的傾向。
上海市委統戰部黨派處處長劉人壽常向主持統戰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長潘漢年談起王達非的工作能力和表現，引起了潘漢年對王達非的重視，潘有時直接向王達非布置任務，分配工作，而王達非對交代的任務都完成的十分出色。由於這樣，潘王二人往來較多，關係逐漸密切。
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開始後，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副市長潘漢年被指控為“內奸”，定為全國重大反革命事件。王達非被以“與潘漢年案有關”和“與潘漢年關係密切”為由受到株連，於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被捕入獄。這一逮捕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家屬完全不知道。王達非被捕後，當即向組織上提出三條保證：一，他沒有任何叛黨賣國的行為；二，他沒有包庇任何叛黨賣國的人和事；三，他沒有作過任何出賣人民利益的事情。王達非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忠誠老實、襟懷坦白的態度，向組織提出了申訴並請求進行嚴格審查，但這些申訴並未引起重視。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曾經從北京到上海，得知王達非因病住在廣濟醫院，特地去醫院探望。他告訴我說患的是膀胱癌，但情緒極為樂觀，希望早日把病治好，還要繼續為黨工作。在他臥病在床的時候，我看見他還抱病處理工作，毫無悲觀情緒。
王達非被捕入獄後，得不到起碼的治療，病情更加惡化了。直到一九五六年十月，這個高大魁梧壯實的漢子，變得骨瘦如柴了，這時才允許家屬出麵保外就醫。而離開監獄還不到兩個月，在十二月十日便含冤去世，結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奮鬥的一生、因案件未了，死了還不準張揚，由家屬葬於上海江灣公墓。
我在北京得悉這一噩耗時，真是欲哭無淚。一個堅強的、忠貞的革命者，未死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毒手，卻無辜死於冤案之中，能不悲乎！這一冤案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九八二年，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之後，才得到徹底平反，而王達非離開人世已經二十六年了。（本附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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