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門辦學
不管是客觀的還是主觀原因，我無法在大禮堂裏集中精力上課。幾個月後，成績就像午後看太陽──每況愈下。加上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學校響應上級的號召，認真貫徹落實“開門辦學”的教育方針。具體的做法是“走出去，請近來”，也就是讓學生和老師走出校門，到生產隊去幫助農民種地、施肥和收割，同時邀請農民到學校來作報告，講述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所遭難的歲月和受苦的日子。為加深對報告的理解，學校臨時搭起爐灶，煮稀飯名曰“憶苦思甜飯”給大家吃。飯後，要同唱憶苦歌──《不忘階級苦》作為回應。記得歌中唱到：
天上布滿星，月亮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仇。千仇萬恨，千仇萬恨，湧上了我心頭。支部書記分三類，掛在心……
歌聲淒淒慘慘、悲悲切切，讓不少人哭得鼻涕連口、咬牙切齒。連本來饑腸轆轆的胃也漸漸平息下來，不再翻滾如潮。激情燃燒完了以後，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暗自琢磨為什麽“支部書記分三類”，而且還要“掛在心”呢？直到上了初中，看到了《不忘階級苦》的歌詞，才明白“支部書記分三類”是“止不住的辛酸淚”之誤，不由得唏噓歎息。在那個肚皮空空、精神飽滿的荒唐年代，隨聲附和、以訛傳訛的不良風氣，越發在校園內外大行其道。
隨著“開門辦學”的方針被進一步向深度和廣度推進，“走出去，請近來”的活動就越演越烈。學生已經不再“以學為主，兼學別樣”，而是“以農為主”。我們不僅被派到生產隊幫助農民“抓革命，促生產”，而且在 “向荒山要糧”的口號下，開荒種地。記得當時，從山上收割回來的麥子、黃豆和豌豆等就堆在教室裏，或掛在房梁上。大晴天時，它們都要被搬到操場上去暴曬，就如同懲罰違規學生一樣。下午，操場就變成打麥場，同學們一改平時在家裏幫父母幹活時的溫文爾雅狀，個個龍騰虎躍，揮汗如雨，像蜜蜂一樣地忙著打、翻、掃、篩。轉眼之間，就塵滿麵，鬢如霜，彼此相逢不相識。
收完所有的麥子和豆子後，我的三年級就結束了。終於離開了開鬥爭大會的禮堂，搬進了四年級的教室。從鄉鎮來的廖老師擔當我們的班主任和語文老師，直到五年級畢業。廖老師也是因為家庭成份問題，被趕出了鄉鎮，下放到了農村，成為時代和製度的祭品。他是一個較溫和、很少發脾氣的人，負責我們的語文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個周六放學後都要步行十多公裏，回到鎮上和家人團聚，禮拜一的早晨再趕回學校。看到他數年如一日地履行著一家之主的責任與義務，不由得常常羨慕他的兒女們。
無論是張老師還是廖老師，或其他從城裏被下放到農村的老師，都既是那個體製與製度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其受害者。本來，人類的祖先都來自農村，在泥土裏刨食兒。隻不過，漸漸地有的人不再從事養殖和種植，聚集到某塊地方從事貿易、服務等有別於農業生產的活動，並把那地方圈起來叫做城市。為了防止城外麵的人輕易地進城，分享本來就有限的空間和資源，於是就發明了戶籍。當時的戶籍既像一條鎖鏈將人們牢牢地捆在出身之地，動彈不得，又如一把無情劍，在城鎮和鄉村之間劈出萬丈深淵，造成了如同隔世的城鄉差別。因此，城裏人懲治同類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們驅逐到農村，使其一落千丈，對城市可望而不可及。真不知道究竟是城市使人變得冷漠和狹隘，還是原本就短視的人刻意要將自己的身、心、靈都囚禁在城裏。
我們的算數課由校長擔任。雖然他也姓姒，並與我同輩，但至今還是不敢和他稱兄道弟。算數在當時就是珠算，是以有近兩千年曆史的中國算盤為計算工具並輔以珠算口訣來進行加、減、乘、除的方法。比如說，不進位的加法口訣有“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 等。其中“三下五除二”已被廣泛運用，引深為習語，意為做事迅速、快捷。記得上算數課時，我們一邊故意將算盤珠子撥得劈劈啪啪亂響，一邊放膽朗誦珠算口訣，讓全校師生都知道我們在拚命練習珠算。
擔任算數課的校長住得比我遠。每天除了上課，處理學校的雜事外，還要急急忙忙奔向田地，擔負起繁重的家務活。因此，他格外理解學生家長們的辛苦，希望到學校來的孩子們能夠珍惜僅有的一點讀書機會。他專心致誌地講課，同時也要求學生要聚精會神地聽課。可是，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口號下，強調認真學習無異於是倒行逆施。許多人在課堂上要麽蒙頭大睡，要麽交頭接耳，要麽對前後左右的人動手動腳。不管是哪種情況，隻要被他發現，就要受到懲罰──被扯耳朵。為此，當“大字報”盛行起來的時候，他首當其衝地受到揭發、批判。我生性膽小，見他就如同老鼠見了貓一樣。在他的課堂上，總是誠惶誠恐、膽戰心驚。雖然到畢業都沒有被扯過耳朵，但是也沒有任何出色的表現和值得誇耀的業績。事實上，我在三年級時滑坡的成績，並沒有在四年級和五年級有任何回升。可是在那個“讀書無用”的年代，誰又特別在乎成績是好還是壞呢？所以在四、五年級的兩年時間裏，基本上就是跟著光陰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
既然學生要“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學校當然就不能隻是上課的地方。除了開鬥爭大會和憶苦思甜會，灌輸“恨”的教育以外，還要開“交牛會”，貫徹落實“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因為當地人很難區分“牛”和“流”，“交牛會”其實是“交流會”，是“物質交流大會”的簡稱。通常是公社或城鎮供銷社的人把一些日用百貨運送到農村銷售。那個時候物質匱乏、緊缺，許許多多的商品不僅需要“憑票供應”而且常常缺貨。比如說，買糧就要糧票，買布就要布票。人類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中，衣被置於首位，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知道害羞。盡管當時鈔票和布票都奇缺，可裁縫們在用料上絲毫不吝嗇，把背心做得像短袖，內褲做得像裙子。一點不像如今的服裝設計師們，可以放膽構思，卻不能慷慨用料。比方說，那些尺寸越來越短的“迷你裙”和用料越來越少的“丁字褲”，既難以遮羞，又不能禦風寒。何況，還不知叫多少姑娘受了委屈，多少小夥迷了心竅。
借助“交流會”，學校收獲的農副產品換成了銀子，讓我們去城裏看了一場電影。由此，種地的積極性就有了提高。四、五年級的學生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給莊稼施肥的重任。麥子和黃豆種在一公裏以外的荒山上，肥料卻在學校的公共廁所裏，必須由我們用糞桶舀出來，兩人一組抬到山上去。由於山高路陡，行路已經不容易，何況還要負載。可是，動員大會上勞動委員說，人家劉胡蘭(一九三二年生於山西省文水縣雲周西村，十四歲時犧牲在閻錫山軍的鍘刀下)和劉文學(一九四五年生於四川合川縣渠嘉鄉雙江村，一九五九年為維護集體利益被害，年僅十四歲)連死都不怕，難道我們還怕屎不成？在崎嶇的山路上，為防止顛簸造成糞桶裏碧波蕩漾，老師讓學生將許多樹葉放在有機肥上麵。即使如此，當到達目的地時，還是無人幸免於屎。不過，想到那樣有意義的勞動又可以成為下次作文的題材了，大家隻好認為屎得其所。
四、五年級裏，除了勞動，另一個難忘的記憶是唱歌，其實就是上音樂課，是我最喜歡的課程。教室裏沒有任何樂器，全憑老師聲情並茂地教唱。與其他的課程，比如作用於人理性的算數不同，音樂作用於人的感情。不管膚色、種族、年齡或文化背景怎樣不同，音樂的節奏與旋律都能夠跨越所有的界限，潛入人的靈魂深處。就像周老師當年教唱的《十送紅軍》和《情深誼長》，即使在三十多年後，仍然覺得餘音繞梁。當五歲的小女兒第一次偶然聽見我在電腦裏播放《十送紅軍》時，她說：“我好想哭。” 我問為什麽，回答說：“我想到了外婆。”還有一次，當我在客廳鋼琴上練習《歡樂頌》時，也是小女兒突然從外跑進來問：“這麽優美，是什麽？”
女兒既缺乏兩首歌曲的文化與時代背景，也無豐富的人生閱曆，但這些都不妨礙她對優美音樂的欣賞，因為她那與生俱來的感性能力，還沒有被世故的“理性”所滲透、異化。可以說，如同音樂的旋律，有許多的東西，比如自然的和諧、義人的品格等，並不需要刻意去描述、教授，天生就可以感知、領會和欣賞。其道理在於它們是一種感染，一種情感的表述，因此能撥動心靈深處的情旋，從而引起共鳴，就像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常想，如果那些碟碟不休的宣傳和空洞無物的說教能夠像音樂一樣，觸及到人的內心深處的話，那麽無論是施教者還是受教者都會樂在其中。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
一九七四年夏，我的五年小學教育在勞動、歌聲和轟轟烈烈的文革中劃上了句點。由於書本知識不受重視，小學畢業升初中的選拔標準不是考試，而是推薦，嚴格說來，主要是班主任老師和校長的推薦。六、七年前，大隊沒有小學的時候，貧窮剝奪了許許多多的農家子弟讀書的權利。可一當他們獲得了這來之不易的機會時，又被時代無情地愚弄了。畢業班裏一大半的人不能被推薦到公社的中學繼續讀書，而回到農村成為現代“高玉寶” (作家高玉寶的小說《高玉寶》裏的主人公)。
“開門辦學”耽誤了年華，荒廢了學業，使我們不會ABC，不懂數理化。腦袋好像書包一樣空空如也，心靈猶如白紙一樣沒有色彩。唯有五年來，在家和學校之間，總共行程達七千多公裏的漫漫鄉間小路，留下了我的腳印一串串。它們像一個個跳躍的音符，在古老的土地上譜寫了一曲樸質、難忘的樂章，傾訴著歲月的蹉跎、時代的悲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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