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倫敦醫院
19世紀的英國，是新教主義精神盛行的社會。在新教的理念中，物質和世俗的成功也同時象征著人格道德的完美。所以，這個新教精神不但支持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給社會的成功者鍍上了一層道德的外衣。
弗裏特裏希·特裏弗出身中產階級，自幼才華橫溢，學業完成後，年紀輕輕就成為醫學院的講師，並在倫敦醫院當上了醫生，無疑是這個社會的佼佼者。想必，順利的人生和社會地位一定讓他對這個新教精神和資本主義的完美結合感到心滿意足。然而，當他來到倫敦利物浦警察局，從圍觀的人群中吃力地擠進警察局的大門，再次目睹卷曲在地上的這一團“東西”時，在他腦海裏出現的，卻是對上帝的拷問：在這樣的人間，在這樣的時代，出現這樣的造物意義何在？按新教的“道德律”－“物質世界的成功象征著道德的完滿，那麽約瑟夫和他的同類在這個社會上是沒有存活的理由的。”（“...material prosperity represented the natural reward of virtue. Joseph and those like him had no business to exist.”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Elephant Man，99頁）。
帶著這樣的矛盾和困惑，特裏弗醫生在警察的幫助下，把約瑟夫攙扶起來，穿過外麵擁擠的人群，安放在一輛雙輪馬車上，向倫敦醫院駛去。車上，約瑟夫沉默無語，似乎對這個醫生抱著一份天然的信任，不一會兒居然睡著了。坐在這個“怪物”旁邊，聞著那股曾經聞過的怪味，特裏弗醫生也和警察一樣在想，該怎麽處理這個“人”。當時的社會福利還非常“原始”，根本不可能給這樣一個“怪物”以應有的關照，所以如果把約瑟夫交給社會，無異於給他判處死刑；而去醫院，特裏弗這樣的“病人”又不符合醫院的任何規範條例。特裏弗想來想去，最後他的良知占了上風，意識到無論如何這是到了打破常規的時候。所以他決定把對“上帝”的疑問拋在一邊，用自己所有的權力，來保護這個被“上帝”拋棄的生命。於是，到了倫敦醫院之後，他以支氣管炎的診斷名義，把約瑟夫安頓在一間小小的急診病房。
據說第一個給約瑟夫送飯的護士沒有接到及時的警告，在看見約瑟夫之後頓時驚叫著飛跑出來，餐具和食物在身後灑落一地。而當時的約瑟夫是又累又餓到了崩潰的邊緣，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精力去感知那份羞辱和不安了。在這個事故之後，特裏弗醫生小心地給每一個護理約瑟夫的人都做了思想工作，也不強迫任何一個無法麵對這個“怪物”的工作人員。倫敦醫院的院長卡爾·格姆（Carr Gomm）在見了約瑟夫之後，立即支持特裏弗醫生的義舉，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再把約瑟夫送回街頭。總之，約瑟夫在飽經苦難之後，總算找到了一個暫時的避難所。
除了衣食住宿得到保障以外，特裏弗醫生每天都來看望約瑟夫，給他診斷病情。約瑟夫剛進醫院時身體狀態非常糟糕，不光饑餓勞累交加，身體也處在非常虛弱的狀態。在醫生和護士的料理之下，他的體力漸漸得到恢複。不幸的是，特裏弗醫生不久就發現，約瑟夫的真正病情無法得到醫治，並且每天都在漸漸惡化之中，還衍生出其他病情，如關節炎，心髒病等等。值得安慰的是，能在這樣一個封閉的不受人的驚嚇環境中，約瑟夫似乎在心理上相對感到安寧。 久而久之，特裏弗醫生漸漸能夠聽懂約瑟夫的語言了，彼此交流更加頻繁。正是這樣的交流，讓特裏弗意識到自己當初對約瑟夫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也許，也是這樣的認識，導致了特裏弗醫生的更大的困惑，以及對約瑟夫更深的同情。
大約在幾個月之後，醫院出現了困難，應接不暇的急診病人，資金的短缺，讓約瑟夫一個人占據一間急診室的情況成為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現實。最後，院長決定向社會求救。
如同本文開始就提到的，這個時候的歐洲，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歐洲，既有讓人無法接受的苦難，也有無數大力呼喚良知思想者和精英，而基督教，這個英國社會上占據著幾乎所有人的信仰，也在朝著對約瑟夫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如果我們實在不理解“上帝”為何造就約瑟夫這樣一個怪物，我們可以試圖在信仰中找到答案。就在格姆院長向社會呼籲的一周之前，一個叫查爾斯·弗阿恩（Dr. Charles Vaughan）的牧師在降臨日作了一個動人肺腑的演講，並引用了聖·約翰的名言：“是誰犯了罪，是這個人自身還是他的父母，讓他成為盲人？”（在此“盲人”可作為人間苦難的象征）。格姆院長在聽了這個演講之後，也把這個人性的終極問題用在了自己的公開信中。他認為弗阿恩牧師的演講展示了一個真理，即：“上帝之所以允許人被生成如此無望，如此殘疾，其目的就是要讓人認識到，這些“作品”是要激發人的同情心，激發人們對那些沒有被恩賜過的人給與善意的幫助。（One of the Creator's objects in permitting men to be born to a life of hopeless and miserable disability was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manifested in evoking the sympathy and kindly aid of those on whom such a heavy cross is not laid.）（同上，106頁）
於是，在1886年12月，星期六的倫敦“時代”報（The Times）上出現了倫敦醫院院長的公開信：
“先生們，
我被授權請求您們的幫助，以讓公眾注意這樣一個非常特殊的事例。在我們醫院一個閣樓小病房裏住著一個叫約瑟夫·默裏克的人，二十七歲（筆者注：這個歲數有誤，應該是二十五歲），是萊斯特的居民。他有著非常可怕的外表，以至於連在白天去花園都是不可能的。因他可怕的外表他被稱為“大象人”。在此為了不讓讀者感到驚恐，我就不對他的畸形外表的細節進行描述，不過應該讓您們知道他隻有一隻手可以用來做事。。。”（I am authorized to ask your powerful assistance in bringing notice of public the following most exceptional case. There is now in a little room off one of our attic wards a man named Joseph Merrick, aged about 27, a native of Leicester, so dreadful a sight that he is unable to come out by daylight to the garden. He has been called “the elephant man” on account of his terrible deformity. I will not shock your readers with an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 infirmities, but only one arm is available for work.）（同上，101頁）
在進一步講述了約瑟夫的生活經曆後，格姆院長花了不少篇幅提到約瑟夫並不是一個不願工作的人，而是一個由於他的外表和身體條件無法工作的人，並且，也是一個心智完善，聰明且善良的人。最後，他呼籲社會公眾對此事提供可能的幫助：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情況下向公眾請求幫助，但我希望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I have never been authorized to invite public attention to any particular case, so it may well be believed that this case is exceptional.）（同上，103頁）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