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的方會長常常一大早從塞納河穿過。他說，那個時候，塞納河還是髒的，汙染很嚴重。幾年之後，河水慢慢清澈起來。與此同時中國商品正如潮水一樣湧來。他並不知道這個時候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的工廠慢慢遷移到中國去了。就好像現在中國南方的工廠又開始往更窮的北方，以及東南亞遷移。
高人們皓首窮經總結規律。說這是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在起作用。資本永遠以追求最大的利潤為目的。當一個地區因為成本增加而導致利潤下降的時候，資本必然逃到成本更廉價的地方去。而國家有時表現為資本的載體，於是周而複始，興衰榮枯豈無原？
而像方會長這樣的小人物卻憑著本能知道，他應該從中做什麽。
方會長把雜貨店給妻子經營。然後自己到巴黎郊區的歐貝維利耶市（ａｕｂｅｒｖｉｌｌｉｅｒｓ）去創業。那是八十年代末，那裏曾經是工業區，而多少年已經發展停滯，一派蕭條。和方會長一樣，很多浙江商人卻在這裏看到了商機。因為蕭條，以及遠離市區，所以房租便宜。又因為在飛機場和市區之間，而交通便利。在這裏開辦倉儲式的批發業務，前景可觀。
而這個時候，國內沿海的輕工業產品正發展得如火如荼。方會長選擇的是裝飾品批發。他從中國訂貨，然後再賣給別的實力稍差，如他當時一樣的零售商。和很多人一樣，他常常不能回到巴黎南部的家裏去。經常就睡在倉庫裏。雖然這個是不合法的。但是哪裏管得了那麽多呢。搬貨經常搬到手出血。累到胃痛也不是沒有。有口熱水喝都是享受。
而這樣的付出，得到的也是可觀的。常常集裝箱還在路上，貨已經定完了。
有人對方會長說，你們浙江商人真是能吃苦，是我們華人的傑出代表。
方會長說，你也不能這樣說，這裏的阿拉伯人，也很能幹，很能吃苦。你看他們的ｋｅｂａｂ（土耳其烤肉）店，一大早開門，每天營業到半夜，也不見得賺什麽錢。我能賺錢，就兩個原因。首先是，我們從中國進貨。我們畢竟比鬼佬們要方便多了。第二是開店早。那會兒法國經濟好。現在就不行了，人們沒錢了。消費觀念也變了。而且現在競爭的人也太多了。你看最近幾年開始做生意的人，能保本就不錯了。倒閉的更多，比如那個阿林。
他說的這個阿林我倒是認識。這是浙江商人裏麵少數幾個有文化的。他以前在青田做英語老師。他爸爸做生意，虧了很多錢。他三十歲上，就以留學的名義到了法國。第一年他拿著學生身份，拚死打工，一年就攢了兩萬歐元，很讓周圍的人羨慕。然後他開了個童裝店，同時把居留證從學生換成了商人。然而這些年經濟不景氣，而且光是上商業居留每年都要繳納大概六千歐元的稅吧。那次他來找我借了兩百歐元，說是實在沒有辦法了。那時候，他的小店已經關門了，到處打黑工，又因為抓得嚴而常常失業。他那年都35歲了吧，一麵沒有工作，沒有居留，欠了很多錢。一麵又很想找老婆。他好幾次和我在網上聊天說，他打臨時工的餐館有個女子，好像對他有意思，老板好像也想撮合他們。然而幾次這樣的事情之後，我就想明白了，雖然他深信，然而希望卻是渺茫。
也許當年的方會長也是同樣的光景，隻是方會長的際遇，天時地利，卻不知道又有多少能夠重演。
在我離開的那一年，我聽到有個去做調查的中國學者說：歐貝維利耶市的華商的貿易總量已經占到全市的百分之十五。但是華人的稅收隻占全市的百分之五。其實方先生自己就說過，不弄點兒貓膩的話，是賺不到錢的。
那時候的方會長，有時候吃完飯，再吃一個一毛八分錢（18生丁）的，最便宜的mousse de chocolat（巧克力泡）就甜得露出了很滿足的樣子。楊老師繪神繪色地描述著，然後說，不知道老方要那麽多錢做什麽。
縱然乘著時代的東風。方會長還是經曆了很多考驗。比如2005年的那場大火災。多年的心血被付之一炬。而火災的起因卻是，兩個非洲族裔的青年被警察追趕，然後不小心被在高壓變壓器旁觸電身亡，從而引發了少數民族的大遊行。不想，城門失火，殃及的確是池魚。這本來是移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而受傷最深的卻是華商。當時多次因為縱火而引起的火災中，有數十億歐元的華商倉庫被燒掉了。而令法國人都非常驚訝的是，這樣的倉庫重地，卻很少幾個華人是買了保險的。
這次意外對方會長或許傷筋動骨，不過根基尚在。而且方會長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輩子嘛總要三窮三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