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幾千年來人類的本性並無太大變化，相似的故事不斷地重演，相似的情節，相似的人物，不同的隻是時空背景。
引子
一九七二年初的冬天氣候異常寒冷，京城遭受到一股從西伯利亞吹來的強冷空氣侵襲，極度嚴寒，北風呼嘯，滴水成冰，路麵凍得如同鐵板一樣硬。一連數日大風，直刮得天昏地暗，路邊的積雪也被卷上半空，日月無光，天空中灰蒙蒙一片，整日都陰沉沉，偶爾露一下麵的太陽也是一副慘白的模樣，像一張剪成圓形的白紙，暗淡無光。晚上天黑得早，下了班，人們都急急忙忙地趕回家，窩在屋裏不願出門，一過七點，街上基本上就清靜了，少見人影。
又是一個極陰冷的早晨，在明亮小學四年級一班教室內，講台左側牆角處有一個大號的火爐子，膛內的爐火燒得正旺，爐壁散出陣陣熱氣。這種火爐要比一般家用的大上兩三倍，燒的是煤塊，盡管今年冬季取暖用的無煙煤供應緊張，不過城裏的中小學校用煤基本上還是有保障的，從山西大同運入京城的一部分優質煤被指定劃撥給全市各中小學。每年一入冬，沿著教室外側的一麵山牆就會堆出一座煤山，淘氣的男孩子會趁著課間活動時間去爬煤山，弄得兩手黑黑的溜進教室。
窗外，寒風發出一陣陣尖厲的呼嘯，光禿禿的樹梢被狂風蹂躪得搖曳欲折。站在講台上的鄭惠新雖然離火爐最近還是覺得冷，瘦弱的身體一陣陣地打顫，拿粉筆的手也在不停地發抖，寫在黑板上的英文字母斷斷續續地連不成型。她使勁裹緊身上的短呢子上衣，口中輕聲念叨著“好冷，好冷。”
教室裏，四十多個學生都不解地望著她，十來歲的孩子不明白鄭老師挨著火爐為什麽還要喊冷。在同一間教室裏，每個人的感受各有不同，坐在前排尤其是靠近火爐的幾個孩子覺得爐火太旺，熱氣撲到臉上，有點烤得慌，而坐後排離火爐最遠的人因為接收不到多少熱量，經常手腳冰涼流鼻涕。
鄭惠新是從內到外都覺得冷，她的心仿佛泡在冰水裏一樣，在人世間活了四十年，還從未感受過如此的寒冷，燒得再旺的爐火也驅不散包裹著她身心內外的寒氣。她感覺自己似乎再也支撐不住去了，無論怎樣縮緊身體都沒用，寒氣從她的心口向四肢和頭頂擴散，身體漸漸地僵硬，手腳不聽使喚，臉和地麵的距離在逐漸拉進，終於緩緩地伏倒在講台邊上。
學生們驚叫起來，有人衝上前去攙扶鄭老師，有人跑出教室去學校辦公室報告。在學生的心目中教英語的鄭老師是全校最好的一位老師，她對學生友善，從來不訓斥也不挖苦，說話和氣，臉上總帶著微笑，不像其他的老師那麽嚴肅可畏。學生們對她的華僑身份也很好奇，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海外關係是個敏感話題，學生不敢直接問鄭老師，而鄭惠新對自己的私事也隻字不提。鄭老師是全校惟一教英語的老師，四年級和五年級的英語課都是由她來講，這讓她在學生心目中愈發地特殊。
跑出去的學生把教導處孫主任找來了，這兩天孫主任有點心神不定，剛向全校師生傳達完中央指示精神，上級指示要教育全體師生正確看待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這件事。喊了二十多年打倒美帝，現在美帝國主義的頭子自己送上門來了，還要不要打倒？
要說這孫主任才剛四十出頭，正是年富力強幹事業的時候，可他感覺每天都活得挺累。沒辦法，他既是教導處主任也是校革委會副主任，教學和政治思想工作他都有責任，中央的政策變化太快，政治任務一個接一個，年初剛傳達完中央4號文件，還在組織全校教職工學習批林整風材料。突然間工作重心轉移了，中央的政策變，基層也得緊跟著變，否則就跟不上形勢發展。
美帝頭子要來，這對從建國以來就接受反美教育的百姓在思想上是一大考驗，怎麽把這個彎子轉過來破費思量。從上級傳達下來精神說，尼克鬆這次來訪，他的夫人有可能會提出來要參觀京城的中小學校，所以要特別注意加強對中小學學生的思想教育，一是要正確認識尼克鬆來華訪問，至於怎樣是正確認識卻沒詳細講；二是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禮相待，如果對方有任何帶有挑釁的言行一定要堅決抵製。孫主任做事一直是小心翼翼地，盼著一切都順順利利地別出事，下意識裏他倒希望這美國總統最好別來。
當孫主任跟著報信的學生跑進四年級一班教室，見鄭老師倒臥在地，孫主任心知不妙，趕緊去找看校門兼負責課間打鈴的工友老趙，推來一輛平板三輪，兩人合力把處於昏迷狀態的鄭老師抬上車，往她身上蓋床棉被。由老趙蹬車，孫主任騎自行車在一旁照看，頂著刺骨寒風，把鄭老師送往距離最近的醫院去搶救。
老趙已年近五十，在明亮小學做了二十幾年校工，學校每節課的上下堂時間都由老趙負責，以前是每堂課他都得搖著鈴鐺在校園走一圈，後來改成摁電鈴，開關就裝在校門口的傳達室裏，老趙坐著一伸手就能夠到。老趙一個人住在學校傳達室旁邊的一間小屋裏，家屬都還在留在河北農村，除去寒暑假回家探親以外，校內總能見到他的人影。他該算是這裏的老人了，對學校裏每一位老師的家庭情況，人品和脾氣稟性都略知一二，他對鄭老師這位印尼華僑的印象最好，鄭老師沒有城裏人的那種傲氣，對他這個農村人向來都是和顏悅色的。聽說鄭老師病倒了，老趙二話不說立刻跑過來和孫主任搭手把鄭老師抬上車，一路緊蹬往醫院趕。
躺在平板車上，鄭惠新被冷風一吹，恢複了點意識。
建中在哪裏？她心裏最牽掛的是兒子建中，一想到此時建中正被關押在公安局裏，她的心就絞痛起來，法院會怎麽判？他才剛滿十七歲還未成年。她想開口說話但是發不出聲，連轉一下頭都做不到，感覺全身僵硬，動彈不得。兩行清淚順著眼角湧出眼眶，淚水即刻被寒風凍結在臉上。
“是我害了他，如果當初不帶他回來，把他留在雅加達祖父母身邊，也許就不會出這種的事有這樣的災禍，但是現在。。。，一切都晚了，也許都是命中注定，一代又一代，總在不斷地重複過去。”
一陣暈眩，意識模糊起來，她好像又回到出生地，回到井裏汶，回到父母身邊。
“你爸媽可是一見鍾情啊！”有一次大舅公對惠新說起過她父母年輕時候的情景，“當年你爸爸還是個風流才子呢，經常跑我們店裏來買東西，其實不用說也看得出來他是來看你媽媽的。”
當年鄭惠新的父親在廣州，大學畢業後應聘到南洋來教書，之後和惠新的母親相識相愛，在印尼安了家。更早的時候，惠新的外祖父因為家鄉生活太艱難，隻好扔下妻兒，隻身赴南洋謀生，經曆一番辛苦努力積攢下本錢，在當地開了一間食雜店，才回鄉把妻兒接到印尼，一家人團聚。
“一開始你外公不喜歡你爸爸，說他是一個無用書生，除了人長的漂亮，可你外公沒辦法，你媽媽喜歡你外婆也喜歡，所以你外公反對也沒用。”惠新的大舅公繼續揭妹妹和妹夫的老底。
惠新是家中長女，下麵還有三個弟妹。惠新還記得在她五六歲的時候跟著父母去過一次揭陽老家，那會兒日本人還沒打到揭陽，但是風聲已經吃緊，村裏的殷實人家都開始收拾細軟，準備南下香港逃避戰火。時局動蕩，人心慌慌，國內不宜久留，惠新一家人很快又回到印尼。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占領南洋，全麵禁止華語教育，逼迫學校都改教日語。捱到日本投降，華文學校才逐漸恢複。從瑪琅中學畢業後，惠新通過英國劍橋海外函授考試，拿到英語教師資格。在雅加達的一所民族學校裏找到份教職位。二十一歲結婚，嫁給家裏開米鋪的王順開，生活過得平淡安逸。
“我決定要回國，下個月有一條船去香港。”
丈夫的一句話便打亂了惠新的平靜生活。從萬隆回來以後，王順開的精神一直都在興奮當中，說起見到周總理的情形顯得非常激動，多次念叨要回國報效。這幾年，有關新中國的各種消息在華人圈內傳播得非常快，對年輕人極具吸引力。王順開要回國的想法得到嶽父的大力支持，惠新父親對女婿說，“去吧，趁著還年輕，回國去幹一番事業。”
此時，惠新懷中的兒子才出生幾個月，望著充滿壯誌豪情的丈夫，惠新不禁要擔心兒子的未來。
“你帶孩子留在這裏，我一個人先去，等兒子長大一點再帶他回去。”家中的嬌妻幼兒沒能羈絆住王順開的腳步，他一個人先回了大陸，和他乘同一條船回去的還有一班懷著相同信念的熱血青年。
等了兩年，惠新終於下定決心，帶著兒子回國投奔丈夫，一家人在北京團聚，但此時王順開的情形已經有了顯著變化。三年後，離了婚的惠新帶著隻有五歲的建中搬進她任教的明亮小學分配給她的一間平房。這間平房在一個居民大院裏，隻有十來平米大小，還是坐南朝北，沒有後窗，屋內一年四季不見陽光。
住在大雜院裏取暖舉炊都離不開煤爐，柴米油鹽她都要自己操心，北京的冬天對惠新這個南方人非常難捱，生活條件的艱苦，種種不適應，對她來說都是考驗，惠新也不可能再回印尼，在她的那本印尼護照上有一條印尼文加注：永不再回到印度尼西亞。
這些年惠新一直在默默堅持，在學校裏認真教課，低調做人，對每一個人都和和氣氣，回到家便把心思都放在培養兒子身上，建中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同院的鄰居莊大娘，見她孤身一人還帶個孩子，又不會做家務，時常會熱心地過來幫手，教她如何生爐子，如何做麵食。不過惠新在這方麵的悟性太差，總是搞成一團糟，下班回來，爐火經常是涼的，屋裏像冰窖一樣，有時候花上幾個小時還生不著爐子，吃不上熱飯，後來惠新索性把鑰匙連家都交給莊大娘，請她幫忙照看。建中從小跟著惠新，母子相依為命，長到十六歲，隨大溜跟著同學下鄉插隊去了河北農村。
“我們這裏沒床位，人手也不夠，收治不了，”急診部的大夫仔細檢查一下，對孫主任說，“你們送病人去二院吧。”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京城裏的各家醫院都在響應號召，遵照“六二六指示”精神，每年都要組織一批的醫務人員下鄉，城裏的醫院人手短缺，候診時間自然延長了。無奈，孫主任隻好叫老趙繼續蹬車，頂著六七級大風轉送鄭老師去另一間醫院。
戶外的氣溫零下十幾度，口鼻中呼出的熱氣立刻變成一股股白煙，老趙的前胸後背都已經被寒風吹透，感覺戴著的棉手套薄得像一層牛皮紙，抵擋不了寒風，裏麵也存不住熱量，手指凍得生疼，握不穩車把。一旁的孫主任一手扶著把，一手幫忙推板車，他的眼鏡框和睫毛上都結了一層白霜，凍在一起。
一張被白口罩遮住的臉進入惠新的視線，按在她手腕上的兩根手指如同掛在他胸前的聽診器一樣沒有熱力。
“這人已經死了，連脈搏都沒了。”醫生的表情冷漠，語氣像外麵的天氣一樣冷。
“等一等，病人還有熱氣呢，您再看看。”孫主任有些不滿地說。
醫生頭也不回地走掉了，孫主任和老趙一下子都泄了氣。
孫主任和醫生見的對話像是從很遙遠的地方傳過來，飄進惠新的耳中，惠新很想對孫主任說聲“謝謝，你們已經盡力了”，可惜她已經感受不到舌頭的存在，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她最放不下的還是兒子建中。
鄭老師病故的消息在學生們的心理上留下一個巨大的陰影，大家都很難過。學校裏隻有鄭老師一個人教英語，臨近期末考試，不得已，孫主任隻好親自上陣代課。隨著鄭老師的突然去世，英語這門課也從新學期的課表中消失了。
一九八三年夏初，建中拎著一套簡單的行李回到京城。當他走進那個既熟悉又變得有點陌生的小院，往日的情景一下子全都重現在眼前，曾經住過十一年的那間小南屋外表更顯殘舊，住客也換了一對中年人。窗台下有一棵金銀花，生得枝繁葉茂，根部老藤盤結，建中悲喜交集，這棵藤還是他和母親一起動手挖坑栽下的，算起來該有十五年以上的光景，人去藤在。十二年前，離開這裏時他嘴唇上的茸毛還是軟軟的，現在都變成硬胡茬，身量也高了。
住在同院的莊奶奶還健在，聞聲推門走出來，莊奶奶比十年前明顯地蒼老了許多，眼神有點不大好使，她看著站在眼前的這個麵孔有點粗糙的年輕人，眯起眼來端詳了一下，說，“唉，這不是建中嗎，你可回來啦，這都多少年啦，走的時候還是個半大小子，回來都成一大老爺們了，不仔細瞅還真認不出你。”
“唉，你媽真是命苦啊，等不到你回來她自己個先走了，多善性的一個人！要是等到現在看到你回來，她得多樂嗬，唉，沒這福份呐，”說著話，莊奶奶伸手拉住建中，“走，先到奶奶屋裏坐會兒，你這孩子打小就嘴兒甜，會哄人，臨走的時候還說等你回來要買點心給奶奶吃，想不到你這一走就是十多年，給奶奶買的點心在哪兒呢？”
莊奶奶的一番話，說得建中淚如泉湧，被十多年的勞改生活磨礪變得像生鐵一樣硬的那顆心瞬間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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