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亂想：文革與一九四二
這些日子在網上查找資料，有一道繞不過去的坎兒，文革像一座雲封霧繞的山峰橫在眼前。從理論界到民間對這場已過去近四十年的社會大動蕩至今仍是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官方對文革的認定（包括《決議》和二代領導人講話）如同在一個成人的屁股上包個嬰兒紙尿褲，根本遮掩不住。
最詭異的是，過去三十年的發展結果似乎驗證了文革中的諸多論點，證實了“黨內的走資派”確實存在。相信對今日之中國社會“姓資”還是“姓社”應該不會有太大爭議。當下社會分化和各類矛盾激化，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反思文革，但得出的結論卻是天差地別。有新左派人物主張重新認識文革，認識毛澤東思想，重新審視毛澤東在晚年發動文革的動機。
法國大革命對現代社會的影響深遠，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專著可用汗牛充棟來形容，同樣，文革的影響力仍在，也不會因官方已有定論而平息。用“不爭論”來壓製爭論並不能消除爭論。一本《紅樓夢》都可以養活一大群紅學家，像文革這樣一場觸及靈魂，攪動社會各個層麵的運動沒理由不深入研究。如果仍然把文革簡單地認定為一次黨內權利鬥爭那麽下一次文革就不可避免。
餘生也晚，對六十年代沒有一丁點感性認識，最早的記憶隻能追溯到七十年代中，也可說是後文革時期的生活印象，頭腦中對文革有太多的疑惑不清。而官方的說法翻來覆去，太多的昨是今非，有太多的自相矛盾之處，令人無所適從。有心梳理這段曆史卻發現自己意識中有太多的先入為主，要持平地看待文革殊為不易。
看過電影《一九四二》，之後看了一些與那場大饑荒有關的節目，包括對當年報道災情的《前鋒報》記者李蕤家人的采訪。一場七十年前的大饑荒今日仍有幸存者在世，還能描繪出當年的一些細節，輔之以多種曆史文獻紀錄，想來這樁公案該是爭議不大。可還是看到一些相左的說法，有人說，原作者劉震雲寫的河南延津當時是日本占領區，所以電影中描繪的災民慘狀不應該由當時的國民政府負責，劉震雲筆下有為漢奸開脫，美化日本人之嫌。一九四二年的大饑荒與現政權並無太多直接聯係，不涉及敏感內容，按說劉震雲無須顧忌，至於有人說這部作品影射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似乎是過度解讀了，是非曲直還是各位自己判斷吧。
莫言去斯德哥爾摩是為領文學獎的，偏有不識相的記者追問關於和平獎的人和事，分明是有意為難莫言，明知他的處境還要強人所難，未免太不厚道，致人於險境是不是有悖道德，相信大眾也不想再看到有人因言獲罪。其實莫言和劉震雲都是聰明之人，懂得身處於一個有數不清禁字的語境中如何自保，知道什麽可以寫可以說，什麽事不能碰。
有種說法，曆史是由勝利者來書寫。也有人說曆史就像個*****，任由人打扮。遠的且不論，單是剛過去的這一百年曆史，就曾改來改去，反複否定。讚頌毛與詛咒毛的人都不在少數，要評價毛就繞不開文革。經曆過文革的幾代人都有自己的感受，要不摻雜個人感情，超越個人及其家族的曆史恩怨，完全客觀地分析研究文革並非易事，此為這幾代人的先天不足之處。但也有有利的一麵，這些人有多角度，最直觀的感受和記憶。如何公正客觀地評判文革，這項任務也許由九零後或是零零後來完成更為合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