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爭端使人想起了柳宗元《封建論》裏的“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究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又使人想起了中國古代西漢時期思想家王充的《論衡》。
王充生活在公元一世紀，比柳宗元要早七百多年。按照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不可能對人類的起源作出科學的解釋，但他在《論衡·商蟲篇》中已經觸摸到了這一點，說：“夫倮蟲三百，人之為長，有此言之，人亦蟲也”，“蟲”指是動物，言義之下人是動物的一種。
一種動物以突發力量結束另一動物的生命，就是人們常常說的獸性，王充為此在《論衡·遭虎篇》中，以老虎吃人為例進行了描述。老虎“稟性狂勃，貪叼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所以人“動於山林之中”，往往是“遭虎博噬之時”，因為“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如，故遇輒(zhe)死”,由於生理條件決定了人體的力量無法與老虎相抗衡，所以餓虎遇到人，必“輒死”而被食之。可貴的是王充強調了老虎的“貪叼饑餓”,足以說明老虎吃人是由它們維持生命的生理條件決定的。
豈止是老虎，世界上一切大、小動物都有獸性。王充在《論衡·物勢篇》中說“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是指所有動物，不管大小，都會以自己的長處克敵製勝。因為“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製大”，而“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如“鵲食蝟皮，伯勞食蛇，蝟蛇不便也”，又如“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另外還有“鹿之角足以觸犬，彌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製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所以，在動物世界裏“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dan）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相啖食者就是說再弱小的動物，每天也都必須以吞噬大量比它更弱的生命體，作為自己生存的前提。動物的獸性是血淋淋的，是為了從自然界獲取維持自己生命的養料，屬於自然屬性。人既為動物，也有這樣的自然屬性。
所以，王充認為人也有獸性，而且比動物更厲害，因為人能發明和製造武器，進行大規模的殺傷。王充在《論衡·物勢篇》中說，動物“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畏服也”，動物的獸性是靠先天的生理條件進行“以力相服”單打獨鬥，殺傷範圍有限。而人就不同了，“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這裏，“刃”就是人製造的武器，武器的功能如同動物的齒、角和爪牙，“賊”就是利用武器進行大規模的殺戮。
問題關鍵在於工具的使用標誌著人類已經形成了自己獨有社會屬性，從動物界中脫胎而出。而武器屬於工具的專用分支，武器的使用又使人擺脫了動物界“以力相服”的獸性，衍化為人類“以刃相賊”的社會化的暴力及其相應的威懾力——人的獸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基本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而王充關於人類的暴力起源於獸性的論述，比恩格斯要早一千八百多年。當然，對於人的獸性，必須與人的社會屬性聯係起來分析，才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1、人的獸性並不以人的社會性為轉移。
人的社會性集中地表現在生產資料的所有製上，在人類經濟活動的曆史中，世界上存在著公有製和私有製二種所有製。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以私有製為主體。在原始社會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以公有製為主。
從全世界的範圍來看，在實行私有製的國家之間，以及實行私有製的國家與實行公有製的國家之間，發生“以刃相賊”的社會化的暴力是屢見不鮮的。人們很容易從中體會到的人類血淋淋的獸性。
這裏，重點是談談在公有製條件下，人的獸性問題。
根據《禮記·禮運》記載，人類自從擺脫動物，形成以母係為主體的“原始群”開始，到母係氏族社會消亡的全部曆史中，整個社會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沒有私有製和私有財產，“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所以，沒有欺詐，沒有偷盜而不用關大門。
但在那個時候，人們的壽命比較短，根據考古學界已經發現的化石分析，死於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占百分之三十九點五，死於三十歲以下的約占百分之七，即三十歲以下的死亡率接近總人口的一半，死於五十到六十歲之間的約占百分之二點六。這組數據證明了那時的人類，雖然有了思維，但很不發達，雖然能製造一些簡單的勞動工具，但很粗糙，解決饑餓問題的能力及其低下。
正如美國學者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分析的那樣，當時的人類處於蒙昧與野蠻階段。雖“天下為公”，但並不美好，一切都是為了獲取食物。第一，為了獲取食物，“原始群”把發明的一些粗糙工具兼作武器，用以擴充自身的暴力手段，獵獲野獸來補充食物。第二、為了獲取食物，一個“原始群”視其另一個沒有親緣的關係“原始群”為野獸，用獵獲野獸的暴力手段野蠻地對待自己的同類。第三，“原始群” 由於工具粗糙，勞動生產率非常的低，幾乎沒有任何勞動的剩餘物，無法養活在相互打鬥之後所抓獲的戰俘，隻是“簡單地把他們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見《反杜林論》）”。
顯然，人的獸性並不以公有製為轉移。而且在社會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同樣是如此。例如中國、前蘇聯和越南實行的都是公有製，但是，在1969年3月，中蘇之間爆發了以珍寶島戰鬥為代表的邊境衝突，又在1979年2月爆發了中越戰爭。
這裏順便提一筆，人的獸性也不以意識形態為轉移。在這個問題上，越南是很典型的，在中國與前蘇聯對立期間，越南倒向前蘇聯，前蘇聯解體後，又向中國靠攏，接受中國“改革開放”思想模式跟著搞“改革革新”，但是在南海爭端中表現最突出，侵占了中國29個島礁。
2、人的獸性始終伴隨著人的人性，表現為人的意誌。
動物在殺戮其它生命體時的獸性表現單一的占有欲望。人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社會化動物，其獸性還伴隨著人性，即在運用社會化的暴力工具實現占有欲望的同時，還懂得謀略、講理、妥協、利用經濟製裁和軍隊威懾力等利、害、進、退。顯然，獸性和人性是相互對立的，它們總是在運動中由相互指向，有時候獸性占主導地位，有時候人性占主導地位，二者相統一就集中地表現為人的意誌。正如恩格斯所說“問題永遠隻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這種程度上的差異，使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會集群乃至不同的國家之間形成了不同的意誌。
就南海爭端的現狀來分析，南海周邊的國家，麵對聯合國有關資源機構在1968年發表的“南海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報告，所表現出的國家意誌是各不相同的。南海的石油資源誘發了一些國家強烈的占有欲望，他們的國家意誌表現為“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紛紛劃分自己的海域範圍，還無視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肆意入侵中國的島礁，這些都是獸性占主導地位的緣故。隻有中國透過曆史的視角，從和平發展的大局出發，還兼顧周邊一些國家的實際利益，理性地提出“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是人性占了主導地位。這一方針即集中地表述了中國關於國家主權的國家意誌，又給南海周邊的一些國家留了充分的餘地。
綜上所述，柳宗元所說“夫假物者必爭”中的“必爭”的就是人的意誌，引伸到國家關係中，又成為國家意誌。而王充所說的“夫人以刃相賊”，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所謂人性，僅僅是獸性擺脫的多少而已，歸根結底總是“以刃相賊”。
“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既然已經成為中國的國家意誌，就不能有任何改變，必須毫不動搖地去實現它，世界上任何一個意誌，不管其形式如何，總是由另一個意誌通過“刃”的暴力實施或威懾力去壓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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