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曆史》2012年6月刊
“在運動中整人是可以的，打打小棍子也不妨，但是不能把他所代表的那門學問全部整掉，或者是打入冷宮。”——潘光旦
1949年8月18日，時任清華大學社會學係主任的潘光旦向校務委員會主席葉企孫呈遞了一份報告。在這份報告上，他寫道：“敬啟者，社會學係下學年學程幾經係中師生商討，曆時四月，獲有成效，茲送上一份，請準備案試行……”收到報告後，葉企孫將其轉報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
呈上這份特殊的報告，潘光旦自有其深意。
兩個月前，曾經做過潘光旦的學生、時任清華社會學係教授的費孝通，寫了一篇文章《當前大學種種問題》，提出“大學的改造”問題。文章一開始就說：“當前各大學需要改造是一件極明白的事實。基本的原因是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代，中國社會已邁入一個新的建設階段；在這階段中，大學擔負起來了新的任務，為了完成這新任務，原有大學製度和教學內容暴露了它的弱點，必須加以改造了。”
可是要怎麽改造？麵對開天辟地一般的變化，沒有前車之鑒。不止潘光旦、費孝通，從民國時期走過來的教授們都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而所謂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人文社會科學，要交出滿意的答卷，難度可想而知。
潘光旦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帶領清華社會學係的師生，用四個月的時間擬出新的課程設置，期待這些改動能符合新社會的要求。
9月27日，華北高教會對潘光旦的報告做出了批複，其中對必修課的批示有如下一些：“社會學原理”可歸並在“各派社會學說批判”中講；“西洋社會學說派別”可改為“各派社會學說批判”（根據曆史唯物論）；“社會製度”取消；“土地製度”可改為“土地問題與土地改革”等。
潘光旦之女，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的潘乃穆，在回憶父親時曾表示，批複內容“至關重要，已經預示了社會學學科在1952年院係調整中被取消的命運”。她的懷疑並非空穴來風。
以曲求全
中國社會學由於一直受英美教會大學的資助，從一開始就被打上了“資產階級”的標簽。
1949年之前，有22所大學或獨立學院設置了社會學係或曆史社會學係、社會事業行政學係。其中有10所是教會學校，而美國教會所辦的就占了8所。1950年年底前，包括燕京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的社會學係，已經因為與美國教會的密切聯係而被取消。
潘光旦、費孝通等人知道，要想保住清華社會學係，必須改造，而且這種改造要主動，越早越好。1950年3月7日，費孝通寫了《社會學係怎樣改造》一文。該文的前提是社會學係繼續存在，它麵臨的問題不是取消不取消，而是怎樣改造。
8月，教育部的“高等學校課程改革委員會”以華北高教委員會頒布的《各大學、專科學校、文法學院各係課程暫行規定》為根據，為社會學係的任務明確定位，即培養“政府及其他有關部門（如內務部、勞動部、民族事務委員會等）所需工作幹部。……及中等學校以上師資”。這標誌著社會學係的繼續存在已不成問題，有關“取消”的猜疑可以消除了。
在第一波清掃後，清華社會學係“幸運地”得以留存。
對此，費孝通感到鼓舞，他為保住社會學在中國社會科學學科體係中的合法地位所做的第一次努力，看來是有效的。後來，他在“文革”期間寫的《初步檢查》就提到：“1949年，高等院校將進行局部調整的風聲一傳出來，我就表示反對。……製造反調整的輿論，公開向黨較量。……結果使高等院校調整的政策延遲了兩年。”
1951年10月，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上，會間休息時毛澤東走下主席台，看望身有殘疾、時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的潘光旦，並與之交談。這一幕，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處在這一關鍵時期的潘光旦，已經跟上了形勢，與中共之間的關係發展到了比較融洽的程度。
“美式教育”的原罪
但這看似和諧的場麵，事後證明不過是曇花一現。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宣告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而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重點正是要清除英美辦學理念對各個學校的影響。
清華大學受美式教育思想的影響尤甚。即使在機械係，教授們也主張“通才教育”，認為“同學們對於基本的功課，應該重視。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識。我們不能脫離社會來辦工程，所以政治、經濟、曆史、地理、社會學等，都得知道一點”。
潘光旦本人更是這種美式教育的典範。他於1913年入清華學堂學習，9年後，來到美國東部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生物學，兩年後獲得學士學位，此後繼續在美國紐約州長島冷泉港的優生學記錄館、冷泉港的卡納奇研究院、哥倫比亞大學、馬薩諸塞州林洞鎮的海濱生物研究所等學校和機構，學習優生學、人類學和生物學。
奉行通才教育的美國大學鼓勵學生跨學科學習。潘光旦充分“享受”了這種自由，他的興趣並沒有停留在生物學等自然學科領域。人們經常看到拄著拐的潘光旦整天在圖書館裏逛來逛去，什麽書都看，從心理學、文學、哲學，到犯罪學、日本曆史、德國思想等等。1934年，潘光旦回國後，很快就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成為中國社會學的領軍人物之一。
1946年10月，潘光旦從西南聯大回到清華園，任社會學係主任兼清華圖書館館長。1948年5月，潘光旦發表了《教育--究為何來？》一文，集中表達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認為人類創造出來的為整個人生服務的，不應該被這些狹隘的目的所限製。教育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每一個人的人格培養。
這樣的履曆和主張，自然與新時代的形勢格格不入，潘光旦成為清華最早一批被安排檢討的教授。1952年1月13日，他做了第一次檢討。這次檢討遭到與會者的激烈批評，他不得不在2月再做一次，這一次，潘光旦“認真”了，他甚至同時公開發表了《為什麽仇美仇不起來--一個自我檢討》文稿。在這篇著名的文稿中，他上綱上線地宣稱，自己目前所從事的社會學，“是替資產階級撐腰的一大堆浮詞臆說”。然而，這次檢討依然未能通過。
10月27日，清華大學召開了以文法學院師生為主的數百人的大會，聽取潘光旦的第四次檢討。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金嶽霖看到潘光旦的檢查曆時10個月終於通過，頗為感慨地說：“我活到這樣大的年紀，從來沒有一次看見過這麽多的同誌，這樣長期耐心地幫助他一個人進步，這對我說是一個嶄新的教育，毛主席對我們知識分子的改造，真可說是仁至義盡了。”
全軍覆沒
盡管個人檢討過關，但並不能阻擋社會學被全部取消的命運。
1952年6月，中央教育部開始對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係調整。是年年底，全國已有3/4的高校進行了院係和專業設置調整。調整後，全國的社會學係隻剩下了兩個：中山大學社會學係和雲南大學社會學係。
1953年，就是這僅存的兩個社會學係也被取消掉。經過這一係列的調整，中國大陸上的社會學全軍覆沒。
1987年版的《中國社會學史》，對於社會學被取消的原因是這樣解釋的：“社會學被取消的一個最通常的理由是，曆史唯物主義可以代替社會學，二者研究對象相同，有了曆史唯物主義，可以不要社會學了。”
上述理由的依據來自蘇聯專家。1950年6月，蘇聯顧問、教育專家阿爾辛傑夫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公開聲稱：“什麽叫做社會學？在科學的領域內根本就沒有這一種科學。它如果是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一種科學，那應該是曆史唯物論的任務。社會學這一個名詞是不能成立的。在我們的大學裏不應該有兩種思想並存，我們在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學或者是曆史唯物論之間，隻能取其一。”
不過，這一理由被後人所質疑。因為在《蘇聯大百科全書》第3版第24卷第1冊的“社會學”詞條下，可以讀到列寧談唯物史觀和社會學的關係的觀點。該詞條說，列寧把唯物史觀稱為“社會科學的同義詞”，並且指出：“這個假設……第一次使科學的社會學的出現成為可能。”事實上，蘇聯不僅沒有取消社會學，恰恰是中國取消了社會學之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學開始迅速發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了一個高峰。
社會學被取消的真實原因，也許緣於某種“誤讀”。但從毛澤東的態度來看，這種可能性又微乎其微。為費孝通做過十多年助手的張冠生記載，當費孝通在中南海的一個會場上當麵向毛澤東諫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讓社會學斷子絕孫，多少留一個種，留點苗苗時，據費孝通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的手勢和語氣都非常幹脆：不能留，堅決斷子絕孫！（《費孝通傳》）
1949年之前，清華社會學係可謂陣容整齊、師資強大。潘光旦、陳達、吳澤霖、蘇汝江、費孝通、吳景超……都是名教授。當時一篇題為《院係漫談》的文章把社會學係比喻為“通才製造所”，說從教授陣容來講“社會學係要算本校法學院最大的一係”（1948年《清華年刊》）。
經過院係調整後，清華社會學係被取消，主要人員去向：吳文藻、潘光旦、吳澤霖及費孝通去中央民族學院；陳達、吳景超、李景漢、趙承信等先去中央財經學院，後到中國人民大學；孫本文到南京大學地理係任教；史國衡則完全脫離了教學崗位，留在清華擔任總務工作。
潘光旦被調往中央民族學院後，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從事少數民族調查工作。
1950年，湖南青年女教師田心桃作為苗族的代表，來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但她很快發現，自己所屬的一群人與其他民族，尤其是毗鄰而居的苗族和漢族有很多不同，於是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民族是土家族而不是苗族，要求對土家族進行識別調查。中央對此很重視，並將這一任務交給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
潘光旦組織了這項研究任務。1955年，潘光旦發表14萬字的長篇論文《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該文論證了土家是一個單一少數民族，引發了廣泛而重大的影響。1956年10月，中央確定土家族是一個單一的少數民族；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翻身”變“翻天”
1957年1月，《新建設》月刊發表了吳景超的署名文章《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從這篇文章中，人們獲知了一些久違的社會學的消息，也聽到了重提社會學學科地位的呼聲。
一些社會學者看到蘇聯參加國際社會學會議，“老大哥”都開始搞社會學了，這讓大家非常激動，他們也試圖在中國恢複社會學。費孝通後來告訴潘乃穆，當年他在參加最高國務會議時，有機會問過毛主席社會學是否可以恢複，主席的回答是可以。潘光旦也參加了這次恢複社會學之舉。
1957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後不久，中共中央宣傳部受命開始進行推動恢複社會學的工作，組織成立了“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
至此，恢複社會學一事，從當初一介書生的幾句議論，正式進入到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然而好景不長，就在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舉行的前一天--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這一指示，令籌委會裏這些學者們的補天熱情，很快變成了“翻天”的陰謀。
潘光旦被劃為“右派分子”，罪名之一就是“破壞民族關係”，其土家族研究被說成是“向黨進攻”的“毒箭”。受到的處罰是：取消全國政協委員，免除民族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二級教授降為三級等等。從1958年開始，潘光旦再無講授與研究的機會，而是被不停地派往各地從事參觀、訪問與集體學習。
30年後的1987年，在與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的人類學教授巴博德的對話中，費孝通說：“氣氛突然改變，我不知道這一變化背後是什麽，但是我發覺自己落入了陷阱。甚至現在我們也不真正了解那個突然變化的背後是什麽……”
這次試圖恢複社會學的舉動，被上綱為“複辟資產階級社會學”。康生更是火上澆油，在北京對外地來京的政治課教師座談會上，給社會學及社會學者定下了許多罪行，如“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作用，是散布改良主義，緩和階級鬥爭，為帝國主義培養走狗”“在國外，中國社會學教授們與帝國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是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特別是清華這一夥，他們留英留美，回國後作調查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等等。在學術界，社會學再度成為令人生畏的“重災區”。
作為一門學科，中國社會學，如果從1903年全文出版嚴複譯述斯賓塞《社會學研究》的《群學肄言》算起，前50年是它的黃金時期。1949年以前，中國曾被譽為“生氣勃勃的社會學活動的中心”，和在思想質量上除北美和西歐之外的“世界上最繁榮的社會學所在地”。
但1952年的高校院係改革，使社會學遭到了“滅頂之災”，教學與科學研究活動被迫完全停止。一切都需從頭再來。
“文革”開始時，67歲的潘光旦本來身體健康，但終於禁不住紅衛兵的摧殘，臥病在床。民盟原副主席葉篤義那時也是右派，常去看望潘光旦。潘對葉說，對於運動，他的對策是三個“S”--Submit（服從）、Sustain（堅持）、Survive（生存）。
1967年5月13日，潘光旦住進積水潭醫院。紅衛兵沒有放過他，追到醫院逼他“交代”曆史問題，他小便裏插著管子，紅衛兵卻用力搖他的床。葉篤義去看他時，勸他堅持下去，潘光旦搖搖頭，又說了一個“S”：“Succumb（死了）。”後來潘光旦堅持離開了醫院，回到家裏。6月10日晚，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好，趕緊叫來了隔壁的費孝通。沒有止痛片沒有安眠藥，費孝通隻有將潘光旦擁入懷中，眼睜睜地看著他停止了呼吸。
改革開放、撥亂反正後，鄧小平提出：“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麵說）比外國落後了”、“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要趕快補課……”
1979年初春，胡喬木約見費孝通，請他出山主持社會學科的工作。同年3月，教委決定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文學院四所院校建立社會學係。1982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成立之時，已經70多歲的費孝通正式轉任係教授，與此同時，他兼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和中國社會學會會長。
1999年，潘乃穆寫到，從1979開始恢複社會學學科，“至今已有20年，但仍力量薄弱，舉步維艱，還不時受到一些壓力，所以有所謂'出身不好'的說法。”1957年，其父潘光旦也曾經說過，在運動中整人是可以的，打打小棍子也不妨，但是不能把他所代表的那門學問全部整掉，或者是打入冷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