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崇洋媚外將毀中國根基
在中國，這種旨在維護西方國家利益、建構西方種族和製度優越性的西方文化，兩度產生決定性影響，幾乎成為社會主流文化。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次是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當我們過度認可西方文化權威的時候，我們對外失去了話語權，對內造成文化認同危機和政治認同危機。今天我們在文化上的被動局 麵，不僅影響到我們的文化權力和文化安全問題，實際上已經影響到中國公民的政治認同問題。如果我們再不站在戰略高度進行文化建設，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和道 統，我們民族複興、國家崛起就會受到製約，甚至可能連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也無法守住。
一個國家如果在國際社會沒有自己的話語，就隻能人雲亦雲，從而淪落為屬國番邦。一個國家如果在國際談判中沒有自己的話語，就沒有自己的立場，從而也就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隻能屈從於他者的利益。
蔡元培擔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期間，通過頒布法律廢除了基礎教育中儒家經典的課程設置，將中國傳統文化剔除在教育資源之外。課堂之上，僅有少數古代詩 文作為點綴，那些集中體現國人世界觀、價值觀的經典，竟然無法與學生見麵。莘莘學子日夜所習，盡是西學內容，以至於當時一批中國精英了解莎士比亞勝過了解 湯顯祖，了解盧梭伏爾泰勝過了解朱熹王陽明。一些中國人仰慕亞曆山大和凱撒，卻詛咒秦皇漢武，天天讚頌華盛頓，卻天天批判唐宗宋祖。學人與西方文化具有天 然親緣性，言必稱希臘早就是不少中國學人的“原罪”，因為教育隻教過我們“希臘”，而沒有教給我們堯舜禹湯。久而久之，學人對母文化難免隔膜、陌生，甚至 充滿鄙夷與敵意。
自此以後的100年，恰是我們在國際上缺乏話語權的百年，是我們在談判桌上“有理卻詞窮”的百年。是我們說什麽都不得不鑽進別人的文化圈套，而無法自圓其說的百年——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錯誤地放棄了自己的文化，錯誤地放棄了自己的話語。
西方社會在500年殖民擴張中，不但實現了對於全世界資源、市場、物流、生產、分配的控製，也完成了對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文化灌輸。借以維護西方利益的西方中心主義文化體係，已經統治了大多數國家的頭腦，成為舉世公認的權威文化。
在中國，這種旨在維護西方國家利益、建構西方種族和製度優越性的西方文化，兩度產生決定性影響，幾乎成為社會主流文化。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當我們過度認可西方文化權威的時候，我們對外失去了話語權，對內造成文化認同危機和政治認同危機。
今天我們在文化上的被動局麵，不僅影響到我們的文化權力和文化安全問題，實際上已經影響到中國公民的政治認同問題。如果我們再不站在戰略高度進行文化建設，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和道統，我們民族複興、國家崛起就會受到製約，甚至可能連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也無法守住。
發展民族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維護文化權力，建構政治認同。在遭遇百年文化危機之後，我們今天必須盡早著手，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為最主要的教育資源，在此基礎上鍛造新道統，以期對外維護文化權力和話語權，對內建構並維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認同。
（摩羅作者是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