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代，批評我們傳統，隻講私德，不講公德，有對有不不對。古人重個人操守，修身齊家，這是私德，但也不是全不講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天下為公這些公共對象的公德。隻是整個的講法思路，還是倫理式的目的理性，目的的合理性，沒有具體到合理性的程序上加以規範。我們傳統的私德和公德，都是在目的理性範圍，沒有太著意於程序理性範圍。
程序過程的合理性，外化表現，首先是民主製度。但製度是死的，怎樣活用它，使之發揮理性作用，不能光是製度，還要靠公共理性，公開使用理性於一切事務之自由。此義由康德揭出，羅爾斯深化，可以說把概念做到相當透澈了。不過後來哈貝馬斯，又講溝通理性，把公共理性之義再行深化，使到理性之公開運用，更加全麵打開。
今日中國，無可再迴避的現實，所須麵對政改，便是民主化，無論黨的，國的，民主皆是必由之途。不朝這方向的修修補補，都是白費工夫，而且拖拖拉拉，耽誤時間，最終也不外是自絕之路。民主化是製度問題不錯，但要有更實質的理性配合，而這「公共理性」的思考，有非常意義的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