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是老家對紅薯的別稱。相傳這東西吃多了會讓人變蠢，所以罵誰誰誰太蠢笨就罵：“你個苕包！”“苕裏苕氣！”
在北京、上海之類的大城市，街頭往往有人用報廢的油桶製作成一個煤爐，烤紅薯賣，生意不錯。價格不菲，一個烤紅薯的價錢在俺們老家大概能買到一袋子苕了。
我肯定是想不起要去買一個烤紅薯吃的——小的時候吃傷了。
老家山地多，最大的問題是養不住水，隻要雨一停，雨水無不順斜坡流到了山底，山地的土第二天就幹得能揚起灰，這是種不了水蹈的。苕這個東西除了插栽的時候需要充足的水分，一旦成活卻不怕幹旱，於是成了山地的香餑餑兒。實際上，種苕與種菜完全不同，你要是勤著澆水生怕幹了它，準保你把苕藤子養的肥肥綠綠，但土腳下的苕能長到胡蘿卜大就算幸運了。
每年的三、四月分，就把苕種埋在平地裏，等苕秧子長到尺把長，就選個雨天，把苕秧子剪成一段段，插到山地裏去。於是，四、五月分的雨天，便總能見到“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的風景。鬥笠是自己拿竹篾做好支架再蒙一層油紙，蓑衣則是自己用棕網一塌一塌地編成的，別說，還真有幾分詩意。
當年缺糧，一年裏倒有大半年在吃苕或者苕米，十幾年下來，傷了。苕米不是米，而是紅薯幹。到了初冬，地裏的苕熟了，動轍上千斤，是不可能很快吃完的，於是用刨子擦成絲，再散到石板上晾幹，這就是苕米。那時候，水泥還是稀罕，我父親在山裏找到一小塊傾斜的石板，又用鋤頭順著往下挖，最後居然現出一塊丈餘寬、四五丈長的斜石板，真是個天然的好曬場。附近的老鄉輪著用，用之前都來與父親打個招呼，父親為這個頗為得意。不曬東西的時候就是孩子們的滑梯：我們撅幾片棕葉墊屁股下，就從石板頂端溜滑而下，每每地，棕葉磨爛了，順便把褲子也磨倆洞，露出兩片光腚，少不得被父母嗬斥、棒揍。
苕裏麵富含澱粉，會自己轉化成糖份，所以把苕存放一段時間再煮著吃會比較甜。豬吃了苕泥會長“苕膘”——在殺豬的時候從脊背上用刀劃開會看得很明顯。
因為富含澱粉，苕米是可以釀酒的，我喝過，依稀還有股子炒苕米的味道。不過釀酒是個很浪費糧食的行當，不是每家都有閑苕米拿去釀酒的。我有個玩伴的爺爺，姓鄧，行二，我們都叫他鄧二爺。鄧二爺年輕的時候衰傷了脊柱，成了駝背。長年往前哈著腰，就有了腰疼病。有個偏方就是用酒作引吞下土鱉，聽他講很有效。土鱉不難在灰土裏挖到，酒卻是個問題。我記得好幾次，母親把用苕米煮來的酒給鄧二爺喝。比較嚇人的是鄧二爺吞土鱉是生吞的，他自己說有時候還感覺到土鱉在他肚子裏爬。
鄧二爺活了六十多歲，去得相當幹脆。有一天吃過晚飯，他坐在椅子上乘涼，突然往前一栽，就沒再起來。鄉鄰都說老天折騰他大半輩子，夠了，不忍心再在死節上讓他受罪。
80年代末在家門口的河上架橋，要把河兩邊的山劈開，很不幸，那塊大石板正好處在設計中的豁口，於是童年的滑梯在空壓機“突突突”的咆哮中粉身碎骨。近幾年，老家退耕還林，那些山地，都種上樹，不讓再種莊稼，農民的損失國家補貼，為的是環境。不過老鄉們樹倒也種上了，卻依然在樹下種苕。苕和苕米也基本用來喂豬，人是很少吃它了。拜苕和苕米裏的澱粉所賜，山民們養的豬，比美國的人都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