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陽近來對地圖頗有興趣。今天又找出一本《小小寰宇》，一頁一頁地研究起來。看到北美地圖的時候，他忽然問我∶“媽媽，沒有人以前，霸王龍能不能隨便從美國到加拿大，從加拿大到美國？”
我告訴他，國與國的疆界是人劃分的，沒有人的時候，也沒有國家，當然沒有這樣的限製。不過，我心裏想，那時候，也許有些恐龍想劃地為界也說不定呢。
爸爸出國的時候，陽陽不到三歲，到火車站送爸爸去北京，看著長長的火車，興奮得跑來跑去，爸爸幾次要抱他，他都不肯。第二天，他開始找爸爸。第三天，他開始哭。我帶他到校園裏散散心，不料所到之處，無不引起他的回憶。我帶他去體育場，他說，我爸爸帶我在這兒看過球。我們走過圖書館前的草坪，他說，我爸爸在這兒給我逮過蝴蝶。說著，淚水就往下流。我當時想，這孩子想爸爸的傷心，真比少年人失戀還要難過幾分。
後來準備探親的時候，我就下了決心，一定要帶著孩子。從清晨到中午，等待簽證的長隊在使館外慢慢蠕動，陽陽等得不耐煩，一刻也不安生。大約三個小時之後，總算進了簽證的大廳, 裏麵的隊伍看起來不像外麵那麽長，然而蜿蜒數行，人數委實不少。陽陽熬到了極限，說什麽都不聽，媽媽抱也不肯。好不容易拉他回來，一鬆手又不見了。他大概覺得這樣一跑一拉的很好玩，所以又興奮起來，笑得咯咯咯的，跑得把護欄都撞倒了。
排在我們後麵的兩位男同胞友好地說：別排隊了，輪到的時候，我們喊你。我到後麵攬住陽陽，問他想不想去看爸爸，他說想；勸他聽話，他說好。回去排隊，沒過兩分鍾便故態複萌。這一次，我帶他到院子裏，說，要是不聽話，簽證的叔叔就不給簽證，他就不能去看爸爸了。不料他哭了起來，問我：“那怎麽辦呢？”不讓他見爸爸，這權力可太大了。那小小的心靈，大概終於領悟到，跨越他國的疆界，並不是一件可以隨便的事情。
出國的經曆，讓不少中國人感慨係之，同時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心態。張承誌在他的散文中寫道∶“我目睹那些印度人，東歐人，拉美人，東南亞人，阿拉伯人在海關和領事館時滿臉的屈辱表情時，心便感到抽搐。更不用說中國人，世界對中國的歧視簡直是絕對的。”我得承認他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如果我說歧視不存在，那是癡人說夢。不過，我不讚成用絕對這個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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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我在濟南的一所中學當老師，有一次期末考試，跟一位中年女教師一起監場。監考大概是人所能忍受的最枯燥的工作之一，之所以能夠忍受，是因為它不大可能是一種長期的工作。因為不說話實在無聊，那位女教師於是把我當作一個臨時的知己。她聰明，所以看不起笨人；她生長在城市，因此瞧不起鄉下人。不知怎麽，話頭轉到了膠東大學生身上。所謂膠東，指的是膠州灣以東的地區，在山東，膠東是富裕地區，文化教育都屬上乘。這位女教師對我說：“看著膠東人挺有本事，其實誰瞧得起他們！說話一股土味兒，一聽就知道是膠東出來的。”然後她說∶“其實，他們不說話也沒有用——我一眼就能看出誰是膠東出來的。”
我笑了。一種惡作劇的快感襲擊了我。我說∶“猜猜我是哪裏人。”
“濟南人嘛，那還用問。”
“我是膠東人。”
她臉上頓時訕訕的。然後，她補救道∶“那你一定是煙台市的。“
“不是。”
“那你是縣城裏的。”
“不是。我是地地道道在鄉下長大的。”然後我叉開話題，不去看她那一臉的尷尬。
我沒有從此對她“敬”而遠之，因為我知道，她所透露的，其實是人類很普遍的一種心態。人們常常有意無意地拿自己跟別人去比，以發現自己有什麽可以自傲的地方，以此安撫自己自卑的心。城裏人固然瞧不起鄉下人，而富人也瞧不起窮人，知識分子瞧不起大老粗，瀟灑英俊的也瞧不起相貌醜陋的。甚至於，一個人實在沒有什麽好驕傲了，隻要他四肢健全，他還要瞧不起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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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國的第二年，周末我在一家餐館打工。有一次，拿著托盤走進工作間，一個美國女招待正在接飲料。我把托盤放到她的斜前方，因為放得重了，激起了很大的響聲，同時飲料口噗嗤一聲，噴出一團泡沫。她從牙縫裏擠出一個字：“Stupid”。
我知道她瞧不起中國人，但也沒有想到她會如此放肆。最初幾秒鍾的震驚過去，我轉過頭，看著她的眼睛，一個字一個字地說：“YOU ARE STUPID!"
她看著我，臉上的放肆開始收斂。她說，她不是說我。
以後的日子裏我沒有忘掉她的話，不過，我也沒有表現得嫉惡如仇。我意識到，這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種族哪一國人的弱點，而是人性的弱點。完美如耶穌基督，都免不了被厭棄被低視，我們怎能期望自己沒有這樣的遭遇？對來自他人的歧視，我們不無敏感，但我們常常忽視一點：我們自己，常常也在扮演歧視他人的角色。當我重複那個女招待的話時，我的潛台詞是：我不像你，一輩子隻會從事簡單勞動。實際上，我們以自己的智力優勢傲視他人，與他人以國籍膚色歧視我們，本質上並沒有多少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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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些時候，我們一方麵對自己所受的歧視憤憤不平，另一方麵卻又對另一部分人歧視有加。我們固然為某些西方人有意無意的輕視感到不快，我們卻也很少願意去了解藏族，維吾爾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人民的感受和需要。我們中國人的歧視傾向完全不亞於別人：在北美，不少中國人言談之中不經意地流露出對黑人、墨西哥人、印度人的鄙夷與不屑；在中國，低收入的農民承受著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農村學生升入同樣大學的分數比城市學生要高——也就是說，在中國，升學機會的不平等以政策形式固定下來，卻沒有人指出這是一種事實上的歧視。抗議的聲音一定是有的，但是像一個滿心是話的啞巴，他的喉嚨不可救藥地壞掉了，所有的聲音隻轟鳴回響在自己的心中。隻有到那一天，當公民的每一票都影響到政客的當選與否時，底層勞動人民的心聲才會真正被傾聽，被了解，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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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國的疆界是有形的，心與心的疆界是無形的，但心與心的疆界是何等真實的一種存在。跨越國與國的疆界固然不易，跨越心與心的疆界就更難。我們常常忘記，在天父眼裏，無論貧富，尊卑，也無論屬於哪一塊土地，我們的價值，我們被賦予的作為人的尊嚴，都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被輕視的經曆不是增加了我們對人性的了解而是使我們變得憤激偏狹，如果我們所經受的磨煉不是增加了我們的愛和寬容而是使我們變得自私陰鬱，如果我們在他鄉異國的努力不是賦予我們更深刻的理解力和更廣大的同情心而是使我們自以為有了歧視他人的力量，那麽，我們所有的苦痛都是白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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