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是農村扶貧的唯一道路

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是農村扶貧的唯一道路

中國當今最大的內患在於貧富分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確有一小部分中國人先富裕起來了，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但是由於發展不均衡，還有很多人依然掙紮在絕對貧困之中。由於中國的貧困人口大多集中在邊遠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他們的存在和痛苦常常被無心忽視甚至有意掩蓋，所以解決貧困問題的第一步就是承認貧困人口的客觀存在。
《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報告NO.1（2011）》指出，中國貧困線調整步伐沒有跟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建議應盡快提高中國的貧困線標準，擴大扶貧對象的規模。我們欣慰地看到2011年11月29日，中國政府終於開始正視貧困問題，大幅上調國家扶貧標準線到2300元，也就是每天0.93美元，盡管依然遠遠低於聯合國通用的貧困標準，但是也把全國貧困人口數量和覆蓋麵由2010年的2688萬人擴大至1.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3.4％，占全國總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不能靠個人慈善施舍，更不能靠政府救濟。美國是個豐裕社會，有著相當完善的社會救濟和保障製度，然而很多社會學家發現在美國印第安土著保護區中，依靠政府救濟的地方，貧困率居高不下，而且世代相傳；但是沒有政府救濟的部落，一方麵自力更生，一方麵引進人才，靠開礦或者發展博彩業，反而開創出了繁榮的社區，降低了貧困人口的數量。這個例子說明解決貧困問題的要點在於建構貧困人口的自信，傳授他們科學技術和商業知識，提高他們的生產技能和生存能力，幫助他們自我提升，從而達到全民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中國農村扶貧的核心在於教育。教育是最直接有力的扶貧方式，把科學知識和技能傳授給貧困人口，使他們能夠自力更生，才能徹底解決他們的發展需要，給他們帶來希望。隻要政府有決心大規模提高農村教師的待遇，改善農村學校的條件，保證農村孩子讀書的權利和機會，不出十年，就會出現精神麵貌截然不同的新一代農民。
關於農村扶貧的一個常見誤區就是把城鄉對立。很多人簡單地認為城市意味著先進、文明與富裕，而鄉村意味著落後、愚昧和貧窮，因此城市化被很多國家作為解決農村貧窮問題的靈丹妙藥，廣泛使用。然而從實際效果來看，城市化固然可以通過基礎設施的建設，短時間內高速增加GDP，從統計數字上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困程度，但對改善大多數貧困人口的實際生活水平，卻影響甚微。尤其是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很多時候，城市化隻是把貧困人口從農村集中驅趕到城市的邊緣，把他們從貧困的農民變成依然貧困的市民，對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貧窮狀況並沒有根本的作用。
從人類曆史發展角度來看，大規模城市化出現在工業革命之後，是需要集中人力資源，減少流通成本的工業化生產方式的副產品。由於城市化後地產大幅度增值，因此在有限的土地上建設高樓大廈成了最劃算的選擇。然而世界上，尤其是中國，有很多城市是建在地震帶上的，隨著地球進入新的地質活躍周期，而人類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很多城市高樓大廈裏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都處在強烈地震和其它自然災害的陰影下。2005年新奧爾良的恐怖風災水患讓我們意識到現代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人類麵對嚴重自然災害時的防範能力並沒有增強，如果不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其後果不堪設想。
從國防角度來看，高度城市化會令政治資源、智力資源過分集中，反而不利於國家的生存力。古今中外曆史上在這方麵的教訓很多。北宋末年的都城汴梁，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經濟最發達，市區最繁華的城市，然而當戰爭來臨時，盡管北宋從兵員人數到軍事技術都遠遠超過金國，但由於指揮失當，都城淪陷，幾乎全部皇室成員與文武大臣被擄掠異鄉，慘遭淩辱，史稱“靖康之恥。”汴梁失陷後，整個國家群龍失首，盡管外地還有幾十萬援軍，也無法挽回北宋滅國的命運。
自二戰結束以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與發展，令城市在戰爭中處於格外脆弱和危險的境地。當年在美蘇兩國的核威脅下，中國積極開展的“三線建設，”把大量的工業與國防建設項目安置在中西部，開拓了一個廣大的戰略後方，形成了反擊力與震懾力，為中國贏得以後幾十年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安全環境。當今的國際安全環境更加複雜危險，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一定要有國家安全意識。不能一味地擴張現有城市規模，過度集中人力、腦力和財力資源，反而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麵。當年的“三線建設”隻注重軍工發展，沒有在民生方麵也做相應的安排。新世紀伊始，中央提出的“西部大開發”其實是完成當年未竟之業，把沿海大城市的資源轉移到內陸，把中國貧困人口最集中的西部發展起來。
從環境角度來看，高度城市化給自然帶來巨大的壓力。現代城市是一片鋼筋水泥的森林，加上汽車尾氣、工業排放的汙染，使城市產生“熱島效應”，嚴重影響正常的自然生態循環。而且城市化的推展令中國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日益嚴重。從長遠來看，無論是高汙染的煤炭，還是高價格的原油，都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飲鴆止渴的效應。如果不從環境保護角度著眼，即使靠城市化增加了GDP，讓一部分人發了財，可是大多數國民失去了健康，子孫失去了家園，這樣的發展又有什麽意義？
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重大誤區就是放任不法商人把大片膏腴之地變成不生五穀的住宅圈，表麵上創造了財富，實際上是自掘墳墓的行為。中國的人均耕地數量本來就居於世界後列，城市化占地越多，糧食安全就越岌岌可危。而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糧食安全，其他的安全是完全談不上的。靠圈地建房來創造的所謂的GDP，無非是“刮地皮”的一點浮財而已。
我們必須承認過去三十年中國城市化進程飛速，億萬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城市建設更是日新月異，令人目不暇給。然而由於城市擴張，大量一無所長也一無所有的農村人口被動地進入城市係統，他們從就業到生存，都要承受巨大的壓力乃至歧視，社會福利更是難以得到保障。如何幫助這些從農村到城市的新貧民改善生存環境，是當今中國扶貧事業的一個重大挑戰。
過去幾年中，有人認為中國應該取法印度，放任城市貧民窟的滋長，讓貧困在一定的社會人群中固化，來保障現有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水平。但更多的人認為，中國應該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讓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兄弟姐妹都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我們應該借鑒北歐國家的成功經驗，通過公平合理的稅收、教育等政策，縮小貧富、城鄉、地域差別，把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變成現實。
和三十年前相比，中國的經濟、社會與人口結構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反思城市化進程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尤其是討論城市化對推動全民脫貧致富以及國家安全方麵的作用，勢在必行。中國目前還有將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農村人口數量在今後幾十年中會持續減少，他們將主動或者被動地湧向本來已經嘈雜擁擠的城市。如何安排這些農村人口就業，如何提高他們的技能，如何保障他們的權益，將是對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執政挑戰，也是發展契機。
“大躍進”式的城市化不可取，高樓大廈容易建成，但是工作機會不容易創造，大量沒有技能，沒有經驗農民湧入城市，很容易滋生出社會問題。城市化必須是個漸進式的過程，有規劃，有目標，同時借鑒經濟發達、政治穩定的北歐和北美國家的發展經驗，不去盲目擴大城市規模，相反要把大城市人口向郊區疏散，而且大力投資農村基礎設施，提高農村的生活水平，努力發展教育和服務業，讓村莊城鎮化，讓農業產業化，讓轉型後的農民可以直接在當地就業。
總之，我們應該破除靠城市化扶貧的迷思，認識到當今世界從技術角度來說已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信息革命使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地交流，交通技術的發展也大大縮短了地與地交流的成本，新能源、新材料的發展幫助突破能源瓶頸，因此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應該利用後發優勢，避免重走環境高汙染，人口高集中的城市化老路，而直接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把經濟發展與自然保護相結合，開拓一條因地製宜的生態扶貧新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