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陶艾把老板叫到一邊，告訴他，他是沒有居留的。而公司替他報工的身份證是他借用他哥哥的。當年他也靠著這個身份證到了法國。就好像很多人做的那樣。
現在擺在老板麵前的選擇有三個，一個是，陶艾去告發公司，雇用黑工。等待老板的將是巨額的罰款。另一個是，老板幫助陶艾申請正式的身份，但是他還是要為此花一筆錢。
然而，對家人寬容忍讓，不等於對外人也一樣。老板是個連生病都不肯看醫生的人，遍嚐艱辛，而後把錢看得比自己的命都更重。
於是老板選擇了第三方案，他說，要麽你就自己走，要麽我就去請律師，我是無辜的，警察會將你驅逐出境的。
這個決定頓時惹了眾怒。公司的搬運工差不多都是馬裏來的索尼克人。不但同氣連枝，而且他們大多有同樣的經曆。全族的人給他們湊齊了偷渡的費用，然後這個能走出非洲的幸運兒將用他的下半輩子勞動償還。孤注一擲是他們唯一的選擇，齊心協力從來都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他們認為，老板有能力幫助陶艾哥，弄到居留，並給他這份互利的機會。老板卻拒絕了，實在是太心黑了。
老板卻說，別說他現在沒有居留，就是他有居留，這些非洲人也很難找到工作。全都是剛開始工作好，接著就找事。法國人的法律又不能隨便開除工人。老板說，同樣的事情曾經發生在香榭麗舍大街另一個老板那裏。那個老板最後找人放火燒了自己的店鋪，把住在裏麵鬧事的七個黑人燒死在裏麵了。
員工們開始要挾老板，如果打官司，他們將證實老板是對陶艾的黑工知情的。公司內外瞬時彩旗飄飄，那是非洲工人們罷工了。老板叫了警察，好容易，一天之後，警察來了，環顧四周說，這是你們和工會之間的事，自己解決吧。然後就撤了。那速度，就如同他們給汽車開罰單。
而且其實老板哪裏敢讓警察深深地介入呢。須知在巴黎北部，這個貿易繁華的區域，據估計華人的經濟規模占到當地的百分之十五，而稅收卻隻占到總稅收的百分之五。
到了晚上，罷工的員工們堅持睡在庫房裏。他們分為幾班人，輪流值班。那時候正是隆冬時節。
冬去春來，老板終於熬不住了。他被迫給陶艾辦了居留。
分別失去了最看重而且僅存的東西：錢和尊嚴。雙方都恨到了咬牙切齒。
我就想起我剛剛到法國的那年，法國正在大亂中。巴黎郊區兩個移民少年在躲避警察時，不幸觸電身亡。從而引發全國性的一次大騷亂。騷亂中數以十億歐元計的華商倉庫被燒了。
事後那些關於法國移民政策的反思令人眼花繚亂。然而，作為騷亂中損失慘重的華人們，是否試問，底層民眾和政府之間的矛盾，是什麽時候轉移到這裏來的？
這些年西歐的經濟每況愈下。讓人不禁胡思亂想，古往今來那些相似情況下，富裕少數民族的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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