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紐約大學中國中心演講的感想
跟著《[品茶小軒] 北京大學韓毓海教授在紐約百老匯大街315號紐約大學中國中心的演講zt》，我很有提高也整理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借原文（斜體）開始這個帖子：
“這種“死人”的知識和對知識的庸俗理解一直解標榜自己是“現代的知識”，但是，它卻絕非是“現代”的。眾所周知，正是在現代知識的視野裏，“實踐”優於“理論”，而所謂“知性”不過是從屬於意誌的手段和表象而已。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一句格言表明了現代知識的基本態度：“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意味著所謂“知識”就是指否定和改造現存秩序的方式，而不是對現實存秩序的理解、適應甚至認同。”
毛主席的哲學修養不僅可以與古往今來的哲學家並駕齊驅甚至超過他們，但是所有哲學家都無法做到的是實踐，因此，毛主席更是一個實踐家。《實踐論》是毛主席的一篇哲學著作。
“這就是馬克思為什麽仿佛是接續著康德的論述這樣敘說道：在人類的認識過程中，“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的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對於在座的康德的熟練讀者來說，這句話當然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正是康德提出：所謂認識的過程，就是對現存和現實秩序進行否定和改造的實踐過程，這好比用木頭加工椅子一樣，椅子來源於木頭，但製作椅子的過程卻是對木頭的生命體的否定和改造，而我們在用木頭造椅子之前，“已經在頭腦中把它建成了”。”
接著，原文講“行動”，還引了青年毛澤東的膾炙人口的話：“咳！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刻不容緩的民眾的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然後，原文提到人類的“必死性”：
“人類的“必死性”決定了：“人類創造的世界”不可能象上帝的造物那樣是“永恒的”，也正是這一點，才使得黑格爾去訴諸“曆史”――訴諸人類改造世界的生生不息的活動的永恒延續。隻不過，黑格爾所訴諸的“曆史”僅僅是歐洲市民社會的曆史，他所說的“意誌”也不過是市民個人的“欲望的不滿足性”罷了。
毛澤東也多次論述過死亡，象黑格爾一樣，他也同樣訴諸曆史，但是，他所說的曆史卻是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的曆史：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的任務是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我們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要重。
走向反麵，也沒有什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麵。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
然後，原文引用了美國曆史學會主席Frederic Wakeman Jr.[ii]，在出版於1973年的傑作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曆史與意誌：毛澤東思想的哲學視角）中的話：
“長期被中共批判和孤立的毛澤東扮演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先知角色，人們對他的預言重視得實在太晚了，以至於中國共產黨未能早日取得革命的勝利。於是1935年之後，毛澤東似乎獨立開拓了革命，以至於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成了他個人的勝利，20世紀的中國曆史也就成了他個人的傳奇。毛澤東甚至比列寧更有革命性。革命的命運就是他的命運，革命的實現就是他的個人實現，革命的挫折就是他個人的挫折――而毛澤東與大多數人的不同在於，他的形象、經曆與曆史本身一致。毛澤東曾經擔心勝利以後國內出現停滯和倒退，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知道自己難免一死，相反，他確信隻要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他的革命業績永存下去。”
其實呢，毛主席當年的實際情況比“扮演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先知角色”更危險，他曾經被批判，而且是作為“逃跑主義”的代表被批判，在那時的中共眼裏犯“逃跑主義”錯誤是可以判死刑的，很多所謂“毛派”人物或被殺了或被撤職到基層部隊在戰鬥中犧牲了。毛主席晚年重新啟用鄧小平時曾為他宣傳說鄧早年就是“毛派”，“鄧毛謝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隻剩下一個鄧了。
不得不提一下毛澤覃是毛主席的二弟，朱德上井岡山前就是派毛澤覃聯絡與毛主席會合的。毛澤覃跟毛主席長得如此之像以至於賀子珍見到他居然脫口喊出“毛委員”。後來，毛主席與賀子珍結婚，毛澤覃娶了妹妹賀子珍的妹妹賀怡。毛澤覃犧牲與戰鬥中，年僅30歲，有子賀麓成。賀麓成本叫“毛岸成”。“岸”是輩分，表明他與毛岸英、毛岸青同輩。賀是母姓，“麓”是湖南嶽麓山之意，表示對故鄉的懷念，“成”是革命事業必定成功之意。他之所以長期用賀麓成這名字，一是他年幼時處於白色恐怖之下，姓毛會暴露他的真實身份。他成年後不姓毛，內中的原因與李敏、李訥不姓毛一樣，因為毛澤東成了中國人民的領袖，他不願意暴露與毛澤東之間近親的關係。這些資料網上都有，大家可以查。
我抄這一點曆史細節的原因是為了指出雖然在戰爭時期辨別是非比較和平時期容易，因為打仗比經濟建設簡單嘛，勝敗就是黑白分明。但是，即便是那樣人們也是不撞南牆不回頭，非要到長征才承認毛主席，而且本來計劃長征時是要毛主席留下來的，那時留下就基本上意味著犧牲，就是因為毛主席的軍事威望才讓毛主席參加長征的，當然長征也未必能不犧牲。
然後，原文提到了毛主席是現代中國的“立法者”：
“正像1787年美國的Founding Father們一樣，毛澤東是現代中國的“立法者”，當然，他並非僅僅為某一屆政府、某一項具體的經濟政策立法，作為“立法者”，毛澤東為現代中國社會立法，他為中國現代價值觀奠基。因此，如果要了解和認識今天大多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所秉持的信仰和基本價值觀念，我們除了到毛那裏去尋找答案之外，恐怕別無它途。
因此，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對毛的閱讀和討論，也並非簡單地研究他的思想、政策和策略，而是以這樣的方式去閱讀和不斷重新閱讀現代世界曆史和漫長的中國革命，並以這樣的方式，去認識和重新認識現實中國，特別是以毛所倡導的“調查研究、深入人民群眾”的方法去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人民所經曆的一切，今天，它或許還特別意味著：如何在個人主義的，或者自由市場競爭的邏輯把我們的經濟拋入災難的世界裏，重新發現集體的意識或者集體的意誌，如何在這個全球經濟危機時刻去重建一種久經挫折的共同的價值觀念，並最終通過這一切，來改造我們的知識――用毛的話來說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
因為，毛主席的“立法”不僅是文字的，還是實踐的，更是思想教育的。我無法用比毛主席自己的話更準確的描述，那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
以往人類的導師和先知們隻是教導，也就是說教導具體的內容和方法，如孔子，如耶穌，如釋迦牟尼，毛主席做的更基本，他做的是“改造我們的學習”。
下麵讓我們一起學習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涵義。
一個人生下來也許有與生俱來的天性或本性，無論這些天性或本性存在與否也是現實。一個人出生以後的“學習”是有人類就有了的，人學習什麽呢？姑且用“知識”來囊括所有人學習的東西。幾千年甚至幾萬年前的“知識”比較今天少，當年的人學的知識少，今天的人學的知識多。總之，人學習的是現有的知識，是以往幾千年甚至幾萬年積累下來的知識。當然，人的學習也包括向自然學習，自然也是自然積累下來的自然，隻不過是幾十甚至幾百億年積累下來的自然。
所以，我們可以用今天的語言形容、比喻或描述一個剛剛出生的人：裸機，一個還沒有裝任何程序和軟件的計算機。繼續用這個語言，一個人出生以後的“學習”就是裝軟件和各種數據庫等等等等。當然了，人跟機器不同，人有能動性，可以發明創造新的知識，繼續用這個語言，就是人有發明新軟件和製造新數據庫的能力。至少目前的機器還沒有這個能力，即便是將來的機器有了這個能力，那麽將來的人還有製造這樣的機器的能力呢。
所以，“改造我們的學習”似乎也可以說成是“改造我們的思想方法，思維方式，以至行為”。
這就是原文開篇提到的：1，我們時代的知識狀況
我忍不住抄幾段原文，其實不隻是幾段，而是好幾段！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曾將20世紀定義為“短暫的世紀”。他說：20世紀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推遲開始，又以1991年蘇聯的解體而提前結束。他還指出：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美元與黃金脫鉤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轉型，是“短暫的20世紀”陷入危機的標誌，而我們今天所麵臨的危機隻不過是那場危機的延續，唯一不同的是：當危機蔓延之時，整個世界都已經喪失了關於新世界的想象，而且，至今也沒有20世紀那種革命精神、首創精神複活的任何明顯跡象。在這個意義上，“短促的20世紀”終結之後，人類曆史退回到比19世紀更沒有希望的特殊時代――而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按照霍布斯鮑姆的論斷，我們實際上已經告別了“短促的20世紀”，重新回到“漫長的19世紀”很長時間了。而這甚至是一個連19世紀的矛盾生長點都不存在的特殊時代，眾所周知，霍布斯鮑姆傾向於把19世紀稱為“最激進的時代，同時也是最保守的時代，是最有希望的時代，同時也是最絕望的時代”，――但是，我們的時代卻並非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過都是穿著21世紀華麗服裝的“死人”而已。對中國知識界而言，1990年代的“告別革命”和1980年代以來的“重新補啟蒙和資本主義功課”的主流意識形態交相輝映，實際上，也正是這種“新啟蒙”把我們幾乎不可逆轉地帶回“過去”：漫長的19世紀甚至“晚清”。
“一切已死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纏繞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的這句話仿佛就是我們時代的的知識狀況的控訴，根據這種“過去”的、或者“死人”的知識，根據這種陳舊的知識和對“知識”的庸俗理解――今天“理性”被理解為“計算”、“算計”和操作，所謂“合理的知識”也就是現實的、能帶來收益、利益和利潤的知識。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成為主宰當代知識的意識形態，它無非意味著我們是作為“個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須趨利避害（功利主義原則），為了活得或者“混”的好一點，必須懂規矩、會鑽營、會算計（實證主義和理性化原則），今天，“知識”不過是在市場上叫賣的豬肉而已。――顯然，這種所謂的“知識”，這種對於“知識”的理解，首先是對中國漫長的知識傳統的巨大諷刺――因為在漫長的古代中國，知識意味著對存在的秩序（道）的謙虛聆聽，“求知”也就是“求道”，或者說求知就是“追求真理”。――“朝聞道夕死可矣”，為了追求真理和“大道”而不惜犧牲生命，而這就是曆代中國仁人誌士的“知識觀”。
這種“死人”的知識和對知識的庸俗理解一直解標榜自己是“現代的知識”，但是，它卻絕非是“現代”的。眾所周知，正是在現代知識的視野裏，“實踐”優於“理論”，而所謂“知性”不過是從屬於意誌的手段和表象而已。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一句格言表明了現代知識的基本態度：“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意味著所謂“知識”就是指否定和改造現存秩序的方式，而不是對現實存秩序的理解、適應甚至認同。
這就是馬克思為什麽仿佛是接續著康德的論述這樣敘說道：在人類的認識過程中，“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的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對於在座的康德的熟練讀者來說，這句話當然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正是康德提出：所謂認識的過程，就是對現存和現實秩序進行否定和改造的實踐過程，這好比用木頭加工椅子一樣，椅子來源於木頭，但製作椅子的過程卻是對木頭的生命體的否定和改造，而我們在用木頭造椅子之前，“已經在頭腦中把它建成了”。
那麽，究竟什麽是知識？一個最簡明的回答就是：第一，追求知識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知識是改造和變革現存世界的方式。而這就是人類的知識傳統和現代知識的真諦。但是今天，無庸諱言――這種對知識的理解，卻如同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樣不可逆轉地衰老了，古往今來的聖賢們也仿佛在一瞬間統統離我們遠去了，我們確實進入了“大知不如小知”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時代的知識狀況實際上遠遠不如19世紀。
而今天促成我們聚集在這裏的部分的原因，就是為了再次重溫和聆聽人類“短促的20世紀”那開天辟地的悠遠曆史回聲，去重溫那已經成為“絕響”的真正的知識的聲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撫今追昔，馬克思的話是多麽令人神往，――他說：“使死人複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新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新遊蕩。”
讓我們通過對一位偉大前人的追隨去重溫知識的真諦吧――因為這種真正的、正直的知識在我們的時代恐怕已經絕跡了。而我們今天在此討論的這位思想家，這位平凡而波瀾壯闊的知識分子，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已經去世32年了，但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留給了我們，從而使得我們能夠在這裏跨越時空和國界，能以他生前或許最喜歡的方式來談論他，――即不是把他作為一位“主席”，而是作為“偉大的導師”來對待，正如瑞貝卡.卡爾教授所說：“我們都是他孜孜不倦的讀者和學生”。”
那麽我們向毛主席學習什麽呢？
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究竟在改造我們的學習方麵，改造我們的思想方法上，思維方式上，以至改造我們的行為上有什麽結果呢？
這裏我以為可以借用西方對評價基督，西方人他們認為基督教給了他們區分對錯，或者說在基督之前，他們是非不分。形象化的說法也可以說基督給信他的人們劃了是非的界限，或是製定了準則，或者說製定了準星，確定了原點，原點的一邊為左，原點的另一邊為右。
左右二字經常用來形容人的思想、思維以至行為。簡單的說：右來自人的個體本能，因為人也是動物，人作為一個動物的個體為了生存必然有利己的本能，人的利己性可以用右來標誌；但是人又是社會動物，左來自人的社會本能，不像老虎，個人無法生存，人作為一個社會動物的個體為了生存需要社會，象狼、蜜蜂和螞蟻等等等等，人作為一個社會動物的動物個體必然有利社會的本能，利社會是利他，人的利他性可以用左來標誌。
表麵上看，利社會是利他，不是利己。這就是原文提到的：“今天“理性”被理解為“計算”、“算計”和操作，所謂“合理的知識”也就是現實的、能帶來收益、利益和利潤的知識。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成為主宰當代知識的意識形態，它無非意味著我們是作為“個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須趨利避害（功利主義原則），為了活得或者“混”的好一點，必須懂規矩、會鑽營、會算計（實證主義和理性化原則），今天，“知識”不過是在市場上叫賣的豬肉而已。”
可是人為什麽要利社會或利他呢？
因為利社會就是利己，這就是人的辯證法！
原文批判了利己的“知識”：“顯然，這種所謂的“知識”，這種對於“知識”的理解，首先是對中國漫長的知識傳統的巨大諷刺――因為在漫長的古代中國，知識意味著對存在的秩序（道）的謙虛聆聽，“求知”也就是“求道”，或者說求知就是“追求真理”。――“朝聞道夕死可矣”，為了追求真理和“大道”而不惜犧牲生命，而這就是曆代中國仁人誌士的“知識觀”。”
我為西方社會補充一點，其實任何社會都必須提倡和鼓勵利他，基督就不是為利己而死的嘛，也許因為基督徒相信基督沒死，所以西方社會和文化就把基督本人忘了，基督教也就成了“聖經教”了，也就是書本教了。
我引用一段原文說“行動”的話：“人們之所以很少思考這樣的問題，首先是由於人們很少真正去考慮究竟什麽才是“行動”。什麽是行動？――康德說：“行動，就是指通過否定現存秩序的方 法來改造現實世界”，而康德這裏所說的“行動”，其實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革命”，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就是康德那個意義上的、真正的“行動”，正是這 種“行動”告訴我們，人們在現實世界、現存秩序麵前不是無能為力的，相反，批判和否定現存秩序的“行動”，對於人類進步、知識進步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這甚至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現代知識”的核心、因而也是“啟蒙”的核心――眾所周知，康德正是把“啟蒙”首先理解為：通過否定現存秩序的方式來改造現實世 界的“勇敢行動”，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就是改造現實世界的行動”。”
我再引用幾段原文：
“毛澤東甚至比列寧更有革命性。革命的命運就是他的命運，革命的實現就是他的個人實現，革命的挫折就是他個人的挫折――而毛澤東與大多數人的不同在於，他的形象、經曆與曆史本身一致。毛澤東曾經擔心勝利以後國內出現停滯和倒退，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知道自己難免一死，相反，他確信隻要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 他的革命業績永存下去。
有趣的是：在 魏斐德 教授看來，在中國、甚至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之所以長期被批判和受冷遇，主要是由於他所處環境、所處時代的嚴重落後情 況，――或者更直率地說：“是由於他同時代人廣泛的膚淺無知和自以為是”。毛同時代的人們所理解的知識，最多無非是“富國強兵”的策略而已，而等而下之的 則往往是升官發財和平衡社會矛盾的“治術”罷了，這些治術完全無法與毛澤東的“知識”和“思想”相提並論，因而，毛澤東不僅僅是“思考超前”了，毛澤東所 謂的知識，是指改造世界的實踐行動，是指求知者不斷自我改造的“意誌”，是指把知識服務於人類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曆史進程，並置身於這樣的曆史中的戰略―― 這種知識與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們所能知道的“知識”，完全背道而馳。
盡管毛澤東同樣生在“大知不如小知”的時代，但是，他卻奮起抗爭，身體力行，起而與現代中國知識的悲慘狀況作戰，“改造我們的學習”、即改造中國知 識的悲慘狀況，這是他為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所規定的首要任務和使命。盡管他晚年曾遺憾地說：“我們這個黨，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並不 多”，但是，他不屈不撓的悲壯奮鬥依然表明：由於現代中國產生了毛澤東的思想，由於這個思想將現代中國曆史和現實提高到了“精神”和“真知”的層次，隨後才有了保羅 科文所說的：“在中國發現曆史”。因為所謂“在中國發現曆史”，在西方的語境中，就是指在中國發現“曆史的意誌”――即發現“世界精神的曆史運動”。”
右是曆史是傳統力量，幾千年甚至幾萬年了，因為人類是從愚昧走過來的，人類社會是從少數統治多少走過來的，人類的知識也是從少數人掌握逐漸到普及教育的，由此所產生的宗教、哲學、文化、思想、教育、倫理、道德、政治、製度等等等等以及所有的人類的全部的生活方式都是右的。繼續用前麵比喻一個剛剛出生的人是一個裸機，一個人出生以後的“學習”就是所裝的軟件和各種數據庫等等等等都是右的，因為人學習的是現有的知識，是以往幾千年甚至幾萬年積累下來的知識，原文叫做“死人”的知識。
想起《易經》，事情就清楚了。
如果用“陰陽”替換左右二字來形容人的思想、思維以至行為 、甚至人類社會和世間萬物的話，“陰陽”的相互轉換是《易經》裏中國人幾千年前就意識到了的規律。再回來看社會就是社會的顯性是“陰陽”的相互轉換，也是“左右”的相互轉換的，各人也是一樣，世間萬物無一例外，包括企業和公司等等等等。
所以，“改造我們的學習”就是改變以往的直接裝各種軟件和各種數據庫等等等等的學習，因為這些是“右”的知識，我們的學習必須對“死人”的知識做批判的學習和批判的繼承，“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去偽存真”，而不是囫圇吞棗拿來古人和洋人的各種軟件和各種數據庫等等等等原封不動地裝到自己的腦子裏，以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為解放思想，以鸚鵡學舌為獨立思考，以照貓畫虎為照葫蘆畫瓢為先進。
因此，如果說人類的基因是右的過分了，那麽人類的左的基因恐怕少於右的部分；如果說人類的本性是右的過分了，那麽本性是左的人恐怕少於本性是右的人。這大概就是批判共產主義違背“人性”的生物學依據吧。
所以，以往的，過去的東西對人的思想是有各種各樣的有形的和無形的影響和束縛的，其中也包括各種各樣的無價之寶的文物。因此，破壞一些文物是必須的，因為那些東西畢竟是物，本來就不會永遠存在。至少在思想上必須破壞文物，既然在思想上必須破壞文物，那麽在行動上就不可能一個文物都不破壞。
相對於右，左的力量在人類曆史上是以曇花一現的方式出現的，往往是人類麵臨災難，大家為了生存不得不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旦情況好轉，人的右的本性就占主導地位了，而且是長期的，直到下一個災難。
因此，曆史上左的力量永遠是新生力量，因為是新生的，所以就幼稚，新生又幼稚就需要時間才能長大成人，而且曆史事實是左的力量永遠沒有機會長大成人，更有甚者，左的力量的努力實際上為伺機的右的力量創造了條件，過去的曆史就是左的力量永遠被右的力量最終取代而且是長期取代這樣的循環往複的曆史。
這個現象在美國是表現的淋漓盡致的，雖然美國號稱“兩黨”，其實美國的“兩黨”都是“資本黨”，因為他們的價值觀都是資本主義，隻不過共和黨是這個“資本黨”裏的右派，而民主黨是這個“資本黨”裏的左派，跟國民黨裏也有右派和左派一樣。
繼續說美國是這個現象的一個縮影。美國的情況往往是出現困難了，美國人需要作出一些犧牲了，或者說需要利他了，這個時候民主黨就上台了，遠的如羅斯福，近的如克林頓，克林頓甚至用了“犧牲”這個詞兒，左的力量開始努力解決問題，這個努力客觀上為或幫助右的力量上台創造條件，情況一旦好轉，美國人就不要作犧牲了，甚至不要聽“犧牲”這個詞兒了，他們不要利他了，他們要利己了，因為左的力量的努力使得情況好轉為右的力量上台創造了條件，而情況的好轉使得利他成為愚蠢同意詞兒，情況的好轉也使得利己成為可能，利己就成為聰明同意詞兒。
中國人也不例外！
我以為毛主席是清楚這些曆史規律的，因為毛主席講究鬥爭哲學嘛。中國人也有造福子孫後代“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傳統價值觀。毛主席的詞《卜算子·詠梅》描述的就是這種人類現象。
卜算子·詠梅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因為這不僅僅是一種中國人特有的現象，而是全人類共有的普遍性這就是我以為原文“因為所謂“在中國發現曆史”，在西方的語境中，就是指在中國發現“曆史的意誌”――即發現“世界精神的曆史運動”。”的另一種說法是：戰爭勝利以後建國開始中共轉右是必然的，而且不管是誰，劉少奇或鄧小平或什麽別的人都會出現的，因此，文革是必須要搞的，甚至搞文革的時間毛主席都是早就決定了的，那就是建國後十七、八年，毛主席要帶著這些出生於新中國建國前後、在新中國長大和接受新中國的教育的新一代人向幾千年甚至幾萬年的人類文明的傳統挑戰，也可以說是向人類的本性和基因挑戰。
從中國內部看，百年積弱的國家以短暫的和平建設就開始“讓一些人富起來”不僅是缺乏物質基礎的，也是危險的，因為中國人有“不患貧，患不均”的知識。因此，也可以說毛主席以他個人的力量使得“讓一些人富起來”推遲了十年，方法是“文革”，現實的社會基礎當然是人民。
如果我們試圖從旁觀者的角度看看，文革中的一些現象比如說紅海洋每人一本毛主席語錄跟今天人們就那麽幾種飲料每人一瓶可樂比一比，那個更可笑呢？
我鬥膽猜猜毛主席因為林彪出逃而痛苦的原因，林彪參與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從右向左的走出以往的無休止的循環往複的嚐試，而且林彪做的很不錯，但是他功虧一簣了，因為他懷疑毛澤東思想了。
中共沒有在顏色革命中跟著其他共產政府一齊垮台就是文革的直接結果，文革是顏色革命的預防針，通過一場在毛主席眼皮底下搞的顏色革命，紅顏色革命，中共政府和中國人民學會了什麽叫“大規模群眾性運動”，如何處理“顏色革命。本來共產黨就是靠“大規模群眾性運動”成功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必然陷入困境，如果不是絕境的話。
《矛盾論》是毛主席的另一篇哲學著作，其實“矛盾”也不矛盾，因為掌握著天下最鋒利的矛的人有一個別人沒有的有利條件，那就是他有著天下最鋒利的矛，天下最鋒利的矛可以幫助他造出天下最堅固的盾。（請看我的一個老帖子《白馬非馬，“矛盾”不矛盾》）
但是，要想得到天下最鋒利的矛的幫助有一個起碼的條件，那就是勇於用天下最鋒利的矛刺向自己的盾，甚至刺向自己。不然的話，一旦你的敵人也掌握了天下最鋒利的矛，以其人之道還製其人之身，“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就麻煩了。
毛主席的文革把矛頭直接指向的他創立的國家、中共和中共政府還有他的戰友也包括他熱愛的人民，損失是自不待言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結果是他創立的國家、中共和中共政府還有他的戰友、他熱愛的人民得到了天下最堅固的盾：對顏色革命的免疫力。在全世界共產政府在顏色革命的矛下紛紛落馬二十多年了，毛主席創立的國家、中共和中共政府還有他的戰友也包括他熱愛的人民依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猶如初升的朝陽蒸蒸日上。（請看我的一個老帖子《航船已現，朝日已出，嬰兒已成人。》）
很多人隻能看到文革的失卻看不見文革的得實在也是因為一般人達不到毛主席的水平，這也跟大家看球賽和看棋賽一樣，高手的路數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出來的。但是，如果看球賽和看棋賽指手畫腳評頭論足自以為得意就是蚍蜉撼樹狂犬吠日了。
烏有之鄉有一個姓張的教授頭腦非常清楚，他的東西值得看。我也時間有限隻看過他的一個視頻，因為他的看法跟我差不多，加上懶就還沒多看。
中共的存在和烏有之鄉的存在還有無數的人們都是文革的結果，因此文革確實改變了中國文化也改變了中國人，當然也有世界影響。
若幹年後人們再看文革，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文革的全部曆史價值差不多就都隻能是給毛主席一個人的。
很多人反對文革，他們認為文革是失敗的行動，但是他們對自己至今哭天搶地開訴苦會傷心欲絕的行動都看不見，他們意識不到中共沒有在顏色革命中跟其他共產政府垮台就是文革的直接結果也就罷了。但是，文革改變了所有人，人類也因為文革而改變了，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你可能都不會承認你在討論文革，因為你不認為文革有任何影響。你也不會承認毛主席已經死了幾十年了，他搞的文革還在消耗你的精力和時間。事實是美國對研究文革都有資金。所以，不管人類承認不承認，文革改變了人類的行為。事實是客觀存在，跟人們承認與否無關。（請看我的一個老帖子《文革的壞處誰都會說，我來說說文革的十大好處》）
毛主席各種政治運動“改造我們的學習”，通過“改造我們的學習”為中國“立法”為中國現代價值觀奠基。所以，繼續用是非的界限或準則是製定了準星或確定了原點的比喻，中國現代價值觀的原點比較過去往左移了，雖然後來的改革開放又往右移了，但是的結果還是比較過去往左移了。
毛主席話“走向反麵，也沒有什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麵。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描述了這個現象。
因此，不要以為隻要文革沒有一勞永逸文革就失敗了，也不要以為隻要毛主席沒有一勞永逸就失敗了。如果毛主席為我們解決了所有的問題，那還要我們幹什麽？坐享其成嗎？
所以，也不要人雲亦雲象程序控製的錄音機一樣，一旦提起毛主席就自動化的張口“不是完人，但是偉人”閉口“晚年錯誤，人無完人”等等等等的播放錄音，這是至少是缺乏見識的表現，如果不是依然懷疑毛澤東思想的話。
從世界上看，我以為中國文明崛起的路與中共奪取中國政權的路一模一樣，方法是中共的三大法寶：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黨的領導。而且毛主席已經帶領中國人在中國文明崛起的路上走完了最艱苦的部分：長征！（請看我的一個老帖子《中國的路：從槍杆子到人民幣》）
其實呢，毛主席去世的時候中國文明崛起的路不僅已經走到延安了，而且完成了延安整風，文革就是全中國範圍內的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解決了中共內部的很多矛盾，使中共達到了空前的團結。文革同樣解決了中國內部的很多矛盾，增強了中國人的凝聚力。
我實在是不情願把挑起冷戰的責任給毛主席的，可是讓人們說的都不得不給他了。因為毛主席搞政治運動告訴全世界馬列主義太太太太可怕了，美國人不把冷戰打到底就違背人性了。不過“馬上馬下”之說指的是古代中國，馬上得了天下就基本上沒有外患了，所以不需要馬上治天下。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時，北方還有老蔣用蒙古獨立、中長路和旅大港請來的蘇軍，還有抗美援朝和越南戰爭，因此，馬上治天下還是需要滴。
說到內部矛盾，中國大了一些不容易看，我們先看看台灣。
台獨就是日本遺留在台灣的孝忠日本的台灣勢力。老蔣到台灣都得跟遺留下來的“台獨”打交道，可惜老蔣連陳水便的政治水平都沒有，陳水便都知道搞“去蔣化”，老蔣沒有搞“去台獨化”，老蔣隻會搞“台獨的頭”殺人，不會搞政治運動整人，所以今天台灣依然“台獨”囂張。老蔣如果搞了“去台獨化”政治運動整“台獨”的人，情況也許會好一點，那就是對“台獨”的政治運動，但是老蔣不懂政治。
不隻是台灣有“台獨”，中國大陸從1840到1949，各列強都有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包括日本和蘇聯，這些政治勢力在大陸就相當於台灣的“台獨”。這些政治勢力在鴉片戰爭之前就開始建立了，因為幾乎所有貿易機構同時也是情報機構，因此這些勢力是百年的根深蒂固。
蘇聯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基本上都加入國民黨和中共了，國民黨轉進台灣，所以清理中國的親蘇勢力由黨內鬥爭搞定，最早是共產國際，陳獨秀、李立三、張國濤和王明，建國後從高崗到彭德懷到劉少奇到林彪，他們都是親蘇的。
西方和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基本上都是要搞資本主義的人了，所以清理中國的親西方親日勢力由各種政治運動搞定，包括文革，而這些人基本上就是精英和傳統文化人。
因為毛主席跟西方打開大門，鄧小平一開放他們就都放棄中國的陣地出來了，他們現在的陣地在中國外。因為劉小波這樣的不僅不多見而且還受到他們的攻擊。這不，劉小波失去自由在中共的監獄裏坐著，他們也不營救。
現在，各列強依然都有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包括日本和蘇聯，同樣的幾乎所有貿易機構同時也是情報機構，不同的是這些勢力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以後建立的，因為時間比較短，所以比較年輕，還有很多離開了中國，WXC都能看見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政治運動。
所以，現在這些中國內部的孝忠外國的勢力比較弱，因此，現在中國內部的凝聚力估計應該還是不錯的。毛主席搞的各種政治運動（包括文革）就是這樣達到淨化自己的隊伍和增強了中國人的凝聚力。
當然啦，整人還有鼓勵移民的效果，同時整人還有使這些中國移民受到同情被西方國家接收的效果。
事實是這些被整的中國移民憶苦思甜向西方人開訴苦會痛哭流涕，西方人感動的淚流滿麵。本來中華民國跟美國是盟國，美國一年才給幾十個綠卡名額，老蔣一家都不夠用，可是政治運動整的受害者們一說害怕回去受迫害，老美就給幾十萬綠卡名額，以至於至今還有人津津樂道文革受迫害哪。
跟五月花號上的英國人一樣，因為被宗教運動整人就移民了，宗教運動也是政治運動。
五月花號上的英國人被整的沒法活了就冒生命危險漂洋過海到美洲來了，那時可沒有波音啊，美洲也沒有民主，他們到了美洲還有生命危險和生存問題。
所以，西方政治運動整人的效果跟中國也差不多，隻不過人家幹的早了幾百年，人家就早得到美洲了。
所以，毛主席政治運動和文革的受害者們，整個西方都同情並張開懷抱嗬護你們，聽你們開憶苦思甜會訴苦，為你們打抱不平，為你們淚流滿麵，接受你們移民，給你們綠卡。
中國人移民的結果是什麽呢？
中國人移民的結果是中國人的生存空間擴大了。
中共在延安時期的統一戰線是團結國民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讓被老蔣追殺二萬多裏路十成殺了九成的紅軍承認蔣介石為領袖是多麽無法想象的事情，但是為了民族的生存，他們這樣做了。這裏又是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對立統一的辯證法。
在世界上，中共的“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就是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統一戰線”的原則就是極大限度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達到極大限度的孤立敵人的目的，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韜光養晦”。
跟當年中共在延安團結各派力量抗日一樣，那時中共不可以太共產，因為不可以“脫離群眾”，而當時的人民還不具備接受共產的條件。但是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日本侵華。毛主席的第三篇哲學文章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今天在世界上也是同樣，同樣不可以“脫離群眾”，中國不可以在價值觀方麵超越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太多，也就是說不可以太共產，比如說象北朝鮮那樣，因為那樣不利於搞“統一戰線”極大限度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請看我的一個老帖子《上善若水之中國》）
毛澤東曾經說，“中國要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理解“中國要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就是貢獻這個世界沒有的，這就要看中國與其它世界各部分有什麽不同。
其實呢，中國與其它就差一個字：神！
中國文明是無神的文明，而且中國文明是人類唯一的無神的文明。
由於中國文明是人類唯一的無神的文明，如果中國也跟其它消失了的文明一樣從地球上消失了，那麽人類文明就依然處在有神的階段，因此，為人類保留一個無神的文明並且將人類從神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是中國文明的使命，也是中國人的使命。
還是上善若水，蕩滌千年塵埃
我實在是不情願把挑起冷戰的責任給毛主席，可是讓人們說的都不得不給他了。
因為毛主席搞政治運動告訴全世界馬列主義太太太太可怕了，美國人不打冷戰就違背人性了。
不過“馬上馬下”之說指的是古代中國，馬上得了天下就基本上沒有外患了，所以不需要馬上治天下。
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時，北方還有老蔣用蒙古獨立、中長路和旅大港請來的蘇軍，還有抗美援朝和越南戰爭，因此，馬上治天下還是需要滴。
老蔣到台灣都得跟遺留下來的“台獨”打交道，可惜老蔣連陳水便的政治水平都沒有，陳水便都知道搞“去蔣化”，老蔣沒有搞“去台獨化”，老蔣隻會搞“台獨的頭”殺人，所以今天台灣依然“台獨”囂張。
老蔣如果搞了“去台獨化”，那就是對“台獨”的政治運動。你以為隻有台灣有“台獨”嗎？
中國大陸從1840到1949，各列強都有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包括日本和蘇聯，這些政治勢力在大陸就相當於台灣的“台獨”。這些政治勢力在鴉片戰爭之前就開始建立了，因為幾乎所有貿易機構同時也是情報機構，因此這些勢力是百年的根深蒂固。
蘇聯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基本上都加入國民黨和中共了，國民黨轉進台灣，所以清理中國的親蘇勢力由黨內鬥爭搞定，其實毛主席一生都在跟親蘇的鬥，最早是共產國際，陳獨秀、李立三、張國濤和王明，建國後從高崗到彭德懷到劉少奇到林彪，他們都是親蘇的。
所以有人認為高崗和彭德懷都是毛主席對劉少奇體係後發製人前作的犧牲，不過高崗和彭德懷應該都是親蘇的。記得那裏讀到過劉少奇在1966或65年曾經擅自決定訪問蘇聯，那時毛主席才判斷劉少奇不可救藥。
西方和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基本上都是要搞資本主義的人了，所以清理中國的親西方親日勢力由各種政治運動搞定，包括文革，而這些人基本上就是精英和傳統文化人。
現在，各列強依然都有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包括日本和蘇聯，同樣的幾乎所有貿易機構同時也是情報機構，不同的是這些勢力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以後建立的，因為時間比較短，所以比較年輕，還有很多離開了中國，因為劉小波這樣的不多見，WXC都能看見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政治運動。
所以，現在這些中國內部的孝忠外國的勢力比較弱，因此，現在中國內部的凝聚力估計應該還是不錯的。
還是上善若水，蕩滌千年塵埃。
下麵是我的一個老帖子
比較中國與其它
其實呢，中國與其它就差一個字：神！
中國就是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其它就是以色列、基督教和穆斯林，也就是神的勢力範圍。沒辦法，地球上的，現實的人類文明分布圖就是如此。由於西方文明的勢力，這個帖子裏就用西方文明代替“其它”。
無論是盤古開天辟地，還是上帝七天造宇宙；無論是女媧造人，還是上帝造人。人都是從愚昧走過來的，所以，人怕風雨雷電和不解生老病死是自然的，因此，人類文明開始時，世界各地各民族都大同小異。後來，一部分人類文明走了有神的路，一部分人類文明走了無神的路。
神或宗教的定義：關於生前和死後的玩意兒，其的作用是控製生後和死前的活人的行為。
下麵我分幾個小題目
○，無名天地之始
一，有神和無神
二，有神的代表和無神的代表
三，有神的思維特點和無神的思維特點
四，有神的行為特點和無神的行為特點
五，有神的社會特點和無神的社會特點
六，有神的價值觀和無神的價值觀
七，有神的路和無神的路
八，西方的路
九，中國的路
十，人類的路
○，無名天地之始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一，有神和無神
西方文明是有神的，西方文明的書是《聖經》，《新約》、《舊約》和《可蘭經》，它們都是神的書。
中國文明是無神的，中國文明的書是四書五經，四書：《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它們都是人的書。
二，有神的代表和無神的代表
摩西、耶穌和莫哈莫德成了有神文明的代表，他們都需要借助神的拐棍兒才可以站立起來，因為如果他們的信徒知道了他們也是人，他們的話就沒有多少分量了。
孔子成了中國文明的那些書的代表，大成至聖文宣王。所以，我以為孔子是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因為他的影響的時間和地域，更因為他是一個人。
三，有神的思維特點和無神的思維特點
有神論者的思維是以神的絕對真理為起點的，因此他們追求絕對真理，從而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思想體係，由於神的永恒性，所以他們的世界觀是固定的，他們的思維特點具有非變化性，因此是形而上學的。
所以，有神論者的思維特點是顯性的形而上學。
無神論者的思維是沒有絕對真理的，因此他們不追求絕對真理，他們看到世界在變化，知道沒有一成不變的靈丹妙藥，所以他們的世界觀不是固定的，他們的思維特點具有變化性，因此是辯證法的。
所以，無神論者的思維特點是顯性的辯證法。
因此，表麵上，有神論比較喜歡跟形而上學玩兒，無神論比較喜歡跟辯證法玩兒。
四，有神的行為特點和無神的行為特點
由於自然是變化的，黑夜白晝，男女老少，生老病死。為了生存，人類的行為必須遵守在自然的優勝劣汰的法則，人類必須完善自己，簡單的說就是你缺什麽就必須補什麽。
那麽，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他們各自缺什麽呢？
他們各自缺對方以及對方的所有，因此，他們各自必須補對方的所有。
那麽，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他們如何補對方的所有呢？
具體方法是，他們在行為上補，補的合適就有生命力就生存，補的不合適就缺乏生命力或滅亡，比如說穆斯林補的就不太夠，猶太人有了以色列國以後也拋棄了不少神的清規戒律。
行為上，如果補足了，有神論者是無神論者，也就是說有神論者雖然信神卻不可以真信神全信神，或者說不可以過分信神，不可以依賴神，由於神是虛的，隻有精神作用，因此無法依賴，他們必須保證自己不要因為有了神就不再主動行動了，因此，他們在行為方麵不僅不信神，還從神得到精神力量刺激行動，所以，有神論者是主動的行動者，他們是極端唯物的，他們不相信精神可以戰勝物質，比如說他們是唯武器論者，他們沒有忘戰必危的問題，他們的行動是主動性的，自發性的。
所以，有神論者的行為特點是主動性和進攻性，是顯性唯物的；思維上是顯性的形而上學和隱性的辯證法。
相比之下，無神論者就跟有神論者恰恰相反了。行為上，無神論者是有神論者，由於沒有神，因此缺乏依賴，家庭和社會的重要性就上升了，由於家庭和社會是實的，因此可以依賴，他們就不是必須保證自己的主動行動了，因此，在行為方麵，他們強調精神，無神論者是被動的行動者，他們是極端唯心的，比如說他們瞧不起奇技淫巧，他們甚至相信精神可以戰勝物質，比如說他們相信人可以戰勝武器，他們有忘戰必危的問題，他們的行動是被動性的，不得已的。
所以，無神論者的行為特點是被動性和防守性，是顯性唯心的；思維上是顯性的辯證法和隱性的形而上學。
五，有神的社會特點和無神的社會特點
有神的社會特點是服務神，因此，社會有服務神的結構和組織是有神的社會的特點，所以，有神論者以教堂為家，社會價值和群體或集體價值自然也在其中，他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沒有家的概念，因此也就沒有家的名字：姓。
所以，有神的社會的最小的組成單位是個人。
無神的社會特點是服務家庭和社會，服務家庭和社會的結構和組織是無神的社會的特點，所以，家庭概念發明較早，家庭的名字是姓，社會的概念也發明了，叫“社稷”，社會價值也就是說人為的了，他們在建立個人和家庭的聯係方麵必須不斷努力，因為社會或天下不總是興亡在係，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必須不斷宣傳和教育，他們在建立個人和家庭和國家的聯係方麵至今依然需要努力。
所以，無神的社會的最小的組成單位是家庭。
六，有神的價值觀和無神的價值觀
人的價值觀在一無所求的時候得到最終的體現，那就是人臨死時所求。
西方文明的價值觀中的人的最高成就是被上帝接納入天堂，所以西方人臨死時操心的是上不上的了天堂。
中國文明的價值觀中的個人的最高成就是造福子孫萬代，所以中國人臨死時操心的是子孫的安康，因此，中國人有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的概念。
七，有神的路和無神的路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無神論、辯證法、有神論、形而上學是人類文明的四把鑰匙。
無神論比較喜歡跟辯證法玩兒，有神論比較喜歡跟形而上學玩兒，原因是一個有絕對真理，一個沒有絕對真理。
有些鎖是適合形而上學這把鑰匙開的，有些鎖是適合辯證法這把鑰匙開的，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各自都不可能開所有的鎖。
八，西方的路
有神論有對於管理社會的高效率，這就跟告訴小孩子不吃蔬菜就會被神抓走能使小孩子吃蔬菜是異曲同工的，還有早期科學的鎖也是局部性的和孤立性的，科學本身自然也是超越時間的，所以，對於開這些鎖，有神論和形而上學的配合還是比較默契的，也是很成功的，雖然有神論和形而上學之間也有矛盾。
西方文明是有神論跟形而上學是相輔相成的，有神論相信絕對真理，形而上學看到了世界的靜止的、孤立的和絕對的一麵，因此西方尋找並找到了解決這些靜止的、孤立的和絕對的問題的方法，而在行為上，有神論者行動上的主動性和進攻性使他們擁有地球上絕大部分資源。
由於適合形而上學鑰匙開的鎖已經基本上都打開了，西方開始增加防守性成分，同時減小進攻性成分，增加辯證法成分，神的成分在逐漸降低。
九，中國的路
由於無神的社會沒有神，他們創造了家庭和社稷的價值觀，這就跟告訴小孩子不吃蔬菜就影響身體健康往往不能使小孩子吃蔬菜是異曲同工的，對造福子孫萬代流芳百世的追求，這些對於管理社會的效率就遠不及有神論有力和有效了。
中國文明是無神論跟辯證法是相輔相成的，無神論者不相信絕對真理，辯證法看到了世界複雜的一麵，沒有看到有些問題是靜止的、孤立的和絕對的，因此中國沒有尋找解決這些靜止的、孤立的和絕對的問題的方法，所以，對於開早期科學的鎖，無神論的中國人比起有神論的西方人就有劣勢了。
由於適合形而上學鑰匙開的鎖已經基本上都打開了，中國開始增加進攻性成分，同時減小防守性成分，增加形而上學成分，辯證法的成分在逐漸降低，神的成分在逐漸增加。
十，人類的路
回頭看人類走過的路，人類文明早期遇到的鎖是適合有神論和形而上學開的，因此，喜歡跟形而上學玩兒的有神論者在那時是比喜歡跟辯證法玩兒的無神論者有優越性的。
當然了，現實中無神論跟有神論也不是涇渭分明，形而上學跟辯證法也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為了生存相互彌補，一直都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隻是結構和比例在程度上有差別。
早起科學家研究的東西雖然先進，他們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卻是落後的，形而上學和單幹或幾個人合作的互助組。現在的科學家已經開始以係統工程方式工作了，所以辯證法就比形而上學的程度逐漸增多了。
所以，有神的路和無神的路就是相互以對方補充自己的路，是精神和物質交替的路，是唯心和唯物交替的路，是形而上學和辯證法交替的路。
中國文明是無神的文明，而且中國文明是人類唯一的無神的文明。
由於中國文明是人類唯一的無神的文明，如果中國也跟其它消失了的文明一樣從地球上消失了，那麽人類文明就依然處在有神的階段，因此，為人類保留一個無神的文明是中國文明的使命，也是中國人的使命。
因為，神是要退出曆史舞台的。
用現代的語言就是辯證法。
用古代的語言就是《周易》。
請看我的老帖子
《比較中國與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