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們第一次走進格林威治村的“敏奈塔酒館”（Minetta Tavern），是個初冬周末的午後。酒館裏的光線很暗淡，吧廳裏也挺清冷，除了角落裏坐著的一對情侶，就不見別的什麽客人了。
在吧台前的高腳椅上剛剛坐下，一位穿著白襯衫的南美小夥子就從裏間走出來，十分熱情地招呼我們：“喝點什麽？”我們迫不及待地問他，哪個座位是海明威曾經坐過的？他一臉茫然的表情好像在說：誰是海明威啊？
“這家夥大概是後麵廚房裏打黑工的，說不定是個墨西哥偷渡客。”我們互相小聲開著玩笑，要了一紮啤酒，仰脖喝下一大口。雖說時已初冬，可天氣並不算冷，我們是帶著熱切的心情進來的，先定定神。
酒吧四壁掛滿的老舊黑白照片和人物頭像漫畫中，基本上都是體育明星、影視演員和當地的政要名流，根本沒有什麽著名作家麵孔。我們知道，酒吧的東家幾經易手，或許現在的老板對作家詩人並沒有多大興趣，這多少讓人有些失望。我們走進酒吧隔壁的套間轉了轉，那是個麵積更大些的餐廳，也是空無一人，四周牆壁上裝飾著一圈壁畫，畫著格林威治村的發展曆史進程，還算有些意思，隻是，仍舊沒有什麽作家的痕跡。
走出餐廳重新坐到吧台上，我們不甘心地又掃視了一圈四周的舊照片，猛然間，在大門旁邊的一片大頭漫畫中，我們發現了一幅與眾不同的油畫。它比其他漫畫都要大出許多，畫麵上布滿皺巴巴的裂痕，顯得很陳舊，有幾塊髒兮兮的顏料沾在上麵，明顯不是原畫的一部分，像是它曾被隨便丟棄在什麽角落，不經意中被玷汙的。
畫麵上是一位精幹的小老頭，右手握著一支鉛筆，舉在胸前，側著臉張口在對旁人講述著什麽。他的嘴裏沒有一顆牙齒，邋遢支楞的須髯和頭頂上蓬亂倔強的頭發連成一片，都是灰白色的，深凹的眼睛顯得自信而風趣；他穿著一件似乎不太合身的西裝，打著領帶，坐在一張飯桌前，飯桌上是一盤麵包，和幾隻啤酒杯 -- 有的已經喝空，有的剩了一半。
我們興奮地問酒保：“這不就是那個赫赫有名的‘海鷗教授’嗎？”
酒保未置可否地聳聳肩，說：“我也不清楚。倒是經常有人對這幅畫感興趣，想必是位有名的人物。” 
（一）
敏奈塔酒館坐落在麥克都苟街113號，這裏可以說是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亞王國的中心。酒吧旁邊的115號，便是60年代很有名的民謠歌手演出場所，“咖啡娃”。當年鮑勃·迪倫從明尼蘇達搭車來到紐約的第一天，就是到的“咖啡娃”，上台獻上了他在紐約的第一次演唱。
麥克都苟街上還有很多60年代以後才廣為人知的酒吧、咖啡館、小劇場，然而，敏奈塔的成名，卻比那些場所要早得多。還在1922年，著名的雜誌《讀者文摘》就誕生在敏奈塔的地下室，在那前後一段時間，這裏一直是紐約文學圈子的一個聚會中心，從海明威到詩人龐德，從劇作家尤金·奧尼爾到後來“垮掉的一代”的那些家夥們，都是這裏的常客。
不過，曾經在這裏駐足的名流騷客中，最具傳奇性的人物卻是這兩位：一位便是這個被稱作“海鷗教授“的周·苟德（Joe Gould），另一位號稱“波希米亞國王”，我們後麵再介紹。
1942年，《紐約客》雜誌的寫手約瑟夫·米歇爾在格林威治村邂逅了一個怪人，這家夥整日徜徉在街頭，逢人便要錢，開門見山的介紹詞一般都是這樣的：“我叫周·苟德，哈佛1911級畢業，傷痕公司董事長。給我買杯酒，我會為你朗誦一首詩、或者來段雄辯、或者表演脫鞋、也可以學海鷗叫幾聲。我更喜歡杜鬆子酒，不過，我不挑揀，啤酒也將就。”
苟德討來的錢並不全是為了喝酒，他聲稱，這些錢將用於自己成立的“周·苟德基金”，基金的唯一用途，是為了資助他自己正在創作的一部宏大作品，《我們時代的口述曆史》。他向米歇爾介紹，《口述曆史》的全部內容，來自於他從街頭巷尾聽到的人們的閑談，和自己在村裏生活的經曆感受。從1917年開始，幾十年間，他記錄的那些人們的談話，不分重要與否，買的什麽菜，睡覺好不好，甚至包括鄰裏之間的吵架，事無巨細，應有盡有。這項“偉大的工程”完成後，將是一部九百多萬字的巨著，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這樣詳細記載身邊發生的一切事情，可以和《荷馬史詩》相媲美。
米歇爾立刻對這位怪人產生了興趣，便跟蹤采訪了他幾個月。他隨苟德在街上討錢，看他在接過人們的施舍之後，扯開自己寬大的外衣，像飛鳥那樣振開雙翅，上下撲扇幾下，嘴裏發出海鷗的鳴叫聲；米歇爾也觀察到苟德終日有一餐沒一餐、食不果腹的生活，有時候，他會走進路邊小店，要一碗剩湯，伴著半瓶番茄醬喝下去，還覺得有滋有味；米歇爾注意到苟德無固定居所，經常是在公園的長椅上過夜，天氣寒冷的時候，他隻好去那些為無家可歸人士提供的收容所，或是在朋友家客廳的地板上將就一宿；米歇爾和苟德一起參加村裏的文學沙龍，看他毫無顧忌地狂飲大嚼聚會上的免費飲料、食品，聽他在沙龍裏為大家朗誦自己的詩作：
冬天，我是一名佛教徒；
夏天，我是天體主義者。
他一邊朗誦，一邊把自己的衣服褲子一件件脫掉，引得周圍眾人放聲大笑。
有幾次，米歇爾試圖幫助苟德聯係出版他的《口述曆史》，可是，當約好的出版商前來見麵時，苟德卻爽約了。後來，他對米歇爾說，自己的作品不會於有生之年問世，而是希望能夠在他死後發表。他聲稱，自己的遺囑上已經寫明，三分之二的《口述曆史》將捐贈給母校哈佛保存，剩下的部分則捐給其他博物館和人文研究機構。
盡管沒有看到《口述曆史》的任何章節，米歇爾還是在《紐約客》雜誌上發表了自己的長篇特寫：《海鷗教授》。在文章中，他描述了苟德為完成自己的“偉大工程”而經曆的艱辛生活，記錄了村裏的人們對這位潦倒的作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同情和支持，同時，也對美國這個富饒的國度不能為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發出感歎。
文章的標題，來自於村裏的人們對苟德的尊稱。
《海鷗教授》發表後，在紐約甚至全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苟德一夜之間成為風雲人物。他開始不斷地接到媒體采訪要求，走在大街上，不相識的人也會和他打招呼，向他脫帽致敬；他開始不斷地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很多信封裏都裝著支票或現金，表明是對他基金的捐贈；過去那些將他轟出門外的酒吧餐館，現在也向他打開大門；天南海北的遊客們蜂擁來到敏奈塔酒館“朝聖”，就為能和海鷗教授喝上一杯，合個影；甚至有人願意為他提供長期生活資助，這個人至今也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一直是通過苟德的一位朋友，間接把錢送到他的手中，盡管苟德反複追問朋友很多次，朋友卻一直信守諾言，沒有透露過那位好心人的真實姓名。
苟德的生活，似乎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他夾著半人來高的文件夾，住進了村裏的一家旅館，這裏成為他後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固定居所，當然，房租是那位匿名人士支付的。
（二）
1889年，周·苟德出生於波士頓郊外一個富有的家庭，盡管父母很希望他將來能夠成為一名醫生，並將他送進了哈佛，但是，他卻固執地選擇了文學專業。畢業後，他一個人走遍加拿大，遊山玩水，又跑到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研究他們的文化，並學會了騎馬、跳舞、唱歌。
1917年，他來到紐約一家報社當記者，沒多久就辭職不幹了。他在幾份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一些詩作，開始闖進村裏的文學圈子，不過，他更宏大的理想，是寫一部前所未有的史書。苟德的身高隻有一米六零，可他那巨人般的夢想卻讓格林威治村裏很多作家和藝術家對他刮目相看。劇作家尤金·奧涅爾對他很是賞識，認為他學識淵博，才思過人；詩人e·e·康明斯一直是他的基金長期捐助人，曾經專門為他寫過一首詩；另一位詩人龐德是苟德在哈佛的同學，也是他的畢生之友，龐德在自己主持的雜誌上，最先發表了《口述曆史》的幾段摘要。
一位身在加州的電報投遞員在一家舊書店裏發現了一份《口述曆史》的摘要，通讀之後，他受到很大啟發和震動，當即決定要成為一名作家，做自己想做的人，寫自己身邊發生的事。他後來寫到：“美國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在追求一種這樣或那樣的寫作形式，隻有苟德具備不同尋常的想象力，他根本不拘泥什麽形式，生活就是他的寫作方式。”
這位電報投遞員日後真的成了一名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威廉·薩洛揚。1941年，他終於來到紐約，在一個畫家朋友那裏見到了苟德。見麵時，薩洛揚四肢伏地拜倒在苟德身前，站起來以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一定得把你的作品發表問世！”
第二天，薩洛揚跑到著名的蘭登書局，說服了他們發表《口述曆史》。當晚，他就來到敏奈塔酒館，告訴苟德這個好消息。可是誰知，幾天後，當蘭登書局的人來到酒館準備和他簽約時，苟德竟然沒露麵，以後的兩三個星期，他就像失蹤了似的，音訊全無。薩洛揚跑去敏奈塔幾次，都沒有找見他，蘭登書局的出書事誼也就沒了下文。
一直到《海鷗教授》發表了很多年以後，約瑟夫·米歇爾才意識到，所謂的《口述曆史》很有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傳奇。
米歇爾於1964年發表了另一篇長文，《周·苟德的秘密》，這個時候，苟德已經去世幾年了。在文章中，米歇爾回顧了自己和苟德這些年的交往，寫到自己曾經幾次要求苟德拿出部分章節讓他看一看，都被苟德以各種各樣的借口推搪了。有一次，實在推搪不過，苟德告訴米歇爾說，自己的作品藏在長島一個親戚的農場裏，他向米歇爾借錢去長島走了一趟，卻空手而歸，理由是親戚出門旅遊去了，撲了個空。
盡管海鷗教授聲稱，他的《口述曆史》先後被十四家出版社所拒絕發表，實際上，米歇爾曾經為他聯係過幾個出版公司，人家都表示了興趣，可苟德從來沒有如約拿出樣本過。當米歇爾實在忍無可忍地向苟德質疑時，他的回答很簡單：“那不僅僅是因為懶惰。”
那次質疑之後回到辦公室，米歇爾的怒氣漸漸消褪了，取而代之的是無限的沮喪。他意識到自己被蒙騙了，像村裏其他很多施舍過、支持過苟德的人們一樣，被一個誇下天大海口的家夥所欺騙了。更使他難過的是，他的文章，《海鷗教授》，沒有得到任何驗證，就將《口述曆史》介紹給眾多的讀者，使更多的人為苟德提供了生活幫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幫助苟德實施了欺騙。
《周·苟德的秘密》後來成書出版，可它卻成為米歇爾一生中最後一部著作。他繼續在《紐約客》工作了32年，直到1996年去世，沒再發表過一篇文章。他並沒有過多地譴責苟德，而是試圖去理解他，“我們每個人都想不受任何約束，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苟德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隻是沒能將他的才華換來果實。”在去世前不久接受的采訪中，他留下這樣的話：“在寫作有關苟德的故事過程中，我漸漸發現，我和苟德在許多方麵很相似，我們都是局外人，和他交往那麽多年，你會覺得他變成了你自己，我似乎是在寫自己。”
2000年，一部根據約瑟夫·米歇爾的兩篇報道改編的電影，《周·苟德的秘密》與觀眾見了麵。影片中扮演米歇爾的著名演員斯坦利·圖奇這樣總結道：“苟德的一生，是每一個從事創作的人害怕成為的，同時也是我們想成為的。”
(三)
苟德或許真的“不僅僅是因為懶惰”。露宿街頭的那些年月，加之多年的酗酒和不正常飲食，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大受影響，這可能是他沒有寫下去的重要原因。盡管他一度接受不知名的仰慕者捐助而住進了旅館，但是，他已經很難長時間地坐下來，集中精力去完成他那個宏大的理想了。
然而，幾十年之後，就在人們漸漸將他忘記的時候，海鷗教授的故事，又出現了最後一個驚人的轉折。
2000年，《村聲》周刊忽然報道，紐約大學的檔案館買下一捆11冊的記事本，是周·苟德從1943年到1947年這段時間的日記，共計15萬字，雖然沒有九百萬，但確實是他生活的詳細記錄。他後來將這些日記寄放在一個畫家朋友那裏，在他1957年去世後，畫家朋友將其轉賣，一直被私人收藏，最後被紐約大學買下。
日記記錄的那段時間，正是《海鷗教授》發表不久之後，苟德受到資助住進旅館的那幾年，生活狀況稍有改觀，可以算是他的黃金時代。苟德曾經對米歇爾說，自己那些已經寫成的幾百萬字作品，被分別寄放在幾個朋友那裏。不過，新發現的這幾冊“曆史”記錄，卻沒能使人們對他的宏偉理想重拾幻想，而是讓讀者再一次感到了失望。
這幾本手寫的日記，字跡潦草雜亂，很多地方認不清楚。第一篇日記是寫一個作家朋友邀請他去參加聖誕節晚宴，本來是可以記錄不少當年格林威治村裏文學圈的八卦韻事和酒後真言的，可他卻決定呆在家裏，記下的是，他如何洗了個澡。
實際上，這些長達1100多頁的日記中，充斥的多是這些洗個澡、吃頓飯一類的沒什麽價值的事情。很明顯，苟德最關心的話題是他自己，其他人不過是他人生鏡頭裏的布景。雖然，他每天都有記下幾句，但那幾乎都是日複一日的重複。他似乎挺在意一些重要的節日和紀念日，比如1943年8月4日，他寫到：“伊麗莎白女王的生日。跳蚤很興奮，橫衝直撞，結果我很晚才起床。”1945年5月7日，本是盟軍攻占柏林的日子，苟德寫到：“麥克斯給了我一塊錢，慶祝希特勒死掉。我去了墨西哥花園（一家餐館）。”8月15日，日本投降，他沒有記錄什麽外麵街上的慶祝，而是寫下：“有不少跳蚤，沒睡好。而且，外麵挺吵的。” 
另一段日記，1946年6月7日，他寫到：“見到垂方特（一個朋友），他說有雙鞋給我。到敏奈塔喝了杯酒。”緊接著，6月8日：“垂方特沒把鞋帶來。我到敏奈塔喝了一杯。”6月11日：“見到垂方特。他把鞋帶來了。我拿了鞋，去了敏奈塔喝酒。”6月12日：“我去了穀底酒吧，喝了幾瓶啤酒，把鞋丟了。我去了敏奈塔。”
稍微有點意思的段落，他記錄了一些較為有趣的事。一次是他和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一起被邀請去看百老匯歌劇，苟德並沒有留意達利對演出的看法，倒是記下達利將一個充滿碎紙的手袋放在42街大街路麵上，然後躲在牆角看路人的反應。
另外一些段落，記錄了別人對他的態度，一次是他在酒吧喝酒，一個男人拿他教訓自己的妹妹，苟德寫到：“那人說我一生從來沒正經工作過，說我被《紐約客》的文章給寵壞了，‘你願意這樣活一輩子嗎？’我轉身走了。”另一篇寫到：“我走進敏奈塔，一個流浪漢剛被轟出去，大家一見我都笑起來，酒保說：‘剛走一個，又來一個。’”
日記一直記錄到1947年春天，六個月之後，那位匿名資助者停止寄錢給他，也沒有說明什麽理由。不久，他就被旅館轟出門外，重新開始了露宿街頭的生活。他在街上遊蕩了幾年，一直到1952年，健康每況愈下，他被一個朋友發現，昏厥在街頭。朋友將他帶回家，為他擦洗了全身，做了頓好飯，休息了幾天，把他送進長島一家公立療養醫院，苟德在那裏生活了幾年，1957年8月死在醫院裏。
盡管苟德昔日的很多文學界朋友都以各種理由，沒去參加他的葬禮，但還是有幾十位當年格林威治村裏的波希米亞一族前去為他送行。他們在苟德的墓前朗誦了他的詩作，並宣布為紐約大學成立了一項周·苟德基金，金額隻有一百美金，沒幾年，就沒人知道那筆錢到哪兒去了。
海鷗教授被下葬在紐約上州的一個公墓，墓碑上沒有刻任何字，到今天，恐怕已經沒人記得哪塊墓碑是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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