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善收藏海內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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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坊是我的曾外祖父，讀到《貴文草堂》博客裏的這篇有關曾外祖父的文章立即轉載到我的博客裏。謝謝貴堂對徐氏家世的研究與貢獻。

原文地址：記清朝最後藏書大家徐坊的藏書與散失作者：貴文草堂

雅善收藏海內名家

---記清朝最後藏書大家徐坊的藏書與散失

潘坤

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是宣統元年（1909）籌建，由當時學部奏準，派翰林院編修繆荃孫任監督，國子丞祭酒徐坊任副監督。這也就是國家圖書館最早的正副館長。因此繆、徐二人可稱為我國近代圖書館的創始人。

當時還未建專門的館址，暫借北城廣化寺為辦公地點。雖然是初創階段，但因為館在京師，是儒林冠冕，人文輻輳之地，故建館開始就頗具規模。因過去辦館經驗不多，，基礎也較薄弱，故創建伊始繁難，任務較重，諸如機構設置，人事安排，書籍收集，分別部類，籌商計劃，建立製度，製定章程等等，都由繆、徐二人親自動手，研究辦理，共同探討。至於藏書目錄、借書手續、分類上架、造冊編號等細節，也在逐步完善之中。繆荃孫（1844-1919）字筱珊，是目錄版本大家。曾參加過創辦江南圖書館（規模較小，遠不如京師圖書館）。徐坊是著名藏書家，對版本目錄也具有專長，兼任禮部禮學館顧問官。二人本是好友，合作辦事，相得益彰。他們就任後，為今後辦館奠定了較好基礎。

徐坊（1864-1916），山東臨清人，字士言，又字梧生，號矩庵，34歲（光緒二十三年，1897）後號蒿庵，後二年又號別畫漁師、止園居士、樓亭樵客，其藏書樓名“歸樸堂”，蓋取返樸歸真之意。藏書雄富，多罕見珍本。繆荃孫《藝風藏書記藏書緣起》中說“……邇時談收藏者，潘吳縣師、翁常熟師、張南皮師……盛伯羲、王廉生兩祭酒，……王卿、徐梧生兩戶部，……互出所藏，以相考訂”。徐坊當時任戶部江南司主事，故稱。繆荃孫這裏是把徐梧生與潘祖蔭滂喜齋、翁同和、張之洞、盛昱意園相提並論的，可見徐坊的藏書水平。（見徐坊與鹿氏夫人合影）

徐坊與夫人鹿氏合影攝於河北定興鹿家花園園林

（照片由徐坊嫡孫徐汝沅提供）

傅增湘在《雙鑒樓善本書目序》中曾提到，“曆觀近代勝流，若盛意園，端齋，徐梧生諸公，當其盛時，家富萬簽，名聲顯赫，與南瞿北楊齊驅方駕。”盛昱字伯義，端齋端方，字午橋，都是清末民初著名藏書家。傅增湘這裏甚至認為徐坊可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並駕齊驅，則徐坊不可不謂藏書大家了，在近代藏書史上應是屈指可數的人物。

惜徐坊父延旭（字曉山，《清史稿》卷245有傳），曾因中法戰爭論罪，後墑配新疆，未出京即逝世。徐坊以純孝著稱，為此他耿耿於懷，心情抑鬱，悶悶寡歡，意有不平，故終日隱跡少出，深自韜晦。後以藏書考證為寄，就連對他寶愛珍藏的書籍，也不願多所示人，也很少在書上蓋藏書印章，對書籍版本之考證題跋，又吝於筆墨，留也之言不多，日以購書讀書為事，故世人知者甚少。嗜書成癖，沉浸書堆，獨自鑒賞，競日與書為伍，縱有秘笈珍本，從不願多所展示，蓋憂傷淒苦，謹言慎行，心懷隱痛，有不得已之苦衷。因此傅增湘曾在《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一中說“監丞（指徐坊，曾任國子監丞）藏書夙富，然嚴扃（jiong）深秘不示人，同時嗜書如繆藝風，窮經如柯風蓀，與監丞號為石交，亦未得寓目。”他所以“嚴扃深，秘不示人”者，實有其內心隱痛，有所韜晦之故。看他自己用的別號，也反映他內心的悲仲、悶懣、煩怨的思想和性格，所以柯劭（shao）忞(min)為他寫的墓誌銘中說“衣布蔬食，言者零涕。”他不但自己布衣蔬食，平日教告家中老少，亦皆布衣蔬食，不許動用絲帛魚肉，以示警痛。

徐坊之藏書，約在其父去世之後，以為心情所寄。當他居住山東濰縣時，藏書家鄒道沂在光緒十七年（1891），因徐坊曾借錢為鄒葬父，後鄒乃以所藏四庫館寫本《春秋會義》贈謝。贈書跋文述明願委，中有“梧生農部，雅善收藏，為海內名家，以書歸之”的話。時距徐父逝世已約七八年，可知其時徐坊不但已有藏書，而且已是“海內名家”了。

徐坊藏書數量多，質量高，抄本善本。宋元刻版之書很多。大都價值連城，可稱無價之寶。他還注意抄書，他自己刻印有歸樸堂的專用稿紙，每遇罕見珍本或先哲先賢手稿，不能到手，季為錄副,他藏的舊抄本、手抄本亦複不少。可惜他生前似乎未曾全麵整理過自己的藏書，也未見過他的藏書目錄，他考證出的內容很少在書上題跋，也很少錄出結集，因此究竟這位大藏書家藏過多少書，藏過什麽書，現在已很難全麵了解。

僅從某些記載中的片斷敘述，略可窺見其藏書之精美，從張元濟的信中可知道一些。《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中，得知1926年1月傅增湘曾到徐坊家裏看書，時徐坊已故，夫人鹿氏（定興鹿傳霖之女。鹿傳霖，諡文端，《清史稿》卷225有傳）尚在。傅增湘看過書後，給張元濟的信中說：今日往徐梧生宅，看得宋本《周易》單疏（大板，十五行）、《唐文粹》（大板、十五行）、《樓攻集》120卷、《三蘇文粹》（小板細字，精極。瞿氏有七十卷，行二十六字）、《荀子》（袖珍本）、百衲《史記》（宋元合）、中統《史記》、宋本（殘）《左傳》、《通鑒綱目》（大字）。聞有《文選》、《儀禮》、《韓文舉要》（孤本），尚未見。前五種極精，尚未開價。

從傅氏這次信中說所看到的及聽到的十幾種書來看，即已可見其藏書的品味極高，確是稀世卓絕精品。

據山東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沙嘉孫考查，徐坊藏書計有：“經部24種，史部36種，子部 27種，集部98種，叢書3部322種，時代不明者尚有18種，共525種，以集部書數量最多。這些書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都可定為善書，其中宋刊本16 種，元刊本9種，宋刊元修本2種，宋元本共27種。另三朝版1種，日本活字印本2種，其他明清刻本31種，多為明刊，清刊本極少。”

從以上記載，對徐坊藏書可見一斑。

張元濟在聽說徐坊藏書將散出的時候，曾擬匯集學人，發起組織古書保存會，倡議集體籌資收購，以保存古籍，因恐罕見之本失之交臂或競流出海外。其時張元濟正在輯印《四部叢刊》，廣搜宋元精本，故積極提出此倡議。徐氏遺書競引起社會上、學術界如此重視，甚至要組織古書保存會，亦可蒧（dian）概知其藏書之富、藏書之精了。

徐坊病故後，其子鍾蒧（字聖與）年少，鹿氏夫人懦弱，不了解社會情況。徐家珍藏善本有名，久為宵小窺伺，有人有非分之想，有人有所希圖。而徐氏至親好友中，亦有群小覬覦（ji yu），坊肆書賈亦設方使計，包圍詐騙，裏應外合，十數載中，曠世珍藏，散盡無遺，秘輿奇籍，佚亡殆盡。昔日嚴炯深，轉眼成過往雲煙。興亡衰盛，存失收散，瞬息變幻，徒使國寶級典籍，流落佚失，令人深深感歎！

徐坊藏書存在北京和定興兩處。據王紹曾、沙嘉孫《山東藏書家史略》中說：民國十九年（1930）鹿氏去世，京寓藏書分別為其子徐鍾蒧及長女胥史吉甫所得。京寓善本遂陸續散出。時翰文齋以詭詐手段所得為多。……徐坊存定興藏書十五年（1926）經徐坊弟徐埴以八萬金為文友堂、文奎堂、保文堂、晉華書局及待求書莊合股收購。運至北京，名噪全市，群相爭購。

從這段記載，便可得知徐坊藏書失散的情況。私人藏書，僅其中定興的一部分運至北京，竟能名噪全市，其藏書的全部文化價值，則不問可知了。徐坊隻知藏書讀書，閉鎖深藏，又不多與友朋交往切磋，對他珍藏的書籍，身後如何保存藏放未做考慮，毫無遺言，一旦撒手西去，使他辛苦半生搜集的珍貴典籍星散，實值得深思反省。

注：本文摘自劉乃和教授《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一文中有關徐坊章節，該文發表在《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3期。劉乃和是徐坊外孫女，我國著名學者、教育家，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會長。本文題目由編者根據內容拙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