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性建構”作為當代話語
“肉食者鄙”是中國古人的智慧，而俾斯麥的名言“強者必遭妒嫉”聽起來像是隨後的辯稱。在現代社會，更多的是在解釋“肉食者”群體的優秀性。比如：“弱勢族群，是因為無能才變得弱勢；強勢族群，是因為能力強才變得強勢”。薩特的情人比安卡寫了《被勾引姑娘的回憶》說：“弱者之所以會成為犧牲品，不是因為強者 沒有完善的道德，而是因為弱者沒有足夠的智力與其相對。”人的價值有高低之分，這種言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奴隸製的城邦社會。由少數優勢群體和多數奴 隸構成的文明中心，連同處境“悲慘”的周邊區域，這種社會形態與現代性的全球社會非常相像。
所以有人問，“文藝複興”是複興了什麽？現代製度是如何產生的？西方資本主義崛起時，其製度構建的文化基礎是文藝複興，說文藝複興是對古希臘奴隸製的複興，是因為殖民化過程，在本質上是人類曆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奴隸製複興。
無論是殖民主義，還是後殖民，其內在的規則和結構，都是“中心－邊緣”體係，邊緣地區的生產剩餘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心。通俗的說法是“食利”，體麵的說法是 “內含成本的對外轉嫁製”。這種秩序的內涵還有：世界20% 地區的人口已經現代了，另外的80%就隻能停留在門檻之外。其派生的內涵是，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地球環境無法承載更多的優秀人群。基於這種二八開的“黃金分割”，形成了當代的地緣政治。
道理也許簡單，一些人吃肥了，另一些人自然的就會瘦身。就如社會對於藝術的投入是有限的，當有藝術品被“天價”了，也就意味著更多的藝術品要被垃圾。在藝術品高價俱樂部的門檻之外，事實上，當今社會藝術家群體是很難謀生的。
就如有人說，像中國和印度這麽龐大的人口要進入現代化是很難想象的，不能被接受，就需要被“扳倒”。這種公開化的信心來自於何處呢？
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說，在自由資本主義理論中，“國家”是沒有地位的。現代性以來的社會“主體”是資本， “資本與權力的交媾”是一種本能。是資本主導了全球性的“製度接軌”。所有發展中國家在“接軌”早期都會麵臨“資本的短缺”，就必然具有“親資本”傾向， 會全力以赴的構建追求資本的製度。就是在今天，已有了“相當資本積累”的中國，又怎麽來理解政府的“親資本”行為，或文人的“去國家”意識呢？不能否認所 有在體製內外存在的資本利益考量，體現的都是一種金權“交媾”的機製。
因此說，世界範圍的貧困是有製度性原因的，所謂製度性貧困，就如雇 傭和被雇傭的基本關係，是強勢不斷向弱勢轉嫁代價造成的。強勢欺壓弱勢、弱勢滑向邊緣，現代性製度與貧富差距的擴大相關。這可以解釋邊緣地區環境的破壞愈演愈烈，當弱勢群體無法承受累加的成本時，就進一步轉嫁給了環境；這也可以解釋現代性把任何領域都納入市場，這些領域就是另一種弱勢環境，資本強勢對諸如 教育醫療，文化藝術的占有並無憐憫之心。
有人在擔心，文化沒了，文化產業還會有嗎？其實應該是反過來問：“文化產業了，還會有文化嗎？”藝術被市場了，藝術也就被異化了。對於現代性來說，教育，醫療，文化，藝術的自然生態已經成為過去，它們已失去了本來麵目，它們與人的生態關係已經疏遠了。
有關製度的“親資本”政策傾向，最近就有一個重要動向，文化部明確的把文化的產業化作為文化體製改革的方向，“深化國有文化單位改革。以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為重點，加快推進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培育合格市場主體”。“要創新投融資體製，支持國有文化企業麵向資本市場融資，支持其吸引社會資本進行股份製改造。”
在一個市場社會，資本對文化的投資，文化建構的市場性無可避免。這種文化形態通常是全球性資本主體普遍性的一部分。文化產業的利潤取向無可非議，比如畫廊的 功能就是銷售，它的展覽是為了銷售的利潤。然而，就如“學校的產業化”，“美術館的畫廊化”在本質上都是去文化行為。文化的公共財政投入如果不是致力於建 構整體的人文環境，而是參與文化的市場化競爭，把人文領域移交給資本，除了把文化墮落為贏利手段，還有更深一層的謀劃。因為資本的品性會決定文化的形態， 原因是市場是可以被壟斷的。如社會媒體的壟斷，會產生了人類視野的“井口化”；藝術話語的壟斷，會導致全球當代藝術的同質化。這都涉及到了當今的文化政治和社會形態。
現代社會的病態已相當明顯，探其根源？現代人就像井底之蛙，它們把一個被設置的“井口”誤認為整個世界。有人問現代文化的主脈是什麽？就應該問現代性的主體是什麽？是市場總要培殖自由與欲望，文化的資本導向，意味著“井口”的欲望化。正是這種被自由的欲望文化，在瓦解人類的價值尺度。文化具有時間的整體性（曆史的當下化）和空間的整體性。就如中國人曆來強調的以史為鑒，當代文化必須接通人類曆史的整體空間，從根本上說，文化是曆史性的，精神是沉積性的。如果說是“井口”文化的局限性產生了現代社會的病態性，那麽，文化的“整體性建構”，就是要開闊天空，打通文化的曆史精神血脈，讓文化回歸自然的生態。
“整體性建構”是說在水平中的垂直建構。資本具有它的生命活力，它的行為本能是積累和利潤，它的形態就像水的滲透無所不在。因此可以這樣來說，任何市場化，商品化，利潤化的建構都是“水平”的。如果我們審視現代性以來的社會建構形態，可以想象為追逐利潤，資本洪 流的泛濫之勢，以及這種“水淹”景象可能導致的社會危機。那麽怎麽來理解“垂直”結構呢？就如在水流中建構的大小壩渠，“垂直性”體現的是對資本流動的 “調控”行為，以及它所行使的社會處理機製。
資本的“水淹”和其相對應的“立壩”就是當代政治。是“水平性”建構了現代性，對於市場水平 性建構的信心是基於自由的資本市場能夠帶來效率和繁榮的說詞。但在資本主義世紀周而複始的經濟危機，和永遠不會熄滅的利益戰爭，有效市場理論就像在用來騙白癡，而市場失靈則可能給公共社會造成毀滅性後果。在另一方麵，是市場建構在成果分配上的失衡。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而世界的貧困人口反而急劇增加。近來在全球各地的抗議人群所表達的就是這種人類共有的，對於水平性建構的普遍性擔憂。
資本作為現代主義主體能在危機中延續，如果說是由於它在輿論和體製辯護中的成功，還不如說是因為它的某些“垂直性”建構，如勞動法和社會福利保障體係，才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對於他者的挑戰，在混亂裏重新形成秩序，這就是是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絕對精神。在主體的意義上把自己重新論述，把自己當成異己來思考，把異己當作自我發展的環節來自我的更新，這就是能不斷自我生產、建樹、和擴張的尼采哲學。現代，或後現代理論思潮的產生都與現代性主體的延續有千絲萬縷的聯係。
然而，西方中心主義一次次的周邊擴張，到了今天，已經引發了成本轉嫁不出去的當代危機。以“剩餘流入”為前提的福利建構，也就成了歐美社會難以化解的體製性難題。社會財富流 向了富人，政府財政來源難以維持，債務經濟就成了最後一根稻草。虛擬經濟成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建構特征。
社會科學的普遍性，是反映這一世界體係的結構、本質、規律、和趨勢。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曆了幾個世紀以後，或許越來越接近某種轉折點，這種轉折會如何的發生？那麽，又如何來看待中國的建構形態呢？
仍然從“主體”性來看，毛**是以革命的形式，限製了資本市場的水平流動。隨著所有製的改變，資本與利潤脫離關係成為“生產資料”。新中國的前30年。建構 的是以“人”為主體的“垂直”係統。這種建構是一種時時刻刻在遭受上遊壓力的阻力結構。後30年，閘門被打開了，重新的私有化首當其衝，“生產資料”複原為資本，被資本洪流衝垮的“垂直”建構包括了勞動分配製度、醫療保健製度、教育製度、住房製度、和社會福利製度。這種社會形態的轉變，可以看作是中國社會從“人的生態”主體重新回到“資本”主體的轉換過程。體現在生產關係上，比如，勞動者從主人的“鐵飯碗”形態重新回到了被雇傭地位。
有認為，沒有“垂直性”幹預的市場，將會是混亂的霍布斯叢林；而被嚴格限製的市場，則會是毫無生氣的死水。這雖然關係到了建構的“整體性”。然而，如果現時的中國把自己定位為全球資本主體普遍性的一部分，那就模糊了視野。有兩個簡單的現實，首先，中國並沒有被承認是全球資本主體普遍性的一員，對西方來說，中國仍然存在對資本自由流動的“阻力”，中國是不合格的他者。在另一方麵，如果中國承認了資本的主體性，認同強權搏壘，叢林法則，而由此完全的拋棄自身建構形式，那就步入了被“周邊”的陷阱。
那麽，中國建構形態的不同在那裏？
人們總是樂意討論中國的傳統性，然而，在當代中國 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新中國前30年所建構的垂直係統。是那些仍然能中流砥柱的大壩。比如說，中國最基本的“垂直”建構就是土地公有製，土地的公有決定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在社會福利製度不能覆蓋的現時，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就是他們的保障，相對於高失業率越來越成為爆炸性問題的西方社會，土地的公有就是中國最大的優勢建構，和能夠產生自身循環的保障。
比如說備受攻擊的中國公有製大企業，在市場化的今天，它們除了“積累和利潤”的資本特性，還有其“公共生產資料”的一麵，因此它可以放棄“利潤”考量，參與中國社會的整體性建設。人們常常批評公有製企業的虧損，而事實上，正是這種“虧損”才促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合理性配置。以公共投資來拉動增長，帶動就業，也因此避免了資本規律中以勞動力與生產過剩互為因果的周期性危機。同時也成就了中國在很多高端領域的整體建設。
“整體性建構”的建設性和前衛性 ，是在於它突破地心引力的垂直性，是“垂直性”才使建構具有了整體性特征。“整體性建構”的前衛性也就是它的當代性。
在 “整體性建構”形態中，如果說資本是具有活力的部分，“垂直性”就是對資本進行限製和疏通的部分。就像水利工程中的“壩渠”，對於水流的規範是為了水資源更合理的利用，“旱澇保收”不就是一種自古以來的人類希望嗎？據說古埃及在雅赫摩斯統治期間，無論是從河水給土地所帶來的滋潤方麵，還是從土地給人帶來的物產方麵都是前所未有的繁榮。雅赫摩斯定下的法律是，每個埃及人每年都必須申報財產與維持生計的方法，任何人如果不是通過誠實的手段謀生，就會被處死。 當然，現代人對於這樣的古老法律一定會嗤之以鼻。但對於現代性的資本強勢來說，“垂直性”是麵對資本主體的抗拒性建構；重要的是在於它的另一麵，“垂直性”建構是麵向大眾，扶持弱勢的建構。這些弱勢包括了人類群體，自然環境，和文化藝術等人文領域。如果說這種“垂直性”是專製的，它的意義正是相對於現代主體的“壟斷”和專製，因為“垂直性”是麵對“強勢”的強勢建構。從根本上說，“整體性建構”是一種主體性建構。
在現時中國的體製內外，有兩種危害社會的群體，一種是“經濟蛀蟲”，一種是“文化蚯蚓”，無論是在腐蝕還是鬆懈，它們在意的都是要扳倒“整體性”。它們痛恨一切限製自由流動的東西，因為它們本身具有足夠的自由動能；它們看到的滿眼都是“垂直性”的強勢，但對“垂直性”所阻擋的另一種強勢則心領意會；它們不會在意“垂直性”所能保護的弱勢存在，但是對自身利益的受限會感到痛心疾首；它們看不到社會存在的整體性，而注目的是自身利益的安全性與通暢性。
相對於市場勢力（market power）對藝術生態的扭曲，對於藝術的整體性建構來說，市場是一個水平性標尺，如《一億顆葵花籽》，從資本的投入，到製作過程的雇傭和被雇傭，從展覽 的廣告效應到最後銷售利潤的產生，就是一個完整的藝術市場化過程。比如天價的當代藝術，與天價藝術家，顯然都是市場行為的產物。有意思的是環繞在“明星” 人物周圍的當代文化。古人還有“食肉者卑鄙”的寄語，這是在提醒食肉者的占有在本質上是對社會公眾的占有。就是給街邊乞討者施舍的富人有時也會感到難堪， 這是因為他們想到了社會蛋糕占有的不公。相對於文藝批評家對於明星的熱情，“明星”人物本身反而常常會顯得沉默，這是出於一種對市場行為的自知之明。當然也有自以為是的，如果真的自認是聖人下凡，可能是心中有了這樣的語言：“強勢，是因為優秀才成就了強勢，弱勢，是因為無能才變得弱勢”。
藝術領域是不是遭遇“水淹”的重災區？問題之一是關於公共財政對藝術的投入，是致力於一種麵向未來的大眾藝術生態建構，還是熱情的演出與資本市場的“夫唱妻和”。現在的場景是公有文化機構在紛紛的市場轉製，拍賣公司熱衷於天價操作，就是中國當代藝術研究院也同樣的對“天價”情有獨鍾，把天價藝術家供為“鎮院 瑰寶”就是很好的例證。
需要認識的是市場的繁榮，並不意味著藝術的繁榮。更多的藝術大亨，更高的藝術“利潤”，和藝術本身相去甚遠。藝術的“整體性建構”是當代課題，它具有的建設性，探索性，實驗性，和先鋒性，但它的最簡易標尺，其實是在明星藝術與大眾藝術之間，在市場勢力與大眾生態之間，在強勢文化與弱勢發聲之間。畢竟，當代是大眾到來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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