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史鐵生去世周年
心中藏之，何日忘之
柳青
我第一次見到鐵生，他隻有二十四歲。那時我剛分到長春電影製片廠工作，回家探親。是從小和我一起長大的劉瑞虎把我帶到他家去的。他倆是清華附中同學，又同在延安插隊。關於他癱瘓的故事我早已聽說了，鐵生的媽媽和他的朋友們都在想盡辦法能幫他快樂起來，能對生活建立起新的希望。我也被他們“擴展”進去了。一進到他在前永康胡同的那間小屋裏，大家就開聊，話茬從來沒有落地過，大家盡其所知，盡隨興之所在，一會兒就不分彼此了。我覺得清華附中的學生，是不大一般， 雖說是老初三，知識麵，興趣麵就是寬。我雖然比他們大八歲，沒感覺相互之間有差距。虎子也是個極聰明的人。我剛來北京時，他才一歲，我媽媽和他媽媽，兩個單身媽媽合租一處北房，合雇一個保姆做飯，兩家人過得象一家人。不經意間，他已經長大，很多方麵都超過了我。鐵生的媽媽看我們聊得高興，在我走出來的時候，拉著我的手，說，你多鼓勵鼓勵他，你們的話，他聽得進去。沒想到，這一聲輕輕的叮嚀，竟成了托付。當我聽到他媽媽不久後因為肝病去世時，怎麽也覺得她的一片期待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時，我也幼稚。鼓勵鐵生把知青的生活寫成電影文學劇本。江青的文藝革命和樣版戲使一些已經頗有造詣的老導演都不會拍電影了。我師從武兆堤導演，重拍《平原遊擊隊》，以前郭振清飾演的帶有“遊擊習氣”的隊長李向陽，是多麽生龍活虎，可同是一個武導演，重拍時的李向陽隻能是“高、大、全”，擺在那兒有點象“銀樣蠟槍頭”。我師從王家乙導演寫描寫地質隊生活的影片《踏遍青山》，故事原來是從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的生平中獲得啟發寫的，後來竟改變為寫反對走資派，兩條路線的鬥爭。可以想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由這樣的電影製片廠，這樣的電影文學部審看的史鐵生的劇本，會“指導”到哪裏去。不過鐵生認真地一遍一遍地寫，我也一遍一遍地在中間傳達長影審看者們的意見，終未有下文。
1978年，我從長影回京，到北京電影學院編劇進修班“回爐”，鐵生給了我一個橫格筆記本，上麵是謄寫的整整齊齊的短篇小說《法學教授及其夫人》。我讀了，立即就喜歡上了他的新嚐試。文章的成熟、文字的簡潔，立意的深刻，蘊藏的哲理，苦澀中的幽默，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我覺得它有一種俄國大作家果戈理小說的味道。真行啊！我感到鐵生快“出爐”了。我已自愧不如，不像當初他寫電影文學劇本時以為自己的有限水平還能幫上他什麽忙。這部短篇已經寫得精益求精了，無需改動一字，直接送到雜誌社就行了。他看著我這種滿打滿算的樣子，不知是高興還是擔憂，“行嗎？” “準行！” 我不相信哪個雜誌社能拒絕這麽好的稿子。他寫的這兩個人物，就像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縮影，畫龍點睛，絕妙之極。法學教授“覺得自己一輩子不曾欺騙過任何人。” 教授夫人“認為自己一輩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騙過。”“一位朋友，向這兩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錢”一直沒還，這善良的一對“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門了，因為怕人家以為是來討賬的”。就是這樣一對至真至好的人在剛剛熬過去的黑暗的七十年代，被中國的政治大環境摧毀了，以致家破人亡，讀後讓人唏噓不已。其中精辟的語言諸如：“用自由的言論把言論的自由給弄丟了，” “這毛病，就出在——什麽樣的人是人民，什麽樣的人是敵人，沒有一個嚴謹的法律標準，而是由那些淩駕於法律之上，逍遙於法律之外的人說了算，法律在這兒成了裝飾……給瞎子戴一副眼鏡，給啞巴的嘴上吊一個擴音器，卻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說的嘴巴縫上……” 一針見血呀！我多麽希望能把這些話白紙黑字的登出去。小說的結尾嘎然而止：“死去的妻和獄中的兒，消滅的妖和還魂的鬼……怎樣才能保證這一切不重演呢？——諸位看官，解教授為陳謎送葬的時候，想的就是這些。” 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明白我看過這篇文章的激動。我跑去找所有我認為能幫上忙推薦稿子的人。每當得到什麽反饋和評語都迫不及待的跑去告訴鐵生。大約等了兩個多月，終於落實了。拿著印成鉛字的雜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可以告慰鐵生的母親了。因為對鐵生的才能我從來沒懷疑過。他隻是得了他應得的。我在日記上寫下：“他已成熟，很快會在文學界放出光華。我真為他高興。”
那時，還有一件困擾我們的事。鐵生為此廢寢忘食，我也被“卷”進去了。他們一起插隊的赤腳醫生模範孫立哲，隻因為被樹成標兵的時候是四人幫當道的時代，在四人幫倒台後，被地方領導打成四人幫的“爪牙”，當時正處在危難當中。 孫立哲69年1月和鐵生一起插隊，3個月後，因為鐵生突發的脊椎病症狀，引起雙腿行走困難，立哲和幾個插隊的夥伴護送鐵生回京治病。他在鄉下看到農民極端的貧困和缺醫少藥，知己的朋友又患了疑難病症，立誌鑽研醫學。趁陪伴鐵生在京治病期間，他去他姐姐的醫院見習了兩個月，回延安就帶去了一些藥品、器械，開始做赤腳醫生。老鄉問：“能治病了吧？”立哲說，“能治。”老鄉們就來，那是什麽樣的信任，什麽樣的支持，又是什麽樣的無奈呀！老鄉患了闌尾炎，拉來了，不開刀就會要命，立哲隻能上馬。鐵生告訴我，做手術的第一刀，他是在自己身上試的。立哲可以治病，態度好，收費少，就這幾條，他的名聲就在延安地區傳開了。一次給難產的產婦（宮外孕）做手術，十幾個小時，病人急需輸血，立哲是O型血，當下就抽了自己的血輸給病人。老鄉們想阻止，已經來不及了，在外麵砸著窗戶哭：“你要倒了，誰來給看病啊！”手術成功，產婦給搶救下了。還有一次，一個孩子必須輸液，沒有輸液設備，立哲就用大針管連續推，四十多個小時，累得跪在地上推，孩子平安了，立哲癱倒在炕上。他的種種事跡傳遍陝北，71年作為知青的赤腳醫生代表回京匯報，他的講話轟動了北京，驚動了中央領導。73年中央30號文件，肯定了邢燕子、侯雋、朱克家，孫立哲等人的成績和貢獻。孫立哲雖說後來被提升為延安衛生局的副局長，但是他一直堅持在第一線，病倒時還在上山勞動，高燒41度。由急性黃疸型肝炎到肝昏迷，以致到亞急性肝壞死，不得不回京看病，竟被縣裏揪回去批鬥。 立哲被關在冰冷的房子裏，沒有藥物，甚至沒有飯吃，逼著要他“交待問題”。如果此情繼續下去，怕是要把命丟在那兒了。 鐵生為孫立哲喊冤，寫了為立哲請命平反的上訴信。他家裏是聚會的點，那時沒有電話，更沒有伊妹兒，靠的都是跑路，見上一麵，討論救孫立哲的路子。山不能動，水動，鐵生不能走，能跑動的就都聚到鐵生那兒。一時間征集到了二百多位延安插隊知青的簽名。這信也給了我一份。我托了一位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朋友、胡耀邦總書記搞撥亂反正時理論班子的筆杆子，他也被知青們的事情感動，附上自己的報告，把鐵生和知青們的信交給了胡耀邦總書記和陝西省省長王任重。據說是胡耀邦批了這封信，孫立哲才得以釋放。記得那是一次最歡樂的聚會，歡迎孫立哲回到北京，在鐵生家裏包餃子吃。大家都是有情有義的人，沒有大家，哪兒有今天！鐵生從生病起，就是靠著這種力量，也因為鐵生，更多的人才凝聚在一起。我很願意和他們這幫人混在一塊兒，在那兒才能覺著做人的價值，活著的意義。
出國後，從1990年開始，我在香港經營了一個小小的出版社。第一部出版的就是我的朋友的一部在國內尚不能發表的小說。那時中國的出版界受著諸多限製，我的心願就是能夠創造一個平台，讓作家們、學者們、曆史的親曆者們能不受限製地出現在這個平台上，自由發表他們的作品，打破“萬馬齊喑”的局麵。當看到鐵生寫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務虛筆記》時，我很興奮。那個小說非常特別，也非常優美，我想把它介紹給香港和台灣的讀者，介紹給海外的華人，因為鐵生是我最喜愛、最敬重的作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何樂而不為。現在想起來，自己竟也差點扼殺了鐵生這部天才的、獨特的作品。不少出版界的同人往往認為自己不會像圖書審查官員那樣橫加砍殺作者的作品。但是囿於水平所限，對文學認知的淺陋， 加上陳舊的觀念：什麽才是小說之虞，用常規的“市場價值”來判斷，更糟糕的是，自己掌握著一點點有關此書能否付印的權力，會儼然提出貌似“正確”的修改意見。這事就發生在我和鐵生之間。
鐵生給我寫了長長的一封回信，申明為什麽不能采納我提出香港版要做些修改的意見。這是他對我的一次很有原則性的批評，也是令我難以忘懷的一課。當時讀了汗顏，今日再讀，伴隨著慚愧還竊竊慶幸，我有這樣的良師益友，是我的幸運。鐵生說：“…...但這缺陷，我以為又不是簡單的刪減可以彌補的，刪減隻能損害它的特別。而其‘特別’，又恰是我不能放棄的。所以，這篇東西還是讓它保留著缺陷同時也保留下特別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它本不指望抓住隻給它一點點時間的讀者，這是我從一開始就明白的事。世界上的人很多，每個人的世界其實又很小，一個個小世界大約隻在務實之際有所相關，一旦務虛，便很可能老死難相理解。” 我驚詫自己，何時也變成了一個“匆匆過客”了？那種吝嗇到對好的文學作品隻給一點點時間的“讀書人”？現實世界中的“務實”，物質人，與精神世界上的“務虛”，精神人，真是會“老死難相理解”。鐵生的話是犀利的，刺痛靈魂的。
鐵生說：“我還是相信，有些作品主要是為了賣，另一些更是為了寫。” 多麽鮮明的聲明！“為了寫”才是作家高貴的品質。“為了賣”還能有什麽好作品嗎？我現在掉換了一個位置，站在出版人的角度，看問題的性質就變了。我不能夠幫助有品質的作家把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推出來，我還做什麽出版人哪！
在文學上，鐵生給我上了一堂大課。鐵生說：“我很不喜歡所謂的人物性格，那總難免類型化，使內心的豐富受到限製。” “文學不告訴我們他人是什麽，而是告訴我們關於他人我們能夠談論什麽。” “其所傳者主要不是在空間中發生過的，而是在心魂中發生著的事件。” “我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經過他們。但，印象裏的並不是真確的他們，而是真確的我的種種心緒。” “很多很多記憶都逃出了大腦，但它們變成印象卻全都住進了我的心靈。” 這是鐵生入骨入髓的對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獨到的見解，也是我們理解、欣賞他的《務虛筆記》的一把鑰匙。他的見解可以進入文學大師們的經驗寶庫，帶著他特有的思辨。
我倒還沒有愚頑到不可救藥，一劑苦口婆心的良藥使我從“昏昏”中清醒過來。沒有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令人厭惡的蠢事。我按照《務虛筆記》的原貌在香港推出了它。這裏沒有什麽“功績”可言，是鐵生糾正了我的一個大錯。
在我的個人生活中，除了我的愛人，鐵生就是首屈一指的一位了。可能很多人都和我類似，對他有著這種特殊的感情。我們人可很多呀，鐵生隻有一個。他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除去透析的時間，奔跑在醫院和家的路上的時間，因為體力不夠必須休息的時間，他的時間比我們少多了，但是他大概沒有拒絕過我們之中的任何人。他給予我們的，都比我們能給予他的多得多。我們對他的這種感情或許說近乎“殘酷”，我們怎麽可以“剝削”鐵生的精力和時間？！但是大家一律享受著推門就進的寬厚的歡迎，一如既往，不管是在他沒成名之前，還是在他已經大大成名之後，帶著自己人生難解的困惑前去，裝著滿載的精神食糧而歸。
鐵生說，解讀他生命的密碼是殘疾和愛情。人們往往隻從字麵上去理解。其實他不但是在講自己，更是道出了人生的本質。他說，“這是上帝為人性寫下的” “殘疾即殘缺、限製、阻障…...是屬物的，是現實。愛情屬靈，是夢想，是對美滿的祈盼，是無邊無限的，尤其是衝破邊與限的可能，是殘缺的補救。” 每個人都有著各種各樣的殘疾、殘缺、限製著、被限製著，而人們並不自覺。甚至病入膏肓而仍盲目著，帶著這殘疾、殘缺步入佬髦之年，連正視自己殘疾的勇氣都沒有。當下，人性的殘疾和殘缺更是越演越烈，以致不知我們的民族終究要走向何方？鐵生先於絕大多數人而自覺，他一生都在與這殘疾和殘缺博弈，他無法戰勝身體的限製、阻障，但是作為一個人，他戰勝了殘疾和殘缺，實現了完美，實現了理想。他的作品是我們最好的鏡子，我們是否肯於把自己亮身在鏡子前，好好做一對照？
鐵生在愛情萌動的二十一歲，在鮮活的生命恣意奔放的年紀，就被無情地攔腰折斷。可是他的愛情並沒有折戟沉沙。愛情在他的心魄中燃燒著，象永不減滅的生命季風，呼啦啦地刮到了天和地，呼啦啦地刮入了每個人的心田。和他談話，讀他的作品，你也被點燃，也刮起了風。他帶著我們衝破禁忌，探究愛和性的真意。鐵生在這一存在上的叩問，是層層深入，沒有任何回避和含糊，剝繭抽絲般地究其窮盡。 鐵生內心的勇敢、真誠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愛情不僅僅是愛與性，她根本是對生命的態度。 你無可拒絕地跟著他一起去思考、去探究， 你不妨得出自己的結論，可是你時時會有“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的感覺。因為鐵生的視野是博大的，他的心魂高視在我們的頭頂。 愛情的亮色暈染了他的詩、散文和小說， 留下了美，留下了真，留下了驅動生命的力。西方有一句通俗的話，“美，隻為欣賞者的眼睛而存在”。鐵生的愛之觀，已經影響了眾多的粉絲，他的愛之觀在生生不息綿延的生活長河中也將會暈染和改變眾生的心靈。
早在八十年代，鐵生就對我說，你家庭和個人經曆的題材夠得上托爾斯泰水平，遇到這樣的題材的機遇是不多的。你現在搞其他的一切都沒有意義，把這部長篇小說寫出來就行了。半生苦難，惟它是結。我倆的友誼在那時就變換了位置，他是師表，我是學生。餘後的二十多年我是在國外度過的，待回來問師之時，他仙逝了。就在他走前的七天，我們還有過一個好好談談的約定，其實這約定的全部答案都在他的作品中。想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讀他的作品。每次閱讀，都會有新的發現，新的體會。我也知道，他在天堂，笑等著我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