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慧來
被戲稱為“喬幫主”、“喬教主”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Steve Jobs）去世後，中國網民紛紛於緬懷和悼念之外，發出了一個提問：中國什麽時候才能出現一個喬布斯？就連《參考消息》也以文章“中國呼喚喬布斯式的創新人才”登上頭版頭條。回答這個問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百年曆程可以提供一個視角。
個人主義是創新精神根源
據報道，中國浙江省寧波市最近頒布《寧波市領軍和拔尖人才培養工程實施意見》，將斥資5000萬培養1400名“喬布斯”。鳳凰網為此做了一個專門調查。在“你怎麽看待寧波5年5000萬培養1400名‘喬布斯’？”的提問中，占比最高（50.3%）的觀點認為寧波市的選拔做法是一種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體現了急功近利的心態。在“你認為什麽才是讓中國湧現更多創新型人才的關鍵所在？”提問中，回答“創新人才需創新土壤，政府需要嗬護而不幹預那塊土壤，讓種子自由生長”占34.8%，比例最高。
蘋果公司推出的iPhone、iPad和iPod等係列產品以獨立、自由、叛逆為主打風格，其實這正是喬布斯本人的真實寫照。無論是蘋果公司的產品，還是喬布斯本人，創新是其靈魂所在，個人主義文化和製度則是這種靈魂的根源和動力。
由於個人主義反對將個人地位置於社會或共同體之下的集體主義而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相悖，長期以來，在中國的語境中，個人主義的理解被高度意識形態化。作為自私自利和損人利己的代名詞，個人主義被界定為以個人私利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的思想體係和道德原則，代表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根本原則。
殊不知，個人主義的精髓是反抗權威，強調個人自由、個體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獨立的美德”。在政治哲學上，個人主義主張國家應該僅僅作為保護個人自由的工具，保護個人能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情況下做出任何他想做的事情。這個理念與集體主義剛好相反，集體主義強調個人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服務，即使犧牲自我利益也在所不惜。
尊崇救世主就是自己、個人權利不可剝奪、個人力量無限、自由競爭適者生存、機會均等和反對權威是美國式個人主義的主要內容。個人主義不但作為美國的文化長期傳承，更關鍵的是憲政製度的設計和實踐為之提供了強力支持。
美國在1776年通過的《獨立宣言》確立了以“天賦人權、個人中心”的政治哲學為建國思想基礎。建國後，以代議製、兩院製、聯邦和地方權力劃分等眾所周知的三權分立憲政製度對美國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因此，當奧巴馬政府為債務危機和經濟刺激政策而被國會兩黨政治鬥爭所困時，我們應該看到正是政府的有限權力才使得美國成為全球創新之鄉。由於政府對國家資源和權力的有限控製及行使，個人才擁有高度的自由，創造性才能得到有效挖掘與應用。這使得美國像一條創新生產線，源源不斷產生出喬布斯式的人物。
集體主義扼殺中國創新
而在中國，家國同構的傳統造就了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文化和製度，並成為一種路徑依賴在重大曆史轉折關頭產生關鍵影響。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子專製製度，但在隨後的百年曆史演進中，集體主義文化和製度在某種程度上卻得到強化，這是中國難以出現喬布斯式創新人才的主要原因。
鴉片戰爭以降，相當多的傑出人士就認識到學習西方文明、建立民族民主國家是拯救中國的根本出路。因此，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貫穿辛亥革命目標的兩大主線。但在複雜的國際和國內鬥爭中，這兩條主線不斷分離，民族革命最終壓倒了民主革命。直至今日，在回首和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時，我們發現，中國已然完成了民族革命，但仍在民主的道路上彷徨徘徊。
不可否認，與內憂相比，外患是19世紀末以來中國所麵臨的首要問題。曆史也已經表明，要完成民族革命，抵製和反抗外部敵人的壓迫與侵略，必須依靠整個民族空前的團結。於是，在民族主義旗幟下，集體主義的思想與製度得到強化。與此相反，民主革命的核心是要完成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基礎上的政治分權，這在相當大程度上與民族革命的組織設計相悖。要完成和推動民主革命，需以民族革命完成為前提。這是中國民族革命最終壓倒民主革命的原因。
在某種意義上，辛亥革命後百年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集體主義勝利的曆史。集體主義為中國贏得了抗戰的勝利，為中共贏得了革命的勝利，也讓中共在建政之初的朝鮮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時期，集體主義路徑依然沒有轉向，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和眾多重大工程的上馬都是集體主義發揮極致的成果。
在另外一麵，集體主義文化與製度為中國帶來了很多問題。在集體主義名義下，政府官員可以漠視民生，侵害民權。在政府控製和主導經濟的製度安排下，中小民營企業長期與壟斷國企不公平競爭，生存已是不易，創新更是無從談起。也是在集體主義的名義下，官員可以合法掌握大量資源和權力，市場與社會都向權力獻媚。近年來中國公務員熱一再升溫，就連沿海企業家也鼓勵下一代當公務員，過上安穩的日子。試想，大家都熱衷做官，並以拚官爹為榮，怎麽可能會有“中國喬布斯”的出現呢？
從根本上說，集體主義對中國而言是一柄雙刃劍。從中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結”，到“錢學森之問”再到“為何沒有喬布斯”，都說明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要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為個人主義正名，讓集體主義去魅，已是無可回避。
作者是中國獨立評論人士
被戲稱為“喬幫主”、“喬教主”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Steve Jobs）去世後，中國網民紛紛於緬懷和悼念之外，發出了一個提問：中國什麽時候才能出現一個喬布斯？就連《參考消息》也以文章“中國呼喚喬布斯式的創新人才”登上頭版頭條。回答這個問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百年曆程可以提供一個視角。
個人主義是創新精神根源
據報道，中國浙江省寧波市最近頒布《寧波市領軍和拔尖人才培養工程實施意見》，將斥資5000萬培養1400名“喬布斯”。鳳凰網為此做了一個專門調查。在“你怎麽看待寧波5年5000萬培養1400名‘喬布斯’？”的提問中，占比最高（50.3%）的觀點認為寧波市的選拔做法是一種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體現了急功近利的心態。在“你認為什麽才是讓中國湧現更多創新型人才的關鍵所在？”提問中，回答“創新人才需創新土壤，政府需要嗬護而不幹預那塊土壤，讓種子自由生長”占34.8%，比例最高。
蘋果公司推出的iPhone、iPad和iPod等係列產品以獨立、自由、叛逆為主打風格，其實這正是喬布斯本人的真實寫照。無論是蘋果公司的產品，還是喬布斯本人，創新是其靈魂所在，個人主義文化和製度則是這種靈魂的根源和動力。
由於個人主義反對將個人地位置於社會或共同體之下的集體主義而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相悖，長期以來，在中國的語境中，個人主義的理解被高度意識形態化。作為自私自利和損人利己的代名詞，個人主義被界定為以個人私利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的思想體係和道德原則，代表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根本原則。
殊不知，個人主義的精髓是反抗權威，強調個人自由、個體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獨立的美德”。在政治哲學上，個人主義主張國家應該僅僅作為保護個人自由的工具，保護個人能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情況下做出任何他想做的事情。這個理念與集體主義剛好相反，集體主義強調個人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服務，即使犧牲自我利益也在所不惜。
尊崇救世主就是自己、個人權利不可剝奪、個人力量無限、自由競爭適者生存、機會均等和反對權威是美國式個人主義的主要內容。個人主義不但作為美國的文化長期傳承，更關鍵的是憲政製度的設計和實踐為之提供了強力支持。
美國在1776年通過的《獨立宣言》確立了以“天賦人權、個人中心”的政治哲學為建國思想基礎。建國後，以代議製、兩院製、聯邦和地方權力劃分等眾所周知的三權分立憲政製度對美國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因此，當奧巴馬政府為債務危機和經濟刺激政策而被國會兩黨政治鬥爭所困時，我們應該看到正是政府的有限權力才使得美國成為全球創新之鄉。由於政府對國家資源和權力的有限控製及行使，個人才擁有高度的自由，創造性才能得到有效挖掘與應用。這使得美國像一條創新生產線，源源不斷產生出喬布斯式的人物。
集體主義扼殺中國創新
而在中國，家國同構的傳統造就了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文化和製度，並成為一種路徑依賴在重大曆史轉折關頭產生關鍵影響。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子專製製度，但在隨後的百年曆史演進中，集體主義文化和製度在某種程度上卻得到強化，這是中國難以出現喬布斯式創新人才的主要原因。
鴉片戰爭以降，相當多的傑出人士就認識到學習西方文明、建立民族民主國家是拯救中國的根本出路。因此，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貫穿辛亥革命目標的兩大主線。但在複雜的國際和國內鬥爭中，這兩條主線不斷分離，民族革命最終壓倒了民主革命。直至今日，在回首和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時，我們發現，中國已然完成了民族革命，但仍在民主的道路上彷徨徘徊。
不可否認，與內憂相比，外患是19世紀末以來中國所麵臨的首要問題。曆史也已經表明，要完成民族革命，抵製和反抗外部敵人的壓迫與侵略，必須依靠整個民族空前的團結。於是，在民族主義旗幟下，集體主義的思想與製度得到強化。與此相反，民主革命的核心是要完成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基礎上的政治分權，這在相當大程度上與民族革命的組織設計相悖。要完成和推動民主革命，需以民族革命完成為前提。這是中國民族革命最終壓倒民主革命的原因。
在某種意義上，辛亥革命後百年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集體主義勝利的曆史。集體主義為中國贏得了抗戰的勝利，為中共贏得了革命的勝利，也讓中共在建政之初的朝鮮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時期，集體主義路徑依然沒有轉向，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和眾多重大工程的上馬都是集體主義發揮極致的成果。
在另外一麵，集體主義文化與製度為中國帶來了很多問題。在集體主義名義下，政府官員可以漠視民生，侵害民權。在政府控製和主導經濟的製度安排下，中小民營企業長期與壟斷國企不公平競爭，生存已是不易，創新更是無從談起。也是在集體主義的名義下，官員可以合法掌握大量資源和權力，市場與社會都向權力獻媚。近年來中國公務員熱一再升溫，就連沿海企業家也鼓勵下一代當公務員，過上安穩的日子。試想，大家都熱衷做官，並以拚官爹為榮，怎麽可能會有“中國喬布斯”的出現呢？
從根本上說，集體主義對中國而言是一柄雙刃劍。從中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結”，到“錢學森之問”再到“為何沒有喬布斯”，都說明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要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為個人主義正名，讓集體主義去魅，已是無可回避。
作者是中國獨立評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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