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7.17---楊絳一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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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百歲老人"人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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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天津日報 編輯：王麗梅



楊絳80歲壽誕時苗地為其畫像，夏衍題詞：“無官無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識，獨鑄偉詞。”

2011年1月25日下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來到楊絳家中，送上插滿鮮花的花籃，給即將迎來百歲華誕的楊絳拜年，並祝她健康長壽。賈慶林深情地說，楊先生涉獵的領域非常廣泛，在創作、翻譯、評論、劇作等領域都傾注了心血，卓有建樹，影響深遠。“您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謙遜的人生態度、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我們感到由衷地敬佩。”

博學、魅力、恬淡、低調……這幾個詞匯都可用於描述楊絳和錢鍾書伉儷的公眾印象。

錢鍾書在世的時候，幾乎不見媒體記者，報刊和電視難見宣傳他的蹤影，甚至所謂的一些學術活動都不參加。錢鍾書去世後，楊絳也如出一轍，隻忙她分內的事，堅守她和錢鍾書的文字世界。楊絳曾對記者說：“不見記者倒不是對媒體有偏見，主要是怕寫我們，破壞我們的安靜。”“我其實很羨慕做一個記者，假如我做記者我就做一個像《焦點訪談》那樣的跟蹤記者，或者戰地記者，有一定危險性和挑戰性。但是，我不願做追逐名人的記者，訪什麽名人呀！”

然而，就是這位淡泊處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鄧小平作為國禮送給西班牙國王。

一代才女已成為世紀佳話，她在“人生邊上”的思考閃耀著人生智慧……

與錢鍾書的相逢 “緣起一麵”

楊絳祖籍江蘇無錫，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開明的知識分子家中，未滿百日，便隨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時代，楊絳在上海讀書。楊絳從小就學習好，但最淘氣頑皮，曾因為上課說話被罰站示眾，卻因不服兩人說話隻罰一人而大哭到下課。

在蘇州東吳大學求學時，楊絳是班上的“筆杆子”，中英文俱佳。身為大家閨秀又是才女，楊絳卻全然未脫孩子般的淘氣。在東吳大學時，除了戲曲、歌詠、器樂演出外，她還很得意自己善於“削水片”，“一片薄磚或瓦片拋出去能在水麵上跳十幾跳”。

1932年初，東吳大學因學潮停課，開學無期。楊絳東吳大學政治學係畢業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學借讀，借讀手續由她的同學孫令銜請費孝通幫忙辦理。2月下旬，楊絳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們發現火車站上有個人探頭探腦，原來是費孝通，他已是第3次來接站，前兩次都撲空。入學考試結束後，楊絳便急著到清華大學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孫令銜也要去清華看望表兄。這位表兄不是別人，正是錢鍾書。

楊絳初見錢鍾書，隻見他身著青布大褂，腳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鏡，渾身儒雅氣質，“蔚然而深秀”。而楊絳更有一番神韻。她個頭不高，但麵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溫婉和藹，人又聰明大方。匆匆一見，甚至沒說一句話，彼此竟相互難忘。

然而，孫令銜莫名其妙地告訴錢鍾書，說楊季康（楊絳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楊絳說，他表兄已訂婚。錢鍾書寫信給楊絳，約她相會。見麵後，錢鍾書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說：“我也沒有男朋友。”從此他們開始了書信往來。

一天，費孝通來清華大學找楊絳“吵架”。費孝通認為他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費孝通此前曾問楊絳：“我們做個朋友可以嗎？”楊絳說：“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說，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這回，楊絳的態度還是沒變：“若要照你現在的說法，我們不妨絕交。”費孝通很失望也很無奈，隻得接受現實，仍跟楊絳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錢鍾書和費孝通作為代表團成員，不僅一路同行，旅館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間，兩人關係處得不錯。錢鍾書想想好笑，淘氣地借《圍城》裏趙辛楣曾對方鴻漸說的話，跟費孝通開玩笑：“我們是‘同情人’（指愛上同一個人）。”

1935年，楊絳與錢鍾書結婚。在別人印象中“書呆子”氣十足的錢鍾書，在生活上對楊絳卻是噓寒問暖、關懷備至。隨後，夫妻倆遊學於英、法。

住“牛棚”的“模範夫妻”

1966年 “文革”爆發，楊絳在外國文學研究所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從此開始了受汙辱、受踐踏、挨批、挨鬥的日子。造反派給她剃了“陰陽頭”，派她在宿舍院內掃院子，在外文所內打掃廁所，住“牛棚”。餘下的時間作檢討、寫認罪書等等。3天後，錢鍾書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錢鍾書被下放到信陽地區羅山縣。次年7月，楊絳也被下放到那裏，被分配在菜園幹活。菜園距離錢鍾書的宿舍不過10多分鍾的路。當時，錢鍾書負責看守工具，楊絳的班長常派她去借工具，於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興衝衝走去走回，借了又還”。後來，錢鍾書改任專職通訊員，每次收取報紙信件都要經過這片菜園，夫婦倆經常可以在菜園相會。“這樣，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於舊小說、戲劇裏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楊絳陪錢鍾書走一段路，再趕回去守菜園，“目送他的背影漸遠漸小，漸漸消失”。傳統戲曲中的才子佳人相會後花園，在這裏有了新的演繹。他們在風和日麗時，就同在渠岸上坐一會兒，曬曬太陽；有時站著說幾句話就走。錢鍾書平日三言兩語，斷續寫就的信，就在這時親自交給楊絳。魚雁往來，給他們生活增加了慰藉。

“文革”結束後，楊絳和錢鍾書獲得了自由，終於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中。浪費了整整10年的光陰，他們決定整天閉門自守，什麽地方也不去了，終日沉溺於自己的學問事業。即便在動蕩的年月，楊絳也沒有放棄學術研究，通曉英、法兩國語言的楊絳，近60歲時，從零開始學習西班牙語，並翻譯了《堂·吉訶德》。1978年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時，正好西班牙國王訪問中國，鄧小平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西班牙國王。後來，西班牙國王授予楊絳“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勳章”，以表彰她為西班牙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的傑出貢獻。她的譯本至今都被公認為佳作，已累計發行近百萬冊，是該書譯本當中發行數最多的。

以羸弱的身軀挺立著“打掃現場”

也許在很多人看來，與錢、楊二先生相比，作為女兒的錢瑗實在是太普通了：一個普普通通的教師，一個在生活中辛苦奔波的趕路者，一個被父母視如掌上明珠卻難逃命運劫數的女兒。直到楊絳的《我們仨》麵世之後，他們的愛女錢瑗才始為公眾所知。

錢瑗自幼通曉英文，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學了俄文。她的外語才能精湛，她的學識淵博，她的目光敏銳堅定，在大學任教時勇於創新，開創了“實用外語文體學”。錢瑗作為一個大學教師，無論是在教學領域還是科研著述上，她都取得了很多人無法企及的成就，也贏得了同行的各種讚譽與尊敬。在楊絳眼裏，“我的生平傑作就是一個錢瑗”。

錢瑗是肺癌轉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入住醫院以後，錢瑗已非常衰弱，可能預感來日無多，盡管忍受著疾病和治療的折磨，還想利用她躺在床上無所事事的時間，把過去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寫下留為紀念。1996年11月3日，醫院報病危，楊絳方知實情，忙勸女兒“養病要緊，勿勞神”。錢瑗無奈隻好停筆，結果停筆後的第5天就去世了……她想寫的《我們仨》就隻得由母親楊絳來完成了。

獨生女兒錢瑗的病逝，對楊絳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白發人送黑發人該是何等的痛苦！女兒離世時，錢鍾書正臥病醫院，楊絳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擊，暫時還沒敢把女兒去世的噩耗告訴他，獨自承擔了一切悲哀。

還沒有從喪女的悲哀中解脫，翌年12月19日，相伴了60多載的丈夫錢鍾書又離她而去。遵循錢鍾書遺囑，後事一切從簡，不設靈堂，不舉行告別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也不留骨灰。楊絳一直陪送錢鍾書的遺體到焚化爐前，久久不肯離去，難舍難分。

這個家庭曾經是那麽和諧溫馨，兩年間失去了兩個至親之人，隻留下88歲高齡的楊絳孑然一身。這個打擊是致命的，是痛徹心肺的，不是一般人能挺過來的。她整個人像被抽空了一樣，可是她卻沒有躺倒，楊絳以她那羸弱的身軀挺過來了。這讓楊絳對生、老、病、死有了透徹的領悟，希望自己能夠“死者如生，生者無愧”（錢鍾書語）。家裏的一切都保持女兒和丈夫在世時的舊樣。

晚年，楊絳開始“打掃現場”，以驚人的毅力整理錢鍾書的手稿書信，錢鍾書的手稿多達7萬餘頁，涉獵題材之廣、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令人歎為觀止。手稿多年隨著主人顛沛流轉，從國外到國內，由上海至北京，下過幹校，住過辦公室，曆經磨難，傷痕累累。紙張大多發黃變脆，有的已模糊破損、字跡難辨。重重疊疊，整理起來十分辛苦。楊絳說：“他擺得一攤一攤的，他的亂雖然亂，但他自己知道什麽東西放在哪兒，一拿就有。等到我來弄，就不知道了。有的東西拚得對上了，有的對不上，這樣接起來費了不少時間。”虧得楊絳耐心細心，一張張輕輕揭下，抹平，粘補缺損，分類裝訂，認真編校、訂正……

2003年，《錢鍾書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時與讀者見麵，楊絳功不可沒。幾年來，楊絳以全家3人的名義將高達數百萬元的稿費和版稅全部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

“走在人生邊上”的長壽智者

楊絳一直非常低調，不太喜歡過生日。已是期頤之年，楊絳仍然筆耕不輟，每天伏案工作，翻譯和創作了大量作品。顯然，堅持鍛煉是老人長壽的一大要訣。楊絳習慣早上散步、做體操，慢慢做各種動作，時常徘徊樹下，低吟淺詠，流連忘返，呼吸清爽怡人的新鮮空氣。高齡後，以前堅持的戶外散步改為每天在家裏慢走7000步，彎腰還能手碰到地麵，腿腳也很靈活。此外，她獨特、深刻而又豐富的精神境界裏，或許蘊含著獨到的長壽經驗。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個人身上——得到了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願以償。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淨化心靈的最佳途徑。這一點，寧靜淡泊的楊絳做到了。她認為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大勝利。這便是她的人生哲學與養生哲學。

“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這是楊絳非常喜歡的名言。在許多朋友眼裏，楊絳生活異常儉樸、為人低調。她的寓所，沒有進行過任何裝修，水泥地麵，非常過時的櫃子、桌子，老舊的樣式，始終安之若素，室內沒有昂貴的擺設，房間裏隻是濃濃的書卷氣。楊絳說：“我家沒有書房，隻有一間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廳，但每間屋子裏有書櫃，有書桌，所以隨處都是書房。”楊絳總是說，我這樣已經很好了，這是我們自己的一種生存方式。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擺在案頭和陽台，給她帶來一些春的氣息。

楊絳不承認自己是文學家、劇作家或者翻譯家，隻認為自己幹了一些本職工作。其實老人可謂著作等身，有劇本《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說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說》；譯作有《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斐多》……即使年過九旬，楊絳也為世人呈獻了閃耀著她人生智慧的《我們仨》和《走到人生邊上》。然而，楊絳笑言自己“一事無成”。

如果說楊絳先前的作品關照的是世事，是社會，那她晚年的作品則是在關照自己。2007年，楊絳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每個人遲早都要麵對死亡，無論是佛教、道教還是基督教，對於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釋係統。《走到人生邊上》可以看作是楊絳對於生死以及人的本性、靈魂等哲學命題的一次終極思考。

有一年楊絳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請她“出山”，召開作品研討會。對此，楊絳坦陳：“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麽賣書的事情，就不是我該管的了。而且我隻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開不開研討會——其實應該叫做檢討會，也不是我的事情。讀過我書的人都可以提意見的。”她謝絕出席研討會。

即便是中國社科院主辦的紀念錢鍾書誕辰10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楊絳也沒有出席，為的是恪守她與錢鍾書的諾言，“錢鍾書生前跟我說，自己去了以後，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紀念會。”一次，江蘇無錫市的領導代表家鄉人民到北京看望楊絳，並提出出於對文化保護與建設的需要，想修複錢鍾書故居、楊絳家的老宅，目的並不在於簡單地修複房子，而是希望能從這些名人所創造的精神財富中汲取養分。楊絳一聽，連連表示，“我們不讚成搞紀念館”。

如今，閉門謝客的楊絳過著一個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視力也下降了。她曾對記者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打擾特別多，尤其是電話太多，我真擔心自己的時間是不是就這樣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轉達給那些想來采訪或看望我的朋友們，楊絳謝謝他們的關心，但千萬不要過來看我。你想，即使大家來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麽樣？我們也不可能隻憑這一天交談就成了朋友吧，還是請大家給我留些時間吧，那樣我寫些文章出來，大家看到後就權當寫給大家的一封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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