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電腦店打工的時候，遇到一個上海人，他說他是偷渡過來，在地下製衣廠打黑工的。他使勁糾纏著我講價。他說，他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腰都直不起來。工廠在地下，空氣又不流通，噪音又大。每個月他有半天時間逛街，他腦子裏還總是嗡嗡地響，眼睛晃啊晃，到處都是模糊的。我的老板，一個胖胖的青田人，居高臨下帶著蔑視地笑著看了我們一眼。我隻好一言不發。
其實，比起我的溫州朋友阿東，這上海人也不算辛苦。阿東和他老婆是辦了假護照先後到法國的。已經將近二十年了。最初就在地下製衣廠工作。那前後他們還生了兩個孩子。孩子背在背上。縫紉機旁邊放一個小爐子，上麵長年累月熬著粥。有時候裏麵還放個雞蛋。餓了就扒拉一口。吃飯也是在縫紉機前麵，自己吃一口，給孩子塞一口。“工作是不能停下來的，因為你做的東西，下一個人正等著用呢”。每天他們隻有五六個小時睡覺。他們有個朋友就是打瞌睡，打著打著，手就跟著衣服料子從縫紉機底下紮了過去了。
後來，實在不行，他們把孩子偷偷送回了國，直到十幾年過後，他們都拿到居留，生活略略穩定了，才又把孩子接過來。
又過了幾年，他們找到更賺錢的工作了。就是做皮衣。在家裏做就行了。但是，做皮衣需要一種膠水，味道很難聞。他們又不能開窗戶。害怕招來警察。“尤其是夏天的時候，悶熱得不行了，那個味道真是難聞得要死”，阿東的妻子說，不過，收入很高，一天有兩，三千法郎的收入。他們就這樣還清了蛇頭的債務。本來做得好好的，有一天，阿東的妻子突然就倒在地上。一查，是腦子裏長了一個瘤子。
“就在這裏麵”，阿東的妻子指著她眉毛的一處說，“做手術的時候，阿東還忙著，我一個人去的。他們說把我的臉皮都揭開了，翻上去，然後做的手術”。我看著她不過四十來歲，卻皺皺巴巴到不成樣子的臉，突然就明白了。
後來，有一天阿東自己也突然摔倒了，也得了一樣的腦瘤。
我認識阿東一家人的時候，他們在巴黎很偏僻的地方，開了一小餐館，生意本來就不好，經濟危機以來，更是艱難，連生計都有些成問題了。
阿東回憶說，以前他做皮衣，那個真是賺阿。隻是後來病了，借了他哥哥的合法護照回國去看病，錢就花得差不多了。而且從此幹活，就再也沒力氣了。
前年，一個做黑工的東北女子在家裏聽到警察的聲音，驚惶之中，翻身從窗戶上跳下去，而橫死在異鄉街頭。其實，當時那班警察根本就不是來找她的。
常常聽到偷渡客不幸遇難的轟動新聞。然而，那些躲過了凶險的偷渡之旅，最終卻直接，或間接地死於黑工的同胞，更不知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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