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ＺＴ） 社會主義不應畫地為牢而要敢於變革 轉行的老師
南方周末
[導讀]社會主義不應自己畫地為牢：不拒絕從各種思想流派吸取營養；二是不把某種製度模式絕對化。
山東大學是目前中國惟一開設科學社會主義本科專業的學校，有兩年曾因報該專業的人數太少而停招，近年有所恢複；由於對生源質量沒有信心，該校科學社會主義博士生導師王建民從2009年開始，主動停招博士生至今。
2010年9月8日，因柏林地鐵擴建，曾位於柏林原東德境內的馬克思恩格斯雕像被挪位，挪位後將麵向西方。德國柏林市的交通管理部門表示，雕像的新朝向沒有任何政治含義。（東方IC/圖）
魯法芹曾有華東師範大學化學專科兩年的學習經曆，畢業後在山東一個鄉鎮中學當化學教師，工資每月700元。他想改變命運，經知情人士指點，2005年他報考了山東大學威海分校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運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2008年畢業後報考了山東大學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王建民教授的博士，因為“這個專業好考，競爭不大”。那一屆，隻招了他一個博士生。
2011年夏天，魯法芹要畢業了，分配意向是到山大威海分校馬列部當教師，不管怎麽說，算是拿到了博士文憑。
寫博士論文時，他的博導王建民建議他研究一下《東方雜誌》在大陸刊行45年間的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述，該雜誌1904年創刊，1948年離開上海遷往台灣。
進入這個專業領域之後，魯法芹發現一些讓他“沒法說”的情形，比如一看到上麵提倡“和諧社會”，馬上有人就發表論文“談孫中山的和諧思想”。
山東大學是目前中國惟一一個設有科學社會主義本科專業的學校，有兩年曾因報該專業的人數太少而停招，近年有所恢複。魯法芹就讀的博士點隸屬於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他的導師王建民教授是該研究所的所長。
社會主義製度的曆史不足百年，從大曆史的尺度看它仍屬新事物。因此，看到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就跟風說社會主義不行了，乃輕率之言。 社會主義不應自己畫地為牢。這有兩個意思：一是不拒絕從各種思想流派包括敵對的流派中吸取營養；二是不把某種製度模式絕對化。——王建民
調劑來的學生，轉行的老師
1979年山東大學在全國率先招收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的本科生，41名學生中，王建民是少數填報了該專業誌願的考生，其他多數人是以“服從分配”之名調劑到這個新專業的。
當時設有科學社會主義本科專業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學校，相繼成立以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運史為主幹學科的研究機構——隻招收研究生。
三十多年來，“科社專業”的學生普遍有個擺脫不了的“尷尬”：社會上的人聽到“科社專業”時常常一臉疑惑：是不是說錯了，應該是“社科專業”吧？
1979年前，中國的學科設置中並沒有“科學社會主義”專業。該專業的出世與胡耀邦有關。在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中，當時已有哲學專業和政治經濟學專業，還缺少一個科學社會主義，胡耀邦在1970年代末主政中央黨校時提出設立這一專業。
畢業留校任教三十多年後，王建民見到的景象是，當年許多高校紛紛掛出的科學社會主義係、社會主義研究所等招牌全變了：或改換招牌，改為政治學、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等；或招牌還在，但油漆脫落，色彩暗淡。
198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大學的科學社會主義係改名國際政治係；1990年代中期，山東大學以國際政治學院取代了科學社會主義係，係名稱還在，但事實上降格為學院內一個專業。
蘇東劇變，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穀，原來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師資陸續轉行，繼續操持老本行的隻有四五人——大概是原有該專業人數的十分之一左右。王建民調查得知，在其他學校，這個專業的演化軌跡和師資比例也都大致如此。
從2002年開始，山東大學本科生入校一年後可以在全校範圍內再次選擇專業，大概10%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的學生轉到其他院係，卻很少有人選擇轉過來。2008年選擇該專業的人數為10人，2009年為6人。在大學畢業生就業已經成為一個問題的當下，科學社會主義專業本科畢業生與哲學、曆史學等專業本科畢業生的情形差不多，屬於困難戶，但有一點不同：因為山大的科學社會主義本科專業在全國獨此一家，而碩士點博士點比比皆是，所以考研考博的命中率極高，而投身科學社會主義本科專業的學生大多也是衝著這一點來的。
盡管碩士和博士的招生和培養一直在維持，但對生源質量的不滿常使王建民懷疑自己的要求是否過分。按他的理解，從事社會主義和國際共運史專業學習的碩士生、博士生，至少應該有某些基本的專業訓練，如一定量的對馬列經典作家的閱讀、有關社會主義理論和曆史的基本知識……實際情形是，他們的書包裏或許裝滿了新潮的知識和本領，但該專業必備的基本功卻常常令人無語。
一次有碩士生和博士生參與的課堂上，他提到“托派”一詞，聽眾卻毫無反應，詢問得知，在場所有的人壓根沒聽過“托派”這個詞。在王建民看來，社會主義史的研究者沒聽說過托洛茨基和托派，就像研究美國史的人知道有華盛頓但未曾聽說過傑斐遜；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知道有魯迅但未曾聽說過茅盾、老舍。
關於生源質量，王建民還有很多段子，2011年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生麵試時，一位筆試過關的考生參加麵試時一問三不知，最終，無奈的教授問他是否知道“金磚四國”指哪些國家，他想了想，回答說，肯定有美國和英國，有沒有中國不敢斷定，第四個就說不上了 （金磚四國指的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磚”在英文中是Brick，與這四國英文名首字母拚出的BRIC同音，四國都是非常具有發展潛力的發展中國家）。
王建民任主編的《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收到過北京某高校一博士生論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稿子，其中引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在注釋中，作者注明是轉引自他人的著作。一位談論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博士，在他人的著作中讀到對自己有用的論述，這論述來自《共產黨宣言》這種入門讀物，連按圖索驥查找原文的工作都懶得做，誠實到覺得沒有必要“假裝”讀過，以至寫論文做引證時還要“轉引自”。
對生源質量沒有信心，從2009年到現在，王建民主動停招博士生已有兩年。
較之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其他兩個組成部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境況或許略好一些。在中國大學的哲學院係裏，哲學學科大致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三大板塊，分別簡稱“馬哲”、“西哲”和“中哲”。若幹年前，馬哲是舞台中央的絕對主角，現在的情形是，在各高校的哲學院係，因學科傳統而異，或西哲占優勢，或中哲居鼇頭。
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目前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還在繼續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的教學與科研，盡管不容易。
馬克思主義是門科學
在王建民看來，作為一門學科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學界當下的生存現狀不佳，是有原因的。
王建民認為，科學的本質要求是質疑詰難，是探索未知，是創新，是挑戰成說；信仰恰恰相反，它要求信仰者深信不疑，不得偏離，更不能挑戰。建國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裏，民族的傳統信仰和觀念被排斥，試圖以馬克思主義取代之。然而，一種社會科學體係能否成為公眾的信仰，這一問題從來沒有被提出過，更談不到做出恰當的結論。迄今為止，能夠成為公眾信仰的意識形態隻有宗教或準宗教體係如佛教、基督教、儒家學說等。這類意識形態能夠深入公眾的日常生活而成為信仰，就其本身的性質來說，它們主要是倫理規範而非科學理論。
在王建民看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且是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尖端。說某一門自然科學中的尖端學問的學習和研究是少數人的事，這容易理解。其實，這一點完全適用於社會科學，適用於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學習和研究，那是極少數人的事，對公眾提出這類要求，是違背社會分工規律的，因而是做不到的。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中說：“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麽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王建民認為，鄧小平把自己歸於不讀“大本子”的“群眾”行列，道出了科學與公眾的真實關係：“既然是信仰，就隻能宣傳；信仰是需要解釋的，於是就有一個解釋權的問題，而解釋權隻能來自‘上麵’，於是乎‘唯上’、跟風等等就成為該學科的一大特色，上麵一個文件、一個精神，下麵就馬上論證，老折騰。”
在大學裏呆了三十多年，王建民接觸到太多的學術不端；他這些年做了點學術打假的事，但最後發現打不勝打。全國學風敗壞，科學社會主義這個學科是重災區，這與“宣傳”不無關係：既然是宣傳，精神偏離不得，形式可以花樣翻新，而且要鋪天蓋地。在這樣的“學術氛圍”裏決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學術規範。因此，人們也把抄襲剽竊不當回事。
王建民
社會主義研究要敢於觸碰基礎理論
王建民說，越是研究馬克思，越覺得馬克思主義是大學問；越是神魂顛倒地深入其中，越是可能有機會看到它天才的理論大廈中存在的問題。前人結束的地方，是後人前行的起點，這是一個正常的道理。當然，事實上做起來很不易。
“馬克思最大的成就是《資本論》，而《資本論》不是沒有問題的。”王建民認為，它最大的問題之一是無法說明第三產業的發展。為了從基礎理論上給第三產業提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二十多年前廣東的李江凡寫過一本《第三產業經濟學》。這項工作極有意義。當然，仍有不少問題需要討論。
四卷《資本論》的前三卷貫穿著一個基本思想：隻有物質生產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而醫生、藝人、教師、家政，即我們今天所稱的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勞動以及政治家、官吏、軍人等等的勞動是不創造價值的非生產勞動。考茨基整理的《資本論》第四卷裏，在長達兩百多頁的論述中，馬克思又說服務業的勞動也可以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王建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學界對於如此刺眼的矛盾為什麽沒有覺察？前不久辭世的丹尼爾·貝爾，在其名著《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就《資本論》第四卷的相關內容作過討論，他也絲毫沒有覺察這裏有問題。
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問題是二百三十多年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並係統論證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理解今天我們稱之為服務業從業者以及政治家、官吏、軍人等等的勞動。斯密認為所有這類人的勞動是不創造價值的非生產勞動。他的觀點和論證存在許多矛盾並持續地發揮著影響。沒有官吏和軍人等對國家的管理和保衛，生產及一切經濟活動就無從談起，因此，亞當·斯密說這類人的勞動不創造價值，讓·薩伊一派經濟學家對此大為不滿，但他們提出的論證更混亂。
《資本論》第四卷打算把這些問題都加以解決，但曆史沒有給後人機會去了解馬克思的最後想法，人們看到的隻是未經他本人清理的充滿矛盾的研究劄記。自亞當·斯密以來，這些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例如1980年代分別以孫冶方和於光遠為首的兩派學者之間的不了了之的爭論。
迄今已達成的共識是，教師、醫生、家政工人等提供的勞務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但還剩最後一個環節沒有解決，即如何理解官吏、軍人等等與國家治理有關的勞動。
王建民認為這中間隻隔著一層窗戶紙。他的研究心得是，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到當代學者們都忽視了一件事：當人們談論創造價值的勞動時，他們談論的是通過市場發生交換關係的商品生產者的勞動，而政治家、官吏、軍人等等的勞動並不是通過市場交換提供給消費者的，他們的收入也不是通過平等的交換，而是通過強製性的國家稅收而取得的。因此，他們的勞動不存在價值創造與否的問題。換句話說，這類人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根本就是個偽問題。
“這些問題不解決，就不能給第三產業以科學認識，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曆史趨勢的判斷失準，恰恰與《資本論》對第三產業的認識不當有關，最終跟作為《資本論》分析起點的商品概念發生了聯係。”王建民說。“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基本元素，它在資本主義經濟機體上具有細胞的意義。經濟機體上的細胞應包含著整個經濟形態的全部秘密。細胞基因不完整，必定會在日後造成生物體發育上的缺陷；同樣，對商品這個經濟細胞體的規定如果有缺陷，最終必定影響到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及其前途的認識。王建民說，《資本論》一上來就規定“商品首先是一個物”，這就把非物質形態的勞務排除在商品範疇之外。作為全部分析起點的商品範疇的規定出現瑕疵，後麵的一係列問題就不可避免了。“學者們對馬克思某些結論的批評並不少見，但怯於觸碰他的基本範疇和基礎理論。而要實質性地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就應該像馬克思本人那樣不畏艱險。”王建民說。
2010年9月，話劇《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在莫斯科梅耶荷德中心演出，這是“領地現代藝術節”的節目之一。該劇由德國著名劇團杜塞爾多夫劇院、柏林HAU劇院、蘇黎世劇院與法蘭克福劇院合作，赫爾加德·豪格與丹尼爾·魏澤爾導演。 （東方IC/圖）
為什麽瑞典不可以叫做社會主義？
王建民在大學期間癡迷於普列漢諾夫，同時他對馬克思主義史上的其他著作家，像考茨基、伯恩斯坦、梅林、拉法格、希法亭、羅莎·盧森堡、奧托·鮑威爾、尼·布哈林等等，能找到的中文本差不多都讀過。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見長的已故北大教授薛漢偉先生十年前曾建議，是不是注意一下奧地利學派哈耶克等人的著述？王建民開始讀哈耶克。2005年王建民與同事馮克利等合譯了馮·米瑟斯的《社會主義》，王建民為這個中譯本作了數萬字的序言。
王建民說，奧地利學派對他產生影響的一點是，在大的社會思潮麵前保持靜觀，慎言未來的社會進程，對激進的社會變革抱有疑慮。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僅社會主義思想家，甚至資產階級思想家們也不看好資本主義製度時，米瑟斯屬於極少數對資本主義保持信念的學者之列。曆史證明，他們這個少數派對計劃經濟的批評基本上是對的，當然，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許多批評，王建民認為“不靠譜”。
同樣，從十月革命到今天，社會主義製度的曆史不足百年，從大曆史的尺度看它仍屬新事物。因此，看到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就跟風說社會主義不行了，乃輕率之言。
王建民認為，社會主義不應自己畫地為牢。這有兩個意思：一是不拒絕從各種思想流派包括敵對的流派中吸取營養；二是不把某種製度模式絕對化。“為什麽瑞典不可以叫做社會主義？”王建民說，瑞典全民從搖籃到墳墓國家全包，貧富差距小，工人階級是社民黨的重要基礎，其綱領裏寫明馬克思主義是其思想來源之一。
“社會主義現在遇到了大問題，病得不輕，正需要思想者出場。”王建民說，他不相信，《紅樓夢》能成學，敦煌能成學，魯迅、胡適能成學，幾百年來影響了千萬人命運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能不成一門大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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