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樹賦
(北朝) 庾 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
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至如白鹿貞鬆，青牛文梓；根抵盤魄，山崖表裏。
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
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
聲含嶰穀，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
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
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
節豎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
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
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
若夫鬆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搓枿千年。
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
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頓於風煙。東海有白木之廟，
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
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鬆係馬。
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
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敧臥，頓山腰而半折，
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幹尋瓦裂。載癭銜瘤，
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
況複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采葛，還成食薇；
沉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
《淮南子》雲“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
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萬裏槎；若非金穀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
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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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枯樹賦》
張玉鳳 回憶，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主席忍著極大的悲痛，
在病中挺過了一個痛苦的春節。“5、6月間，主席的健康狀況明顯惡化，
6月初突發心肌梗塞。中央一麵積極組織搶救，一麵把主席的病情向中央各部委、
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負責同誌通報，這在我國還是先例。幸虧主席生命力強，
及時搶救過來，讓我們轉悲為喜。”可沒過多久，7月初，朱德委員長又突然逝世。
半年時間裏，周、朱這兩位和主席並肩戰鬥近半個世紀的戰友都走了，
主席悲痛萬分，精神大不如前。
有一天，毛主席突然讓張玉鳳找來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家庾信寫的
《枯樹賦》。這篇賦寫得很好，但很長，有500多字，主席早年熟讀過。
講的是晉朝一個人，來到一棵大樹下，看到這棵大樹過去也有過生長繁盛的時期，
而現在已經逐漸衰老了，內心油然而生一種悲涼。病床上的主席，
突然要求張玉鳳給他讀這首賦。“我讀得很慢，主席微閉著眼睛，
似乎在體味賦中描述的情景，回顧他一生走過的路。”
張玉鳳念了兩遍，主席突然說：“你拿著書，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來。”
張玉鳳說：“我看著《枯樹賦》，他老人家幾乎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誦出來。
他已不能像過去那樣聲音洪亮地吟詩，隻能微弱而費力地發音，一字一句，
富有感情地背著。
‘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昔年種柳，依依漢南；
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因為此詩意思頗為晦澀，原本流傳不是很廣，但主席卻非常喜歡。”
背誦一遍後，主席意猶未盡，又讓張玉鳳看著書，吃力地背第二遍。
“老人家的記憶力真是驚人，他的聲音，他背誦時的表情，
我至今曆曆在目，終生難忘。”
讓張玉鳳懊悔的是，當時時間已近半個小時，超過了醫生的規定。
“為了不使老人家太勞累，我隻好請他休息。其實那天主席精神還好，
他還想講這首賦的內涵。後來我才知道，現代心理學認為，
一個人內心的感受和感情要傾吐，讓其盡情訴之，這是有利於健康的。
如若不能盡興訴之，反而影響健康。”
張玉鳳為沒能讓主席一吐為快，抒發心境和感想而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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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樹賦》的解讀及其他
駱玉明
庾信作《枯樹賦》以寄身世之悲概，篇幅短小，500餘字。但用了象征的寫法，典故繁密，文意頗為晦澀，原本流傳不是很廣。清人許梿編《六朝文絜》，專收短篇駢體美文，庾信之作入選最多，而獨無《枯樹賦》，原因想必就在於此。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文革”風雨零落的歲月，毛澤東耽好此文，並就文章意蘊對專門為其服務的高校教師所作注釋提出批駁，這篇短文因此格外出名。但《枯樹賦》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毛澤東之見解應如何看待？他又為何對這篇情懷低沉絕望的文章好之如此，乃至臨終前不久仍吟詠嗟歎、為之低徊？這些都有值得一說的地方。
庾信是南北朝時代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他原本是梁簡文帝蕭綱做太子時身邊的文士，侯景叛亂，曾奉命率兵禦敵。北兵素強悍，而庾信隻是一個貴族出身的宮廷文人，對戰陣之事恐怕連聽說也有限，結果當然是失敗。而後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蕭繹，繼而奉命出使西魏。就在他抵達長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殺蕭繹，而梁王朝的曆史也就到此結束。庾信被留在長安，擔任一些名義好聽卻無任何實權與實職的官職，想回歸南方而不能。對庾信來說，他的後半生經曆最基本的特點就是被強迫：無論領兵作戰還是出使北朝，皆非自己選擇，蒙羞仕敵，其自喻為“倡家遭強聘”（《擬詠懷》之三），更覺愧恥。杜甫《詠懷古跡》詩言“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它的動人之處就在於庾信在經曆國家毀滅、宗族顛覆、孤身飄零的慘痛之後，對生命在外力壓迫下的無奈有著極為深切的感受。
《枯樹賦》便是庾信“暮年詩賦”之一。唐代張鷟的《朝野僉載》說庾信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示以《枯樹賦》，“後無敢言者”。據此，本篇似乎成於庾信羈滯北方的初期。但賦中有 “況複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采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子》雲：‘木葉落，長(音“漲”，年老)年悲。’斯之謂矣”之語，其實已經說明這是庾氏晚年之作，張鷟所言不可信。
《枯樹賦》不容易讀懂，文中多用典故、辭意艱深是一個原因，但這好歹還可以仔細辨析，揣摩大要。尤其麻煩的地方，是它的結構和意脈不容易理清楚。此文全篇以樹之盛衰為象征，描繪各種樹木原有的蓬勃生機與雄奇姿態，以及樹木受到的種種摧殘而衰朽、毀滅的慘狀，形成對照，其中有人生哀苦的寄托是能夠感受到的。但種種情狀的描述若僅是意義相近的羅列，則雖是短文，亦嫌煩雜。清代倪璠《庾子山集注》是庾集通行而又較具權威性的注本，其於《枯樹賦》題旨，隻雲“庾子山鄉關之思所為作也”，固然不錯，卻甚為籠統，對尋繹文脈沒有多大幫助。
關鍵在於文中作為象征的“枯樹”意象，是僅指涉庾信自身，還是牽連多個方麵？我們試從後一個角度來考慮，將《枯樹賦》與庾信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哀江南賦》相比照，會發現前者其實就是後者借助象征手段而完成的縮微形態；換言之，“枯樹”的意象，既用以哀歎個人身世，亦用以傷悼梁朝之滅亡。這樣來解析全文，雖然許多文句仍有晦澀之感——因為不能夠確認那些關於樹的典故及描寫是否一一對應於具體的人物與事件，但總體上說，文章的大體結構、各層次間的相互關係，卻還是可以看清楚。為了後麵行文的方便，筆者在此試對《枯樹賦》的文意略作詮釋。學力有限，篇幅也有限，隻能是述其大概而已。但自信較前人籠統含混的注解，或不無勝出。
《枯樹賦》的開頭前先用殷仲文的故事做引子，辭曰：“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這位殷仲文是東晉時代曹操式梟雄桓溫的女婿，出身名族，美容儀，富才藻，頗具名望。桓溫謀帝業未成而卒，多年後，他的幼子桓玄依仗父親的餘威和餘勢，終於趁東晉王朝內部的混亂，慌慌張張地篡奪了皇位，建立一個“楚”國，但很快被劉裕（後來的宋武帝）擊敗，死於軍中。殷仲文在桓玄當政和篡位期間受到重用，桓玄兵敗後上表請罪，稱自己是不得已而被裹脅的。因為他是當代名流，掌權的劉裕表示原諒他，實際上深為忌防。有一天殷仲文隨眾人至大司馬府，見庭院中有棵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複生意。”（見《世說新語》）桓溫曾以大司馬官職執掌東晉政權，殷仲文發此感歎，到底是因為想到一度興盛無比的桓氏家族已徹底傾覆呢（桓溫的後代為躲避追殺,一部分降後秦,另一部分逃入苗中,成為南蠻），還是比喻自己雖生猶死，倒也一言難定。但凡事有盛必有衰的意味，是容易體會到的。而“無複生意”四字庾信稍改動作“生意盡矣”，成為《枯樹賦》的點明題旨之語。
正文的第一部分從“白鹿貞鬆，青牛文梓，根抵盤魄，山崖表裏”即良木佳樹在自然中的雄偉姿態突兀地轉入“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的發問，下麵緊接著的就是回答：“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這些樹被移植到宮苑，處於華貴的環境。但猶如陸機臨刑時思念故鄉華亭之鶴唳，對於來自山野的樹木而言，宮苑並非適合於生長的場所。而且，更有樹木被匠人看中，刨去樹皮，削盡枝椏，雕出種種花紋，成為宮殿建築的原料，叢材則是留下一片狼藉。這些描寫應該是對應於庾信早年的經曆。莊子說做個烏龜寧願“曵尾塗中”而不願被供養於宮苑，便是其思想的根源吧。
第二部分以“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頓於風煙”這種毀滅狀態，映帶前後，曆數各種繁茂的樹木均無以幸免，這是對應於梁朝的崩潰過程，以及在這過程中人物的毀滅。《哀江南賦》述梁朝之亡，多列忠貞之士的事跡，而這一節所用的典故，如秦時五大夫鬆，漢時大將軍樹，東海白木，西河枯桑，北陸之楊，南陵之梅，或許未必一一落實，但字麵令人聯想到朝中與四方之士。
第三部分轉入“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更明顯是比喻自己離鄉漂泊於北鄉的境況。而“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一說文采，一說德操，歎兩者俱已碎裂，不複舊時的美好。進一步感歎“況複風雲不感，羈旅無歸”雲雲（已見前引），則索性擺脫比喻、象征手法，直述心中之悲。
最後是一節尾聲，用桓溫的故事與引子部分殷仲文故事相呼應：：“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桓溫之事見載於《世說新語》：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言語》篇）
為了達成自己的人生目標，桓溫一生勞頓，努力以軍事上的巨大成功來贏得威望。他曾三次北伐，第三次是在太和四年（369），當時桓溫已經將近六十歲了。時間最是無情，它無聲無息地促成一切也摧毀一切。當桓溫經過金城看到三十年前自己當琅琊內史時所栽的柳樹已經長得很粗大，憂懼此生或許寂寂而終，因而執柳下淚。
庾信賦運用史料不完全照原樣，如殷仲文顧庭槐而歎，原是他“出為東陽太守”之前的事情，而桓溫“昔年種柳”，並不在“漢南”而是距建康不遠的金城。這些差錯，還可以說是文學作品在細節上不要求嚴格，但他顛倒了時序，將殷仲文之事置於桓溫之事的前麵，就令人感到觸眼。倪璠注認為庾信隻是為了“發己意”，並不關心時間上的順序。但庾信或許有自己的考慮。
毛澤東喜好《枯樹賦》一事見於多種回憶文章，他晚年的機要秘書張玉鳳的回憶最為詳細，其文載於李靜主編的《實話實說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
1976年，這個多災多難的年份，不到半年時間周總理和朱德委員長相繼故去。痛失兩位老戰友，毛主席的痛苦心境是很難用語言描述的。?
記得有一天，主席在病床上，讓我找來(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庾信的一首《枯樹賦》。這首賦主席早巳熟讀過，前幾年還囑咐印大字本呢。全賦大部分章節老人家都能背誦下來，即使在病魔纏身的晚年仍能背出。?
在主席的病床邊，我讀著這首賦，讀得很慢。主席讓我連續讀了兩遍，他邊聽著，邊默記著，後來他說自己來背誦。此時，他雖不能像過去那樣聲音洪亮地吟詩，但他仍以微弱而又費力的發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主席背得很好，除少數幾處需偶爾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誦自如了。他的聲音，他背誦時的表情，至今曆曆在目，令我終生難忘，感慨萬千。
?
我讀了兩遍，主席背了兩遍，近半個小時，已超過醫生規定的時間。為了不使老人家太勞累，隻好停住，請他休息。究竟是這首賦對人間事物描寫得真切；透徹，還是抒發了主席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感慨，這不是用幾句話能說明白的。後來，主席也常常吟誦著這首賦，直到他不能講話為止。這是他誦讀的最後一首賦，也是我為他最後一次讀詩讀賦。
我讀了兩遍，主席背了兩遍，近半個小時，已超過醫生規定的時間。為了不使老人家太勞累，隻好停住，請他休息。究竟是這首賦對人間事物描寫得真切；透徹，還是抒發了主席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感慨，這不是用幾句話能說明白的。後來，主席也常常吟誦著這首賦，直到他不能講話為止。這是他誦讀的最後一首賦，也是我為他最後一次讀詩讀賦。
回憶錄一類文字常常會有虛飾成分。但張玉鳳作為最接近毛澤東晚年生活的人，卻並不對此加以張揚，這種謹慎的為人風格，使其少量回憶文字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隻是，她將1976年周恩來、朱德逝世之事置於相關回憶的開頭，未免加上了個人的揣度。在上述文字中，有些細節生動而使人驚訝，如毛澤東如何“以微弱而又費力的發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枯樹賦》，以及他常常吟誦這首賦，直到“不能講話為止”。這實在不是普通意義上對前人文篇的賞玩，而分明有自身情感的深度代入。在吟誦庾信這篇以“生意盡矣”為抒情主旨、充滿悲鳴之音的賦作時，毛澤東顯然是發出了自己的心聲。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情緒，他才會對不合己意的解釋感到不快，以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國事鞅掌、身體衰弱的情形下，為此寫出數百字的批語（詳情見後）。
張玉鳳的回憶中還說及“文革”期間因毛澤東閱讀需要而命人注釋古詩文並排印為“大字本”的事，近年有些當事人就此發表回憶錄，談前後情形頗為清楚。朱永嘉說：“毛澤東晚年的視力因白內障的緣故退化了，除了老花眼鏡外還要加上放大鏡，為了工作他還要大量閱讀古文……為毛澤東注釋古文始於七二年末，一直持續到七五年九、十月間……這個工作是毛通過姚文元布置我們做的，具體都是我與姚文元來往的信件上批示給我的，然後我布置在複旦曆史係和中文係的老師去具體注釋和翻譯，在複旦是譚其驤作最後校訂的，是王守稼與曆史組的劉修明、許道勳、董進泉、李霞芬、吳乾兌等來往於寫作組與複旦及中華印刷廠之間具體完成這項任務，在複旦參加過這些工作的有譚其驤、陳守實、楊寬、王運熙、章培恒、胡裕樹、顧易生、鄒逸麟、王文楚、徐連達等老師，他們幾乎也是不分晝夜廢寢忘食地努力完成這項任務” （《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憶》）。劉修明的文章在篇目內容方麵說得更具體一些：“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澤東的要求校點注釋的古代曆史文獻，共86篇，包括史傳、政論、賦、詩詞、散曲等體裁。前後有三種版本形式，字體都比較大，從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發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後成為特製的36磅長宋字體(正文、注文同)。”關於辭賦詩詞的注釋，劉文說明為自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6月14日， “這期間共校點注釋了包括庾信、謝莊、謝惠連、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陸遊、張孝祥、陳亮、辛棄疾、張元幹、蔣捷、薩都剌、洪皓、湯顯祖等人的辭賦、詩詞、散曲共35篇”（《毛澤東“文革”期間囑印“ 大字本”古籍的回憶》）。
1975年初筆者從崇明的一家農場進入複旦大學中文係讀“工農兵”研究生班（這是當時在少數幾所高校搞的試點），研究生屬於教工黨支部管轄，參加教研室的政治學習活動，所以跟教師接觸較多。我所在的古典文學教研室中，王運熙、章培恒、顧易生諸先生均參與了為毛澤東注釋古詩文的工作。但這事當時不知是否要求保密，我們雖略有所聞，卻很少聽先生們說起。倒是過了很多年以後，有一次跟章培恒先生在一起，不知怎麽談起朱永嘉（那時他已坐牢滿期出來了），章先生說，朱永嘉為人還是不錯的，“文革”中他們為毛澤東注《枯樹賦》出了點問題，大家都難免緊張，朱永嘉說這事由市委寫作組（某種程度上就是由他本人）承擔責任，讓參與工作的老師們不必過於憂慮。此事在朱永嘉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印證：“我就《枯樹賦》注釋的問題向毛和中央作了檢查，承擔了責任，並沒有因此責怪具體注釋此篇的章培恒、顧易生他們。”
現在的人們恐怕不太容易體會章培恒先生他們當時的心情。“文革”是個不可理喻的時代，無妄之災隨時可能襲來，而況是為毛澤東做事引起了他的批評！我沒有多問章先生，但從他念記朱永嘉為人的好處，能夠體會當初此事的壓力。聽說朱永嘉出獄後生活一度頗窘迫，章先生曾為之設法，這是否與往事有關，亦非我所知。
《枯樹賦》的注文上送後，毛澤東表示不同意注釋者的見解，並提出自己的意見，這一過程劉修明在《毛澤東晚年詩文過眼錄•前言》中作了說明。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關於此事的最為詳細的材料，我想應該比較完整地加以引錄：
情況是這樣的：我們在注《枯樹賦》時，基本上是參考和因襲清代倪璠注的《庾子山集》和近人臧勵龢的《漢魏六朝文》、譚正璧的《庾信詩賦選》的注解和舊說。這幾種注本都說，枯樹之所以枯萎凋零，是因為樹木在移植過程中傷了根本所致。他們因此都認為，庾信正是借此比喻自己身仕數朝、飄零異地，寄感慨於枯樹而為之賦。這種解釋即傳統的“移植說”。它的影響很大，從未有人提過異見。毛澤東不同意這種意見。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他曾對《枯樹賦》的注文講過四條意見：一、“‘桐何為而半死’：……是由於受到了急流逆波的衝蕩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殘所造成的，‘不是移植問題’”。二、“鴛：可能是鵷雛。”三、“‘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是說受到了種種摧殘的樹木，發出的聲音淒傷悲哀。”四、“‘若夫鬆子、古度’十句：……‘這和移植毫無關係’”。另外，毛澤東還提過三條意見：一、“‘若乃山河阻絕’四句：……‘原文沒有寫水災’”。二、“‘雄圖既溢’，這句話是對的，‘溢’是‘過了’。（《西廂記》：“淚添九曲黃河溢。”）‘武力未畢’，這句不對，疑有字誤，未畢疑是已畢之誤，不然，雄圖完了，怎麽又說‘武力未畢’呢？”三、“‘送日’宜解作‘遣日’，（是無聊嗬！）不是‘誇父追日’”。上述七條曾印成一份文件：《主席對幾條注文的意見》。此外，《枯樹賦》等三賦大字本上送後，江青曾將這幾篇賦的注釋本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注釋組。兩校注釋組寫了一份材料《關於〈枯樹賦〉、〈別賦〉、〈恨賦〉注文的問題》，認為《枯樹賦》的注文有與原意不合之處，《別賦》、《恨賦》個別注釋較簡。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江青將兩校的注文材料送給毛澤東，寫信說：“供參考，請批示。隻此一份，印三個賦，需要注的好些。《悼李夫人賦》請留下參考，有關注文這份，請退我，最好有主席的批注。”不久，毛澤東就《枯樹賦》等文章的注釋問題作了批注，全文如下：
此注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說，上月曾告盧荻。
關於注釋的問題，請你們過細的研究。
毛澤東
一九七五年八月
我們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看到上述幾份文件的。毛澤東對《枯樹賦》的意見和批注，說明他對《枯樹賦》與注文看得非常仔細。他對《枯樹賦》的理解是非常精確的，完全是自己的獨特見解，絕不因襲前人舊說。我們為此而寫了一份報告，對《枯樹賦》等注文錯誤的由來和有關問題，作了較詳細的分析和自我批評。這份材料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上送。
劉文未言及《主席對幾條注文的意見》的文字篇幅，恰好林東海先生在《詩意人生——記林庚先生》一文中寫到這一點。他當時被借調到北大注釋組，有機會接觸到這方麵的材料。文中寫道：“（1975年）9月20日下午，在（從大寨）回京的專列上，江青召集注釋人員會議……給每人發下一份打印稿，是毛澤東主席關於《枯樹賦》注釋的批語，四號字占十六開紙的三分之二多，大約五六百字，大家讀了一遍，立即收回。”
另外，在網絡上看到的有些文章裏，還引用了毛澤東對《枯樹賦》注頗為霸道、語氣挖苦的評語，或許就是劉修明省略掉的內容。但因為出處不清楚，不好輕率引用。
盡管劉修明使用了“我們”這個籠統的稱呼，但他並不是實際從事注釋工作的人。而關於為毛澤東作《枯樹賦》注釋的詳情，我從沒有問過章培恒、王運熙、顧易生諸老師，也不知實際操筆的是哪一位。為“聖人”講書，古時以為榮，今之讀書人或未必吧？不過，作為始終參與“具體完成這項任務”的人，劉修明所說縱或有不精確之處，大概應是無誤。而從他複述毛澤東批語的情況來看，他寫《前言》時，手邊還保留有當時的記錄。
劉修明的《前言》有一點問題：毛澤東先後兩次提出意見，後一次所言三條中有兩條是關於《恨賦》的詞語解釋的（“雄圖既溢”、“ 武力未畢”和“ 送日”），所以關於《枯樹賦》的意見其實集中於第一次的四條，而四條中有三條是針對“移植”的；在寫給江青的批語中，也不及其他，隻說 “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說”。可見在毛澤東看來，“移植說”是關鍵問題，也是引起他強烈反應的根本原因。
那麽，從庾信《枯樹賦》原文來看，“移植”到底是不是樹木枯朽、“生意盡矣”重要的乃至根本的原因？
毛澤東反對“移植說”的三條意見中， “‘若夫鬆子、古度’十句：……‘這和移植毫無關係’”這一條較為有力。這裏涉及的是第二節的文字，如前所述，在這一節中列舉各種樹木的毀傷，是作為梁王朝崩潰的象征來寫的，所以並未歸因於“移植”。但全篇主要部分共有三小節，而與作者身世密切相關的第一節和第三節，都明確牽涉“移植”和“拔根”的問題，而個人身世的悲慨，又正是全文的中心。因此，即使認為“移植說”不夠周全，也實在沒有根據完全否定它。
另外兩條意見，意在證明《枯樹賦》的第一節也不應從“移植”去理解，但說服力是很不夠的。
第一節與毛澤東意見相關的一段原文是：“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穀，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
“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前句出於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之“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後句出於枚乘《七發》之“龍門之桐……其根半死半生”，這是化用前人成句來發問。毛澤東說：“‘桐何為而半死’：……是由於受到了急流逆波的衝蕩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殘所造成的，‘不是移植問題’ 。”意思是這個問句源出於《七發》，答案就應該從《七發》中尋找。但沒有前後文的關聯，實在不能說因為用典，問題本身就已經包含了答案。況且就是《七發》的原文，著重點也不在桐樹如何受到摧殘，而在桐樹受到自然中各種因素的感應，製成樂器後音聲格外感人。而《枯樹賦》在上述兩句的提問後，接“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一段，視為答案顯然要順理成章一些。
“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前句用《世說新語》所載陸機仕於洛陽、遭禍被刑，臨終感慨“欲聞（故鄉）華亭鶴唳，可複得乎？”之典，後句化用《荊州記》所載漁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從移植於宮苑之樹發出的聲音高雅美妙、棲集鳳鳥與鴛鴦這種華貴之相，到陸機願聞故鄉鶴唳而不可得，是急劇的轉折，理解為仕宦之尊榮終究導致人生悲哀，文意既順，也符合庾信本人的身世之感，對“移植說”是一個支持。毛澤東說：“‘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是說受到了種種摧殘的樹木，發出的聲音淒傷悲哀。”將這兩句單純理解為對樹聲的形容，與前後文的邏輯關係不太容易弄明白。何況，不僅將鶴唳視為悲哀之音並非古人之習慣，而且在陸機的故事中它原本是往日幸福生活的象征。就文意來說，前引兩句理解為“豈料風亭鶴唳悅耳之音，轉為月峽哀猿斷腸之聲”，較為順當。
毛澤東博覽群籍、才華出眾、思想深邃，這毫無疑問。但他的讀書方法與眾不同。他常是靈感活躍，意誌強烈，喜歡驅古人以就己，而絕不肯循規蹈矩。最典型的例子，是司馬遷《報任安書》中“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一句，毛澤東引用時闡發的意義幾乎正好和司馬遷的本義相反。在“古為今用”、“六經注我”的角度上說，這沒有什麽可指責的，但要說解釋古書原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拿《枯樹賦》注的例子來看，原文“比翼巢鴛”之“鴛”為鴛鴦，這本來毫無問題。倪注引《列異傳》韓憑夫婦故事，“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音聲感人”，出處也很清楚。毛澤東卻說：“鴛：可能是鵷雛。”他顯然認為曆來隻聞鴛鴦戲水之說，怎麽會到樹上築巢？所以要把“鴛”讀為假借字。但毛的這個意見非常粗疏，不僅按照一般規則，古文中若本字可通即不應作假借來解釋，作為專用名詞的“鴛”借為“鵷”向無此例，而且和人們的泛泛印象不同，鴛鴦確實是會在樹上築巢的！當然，讀書有一點誤解無須苛責，但問題是，在那個年代裏，隻要是毛的意見，就隻能是“非常精確”的（劉修明文中語），而別人就隻有檢討的份。這真的很像舊戲文、小說中皇帝金口一開萬物應從的故事。
由於毛澤東讀史，讀古文，常常會把自己的思想情感代入，乃至將自身與古人合為一體，這會造成他對古史古文極為個人化的理解。他晚年如此不同尋常地喜好《枯樹賦》，就與他當時的境況與心情分不開。1975年這一年中，毛澤東體衰多病，又患有老年性白內障，來日無多的感覺越來越強烈。而國內政治方麵，“文革”所造成的動蕩不見止息。盡管他不斷強調要“安定團結”，高層的矛盾衝突卻向著更為尖銳激烈的方向發展。鄧小平的“整頓”顯露出否定文革的兆頭，江青一群人攫取權力的心情格外急迫，調和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作為一位熟讀古史、智謀超群的政治家，那一場“史無前例”、傷害了大量軍政官員從而也就傷害了政權基礎的“文革”終將被否定，毛澤東不可能預料不到。因而張玉鳳所說的“他真正關心的是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後人們怎麽看他”一句話，實在透露了那時毛澤東內心深刻的不安。他曾經似乎有力地控製著一切，而一切又似乎正從他的手掌中滑走。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放聲痛哭。一種深巨的精神創傷，使他轉向他一向喜愛的中國古典辭賦詩詞中尋求撫慰。《枯樹賦》“生意盡矣”、“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傷感和無奈，就這樣成為毛澤東內心的聲音。
就《枯樹賦》本身來說，樹之枯，“移植”和“外力摧殘”是共同存在、有時甚至不能分別的因素。說到底，“移植”難道不也是“外力摧殘”？但是，當毛澤東把自身情感代入文本以後，兩者就產生了巨大區別。樹木“移植”於宮苑導致災難性後果，是否令長年居於舊時宮苑的毛澤東生發某種敏感暫且不論，“移植說”多少會令人想到樹木本身生命力脆弱、適應能力有限等等屬於其自身的原因，從而削弱、衝淡“外力摧殘”這一精神感受的強烈程度。而對毛澤東來說，想必一切已然和可能的挫折與失敗，都僅僅是外力作用的結果，一切悲哀均源於此。項羽說過的，“天亡我也，非戰之罪！”
從前引材料中，還可以看到江青有意介入為毛澤東注釋古文的工作的跡象，這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毛澤東閱讀、評說古詩文，並不隻是個人喜好，常常還和他的政治行動聯係在一起。他經常把自己讀過的東西批轉給其他重要領導人看，或明或晦地發出各種政治信息（評《水滸》是顯著一例）。朱永嘉的回憶錄告訴人們，這項工作“是毛通過姚文元布置我們做的”，起初應該是跟江青無關。但江青顯然意識這裏包含著可供利用的政治資源，當時她又親自領導著北大、清華兩校（“梁效”）寫作組，有著方便的條件，便逐步把這項工作的主導權延攬過來。
複旦教師為毛澤東注釋古詩文，由著名學者譚其驤先生作最後校訂，譚先生有記日記的習慣，對這方麵事務的具體過程留有細致的記錄，譚先生的高足葛劍雄在《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一書中對有關內容作了梳理。其中一節是這樣的：“1975年5月5日，譚其驤一到研究室就接到王守稼的通知，要他趕快去寫作組。到後才知道是因為北京大學寫作組對《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詞）的注釋提出了意見，姚文元交上海征求意見，這次修改特別謹慎。7月8日，王運熙又就《江梅引》的注釋征求譚其驤的意見，並請他校改了注釋全文。”這是譚先生日記中首次出現北大寫作組對他們的注釋工作提出意見的情況，而上送毛澤東的東西如果不經過江青之手，當然不可能轉到北大寫作組去。前麵引劉修明《毛澤東晚年詩文過眼錄•前言》也說及，“此外，《枯樹賦》等三賦大字本上送後，江青曾將這幾篇賦的注釋本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注釋組。兩校注釋組寫了一份材料《關於〈枯樹賦〉、〈別賦〉、〈恨賦〉注文的問題》。”江青在將上海的注釋本交給兩校注釋組時，是否已經聽說毛澤東對此有所批評，從劉文中看不出來。但江青於1975年8月9日將兩校的注文材料送給毛澤東時，則肯定已經知道，她要求“最好有主席的批注”，目的就在得到毛的書麵認可，以顯示她的成績。果然，毛寫下了“此注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說，上月曾告盧荻”的批語。朱永嘉說：“由於我獲悉梁效也在做注釋的工作，而且是江青在管他們，……把詩詞賦的工作先放緩一些，逐漸中止下來，免得與梁效及江青那兒發生矛盾和摩擦。”這應該正是江青想要達到的目的吧。隻不過到了1975年的9月，江青與鄧小平的衝突已達到高峰，不久又轉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文革”混亂的最後一場大規模鬧劇，詩詞歌賦之類，大概也成了不急之務。
毛澤東認為“較好”的兩校的注，據說主要是北大林庚先生做的。葛曉音教授說：“林先生對庾信《枯樹賦》的解釋，曾受到過毛澤東同誌的稱讚。”（《詩性和理性的完美結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有意思的是，章培恒先生上世紀六十年代關於譴責小說的研究論文也曾受到毛澤東的好評，他因為受胡風案牽連而惡化的處境由此而有所改善。我剛到複旦時，人們談及章先生，每每會提到這件事。其實現在想起來，學問是學者辛辛苦苦的事業，政治領袖的評價對此沒有太大意義。
《枯樹賦》的結尾，是桓溫“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慨歎，它或許是毛澤東在最後的歲月裏最能產生共鳴的名句。
一般人對曆史上的偉人有時表現出情感上的脆弱會感到訝異。我們知道桓溫是個雄豪而無所畏懼的人物，生死成敗，見之多矣。 “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複遺臭萬載邪”——縱然不能流芳後世，難道還不能遺臭萬年嗎？這是桓溫留下的最令人驚聳的名言。在金城，他卻牽扯著柔長的柳條而流淚，好像很不相稱。但仔細想來，卻也並不奇怪。人在曆史當中，是受到種種限製的，而愈是欲望熾烈、意誌強大的人，愈是容易感受到外在力量對個人的壓迫。桓溫縱然不可一世，卻終因受到以謝安、王坦之為代表的大士族聯盟的抵製，而年命有限，不能逞其大誌。曆史造就英雄，卻常常以對他的嘲弄為收場。這令我想起《老子》的格言：“天下神器。”王弼對此有絕頂聰明的注，曰“無形以合”。兩者合而論之，意思說人類的世界是神妙的，它是各種力量以不確定和不可測的方式相互作用的結果，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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