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主義”從何而來？
進入新世紀，社會的衝突都在加劇。人們對於自由市場的熱情正在衰退，但除了挽救資本市場之外，人們還不願意思考更長遠的選擇。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著名的《曆史的終結》中宣稱，資本主義政體與自由市場已經大獲全勝 。曆史已經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勝利中結束，世界終於到達了曆史的盡頭。
“終結”言論並不孤獨，早在1984年，亞瑟丹托（Arthur Danto）就提出了“藝術的終結” （The End of Art）。比他再早的還有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哲學的終結”；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政治的終結”。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政治語匯。“終結主義” （endism）從何處來？
1933年法國俄裔思想家亞力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Ētudes）講授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提出了曆史將終結於一個普遍、同質的社會。這門持續了６年的“瘋狂的”、“荒誕的”、“神秘的”的閱讀課，吸引了法國思想界最耀眼的群星，他們當中有薩特（Sartre），梅洛一龐蒂（Merleau-Ponty），拉康（Lacan），巴塔耶 （Bataille），阿爾都塞（Althusser），Queneau，和阿隆（Aron）。有通過他在美國的朋友，神秘的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傳播，科耶夫的思想在美國也產生深刻的影響，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是施特勞斯的門徒。20世紀的60年代曾經在巴黎跟隨科耶夫，福山是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的學生。以至於羅思（M.S.Roth）認定：“科耶夫的這個黑格爾哲學研討班是當代曆史思想的秘密源頭。”
科耶夫的曆史願景
科耶夫的願景在當代一直行使著影響，至少在冷戰之後，資本主義秩序的全球化主張就有科耶夫的靈感。為建立普遍的同質世界，二戰過後，科耶夫一直在法國經濟事務外交部，對歐洲的一體化政策影響至深，並協助建立了歐共體和關貿總協定。奠定了後現代全球政治的格局。
據科耶夫的理論，曆史將最終和解於所有個體平等的承認。並因此消除了戰爭和意識形態鬥爭，而迎來和平。如此，世界的曆史，政治將在一個普遍的（全球的）， 無區別的秩序中達到高潮。-就如黑格爾而言，不再有任何“主人”和“奴隸”，隻有自由人的相互承認和肯定。這種政治需要一種法律的形式，得到所有個體的普 遍認可，從而在平等的形式中滿足特定個體的願望。
同時，由於人類的生產力的發展，有能力滿足人類的需要和願望，達到人類所希望的繁榮和自由。對於科耶夫，人類生產能力的高潮是在資本主義。科耶夫認為，資本主義的擴張會導致產生一種均質的，全球化的文化標準，從而摧毀所有局部的，傳統的界限，代之以相同的價值觀。“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主義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和對立日益消失了。”
在科耶夫的後曆史國家，階級的消除也伴隨著意識形態的消除，意識形態必須讓位於永遠和平、同等高貴和互相承認的普遍意識。如果出現了對於這種普遍同質社會的反對者，有必要通過類似於斯大林那樣的暴政進行規訓（這也是為什麽科耶夫不否認自己是個斯大林主義者）。而作為掌握和洞悉了曆史進程秘密的智者，科耶夫等所能做的除了對於曆史進程進行一遍遍的回憶之外，別無他事，所以曆史的終結也意味著思想的永恒返回。
科耶夫拒絕了馬克思主義概念，即資本主義因為其固有的矛盾必然會導致其消亡。馬克思認為，市場競爭的壓力會導致從工人的剩餘勞動中作越來越多的野蠻提取，以抵消資本利潤率的下降，工人階級的生存條件會惡化。這將導致無產階級的覺醒，資本主義無法避免這種危機。而科耶夫相反，認為20世紀的資本主義已發現了解決這些矛盾的出路，會想辦法安排市場體係的再分配，通過分散它的財富，工人階級不會日益的貧困，而是能享受前所未有的繁榮。這也就是為什麽科耶夫早在1948 年，就宣揚美國作為“後曆史的世界經濟模式”，成功的征服了自然，具有最高效的能力為人類提供物質需要。因此，他在蘇聯帝國崩潰以前就預言，冷戰結束將是通過經濟而不是軍事手段實現西方資本主義的勝利。
然而，科耶夫對世界曆史高潮的解釋有著根本的矛盾。一方麵，他以田園詩般的術語看待後曆史世界，普遍的自由，從戰爭中得到解脫，剩下的空間是“藝術的，愛情的，遊戲的等等，總之，人類的一切都很幸福快樂。然而，在他的哲學人類學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中，人的定義，人是通過人的否定活動，通過人的鬥爭，通過鬥爭以及論爭來克服自然和自身。這是作為人的存在的理由。然而，曆史的終結，標誌著鬥爭的結束。因此，生活在後曆史的人將不再是人。曆史的終結“意味著人在文化上的毀滅”，人最終回到動物狀態。令人奇怪的是，人存在理由的丟失正是在他的勝利時刻，因此，科耶夫與尼采的譜係學所推導出的“末人”，具有高度相近的血統親緣。
科耶夫提出“曆史終結論”的主要依據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尤其是黑格爾關於“主人”意識與“奴隸”意識的分析，因為奴隸的自由意識與奴隸的現實身份之間形成了無法消除的差距，所以黑格爾描述了奴隸意識的辯證體驗，即從虛無主義，到最後的苦惱意識。正是這種“苦惱”意識，催生了基督教文明。科耶夫認為 “基督教源於奴隸麵對虛無的恐懼，基督教把奴性推廣到新的高度，因為它選擇了一個絕對的、不在塵世的主人——上帝，並宣稱/實現了普遍的平等。因為每個人 都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仆人。
基督教通過神化這個世界並且將其秩序化，然而，科學的興起讓上帝成為多餘。但上帝之死並沒有讓奴隸的“平等”精神死去，反而通過國家的理想而得到實現。在黑格爾看來，拿破侖通過戰爭建立了一個普遍的同質國家而實現了曆史的終結。建立普遍同質國家所必須經曆的血腥、恐怖也相應地終結了“主人——奴隸”之爭。這樣的國家承認每個人都有平等的尊嚴和自由，如果人類“承認”欲望得到了基本的滿足，那麽曆史就該在此刻終結了。
科 耶夫一方麵將存在哲學曆史化，一方麵又將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的超越和完成，轉化為征服和鬥爭的完成，和意識的終結，即曆史的終結。科耶夫在美國的右翼追隨者，與科耶夫在“曆史已經終結，與理性專製的普遍同質國家”這個結論上一致，他們都信奉由哲學和觀念一起創造曆史。福山的著作《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敏感地把握了科耶夫思想中的矛盾：一方麵，帶有馬克思的樂觀主義；另一方麵，最後之人即末人，又是尼采的悲觀預言。蘇聯瓦解東歐易幟，為福山從科耶夫的結 論提供了現實素材，他讚成地認為普遍同質的國家就在眼前，而文化則不複存在，從先民到末人，是人類社會的退步。福山最後也沿著科耶夫的道路走到了尼采的末 人世界。
沒有更多的對抗鬥爭，沒有更多的社會實驗工程，世界已處於一均質的狀態，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組合占據統治地位，所有其他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係統將無可挽回的成為過去。
尼采的左翼信徒和右翼信徒共同分享了科耶夫對於後現代社會的如此預設，左翼信徒巴塔耶、福柯、和德勒茲渴望反抗，超越並揭示權力的虛假理念結構，他們的 理念導致了常規意義上的後現代政治運動；而右翼信徒努力的目標是利用哲學本身的修辭力量，去恢複神話和幻想的資本主義脆弱結構，維持統治和幻想。既然這兩派都承認政治是權力統治的計劃，那麽左派反抗統治，右派讚美統治，就成為兩種無法共存的政治理念，根本沒有黑格爾所說的“統治是不自然的，應該被超越”這樣的辯證法，這也是科耶夫理論致命的地方。
“藝術的終結”與當代藝術
曆史的終結也迎來了其他一些獨特的形式。在哲學上，認定絕對知識最終會取代意識形態。在藝術，和解的意識要表達它的自身，就會通過抽象藝術– 由抽象的圖像和再現捕俘文化的所有細節，這些細節最終將被抹去，剩下的是抽象的審美形式，作為一種同質意識普及的體現。
這是亞瑟丹托（Arthur Danto）“藝術的終結”理論的由來。
“我驚歎於藝術家的想象，以不是傳統的手段來設法傳達意義。藝術世界所有醜陋的壁壘和界限已被拆毀了”。“在後曆史的現實中要顯示的是那些意味著樂趣的事物”。
文化學家認為，文化現像是一個包括內核與若幹外緣的的整體，從外而內分為幾個層次，不同的文化層次由於價值密度不同，對外來文化的抗阻力也有差異。一般而言， 物態文化層麵價值密度最小，其文化抗阻力最弱，社會變動因而往往從這一層麵開始，然後再向製度、行為和心態文化層推進。因此，在文化的碰撞過程中：“當碰撞的阻力衍射成宗教、政治、藝術等成分時，其藝術成分顯然比宗教成分穿透得較早、較快和較遠”。因為藝術對社會傳統生活方式造成的衝擊沒有那麽猛烈或痛 苦。強勢文化很難人為地創造出某種形式的“世界宗教”，但是有可能強行製造出某種“全球藝術”。“這種對輻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廣泛傳播的自動選擇，顯然 是文化交流運動中一條不幸的規律。
在過去，不同文化的藝術世界是不同的。在當代的變化是，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一個統一的藝壇 （international artworld），在展示一種共同的藝術文化。影像的可重複性可以藐視任何距離使世界“變得更小”。並隨時可以穿透任何文化的界限。毫無疑問，現在存在一個相互關聯的國際流程。由到處旅行的策展人施展最大的影響，在不斷環球飛行的碟片中招標四處遊牧的常客，並不斷注入擴充到全球係統的大型展覽、博物館和 畫廊中。
問題是：這些全球秀表達的是關注文化的差異，還是展示千篇一律的形式觀念。換一種說法，是不是讓文化的差異或相對性的消失本身就是一種目的想法呢?
同樣在感受世界曆史的詩人泰戈爾，在日本的郊外所感受到的顯然與科耶夫的不同：
“…… 然而，有一天我站在橫濱市郊，撇開五花八門的現代市容、注視海上的落日，感受鬆林覆蓋群山中的靜禰和莊嚴。雄偉的富士山在金色的地平線上逐漸暗談，就像被 自己的光輝襯托得暗淡的上帝一樣——通過傍晚的寂靜，湧出永恒的音樂，我感到天空和大地與黎明和黃昏的抒情作品是屬於詩人和理想家的，而不是屬於那些粗暴 地輕視感情的市儈。人類在忘記自己的神聖之後，將重新記起上天經常與人類世界保持的接觸，絕不能把人類世界放棄給現代這些厲聲嚎叫、酷嗜人血的豺狼。”
這樣的黃昏感受絕對不止是審美的，它也是政治的，認知的，倫理的。泰戈爾的感受一方麵是作為亞洲的，一方麵又是作為現代和前現代的。他肯定不屬於那個普遍同質的，而文化不複存在的末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