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起郭沫若田漢之流” 魯迅與左聯的一段恩怨（ZT）

 

 

http://www.stnn.cc/arts/200610/t20061017_362734.html

 

在說到魯迅與“左聯”的矛盾時，人們多與周揚聯係起來，但在一段時間裏，魯迅最不滿的實際上是田漢。

 

因為胡風而結怨

 

　　1934年7月，穆木天被捕；9月25日，《大晚報》上刊出了穆木天等脫離“左聯”的報道。穆木天出來後即向“左聯”黨團告密，說胡風是南京派來的漢奸，為此，胡風辭去了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館的日文翻譯職務。辭職後，胡風便到沙汀家去找周揚，周揚正好在那兒。胡風將自己從韓侍桁那兒聽說的話告訴周揚，周揚沒有否認穆的告密，也沒作任何決定，隻告訴胡風，因工作關係，他要搬家了。

 

　　10月上旬，由田漢來接替胡風在“左聯”的工作。交接會上，胡風提出了穆木天汙蔑造謠一事，對周揚默認穆的造謠表示不能接受，田漢當即表示要和周揚這種態度鬥爭到底。大約兩三個月後，田漢約胡風和周揚見麵，為即將到外地的洪深餞行。盡管田漢將胡風拉到陽台上單獨談了一些話，卻隻字不提“左聯”的事。胡風辭去“左聯”職務時，曾把情況簡單地告訴魯迅。魯迅沉默了好一會，才平靜地說：“隻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筆……”

 

就在胡風辭職不久，周揚找到夏衍，“說陽翰笙建議，馮雪峰走後，好久沒有向魯迅匯報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魯迅約定一個時間，陽、周和我三個人去向他報告工作和聽取他的意見”。夏衍第二天就到內山書店，正好遇到魯迅，把周揚的意思轉達之後，魯迅表示同意，約定下個星期一下午三時左右，在內山書店碰頭，因為星期一客人比較少。到了約定時間，夏衍在住家附近叫了一輛出租車等待周揚和陽翰笙。意外的是，除周、陽之外，還來了一個田漢。當時夏衍就有一點為難，“一是在這之前，我已覺察到魯迅對田漢有意見（有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家閩菜館設宴歡迎藤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和我都在座。開頭大家談笑甚歡，後來，田漢酒酣耳熱，高談闊論起來，講到他和穀崎潤一郎的交遊之類。魯迅低聲對我說：‘看來，又要唱戲了。’接著，他就告辭退了席。田漢喜歡熱鬧，有時宴會上唱幾句京戲，而魯迅對此是很不習慣的），加上，田漢是個直性子人，口沒遮攔，也許會說出使魯迅不高興的話來，而我和魯迅隻說了周、陽二人向他報告工作，沒有提到田漢”。

 

有些不愉快的見麵

 

　　盡管夏衍早就發現魯迅對田漢不滿，但田漢已來了，不好叫他不去。他們四人上了車，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醫院附近就下了車，徒步走到內山書店。見了魯迅之後，看到有幾個日本人在看書，夏衍說，這兒人多，到對麵咖啡館去坐坐吧。魯迅不同意，說：“事先沒有約好的地方，我不去。”這時內山完造就說：“就到後麵會客室去坐吧，今天還有一點日本帶來的點心。”於是內山就帶他們到了一間日本式的會客室，還送來了茶點。

 

 

“開始，陽翰笙報告了一下‘文總’這一段時期的工作情況，大意是說盡管白色恐怖嚴重，我們各方麵的工作還是有了新的發展，他較詳細地講了戲劇、電影、音樂方麵的情況，也談了滬西、滬東工人通訊員運動的發展；接著周揚作了一些補充，如已有不少年輕作家參加了‘左聯’等等。魯迅抽著煙，靜靜聽著，有時也點頭微笑。可是就在周揚談到年輕作家的時候，田漢（見圖）忽然提出了胡風的問題，他直率地說胡風這個人靠不住，政治上有問題，要魯迅不要太相信他。這一下，魯迅就不高興了，問：‘政治上有問題，你是聽誰說的？’田漢說：‘穆木天說的。’魯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轉向者，轉向者的話你們相信，我不相信。’其實，關於胡風和中山教育館有關係的話，首先是邵力子對開明書店的人說的，知道這件事的也不止我們這幾個人，而田漢卻偏偏提了穆木天，這一下空氣就顯得很緊張了。”

 

　　“兩個口號”論爭發生後，“左聯”的內部矛盾完全公開，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是這樣描述這次會見的：“胡風先前我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過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

 

魯迅對田漢的“憎惡和鄙視”

 

　　早在1921年8月29日，魯迅就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說：“我近來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漢之流。”但以後沒再看見魯迅對田漢有不滿的記載。魯迅的《答曹聚仁先生信》在1934年8月出版的《社會月報》上頭條發表後，因最後一篇是楊邨人的《赤區歸來記》，8月31日出版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便出現了紹伯的《調和》，稱魯迅是在“替楊邨人打開場鑼鼓”，盡管後來的文字告訴我們，魯迅知道紹伯即田漢時非常氣憤，但從相關文字可以看出，魯迅當時並無反應。直到11月14日，魯迅才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說：“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後來，魯迅在說到自己為何向《戲》周刊編者“發牢騷”時說：“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同誌，而田漢同誌也就是紹伯先生。”

 

 

結合魯迅書信可以看出，魯迅知道紹伯即田漢是經過一段時間調查的：11月1日給竇隱夫的信、11月5日給蕭軍的信、11月8日給鄭振鐸的信都提到了對“同人”、“上海文人”的不滿，由此可推斷，直到10月底，魯迅才知道紹伯即田漢。也就是說，與“四條漢子”見麵時，魯迅很可能還不知道紹伯即田漢。

 

　　從此，魯迅私人信件中便出現了大量對田漢不滿的文字：1934年12月18日給楊霽雲的信（即著名的“橫站”說）、12月20日給蕭軍蕭紅的信，1935年1月15日和2月7日給曹靖華的信以及4月28日給蕭軍的信。除這些指名道姓的信件外，一些表達對“左聯”同人不滿而未指名道姓的信件，實際上也主要是針對田漢的，如：1934年12月6日和12月10日給蕭軍蕭紅的信、12月28日給曹靖華的信，1935年1月17日給徐懋庸的信、2月9日和3月13日及4月23日給蕭軍蕭紅的信、5月22日和6月24日給曹靖華的信。由此可見，胡風離職後的半年多時間，魯迅最不滿的是田漢，因為這段時間“鞭撲”魯迅的是田漢——直到1935年2月田漢被捕，“左聯”的行政書記一直是田漢。魯迅稱周揚為“元帥”，最早的文字是1935年6月28日給胡風的信，從這以後，魯迅最不滿的左翼同人便是周揚了。

 

魯迅對田漢行為不滿的原因在於：“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魯迅的《答〈戲〉周刊編者信》發表後，夏衍“看後嗬嗬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對此，魯迅的評價是：“‘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田漢化名紹伯的文章已讓魯迅憤怒，田漢的解釋更無疑是火上澆油：“被人詰問，他說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經我公開的詰責時，他隻得承認是自己所作。不過他說：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為的是想我憤怒起來，去攻擊楊邨人，不料竟回轉來攻擊他，真出於意料之外雲雲。這種戰法，我真是想不到。他從背後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氣，去打別人一鞭，現在我竟奪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於意料之外’了。從去年下半年來，我總覺得有幾個人倒和‘第三種人’一氣，惡意的在拿我做玩具。”另外，田漢還說了什麽魯迅“名譽好，亂說也無害”一類的話。

所有跟帖： 

• 其實理解魯迅，並不需要知道這些來龍去脈。魯迅其人，全都在他的作品中。 -雲易- ♀ (67 bytes) () 04/16/2011 postreply 15:43:23

• 這些東東是史實，也不能算無聊。 -8哥- ♂ (115 bytes) () 04/17/2011 postreply 13: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