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政治
一個個人，一個人，是一個尤為部落的和部落化的造物。個人的部落化是一種既古老又現代的，既原始又文明的，既左派又右派的，既上層又下層的現象。
政治生活，通常被稱為“政治”的一切是一種尤為部落化的現象，它遠未消亡，隨著所謂文明的發展在體量上，在形式的多樣性上和在差異的複雜性上都在增長。我們稱之為政治生活的總體――除了其他成分外――經常被分解成行政權，司法權和立法權。
今天，在1977年，――如同公元前1977年一樣――不存在一個適用於全人類的共同法典，而是存在著程度更加複雜和精細的，眾多的和各不相同的部落性法規。每個部落，有其自己的法律。每個部落，有其自己的政府。每個部落，有其自己的司法。
是部落在決定誰――並且怎樣――是一個人；誰出生；誰――並且如何――結婚；誰死亡；哪類約定有效；誰值得活下去；可以和應該把誰絞死，推上斷頭台，綁在電椅上電死。是部落在決定一個男人可以同一個女人還是好幾個女人結婚；一個人是否可以離婚。是部落在決定是否可以銷售電子陰莖，充氣小姐；部落在決定女人的裙子可以短到什麽程度，領口可以開多大。從最嚴肅的事情到最無關緊要的細微末節，今天一個男人，一個公民的全部生活都是由一批非世界性的，而是部落性的正式法律來規範的。
行政權的狀況與此相同。每個部落決定如何，在哪兒，多少，什麽時候和為什麽可以強製要求公民在這裏居住，在那裏工作，去接受這種形式的政府，去承受那種方式的懲罰。即一個個人出生在這個或那個部落，意味著除了別的東西外，他必須受這樣或那樣的法律的約束和支配；必須受擁有這種或那種權力的這樣或那樣的行政人員的領導或虐待；必須接受這些或那些法官們，這類或那類宗教裁判所的審判或是濫用法律。
我們的目的不是在這裏對各種行政，司法，立法權的全部各異的形式和部落變體作出一個重新陳述和全盤否定的分析。我們僅僅想知悉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今天是如何比以往更加受到部落人的領導和統治。政治不是一種海內皆同的現象，也不是個人的，更不是“階級”的，而是部落性的現象。這是一個如此基本的而又鮮為人知的事實。
我們來從“國民身份證”開始，而讓我們吃驚的正是它的部落性本質。也許會有那麽一種世界性的身份證，上麵認同我們是地球的公民。而事實上，是每個“共產主義的”或是“資本主義的”的部落在向她的每個公民頒發身份證，以此來把他們用一種最正式和最有力的手段進行部落化。我們文明中使用的文字證件就如同原始部落的紋身一樣確鑿無誤和正式認可。今天，我們被“身份證”標記著，區分著和部落化著，就如同一個原始部落用一種固定的紋身來部落化她的成員一樣。
正式部落化的方式已經改變，但其實質或事實沒有變。今日的正式部落化是如此之徹底，以至於任何一個個人，如果他的部落不承認他的話，他就不會被認作為人，他就不存在。隻有部落他看好了，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才是人。
一個人以出生和被一個部落承認為其一員的事實，而獲得被極妙地稱之為“國籍”――部落屬性――的東西時，在其後的歲月中他作為一個人被正式的部落化了。這個個人――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隨後，當受到審判時，會變更他的部落屬性――在有些民主不僅是人民的，還是普遍的（三架馬車的共和國）的部落裏，至少在實踐中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還要繼續生活，甚至如果他還願意要死去的話，全部非部落化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部落不願意，一個個人還死不了。我要說的是，如果部落沒有正式承認一個人的死亡，即使他已經去天堂過美好生活了也沒有用，至少對那些親戚們，繼承人們和其它那些在他墳墓的陰影裏準備吞噬他的腐肉的鳥類們是有此效果的。
如果搖籃和墳墓需要部落的正式印鑒才能生效或存在，在兩界之間――每個人的生活――就要沿著部落的，部落屬性的軌道來運行。一個嬰兒，剛出生就要在部落的水中受洗禮並且被認作是愛爾蘭人，日本人，中國人或美國佬，還要經過一個受教育或上學讀書的過程，其中對他繼續以成千上萬種方式進行部落化。
學校和大學的課程教育，其強度或大或小，或是有這樣那樣的變化，今天都是一個部落化的真正過程。在所有的部落裏――無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共產主義的――，都對兒童提供部落自豪感的營養，向他們介紹人類是一個由各部落組成的群體，其中一個部落――即他所屬的――以其優越性而高居於其他部落之上。曆史就是這樣印證的。
部落勝利，殖民帝國，她那無與倫比的可愛富饒的土地，她那舉世無雙勇敢的人們，和所有可以列舉的一切就是這樣印證的。那些回憶起來不是很令人愜意的史實將被塵封壓在地毯下麵，而那些戰鬥的失敗則歸咎於運氣不好或是外國人的凶殘。在學校裏讓兒童們崇拜國旗――部落崇拜的儀式――，在一些國家裏天天這樣做，另一些國家裏是在一些最莊嚴的場合。
另一方麵，今天根據他在什麽部落裏出生，如果這種或那種思想或宗教在該部落裏是正式的，就要以此對他進行諄諄教導。在一個阿拉伯部落裏，就要對他按照部落的解釋進行可蘭經理論的教導；在南非，就企圖用白人種族優越的理念來塑造兒童的大腦；而在俄國，則企圖從兒童的大腦中“清洗”任何一種宗教思想並且尤其是企圖用下列東西占滿他們大腦和小腦的回溝：為什麽沒有任何思想比共產主義的真理和祝福更是真理，――小心！俄國式的共產主義，舉例來說，而非中國式， 那是假的――，也沒有比當值的共產黨部落首長更正確的預言家。
教育不是由一個世界性的非部落化的委員會來規劃的。教育也不是由個人或他的家庭所選擇的。教育和學校及大學的授課是由各自部落采取不同的和相左的方法來規劃的，故而兒童們首先立正相信自己的部落，而非首先相信全人類。
每個部落決定什麽應該教授給每個兒童，什麽應該向他們揭示，什麽應該向他們隱瞞 ――在這裏，開始運作新聞檢查――，主動也好被動也好，什麽應該盡最大限度來堅持學習。誰可以上學，上哪個學校，誰可以上大學，上哪所大學，也取決於它所屬的部落。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官方企圖廢除富有階級的特權，即送他們的孩子上窮人掏不起腰包的地方念書。在非共產黨國家，但卻是社會黨的國家裏，也企圖同樣去做，結果或好或壞。在幾乎所有的現代部落裏從官方都關心資助那些看來有天分完成學術任務的兒童。
對誰進行教育，教什麽，在什麽條件下教，在哪裏教，什麽時候教和教多少，各自部落來決定這些。這個部落可能願意將義務教育進行到14歲；那個部落可以要求某種學業文憑來作為在那繼續生存的條件。教育和課業教授今天是部落的產權和壟斷。
一個部落可以要求男人們，在某種情況下包括婦女，來為部落的軍隊服兩或三年甚至更多年的兵役。一個人要拿起槍，什麽時候和怎樣來做，取決於所屬的部落。
在大不列顛，沒有；在以色列，男子和女人必須要服一個很長的和持續不斷的兵役；在中國，工人們交替地使用著榔頭和步槍（在一些工廠，一天中有幾個小時用於戰爭和遊擊戰的軍事訓練）。
一個人所遇到的政府的類型取決於他所在的部落並因而有所變化。今天在一些部落裏對某些重大的決定通過普選或民眾公決來征詢公民的意見。在大不列顛，圖騰是世襲的，但是要通過投票來選舉執政黨，該黨的領袖將成為首相。
在大不列顛，就國家繼續從屬於歐洲共同市場是否合適一事向人民征求意見。投票之後，那些曾狂呼大喊的人們――英國人也長著聲帶的，並象其他人種一樣用來尖聲怪叫和狂呼大喊，盡管他們自己不相信，而外邊人不知道――接受大多數人的裁決，事情就此結束。
在這種意義上大約有征詢人民意見並考慮大多數人裁決的部落；有征詢人民意見而與之相悖的部落；有什麽意見都不向人民征詢的部落。在一些部落裏允許多各種政黨的存在；在另一些部落裏把這種多黨製視為“資產階級偽裝”；或把它當作混亂，動亂和目無法紀的根源，或把它當作包容了某種部落特性的體製，這體製對另一些部落來講是一雙不合腳的鞋。
每個部落有他自己的政府形式。所有部落一致同意――就如在赫爾辛基部落間協議1975年7月再一次簽署的那樣――每個部落自己來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並且任何一個部落都不應該在這個領域裏企圖進行幹預。所有的部落對這件事都再三強調，因為每個部落，尤其是當時的超級部落（今日或昨天的），知道如何力圖到其他部落的自選政府中去在一切可能的事情當中進行幹預，行事或張揚或謹慎，成效或大或小。
有一些部落，不準許反對派並且對異教徒和持不同政見者進行迫害，判徒刑和判死刑。在大不列顛，不僅容許政治上的反對派，並且非常完善地對他們從憲法上有所規定，通過法律保障並受到鼓勵。索爾仁尼琴，由於敢於公開批評俄國執政者，被他們以反祖國和反共分子的名義驅逐出境。在英國，索爾仁尼琴可以成為一個反對黨的頭頭。
有些部落裏宗教裁判所依然大行其道。宗教裁判所一詞意味著一種野蠻的，殘忍的和墮落的體製，人類已經像噩夢一樣把它擺脫了。但是如果我們要把宗教裁判所定義為“致力於用最凶暴，殘忍和血腥的手段來迫害和消滅那些與嚴厲的和不可理喻的官方正統思想持不同政見者的機構”，而這一家之言又是由一位永遠正確的人來注解的話，我們隻要睜開眼睛看一看就會發現，在一些部落裏，這種現象今天像昨天一樣繼續大行其道，並且依舊“花團錦簇”。
赫魯曉夫本人指責斯大林像一個野蠻的宗教裁判所的判官一樣把所有他認為是反對他那斯大林思想一貫正確的偉大理論家的人的頭都砍下來。宗教裁判所今天在俄國依舊盛行――盡管使用的手段已不是那麽殘忍――並繼續將那些公開批評執政者和當前的蘇聯部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的人們關進監獄或是宣稱他們是神經病人。就迫害持不同政見者這個意義來說，在大不列顛已經不存在宗教裁判所了，因為對他們已經不再毆打，而是付薪水。
盡管如此，在中愛爾蘭，那也是大不列顛的國土上――愛爾蘭人不願意聽這些――那裏依舊有某種宗教裁判所在運行，不經審判就將英國人認為是恐怖分子的愛爾蘭人關進一種集中營，而這些恐怖分子，被他們――愛爾蘭人――當作英雄，是解救他們認為是被不列顛人強占和搶走的的那塊土地的解放者。宗教裁判所是一個部落機構，在這個部落有，在那個部落就沒有；或者是在這個部落帶有這種特點和變化而在另一個部落就會有另外一些特點和變化。
今天比過去更有甚者的是，一個人的生活受到他所從屬的部落屬性的規範和引導，保護或這樣那樣的迫害，這些不是根據他的真真實實的願望――盡管他這樣認為和宣稱。
在某個部落允許離婚，同性戀，墮胎，而在另一個卻不允許。在一些，今天稱之為“放縱的”部落裏充斥著黃色的狂歡活動，脫衣舞，各種各樣的色情娛樂。麵對這些“放縱的”部落， 一些國家對於色情問題建立了一套嚴厲的和詳盡的審查措施。
兩個學生在公開場合親吻可以成為他們被逐出校園的理由。一夫一妻製下的人們想要在色情文學中滋補一下，想要在色情影院中，在夜總會，在脫衣舞廳中那種自然的和反自然的性欲的全色調的場麵享一下眼福；那些想花點錢撥打“生活之女”――以及諸如此類的綽號――電話來愉悅享受一下的人；那些尋找這類色情消遣的人們在法蘭克福，東京或巴黎這些城市裏都能找到充足飼料，但是在一些城市卻不行。
在一些部落裏實行著“資產階級的縱欲” 而在另一些部落是“革命的貞潔”（在此重申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評判宗教裁判所的價值，他的用處或危害性如何如何， 也不是要評判多黨製，更不是要評判革命的貞潔論）。我們僅僅想讓人們意識到政治――官方對個人生活的規範――，是一種部落現象，因而一個人你具有這個部落的部落屬性你就可以離婚，而如果是另一個部落的部落屬性就離不了；或者說，你可以投票選舉一個在這個而非另一個部落裏來執政的政黨。
每一個人他是四麵八方都部落化的，盡管他並不意識這種狀態，或至少他對這種以他為目標的部落化全部的廣度和深度並不意識。
每個部落，有她自己的政治。一個人可能在這個部落感到得到一種有教養的，熱情的，服務周到的警察的保護而相反在另一個部落卻成了各種各樣的濫用職權和大發淫威的對象。在大不列顛，不止一個外國人驚奇地發現和讚揚一些有教養的，熱情的，服務周到的警察，他們在通常的情況下連手槍也不佩帶。
相反在大不列顛的愛爾蘭地區，城市的街道上卻遍布著頭戴鋼盔，手持步槍的士兵，在離市中心最近和擠滿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大道上穿行時汽車總是要遇到坦克。
政治在本質上和程度上從這個部落到另一個部落就產生變化的一個分支是信息。
現代部落可以擁有強大的機製使之具有更大的力量，更鞏固和堅不可摧。由於使現代國家得以存在和運轉的相同的機製和自然法則，一個“原始”部落可以存在和運轉。但是原始部落缺乏某些現代的技術手段，諸如通信的手段：報紙雜誌，電台，電視。
對報章雜誌的一個全麵注解使我們發現了它的部落本質和特點。一份報紙或一本雜誌，它的名稱本身就可以揭示出它是屬於哪個部落的：納瓦拉日報（Diario de Navara,）, 加裏西亞之聲(La Voz de Galicia)，牛津時報(Oxford Times)，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在另外的情況下，報名具有世界性的外表，例如：泰晤士報（The Times），國家報（El Pais），世界報（Le Munde）。這種表麵上的普遍色彩是一個隱藏著極其獨特部落性的假麵具。Le Munde――世界報――事實上，那不是德國的更不是烏幹達的，而隻是法國所看的－所感覺的－所認為的世界。
此外更有意義的是一個這類的過分的和不正確的報名：再一次揭示了一種將世界和自己的部落攪合到一起的部落直覺傾向，或是，至少直覺地感到真正的世界，世界上最好的，第一世界就是我的國家――在這裏，就是法國――。國家報以類似的方式揭示了一種下意識的傾向即感覺國家――如此出眾的――是我們的。（同樣的方式講母親的時候，說的是我的母親；講國王， 指的是我們的國王，等等）。
如果一個人觀察，比較和審視不同報紙或雜誌的內容，就會在每頁每張上繼續發現新的部落性的成分。 Le Monde在頭版以大字標題突出刊登有關法國的（政治的，文化的，體育的及其它的）事情和／或流言蜚語，而這些可能僅僅出現在倫敦的Times內頁上的小方框裏，並且也許Pravda報連提都不提此事（Pravda要表達的是真理的意思，但是很自然它所解析的是從（－蘇聯的，要理解明白，而不是阿爾巴尼亞的或中國的－）人民利益出發。
被這個國家的這張報紙讚譽為人類所取得的新的征服的同一件事情，另一個國家的另一家報紙會把它譴責和詆毀為對人類的嚴重犯罪。每個國家每天上的倫理課，不是一個全人類一致的倫理，――盡管每張報紙善意地以為是那樣――，而是一個有益於其本國的倫理。
因而中國的報紙以經常給蘇聯人上高深的當代倫理課而見長；蘇聯人的報界一有可能就給全體人類，尤其是給美國人和中國人開設倫理講壇。美國的新聞界讓蘇聯人記著他們侵犯人權，蘇聯的報刊請美國人記著他們的種族，殖民地和勞工問題；正是這樣，每個國家的新聞界在給別的國家提出總體的高深倫理建議時，總是不吝賜教的。
的確如此，某一個政黨――政府可以控製該國的新聞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刪掉一些大眾所關心的信息，以一種寡廉鮮恥的手法歪曲事實和用一些他們所願意的最單調和煩人的廢話來教訓那些備受折磨的讀者。而另一些黨派――政府允許一定程度的批評，但是不包括對國家的那些高層人士。
在這裏官方對這家或那家報刊的新聞檢查，我們不感興趣。在這裏我們感興趣的是部落人自然的和下意識的新聞檢查。編寫Pravda 的人是蘇聯人並且是寫給蘇聯人看，與此同時，那些編寫Le Munde的人是法國人並且是寫給法國人看的。這就無論其願意與否，是由作者和讀者們對他的國家或其他國家所懷有的不同熱忱和興致在背後所強加的導向和檢查。
在西班牙閱讀《國家報》，《ＡＢＣ報》或任何一份其它西班牙報紙的普通讀者，在對這些東西的狀態毫無意識的情況下，每天一讀報就對自己進行著部落化，就如同每天吃西班牙飯菜或收聽這個國家的頻道而進行部落化一樣。
新聞是部落化的一個重要的現代機製。由此而來，為巴斯克地區，加裏西亞，安達露西亞或加泰羅尼亞投放新的出版物――報紙和雜誌―― 的本能興趣就是要增大上述區域的部落性的係數。 當一個國家原來受到強製和壓迫的部落情感重新自然地沸騰起來時，出版物就將如同雨後春筍，這即是這種情感狀態的原因和後果。
在這種情況下，這張報紙傾向於發泄出一種揭示過去受壓抑的部落自我讚譽式的頌歌。可以將一個地方的當地人拆散，但是企圖壓製或禁絕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熱愛-激情卻是徒勞的和適得其反的。
移民或流亡者，當他們身據國外的時候，誰要是留給他們一份故土的報紙和雜誌，即使是早已沒有任何時效性了他們也是非常珍惜。如果他的資財允許的話，他會預定故土的某種報紙或雜誌，在這時候他會意識到他出生之國的報紙同僑居之國的報紙的內容和焦點是如此的不同。移民或流亡者，當收到或買到一份他們國家的報紙或雜誌，他感到一種部落激動，這是每當接觸到從“他的故土”帶來了任何一種東西就能引起的一種情感。
報紙有助於對讀者的思想以及他們的情感進行部落化。一個西班牙人，習慣於早上把一杯加奶咖啡和部落消息作為早餐，而一到烏幹達，莫斯科或檀香山，就覺得“缺點”什麽通常有的東西並且滿懷幻想的要在某個報亭找到一本已經發黃的，早已過時的雜誌，那裏會告訴他鬥牛身上發生了什麽。任何一個跟蹤自己部落報紙的本地人，當處在“外國人的國土”上時，失去了這個精神上的，倫理上的，每日的食糧後，都會有此同感。
一個身處美洲，亞洲或非洲的歐洲人，當閱讀這些大陸的當地報刊時，會發現歐洲的事件，興趣或變化在當地的版麵上或標題上幾乎沒有反響。當每天看報紙的時候，這個歐洲人頭腦裏輸入信息把歐洲作為世界興趣的中心，而在歐洲他的國家是興趣的中心。現在他發現對他的國家連提都不提，整個歐洲縮減成內頁的幾個專欄或幾行字。在這個時候他感到是個歐洲人和在這個時候歐洲是他心疼，他的歐洲淪為殖民地和支離破碎。
如果歐洲人想把他們歐洲的碎片重新聯合起來甚至從超級大國的經濟－軍事的，等等的統治下解救出來，可以從創建一家歐洲報刊開始。這家報紙，其目的就是拯救歐洲並且容許她獨立行事無需像現在這樣每走一步都要向他們的主子請示。
在Times,Le Monde, La Stampa和Die Welt開始每月出版一些題為歐洲的插頁，由這四家報紙的記者來撰寫稿件。就如共同市場一樣，這是 一項值得稱讚的良好意圖，但是，也僅僅不過如此而已。
我在這裏，作為人類學的研究者，不承擔向歐洲人或是非洲人提忠告的義務。但是我本可以發現報刊的部落本質和作用，科學地向歐洲人證實，如果想擺脫殖民化並將歐洲團結起來的話，就應該嚴肅地想想創建一份美國報刊那種風格的歐洲報刊。
歐洲報刊自然的沒有反對西班牙報刊的道理，就如同一份納瓦拉報刊沒有反對西班牙報刊的道理一樣。在各種範圍上發現種族分離的原則是必不可少的，以此避免陷入到每日報刊上所充斥的天真和荒誕的信口雌黃。一份安達露西亞的出版物對安達露西亞地區發生的事情優先而不是對加泰羅尼亞地區或加裏西亞地區發生的事情優先，這是合情合理的。相反一份加裏西亞的，卡斯蒂亞的或安達露西亞的出版物相互對立並反對西班牙報紙，才是不合邏輯的 (請仔細注意，我講的是不合邏輯，而不是說不可理解，更不是可該責難的)。
麵對牛類世界，如果鬥牛和奶牛是編輯和讀者的話，報刊上突出的就是牛類，那麽合乎邏輯的是驢子們――假如有驢子的報紙的話――在標題上和首頁上突出驢類。相反驢類報紙開始攻擊哺乳類或四足類動物的世界是不合邏輯的，因為，這樣不幸的是“它們自己往自己眼裏揉沙子”。驢子不是一頭鬥牛，在這種意義上有區別和對立，但是驢子是被包含在哺乳類之內的，無論它們是否喜歡，它們是和鬥牛以及豬類同屬一類；因而不應有對立而是應該合成整體。
報紙，今天，盡管有其不可避免的部落特點，但它對讓讀者放眼世界，對人文環境，對成為地球居民的認知上是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每當這星球上任何一個角落裏的識字的――今天上百萬人的這種能力仍然在蒙昧狀態下――的居民在進早餐的時候，就知道了發生在各個當代部落圈子內的人和最重大的事件。
肯尼迪或費薩爾國王遇刺――布魯托的嗜好遠未消失――後幾小時，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就知道和開始評論這件事了。用他那無法預見的“離開”，阿明（烏幹達前總統－譯者注）使英國，俄國或美國陷入尷尬之地，而幾小時後，我們星球上的任何一處聊天室就在評論這出部落間的新劇會有什麽樣的結局。
所以，通訊手段的迅捷今天有助於使上百萬的讀者把整個地球視為一個巨大的劇場和一場宏大的奧林匹克比賽，在那裏，各個部落表演著和競賽著，沿著永遠難以預見的和滿懷興致期待的悲喜劇的軌道發展著劇情和比賽。早間的報紙注意美國新的“衝突”，俄國最近的“牌局”，以色列新的“什麽”。讀者興致勃勃地跟蹤著部落間每日的競賽遊戲，其中你的國家可能與其說是旁觀者不如說是參賽的選手，甚或是強國遊戲的對象（而非主體）。
無論是什麽情況下，報紙今天容許讀者知悉在世界範圍內部落之間發生的一切事情，盡管經過了你部落的仔細篩選，介紹給你的還是一個世界的全貌。
如果有一天人類擁有了一個世界範圍內真誠民主的政府（而非所謂的聯合國的良好願望，在那裏超級大國否決非強國投票表決的結果。強勢部落的否決權統治者弱國的投票權）和有一份從人類的角度來編寫的報紙，那麽就在全人類大家庭相互了解，溝通和發展上走出了嚴肅的一步。對人類自己實行非殖民化和進行解救的這一真誠願望越來越強。
一份從人類角度來編輯的報紙將是一個重要的機製，它明顯有益於塑造一個首先具有人性的，其次才是歐洲的，西班牙的，安達露西亞的，塞維利亞的，雷布裏哈諾的人。這一天，這個雷布裏哈諾的人可能會讀一份雷布裏哈諾區的日報，一份塞維利亞市的日報，一份安達露西亞自治區的日報，一份西班牙的日報，一份歐洲的報紙，而且此外還有一份人類大家庭的日報。
在這裏，我再次講,不想提出任何倫理的或烏托邦式的勸說。簡簡單單地就是揭示報紙作為部落統一-對立這一最重要的領域裏一種機製的本質和作用。報紙，同眾多的其他人類現象一樣，是部落性的原因和效果，並且，間接地――至少到目前為止――是人類的原因和效果（人類一詞在此理解為小寫，作為“那些傾向於將所有的部落都統一及合並到一個社會的獨特的能量，麵對其它動物種類，這個社會要擴展到所有的人――全人類，大寫――”）。
在耶穌基督出生的好幾個世紀之前，一些國家和個人就已經擁有作為傳播思想，流言，錯誤和謊話工具的文字和語言。相反，人類和各個國家直到本世紀才擁有像電台和電視台這樣革命化的發明。這些新的技術手段沿著 和Ｂ．Ｂ．Ｃ（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一樣或相似的部落軌跡來發展，即在他的第一個字母就自我表明是一個部落性的電台電視台頻道。不是單純的B.C.,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而是British B．C．O．R．T．F．就如同申明是一個部落的某種東西而非其他部落的一樣。Ｒ．Ｔ．Ｖ．Ｅ．帶有西班牙的Ｅ．依此類推都是這樣。
沒有一家電視台不是部落化的，和不是作為部落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的。（這裏我們碰到了一個新的例證，來驗證我們有關部落性的一個論點：“部落性基本上始終是一樣的，但是今天她掌握了嶄新的，現代的手段而使她更加得到鞏固”。）納瓦拉之聲 （La Voz de Navarra）對納瓦拉的發生的事和對吉布斯科阿，或是塞維利亞發生的事情不會采取同樣的興趣，注意和關注。
法蘭西英特報（France Inter）不會拿出相同的版麵也不會給相同的待遇來象報道法國的事情那樣來報道發生在德國的，或是巴拿馬的事情。每天經常收聽法蘭西英特的法國人，不經意之中就更加地被部落化了，而更是如此的就是，當他講法語，用法郎付款，參加法國人的罷工，吃camembert奶酪，喝Pernod酒,聽吉爾伯特.貝考特或是吉斯卡爾.德斯坦講話……一個現代國家，尤其在國家一級上，比如法國，她所擁有的部落化的各種機製是無法想象的，而美國，或蘇聯就更有甚者了。
電台，作為部落化的一種機製，有它獨有的特殊的手段和獨有的能量，在許多方麵都是報紙所無法比擬的。報紙將上百萬的文盲拒之門外；它要人們周期性地掏出比亞斯特拉斯，盧布和部落所流通的其它貨幣；需要光線照明和幾乎是專一的投入來閱讀。相反一個文盲可以收聽廣播，一邊駕車一邊聽，無需光線，也不需要塞進幾個先令來讓裝在他車上的收音機運轉發聲。
電台以眾多的方式來對個人實行著部落化。他們有本國語言來播報新聞，用國家的播音員，編輯和評論員，內容和形式純粹是部落性的。觀察和比較西班牙國家電台的一個新聞時段――同一日期和時間――把它同Ｂ．Ｂ．Ｃ．的，同烏幹達國家電台或人民中國的加以比較，就可以確定我所肯定的內容。
電台作為部落化機製其最基本的成分也許就是音樂。一個歐洲人收聽到一個埃及電台並聽到一段阿拉伯音樂，他會認為那是單調和煩人的。電台當持續不斷地在印度，播放印度音樂，在歐洲播放歐洲（此外還有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法國的，加裏西亞的，等等）音樂時，他是在為對每個人進行部落化在做貢獻，這些音樂過去在一個“原始的”世界裏或在發明這個物件之前，隻能在有數的場合下（宗教的，喪葬的或節慶的儀典）上才能聽到。
每家電台數年間都要保留一些開始曲。這些開始曲被這個國家的一個個人無數次地收聽後就會深深地印刻在這個個人的心坎上並產生積極效果。正因為此，一個西班牙人在外待了多年後，作了如下承認：“多少年之後，一聽到祖國的這段短曲，我就激動不已。”這就是部落激情，在這種場合下那是由自己國家電台的一段開始曲所滋養的。
電視台，除了播放音樂和新聞之外，還傳播形象。它瞄準了人的兩個接收器官，並使一些有血有肉的先生們出現在這個玻璃晶體的器具上，電視機獲得了神秘匣子的特點。人們――很理智地――知道有一個――技術的――機關，但是看來――非常激動地――收看到勃列日涅夫，卡特，巴勃羅六世和迪克．麥迪納“真真地就在那裏”。
與報紙和與電台一樣，電視台植根在一個國家，同時植根在一個國家的電視觀眾之中。電視，一個吸引大眾――這裏不含本詞通常所有的貶義――和變成如此家常的東西就像廚房物品一樣，它突出地和從一些新的可能性方麵使電視觀眾更加植根於他的國家的昨天和今天。
在熒屏上首先出現的是國家（自己國家的）的主角：胡安．卡洛斯一世，卡密羅．塞斯托，塞韋羅．奧丘亞，菲利克斯．羅德裏格斯．德．拉．弗安特，羅拉．福羅萊斯，卡密羅．賽拉，或是安德雷奧地，阿爾多．莫羅，恩裏克．貝林格，菲德裏克．費裏尼，馬西莫．拉涅裏或是相反，瓦勒裏．吉斯卡爾．德斯坦，弗蘭索伊思．密特朗，喬治．布拉森斯……（均為西班牙，意大利，法國70年代末的各界名人—譯者注）。
每個國家的每座電視台日複一日地將這個國家政治，體育，宗教和文化界的“頭麵人物”，“小人物”，“明星”或“大牌明星”塞進各個家庭。國家每天進入到每個最遙遠或孤立的家庭。福費托，堂．西古塔，蘇亞雷斯和伊薩貝爾．特奈裏成為西班牙化的強大機製。
當一個加裏西亞人，一個安達露西亞人，一個卡斯蒂亞人，蓋塔利亞的一個巴斯克人或是塔拉薩的一個加泰羅尼亞人用比塞塔收款和支付時，這些貨幣日複一日地，月複一月地，年複一年地正在對他們進行西班牙化，正如盧布每天每日地對所有使用這些貨幣的人進行俄羅斯化，或裏拉對一個拿波裏人，對一個熱那亞人或對一個威尼斯人進行意大利化。
當電視台每天報道著那個具體國家的人物，事件，重點文物，傳言或所有有關的一切時，它正在從這個水平上以一種天真的電視觀眾毫不知曉的權力進行部落化的行動。Ｂ．Ｂ．Ｃ．進行不列顛化，Ｏ．Ｒ．Ｔ．Ｆ．進行法蘭西化，Ｒ．Ａ．Ｉ．進行意大利化，並且我們星球上的各個電視台都是如此。
一個吉普斯誇人，塞維利亞人或是阿維拉人每當用西班牙語講話，祈禱和發誓；每當吃西班牙飯；每當用西班牙錢支付；每當用西班牙語做怪樣；每當用西班牙語肯定，堅持和發誓說他不是西班牙人時；每當用西班牙語進行思維時……和每當他打開“電視”時，塌就正在進行西班牙化。
對一個布列塔尼人，一個馬賽人或一個巴黎人來講同樣如此，當他每日在街上，在語言上，在貨幣上……和在Ｏ．Ｒ．Ｔ．Ｆ．上得到法語的服務時。電視台對一個個人從他的幼年就讓它植根在一個確定的國家裏。那些孩子們，也許對上學老大的不願意，甚至不逼迫他，他就不去上學校，可是卻如蒼蠅逐蜜般地對電視著迷。沒有必要強迫他們去看“電視”節目，而是也許要爭吵著將他們從這即讓他們又使成年人兒童一樣地著迷的物件前“拔走”。
在電視時代之前，一個兒童和他本國的另一個兒童很少有什麽共同的東西。今天，利物浦的一個孩子和本桑斯的另一個孩子擁有不列顛統一的一個新成分：Ｂ．Ｂ．Ｃ．每天播出的兒童節目，小醜，虛構故事的小主角，主持人。
一個塞維利亞的孩子，一個聖塞巴斯提安的孩子，一個加塞雷斯的孩子看著福費托，卡比，米利奇的表演，欣賞著和參與著“大汽車”，“一個球，兩個球，三個球”，等等的節目，他們同時就被西班牙化。
在電視時代之前，一個農民，一個市民，興許永遠看不到他們國家的“大人物”，也不會上劇院，更不會去一個節慶禮堂。今天，任何一個農民，無論是阿斯圖裏亞斯的或是科爾多瓦的，看到了蘇亞雷斯（西班牙當時的首相――譯者注），參與到“一，二，三”的節目中去，看著布埃羅．巴耶霍介紹他隨後要演出的節目，參與到例如伊尼格主持的歡慶表演中去，並感到就在弗羅裏達公園（西班牙國家電視台的一處的演播現場－譯者注）嘉賓身邊，那些人是國家的“名人”，等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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